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大人就教導我們，不要說髒話，說髒話是不對的，然而我們卻從小就會說髒話，雖然在大人面前，我們可能不太敢說。對於髒話，我們好像都是無師自通，但又並非得之天授。
一個更為顯見的事實卻是，從古到今，任何一種語言與文化當中，都不曾少了髒話的容身之地。這些紮根於生活中的汙言穢語，甚至是每種語言和方言中最能產生身份認同、最具有活力的部分。
為什麼我們明知說髒話是禁忌行為，卻依然忍不住做這件事？
說髒話是人類的本能嗎？
人類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說髒話？
一般我們會在什麼時候說髒話？
男人和女人說的髒話有何不同？
說髒話，對我們有什麼益處？
以上這些問題都可以在《我們為什麼會說髒話？》這本書中找到答案。
髒話的文化史
文 | 埃瑪 · 伯恩
來源 | 《我們為什麼會說髒話》
轉自 | 南京萬象書坊
什麼是髒話？
歷史上的髒話往往是以發誓或詛咒的形式出現的。在當時的人看來，這一類詞語中蘊含有某種靈驗的效力：惡語既出，可以呼風喚雨，變天降災。
現如今我們說髒話，其實打心底裡並不相信它有實際的法力。就比如罵某人「日你祖宗」的時候，大概私下裡是不會想著讓此話一語成讖的吧！雖說天打雷劈、七十二變的神力不存於人間，然而每當髒話出口，我們依然盼望著它能幻化為一道無形的劍氣去挫傷對方的銳氣。也就是說，惡語也好，咒罵也罷，仍在源源不斷地從迷信和禁忌中汲取能量。
但問題又來了：現實生活中的髒話不光被作為攻擊和侮辱的武器，而且被用於表達人自身的憤懣不平、親友間的同仇敵愾，或是親暱的調笑、逗樂——這點在調查研究中已經得到了反覆印證。髒話的功用如此多元，真是像滑溜溜的泥鰍一樣令人抓不住要害，該怎麼剖析、定義它呢？我在翻閱了數百項相關研究之後，得到了兩條學術上通用的髒話定義：第一，情緒激奮的情況下使用的詞語；第二，指代普遍禁忌的詞語。回想一下您所知道的髒字、髒話，應該全部符合這兩點。
髒話的語言學研究
要想得到更為確切的髒話定義，我們還得訴諸語言學的研究。首屈一指的髒話語言學專家得屬斯德哥爾摩大學的芒努斯 · 榮（Magnus Ljung）教授。他在2011年發布的《跨文化的髒話語言學研究》（Swearing：A Cross-Cultural Linguistic Study）中根據數千份調查樣本，總結出髒話具有以下共性：
包括「日」「屎」等禁忌詞；
不指代或預示實際行動；
大體遵循一定的語式；
情感性強，具有表現即時情緒的作用。
班傑明 · K. 伯根（Benjamin K. Bergen）則在他的著作《我操，什麼玩意兒》（What the F）中指出：對比全世界7000餘種語言中的咒罵習語，不論在類型、用法還是使用頻率上都存在廣泛的差異性。例如，俄語的詞形變化繁複，往往能將個別髒字演繹得出神入化——而溯其根本，幾乎無不與對方母親的私德息息相關；又比如，由於日本文化總體缺少「排洩物禁忌」，在日語中不但鮮見與「放屁」「狗屎」對應的髒話字眼，諸如「微笑便便」一類的表情文字還能輕鬆走紅。這並不代表在日本就可以暢所欲言了——就拿「気違い」一詞來說，大致可以譯為「神經病」或「智障」，屬於情節嚴重的屏蔽詞。又如「くたばれ！」（譯為「見鬼去吧！」），也必須在廣播節目中加以消音。
