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吉林市，有一家開了24年的女子旅店。以前，花兩元便能在這兒住一晚，來的多是被家暴後逃出來的女人，現在房費漲到了五元，住客幾乎都是農村進城務工的單身女人，也有下崗的女工。有人睡了一晚就走;有人把這裡當成落腳地;還有人在這裡「養老」。
吉林市一家開了24年的女子旅店。新京報記者肖薇薇攝
11月11日傍晚，背著鼓囊囊的行李包，女人推門走進旅店，掛斷電話，手凍得通紅。這是鄭秀娟來吉林市的第八天，還是沒找到活兒，她瞞著家人住在這家五塊錢一晚的旅店。
「來住宿嗎?」燙著棕色短捲髮，穿著牛仔馬甲和黑色絨衣的小個子女人，趿拉著鞋從門口的小屋走出來。
這是旅店的老闆孫二娘，今年68歲了，她每天透過小屋玻璃窗打量著每一個進店的女人，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有錢就交，沒錢拉倒。」在住客眼裡，這個小個子女人性格潑辣，像《水滸傳》裡的孫二娘。
開業24年來，旅店住客幾乎都是農村進城務工的單身女人，也有下崗的女工。她們中最年長的超過70歲，最小的剛過30歲。
以前，花兩元便能在這兒住一晚，來的多是被家暴後逃出來的女人，「把這裡當成了避難的地方」。孫二娘記不清，最多時一晚住過多少人，只記得以前大通鋪上躺滿了人。
在過去10年時間裡，房費從兩元漲到了三元、五元，來這裡住的人少了——「幹一天活，活一天」。
「避難所」到落腳點
11月11日傍晚，女子宿舍或坐或臥的有四個女人。
劉桂蘭是高低床的下鋪，她倚靠著牆坐在陰影裡，身旁放著一隻收音機，放著戲曲的調子。
11月13日晚，熄燈前，女子宿舍的住客坐在一起嘮嗑。新京報記者肖薇薇攝
劉桂蘭額頭留著兩縷黑色劉海，往後紮起的黑髮間，顯出一小圈白色的髮根，她今年77歲，是宿舍裡眼下年紀最長的一位。
她已經斷斷續續在宿舍住了二十多年。這是劉桂蘭來到這座城市的第一個落腳地。老伴患癌去世後，家裡為治病背了一屁股的債，兩個兒子出門學瓦匠和木工，女兒也在外地打工。十多畝的苞米地，苞米兩毛錢一斤，除去種子、化肥等成本，剩不下幾個錢。
莊裡幾個女人進城打工回來時告訴她，城裡有活兒幹，能掙錢。她賣了家裡的土房，還上一部分債，揣著幾十塊錢，收拾幾件舊衣裳去了吉林。
50歲的何芳刷著手機屏幕聊天，丈夫去世後，她出來打工，在附近一家飯店上早班，每天從早晨7點上到下午五點。
65歲的鄭秀娟則用手機跟孫女視頻。她這一趟來宿舍住了有八天，一直沒接到活兒。她個頭高，豐腴壯實，力氣大，「以前基本上沒愁過活兒，有時半天一天就能接到活兒」。
這一趟鄭秀娟出來得晚。在家掰苞米二十來天，她的雙手十指被割出細細長長的口子，一沾水就疼，指甲縫兒留下搓不掉的黑色印記。她休養了幾天才來找活兒。正趕上農忙結束，農村來掙錢的人多起來，「找活兒就難了」。
裹著被子躺著的張清64歲，她頭髮灰白，面色顯得暗黃，額頭上有幾道深深的褶皺。在幾個女人裡，她是被家暴多年後，「淨身出戶」後孑然一身來到了這間宿舍。
在老闆孫二娘印象裡，剛開店時，住客幾乎都是這樣的單身女人。她們多是被家暴後逃出來的，有人還帶著幾歲的孩子，「把這裡當成了避難的地方」。
孫二娘記得，剛來宿舍的女人幾乎都不說話，神情疲倦，有人累得躺下就睡，有人偷偷抹眼淚。「沒有人問起傷心事，大家都明白，那個年代的人都很苦。」
「雖然叫宿舍，其實就是個旅店。五六十歲的女人，地裡沒活兒的時候，出來掙幾年錢，找活兒時上這兒住幾天。」
