父親陳銅民曾告誡陳可辛：電影是商品，需要收回成本，因此不可以成為藝術，除非你的藝術可以讓大家都懂。
也許這多少影響了陳可辛日後在尋找他的電影故事時，總想要一些「具體的、與生活貼近的東西」——這明顯地體現為他的鏡頭裡，那些大人物或是市井小民所共有的，人性的部分。
不論是出於自覺，還是多年經驗養成的慣性，在他的故事裡，最重要的永遠是人。
講奮鬥精神的《奪冠》裡，也是有「人」的存在與演變的：
從「女排沒有『我』，只有『我們』」，到「你不用成為我，你要成為你自己」，在鐵打的隊伍背後，個體的人格悄悄完成了一場覺醒，成為人物在冠軍路上前行的內在動因，是故事推進過程中一抹人性的底色。
一段異國超市裡幾乎無臺詞的內心戲，描述了中美比賽後受到質疑甚至謾罵，表面波瀾不驚、內心卻早已失神的郎平：捧起的西瓜，是形如排球的詛咒；超市稱重臺上指針的搖擺聲，也和賽場上冰冷的比分牌翻動聲如出一轍。
在影片講述的最後一場大賽——2016年里約奧運會對抗巴西隊的決勝之戰中，第5局才出現來之不易的勝利時刻，電影音效卻選擇了寂靜無聲。不同於1981年日本世界盃首奪冠時大街小巷震耳欲聾的歡騰，這一刻的成功，退守為了一種抽離的旁觀、一種瞭然於胸後的釋然。
這些隱藏在主線後的細節，可以理解為創作者出於人性角度的觀察和解讀，留下了個人印記。
導演黃建新曾談起陳可辛與其它香港導演的不同：他認為一般來說，香港導演對於觀眾口味的直覺很快，會根據市場適時變化，不太會固執己見；而陳可辛「有一種固執的，對人性的敏感」，一種「可貴的，內心深處的感知」，因此他的電影一般也不會「只走情節」。
有了這樣敏感的觀察，下一步便是將其轉化為合適的鏡頭語言。從這一點上來看，陳可辛的表達思路類似於一位人像雕塑家：面對的創作主體永遠是人，每一刀的雕刻，都是為了逐漸凸現出人物的輪廓，所有的故事情節，也都悉數埋藏在了這尊人像中；於是人成了故事本身，故事也揭開了人的面貌。
每個人物單獨拿出來都可以獨立成一尊雕塑作品，是這種手法的終極目標。這當然不是陳可辛的專屬，但可能已成為他的一種創作傾向。在他曾執導的《如果·愛》《武俠》等影片中，每個主要人物都給人一種撲面而來的「雕塑感」：或有一種招牌動作、一個代表性表情，或有鮮明的性格、執著的信仰；正如米開朗琪羅的《大衛》象徵了力量與徵服，古希臘的雕塑《拉奧孔》傳遞了悲劇與痛苦。
陳可辛在《奪冠》中延續了這種「用說人來說故事」的思路，客觀上也給了「中國的體育片應該怎麼拍」這個問題一種可能的答案。不能說這道題已經解答得十分完美，畢竟客觀地說，《奪冠》的邊界感讓人物的塑造不夠完整，超出生活的藝術化部分也確稍有尷尬，但作為一次試新，總能為後來的同類型電影提供樣本與思考。
陳可辛曾在一次採訪中坦言：「找我拍中國女排後，我其實有點奇怪，這麼好的題材為什麼這些年都沒人拍？」
確實，國內的體育電影仍處於摸索的狀態，來自各方面的難度可能讓多數影人卻步。但同時，《奪冠》過後，《獨自上場》（即《李娜》）也進入終剪；隨著體育題材逐漸進入大眾視野，也許會鼓勵更多的導演進入這一領域，並嘗試不同的創作思路。
在開拓新領域這件事上，陳可辛已經不是第一次經歷。
父母都是泰國華僑，陳可辛從小的生活輾轉於泰國與中國間，加上大學時在美國的求學經歷，讓他的成長伴隨著來自亞洲、世界不同地區的文化影響。
1998年，陳可辛為美國夢工廠開拍自己的首部好萊塢電影，美國版的《甜蜜蜜》——《情書》。2000年，陳可辛成立Applause Pictures，力圖用「泛亞洲」的合拍理念，來為香港電影找到新的發展方向。
《見鬼》和《三更》系列是「泛亞洲」理念初期階段「扭轉局勢」的功臣，鬼片的類型多少出乎了陳可辛的計劃，但也從口碑和資金上為公司打下了繼續探索的根基。
直到2005年，陳可辛首部進軍內地的作品《如果·愛》上映，影片不僅從合作拍攝模式上，也從音樂劇的形式上，邁出了引人注目的一步。陳可辛晚於一些其它香港導演的「北上」發展之路，卻意外越走越順。
這也許和他獨特的個人生活背景、中西方文化理念的交融不無關係，也可能因他「儘量去生存」的求生哲學，誤打誤撞闖出了一條路。
到了拍攝《奪冠》的契機，這種國際資源與文化的藩籬依舊在被試圖打破。
比如演員方面，可以看到前日本國家女排隊員中道瞳、前美國國家女排隊員洛根·湯姆、前巴西國家女排隊員傑奎琳·卡瓦霍等國際頂尖排球運動員參與本色出演。同樣的，在拍攝《李娜》時，為還原李娜2014年澳網奪冠場景，陳可辛邀請了李娜曾經的對手，斯洛伐克網球選手齊布爾科娃來到武漢參與拍攝。
其實，國際合作在中國電影屆已成常態，打破地域限制、為拍攝爭取更廣泛的資源，是大勢所趨。而在解決了資源流通的問題後，更重要的也許是消除各種意義上的固步自封，從內心獲得更寬闊的視野。
《奪冠》裡有一段郎平教練對隊員提出的「靈魂拷問」：如果不是為了父母、不是為了成為別人，那麼想想自己「為什麼要打排球」？
雖然直白得有些令人尷尬，但能在這樣的電影中保持這樣的發問，已經十分寶貴。具有人類共性的問題，更容易得到不同文化背景人們的共鳴，更值得被放大探討。
一種牽強的猜測是：陳可辛在《奪冠》人物的心路歷程中，亦契合了自己的一部分心境——「身份模糊」的他也在尋找著自我認同，面對榮譽或失敗，能確保自己不被打倒的，只有發自內心的自信和底氣。
不止是陳可辛，我們每個人，都是這個問題的被拷問者。
也許這就是為什麼，《奪冠》中郎平的這句臺詞（大意）會成為近日被熱議的金句：為什麼中國人曾經那麼看重一場比賽的輸贏？是因為我們的內心還不夠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