文化以語言為載體。文化存異，則必導致髒話的式樣不同。伯根在他的書中提出了所謂的「老天／日／屎／黑鬼分類法」（Holy Fucking Shit Nigger），即依據各語言中最常見的髒話指代對象，將其歸入一類。大多數語言都可歸為前三種（宗教類、性交類或排洩物類）之一。以我個人調查的經驗而言，似乎世間鮮少有以最後一類——污衊歧視類——作為髒話語彙之主體的例子，也有個別語言將動物名稱歸為禁忌的。比方說在德國，將人叫作「蠢牛」（daft cow）會被罰款300至600歐元；叫「昏豬」（old pig）的話，則罰2 500歐元。荷蘭語則習慣將疾病劃入「不可說」之列——光憑指著警察先生的鼻子咒人家患癌不治（Kankerlijer），就能被判入獄兩年。
是否能從詞語的表徵中得出髒話的某種共性呢？伯根從常用的美式俚語研究開來，發現英語中簡明扼要的髒話語式並不適用於法語以及西班牙語。從聽覺感官上看來，髒話似乎也不具備恆常的特性。在一國最平常不過的字眼，往往到了另外一國就在不經意間大大地犯了禁忌。
如此看來，不論字詞長短，字形狀貌，還是讀音特徵，都不足以作為我們判別、定義髒話的憑據了。於是有些語言學家另闢蹊徑，企圖在「局部大腦活動與髒話的關聯」一題上大做文章。《話語，一種有關思想的東西》（Language，the stuff of Thought）一書作者史蒂文 · 平克（StevenPinker）從語言學和心理學的角度做出這樣的判斷：髒話並非「真實意義上的」語言——負責「高層級思維」的大腦皮層是不生產髒話的。髒話真正的誕生地，是皮質下層負責支配行動、情緒以及其他肢體行為的結構。直白地說，人類的髒話行為，應該更近似於原始動物的叫喊，而非正常語言。
鑑於有關方面新近的科研進展，我必須對這樣的觀點提出質疑。髒話與肢體行動同出一脈，確實不假，但是依照平克先生的定義法，似乎髒話行為理應被斥為原始蒙昧的殘餘，活該要被進步的人類所擯棄。放眼望去，在當前的學術研究領域大量的結論認為：髒話與我們的個體息息相關，與社會共同生息，實為人類鮮活的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環。髒話的內涵遠不止於野性的嚎叫——它們傳達的是複雜的信息、社群性的語言，承載的是個人的情感、集體的文化。
我們要髒話確切的定義，何不拿本詞典翻翻？可惜，古往今來的詞典極少對髒話做直白的註解。1538年託馬斯 · 埃利奧特（Thomas Elyot）爵士在編寫詞典時，十分確信將有無賴之徒專門為鑽研市井的下三爛而來，於是在自序中義正詞嚴地寫道：「倘若不事正念，求索醜陋，剝翻典籍，以飽惡俗者，自可另覓他處。」
編寫《英語大詞典》的塞繆爾 · 詹森（Samuel Johnson）聽聞兩名上流女士對其詞典省略「滑稽之言」的讚譽，反倒質問：「汝等豈非遍尋未得乎？」
到了維多利亞女皇治下拘束極盛的時期，《牛津英語詞典》中連「褲子」（trousers）一詞都被歸入「不堪言」之列。等到20世紀，瀆神以及種族歧視的咒罵已然步入各大詞典的廟堂，像「肏」（fuck）、「屄」（cunt）和「撞了邪」（the curse）這樣的字眼卻仍被拒之門外。說到這裡，有個挺有意思的現象：英國的文化關於月經發明了大量的隱晦用語，就比如「撞了邪」，還有「漲紅潮」（the crimson tide）、「家裡鬧仗」（Arsenal playing at home）、「請人刷牆」（having thedecorators in），但從沒人想過拿它造出些罵人的詞來。我所知道的唯一的案例，是牙買加土話中講的「bloodclaat」或者「rassclaat」。話再說回來——在編寫詞典的過程之中依禮數之需，擅自脫漏現實生活中髒詞的做法，一直延續到20世紀下半葉。1976年美國《韋氏詞典》再版時，刻意簡略了「dago」（拉丁大哥）、「kike」（猶太狗）、「wop」（義大利歪潑）、「wog」（瘟鬼，指非白種人族群），並在前言中聲明：「切實有害於人種以及民族和諧的惡語語彙，考慮其使用頻率在當下確實已呈越發降低的趨勢，本詞典決定不加以收錄及註解。」