新的住客來來往往，孫二娘很難記住她們每個人的樣貌。「現在來這兒住的都是農村來的沒錢的女人，比起十幾二十年前，生活好太多了。掙著錢了，女人家庭地位也高了，也不能被家暴，在農村，離婚的女人也沒人說閒話，很快能開始新生活。」
從啥都幹到「挑活兒幹」
11月13日，天色微亮，鄭秀娟起身，摸出包裡的牙刷牙膏，她擰開水龍頭，俯下頭張口接水，水流細小冰涼，快速「刷刷」幾下刷牙漱口，雙手捧水拍在臉上，狠搓幾下。 然後從包裡摸出梳子，站在門廳牆上掛著的大鏡子前，沾點水抹上前額的頭髮，仔細往後捋順頭髮，緊緊紮起。
三兩下疊好被褥，穿上大衣，戴好圍巾，剛過6點一刻。她背起鼓囊囊的大包，側身往外走。見孫二娘屋裡亮起了燈，鄭秀娟對著玻璃窗小聲說，「今兒肯定能下戶幹活了，不得來住。」
昨天，家政中介給她介紹了一家保姆活兒，她要去那家看看情況。中介說，這家老人身體不錯，陪老人聊聊天，做做家務就成，要合適讓她趕緊上工。
鄭秀娟在樓下小吃店喝了兩碗粥，中介還沒開門。十字路口零星站著等工的人，有個五六十歲的女人拿著硬紙板，寫上「幹零活，刷塗料，打掃衛生」。
吉林市勞動力市場舊址，招工小黑板前站著等工的女人。現在家政服務成為這些女工工作的主流。新京報記者 肖薇薇 攝
每天，鄭秀娟和二十幾個女工擠在這家中介的屋子裡，從早晨七點，到下午六點，平均只有五、六個僱主來招工。這些天價錢壓得很低。1500元一個月的家政工作，都成了搶不著的「俏活兒」。剩下的大多是照顧臥床、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活兒重，工資開得卻比往年低幾百塊錢。
傍晚天色暗下來，宿舍亮起燈，鄭秀娟背著鼓鼓的大包推門進來，圍巾胡亂裹住臉，頭髮凌亂，臉凍得通紅，眉頭緊皺，對著門口小屋玻璃窗，聲音嘶啞，「二娘，今晚還住這兒。」
對於鄭秀娟而言，沒活是沒接到好活。她們會挑活兒，待遇好、輕鬆的「俏活兒」難搶。
但劉桂蘭、張清等早一批來宿舍的女人，她們幾乎沒有挑過活兒，「有什麼活兒都去幹」。
劉桂蘭沒識幾個字，只能賣力氣，她幹過工地上的活兒，挑磚抬石灰比地裡的活重得多，她也在附近的飯店打零工，刷一天碗，從早上4點到深夜，累得直不起腰，能掙到十塊錢。
秋天去一百多公裡的黃松甸摘木耳，她坐著摘四五個小時，鞋子都浸溼透，換雙襪子又回去繼續摘，幹幾天遭不住了，起了一身的疹子，她就去藥店買了最便宜的消炎藥膏抹抹。
歲數越來越大，對這些女人來說，找活兒時，首選都是保姆和飯店服務員。
那時還沒有家政中介，起初，這些工作對年齡的要求並不嚴苛。特別是保姆活兒，六十多歲的女工照顧七八十歲以上的老人，很是常見。
眼下鄭秀娟明顯感覺到，六十多歲的女工不容易找到活兒，等活的時間越來越長。「一上65歲就更不好找了，24小時護理老人的活兒幹不來了。」
在醫院協助護士護理透析病人，一天100塊錢，包一餐飯。這在很多人看來是「好活」。但對女子宿舍的幾個人來說「醫院的活兒可不好幹。」鄭秀娟就說她接不了護理病人的活兒，她沒上過學，識字不多，藥名都不認識，怕「誤事」。
劉桂蘭在六十歲以後，頭髮一點點白了，僱主一看便說年紀太大，招不了。為了顯得年輕，她學著宿舍裡的人，買來兩塊錢一盒的染髮膏。每過上幾個月，染黑的頭髮裡露出新長的白髮，她就再染一次。
15年前，女子宿舍樓下就是吉林市惟一的勞動力市場。早上三四點，找工的人就開始聚集，胡同裡分成兩排，分別站滿挎著包的男人女人，「僱主挑中了，跟著走就行」。
2006年，勞動力市場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胡同裡開了十幾家家政中介，僱主都與中介聯繫。