髒話與社會禁忌
那麼究竟哪些詞句為「髒」、為「俗」，由誰來做判別呢？實際上我們都在做。在各自的社群和文化圈內，我們每個人都有判定語言禁忌的權限——哪些犯忌，哪些不犯忌，哪些犯了忌卻可以作為陳情達意的工具。
一國之內，往往社會階層也能納入某些詞句是不是髒話的考量。羅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在1927年著文《拉爾斯 · 波爾塞納，或：髒話何去何從》（Lars Porsena or the Future of Swearing），提到當時「私生子」一詞在「被統治階層」之間一旦出口，足以導致反目成仇；而「同性戀」（bugger）則在他本人所處的階層中更具威力，以至於幾乎通篇皆作為「對反自然惡習的貪戀行為」或「保加利亞的異教陋俗」出現。
他對於這種現象給出了以下說法：「統治階層對於庶出的子女是寬容得多了的，畢竟再低賤往往也有皇親貴族的血統；而『同性戀』則較少冒犯統治階層，因為他們本身就不避諱同性間的性行為。」此處解說得不免粗劣了一些。他又接著寫道：「（然而）30餘年前，此詞一旦躍上高門會館的布告，赫然指控某位交遊甚廣的名流時（指作家王爾德），人群間霎時爆發出一場駭人的躁動，時至今日依然塵埃未定。」
雖然髒話因為人群不同而相異，其語句形式倒像是流水線上模具造出來的一般。光拿英語來講，不知多少的髒句都可歸於數得上來的幾個構造法。傑弗裡 · 休斯的作品《英語髒話，咒罵和褻語的社會歷史》（Swearing：A Social History of Foul Language, Oaths and Profanity in English）裡面就舉了個例子：Christ（我主基督），fuck，pity（可憐）和shit這幾個詞沒有別的共性，只是全都能填入for ’s sake（「看在某某的分上」）這個詞組中間，達成類似的語意。
英式英語中的常用髒話構詞
英國電信監管機構Ofcom開展過一次民意調查，旨在了解公眾對於廣播節目中各式髒話的看法。我將調查結果匯總，繪製成了以下的柱狀分布圖。單看英語中的髒話「四巨頭」（宗教類、性交類、排洩物類和污衊歧視類）：宗教類的髒話，一般人認為情節較輕；污衊歧視特定人群的髒話則程度尤為嚴重。其中再細分下來，又以針對種族或性取向的最為犯忌。還有一條尚不足為憑據的消息——在一項未發表的研究裡，有科學家專門從376名志願者口中搜集了統共1000多萬單詞長度的會話錄音，發現不少排斥同性戀和異族的污衊語已經不再用於日常對話了。
各類型髒話中
不同程度（強烈—輕微）詞語所佔百分比
說到「遺臭萬年」的經典罵詞，諸如「肏你媽」（fuck you）、「滾蛋」（bugger off）這樣的老面孔不知源流多麼深遠，而且在今日仍然生機勃勃，不乏俗眾的追捧。話雖如此，要是幾代人後這兩句話變得跟「我主灑血！」（sblood，或God’s blood，莎士比亞時代的咒罵）和「弄瞎你的眼！」（blast your eyes，19世紀的流氓咒罵）一樣地不入流，我想也絕不是意料之外的事。每當價值觀發生變化，新的髒話也就該尾隨而至了。
髒話的演變
在了解社會現行的忌諱方面，髒話就好比我們的信使、報信鳥——攀不上涵養，信息卻總是準的。放在150年前一句「我主基督！」，其重量級約同於今天的「我日」和「狗屁」。而反過來，有些字眼雖配得上以往阿加莎 · 克裡斯蒂和馬克 · 吐溫的文採，甚至也能唱進昔日的童謠、搖籃曲中去，拿到今天卻無論如何也沒法在體面場合說出口了。
總體上社會對髒話的接受程度在不同時期也或有增減。莎士比亞在世時，倫敦戲院有個宮廷遊藝總管（Master of the Revels）的官銜，乍聽不像嚴肅的職位，實際上是奉英國皇室之命監督演出風紀、杜絕言語猥褻的。後來《奧賽羅》和《哈姆雷特》傳世的折本未見原本中的「我主灑血！」和「扎傷靈體！」（zounds，即「God’s wounds」，同為當時俗用的咒罵話）。熱火朝天地清剿了幾代人之後，「zounds」一詞僅存於紙上的零星遺蹟，現實中卻訛讀為「zaunds」，早先的淵源也就這樣在民間失落了。
社會上不容許哪些語言，我們知道標準都是一變再變，刪改莎劇的例子還僅僅是滄海一粟。宏觀地從語言學和歷史學上來看，文藝復興應當算作歐洲罵史上的一大轉型時期。在此前的中世紀，關於個人隱私和貞節方面的觀念是很不一樣的，這就造成了當時的人把身體器官或功能掛在口頭也不甚感到羞恥。然而歷經文藝復興時代，身體髮膚的字眼漸漸取代了宗教式的咒罵，最終流入「不堪言」之列。
英語髒話至今仍在演進著，只不過擎著「可恥」旗幟的「帶頭大哥」已經換作種族和性取向方面的污衊語——緊隨其後的是抹黑殘障者的詞語。促成這樣變化的成分之一，大概是我們集體上已經認識到「排他」之思維定式的惡果。所謂「排他」，這裡是指人類從猿類祖先那裡繼承來的一種思維習慣，即不自覺地發掘彼此的異處，以此將人群劃分為「類己」與「異己」（或「他者」）。往往我們親善並較為厚待類己，於是類聚群分，不同族群之間恃強凌弱，任意傾軋——過去數百年間尤其不乏慘痛的案例。而且既已佔優的一方，又總忍不住對弱者繼續採取言語上的碾軋。相互間的仇視和隔離，由此得到進一步的激發。就像史蒂文 · 平克以一位白人男性的立場在《新共和報》中所寫的：「聽到『黑鬼』一詞，仿佛片刻間被套上一件思想的外衣，當真地思忖起非洲裔美國人的可鄙來。」
史蒂文 · 平克
這件「外衣」套上身是什麼感受，又要依照各人對待弱勢群體的態度而定。這就好比拿天神賭咒發誓到底屬不屬於褻瀆，也要看各人信不信神。說我是受身份背景的限制也行——我就是一名普普通通、四十出頭、出身中產的《衛報》讀者，但對我而言，拿種族和性取向方面的外號罵人就是比「肏你媽屄」和「狗屎」聽來刺耳得多。我倒真心希望髒話的源泉能夠重歸於我們的身體——沒有性生活人類就不得繁衍，茅房運動中也蘊藏有世界文明的大同。正如繪本大師五味太郎的名言：「大家都便便。」
何人、何故罵髒話？
我得坦白地說，碰到對我口味的髒話，效果一定屢試不爽。我一開罵，大家都能被我逗樂，誇我有女俠的風範——也說明在場的都是鐵哥們兒。抑或是身上什麼地方疼得緊了，心煩意亂得很，這時用下流的幽默為自己打打氣，同樣也告誡別人不要惹我動武。我二十出頭剛搬到法國的時候，有一天夜裡被流氓堵截在回家路上，眼見一隻手要伸進我裙子底下去。我張口要罵退他——那陣子我壓根還沒研習過法語的髒話，結果出口竟然出奇地老練，最後我能嚇走街頭流氓，其實全憑短短幾個星期法國電視節目的耳濡目染。
我這個人並非有什麼特別之處。雖說總有個別人堅稱自己口不沾汙，但如果真要逼到緊要關頭，幾乎每個人都能爆發出髒話的潛能（確實有極少數的腦卒中患者不具備爆髒字的能力——他們的案例可供我們做有關情緒和大腦結構的研究）。根據我們目前的認識，女性罵髒話不如男性頻繁，這倒確有其事，不過兩性在此處的差距正逐年遞減。我們還了解到，網絡上的左傾民眾比右傾者更愛罵髒話；以及，罵髒話的多少並不能反映一個人的詞彙水平。
進入正題，有時您會看到我把罵髒話行為分為兩種類型：指向型（propositional swearing）和非指向型（non-propositional swearing）。這是科學和語言學上都喜歡用的分類法。指向型的髒話主要由大腦左半球進行醞釀，其構詞、聲韻、語義都出自有意的考量；非指向型的髒話則多源於大腦的情緒區域，是應激狀態下不經意的流露和爆發。有些人會大而化之地理解成指向型髒話對應大腦左半球，非指向型髒話對應大腦右半球——這是不恰當的。腦內結構協作開展與髒話相關的行為，其過程相當複雜難測，我們的研究也只不過是毛皮而已。
我們許多人平日誌向高潔，有意地規避髒話，然而時不時地仍能被激出一兩個不中聽的字眼。但是一旦進入研究環境，往往研究的是指向型的髒話。不是我們心系職業道德，不忍心把我們的研究對象激到狗急跳牆，口吐汙穢——僅僅是使人有意地罵髒話，更易取得配合罷了。
為髒話正名
人人都看到髒話的不登大雅之堂，卻不曉得它還有那麼多細緻的可取之處——只要罵得恰當，粗俗的語言也能演繹出風趣、滑稽、放蕩、侮辱等不同的意味；不論親口說還是聽到他人罵髒話，都關聯到我們自身一系列奇妙的體腦反應；言語上的不檢點，能幫助我們應對疼痛、減緩壓力，更能促進同事間的關係，甚至有助於語言的學習。
除人類之外，其他的猿、猴之屬同樣具有各自獨特的罵髒話行為，而且這些「非人類」髒話的作用還挺他媽大的——據此我們可以推測：髒話屬於最早的語言形式之一。
經常聽到有人說：真正的大人物和智者不說髒話，說髒話的人不是詞彙貧乏，就是缺乏文化修養。我可以很確定地告訴您：髒話不光能罵出大智慧、大氣場，連在日常的社交和情緒活動中也缺它不可。我們研究心理和社會科學少不了髒話，而且要是告訴您我們怎麼研究的、研究出來哪些成果——哇靠，您鐵定要大吃一驚！
髒話一旦鹹魚翻身，我個人以為定是天大的福音——不僅是從言論自由的原則上這樣講，更是因為罵髒話行為原本就是為我們個人和全體人類服務的。我們以髒話太過激烈為由，理所當然地想要將其淡化。但是科學研究的結論告訴我們，我們應該更加仔細地傾聽髒話，因為「敗絮」之中往往暗藏玄機。總而言之，我雖不鼓勵人們把髒話整天掛在嘴上，但是以後再面對這些語言中的奇葩時，務必請您他媽的放尊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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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我們就被教導，說髒話不好、不文明。在地球上有人類居住的絕大部分地區，說髒話都是一種禁忌行為。
可是有些時候，我們依然會忍不住說髒話，那句「忍不住爆粗口」就是明證。
為什麼我們明知說髒話是禁忌行為，卻依然忍不住做這件事？
說髒話是人類的本能嗎？
人類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說髒話？
一般我們會在什麼時候說髒話？
男人和女人說的髒話有何不同？
說髒話，對我們有什麼益處？
以上這些問題都可以在《我們為什麼會說髒話？》這本書中找到答案。作者埃瑪 · 伯恩作為一名科研領域的特立獨行者，以極高的熱情、非正統的研究方式對「說髒話」這個不正經的話題展開了有趣的研究。她結合人類學、社會學、語言學、心理學等學科的知識，研究了髒話進化的歷史，以及說髒話對於我們身體及精神方面的影響，讓人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