經歷過勞動力市場的劉桂蘭等人不喜歡現在的僱工模式。「我們那時候才300塊錢一個月，中介費得收50塊錢，來宿舍住一晚就得2塊錢，哪能剩下什麼錢。」劉桂蘭說，起初她不捨得出中介費，在胡同裡站著等活兒，有時站一天，都見不到僱主來問，只能也找中介。
而現在鄭秀娟幹保姆，一般一個月都能有兩千多元。她們更願意找中介，「第一個月收10%的費用，能管一年的介紹費，有的人幹一兩個月，不合適了就回來，中介再給找」。
現在上中介找活，要求拿身份證後，染頭髮這一招也不管用了。劉桂蘭只能偶爾接到發傳單、清洗人參這些活兒，但今年清洗人參的活兒也被機器取代了。
打工都是為了孩子
劉桂蘭花了五年多時間還完家裡的欠債。住宿和吃飯的開銷之外，她不會多花一毛錢。「能不買東西就不買」，攢下的錢都寄回老家給孩子，冬天時手和臉被凍傷皴裂，她花1塊錢買了一瓶雪花膏，後來換成更便宜的袋裝面霜，一次擠出黃豆大小抹在臉上。
後來大兒子、小兒子結婚，劉桂蘭把攢下的錢都給了孩子。過了幾年，小兒子在一次幹木工活時傷了手，她再一次感覺掙錢的壓力。
劉桂蘭說，孫女長大、上學都需要花錢，她繼續打工，想著能補貼兒子一點是一點，「不覺得辛苦，心疼孩子，宿舍裡大家都是這樣過來的。」
11月13日上午，77歲的劉桂蘭用酒精鍋做早飯。新京報記者肖薇薇攝
劉桂蘭在老家的六畝地租賃給了鄰居，現在每年收一千多塊錢，加上新農合每年的一千塊錢，勉強夠她在宿舍的食宿費。
沒活兒的時候，她會到街上去撿些廢品，拾來的紙盒整齊疊好，收在床鋪下，存上一蛇皮袋，她拖去廢品站，幾毛錢一斤，能賣幾塊錢。
她在上鋪床板夾縫裡塞滿塑膠袋，這是冬天的防寒利器。零下十多度時，腿上裹上塑膠袋，再套上棉褲，出了門雨雪滲不進來，風吹著也不冷。
外面的飯菜貴，她一般都是自己做飯，用酒精鍋煮菜。床鋪下堆放著土豆、紅薯和一捆大蔥。上個月，她遛彎時在菜場看到土豆三毛錢一斤，個頭不小，比平時得便宜一半，她趕緊挑了七八斤抱回宿舍，喊了孫二娘一起去，來回幾趟，囤了四五十斤土豆。
鄭秀娟老伴身體不好，在農村伺候四十畝地，春秋農忙時候她得回去搭把手。
來宿舍住，鄭秀娟瞞著家裡人。「現在農村的房子修得敞亮乾淨，瓷磚地面擦得鋥亮。要家裡知道住這麼便宜的地方，可不得讓趕緊回家。」
但住貴一點的旅店，她不捨得。比起她之前住過的一些廉價旅店，「這兒乾淨一點，看著有點埋汰，其實睡一晚就知道洗得勤，被子上還有肥皂味兒。」
再來找活時，她基本都住在這裡。有時去僱主家幹了兩天，覺得不合適，又回來住一天找活，像「候鳥」一樣。
鄭秀娟說，之前有一位70歲的女工，身體硬朗，但僱主一看身份證，年紀太大了，擔心磕磕碰碰，心裡有負擔，自然更傾向年輕保姆。
眼下她正在這個年齡坎兒上，「心裡著急上火」。
「孫子孫女都在讀書，兒子兒媳打工都累得不行了，你說我不打工能行嗎?」六年前，鄭秀娟大兒子結婚，她和老伴給他們拿了20萬首付，在老家買了一棟樓房，裝修又花了快20萬，小兒子在吉林市工作，也得給他準備結婚和買房的錢。
這些女人們幾乎抱著同樣的想法，年輕時打工養育孩子長大成人，攢錢為孩子買房、結婚，補貼家用，等到幹不動的時候再「退休」，「老了幹不動了，就跟兒子過。」
要不要找個伴
在宿舍，她們並不避諱談及男女間的關係。
大概十年前，孫二娘租下了隔壁的一套房，又開了間男子宿舍，經常有男住客過來串門。
幾天前，有一對在宿舍裡湊成的男女來嘮嗑，倆人在一起時女人59歲，男人37歲。何芳打趣她，「宿舍送了她個小男友」。
還住在宿舍的李琴芳也找了個伴。孫二娘在女子宿舍的陽臺隔出了一間不到兩平方米的「夫妻間」，一張一米二的床佔據了全部空間。李琴芳倆人住在這裡一個多月了，每天的宿費是按兩人收，十塊錢。
這樣的結伴生活在男女宿舍裡不算少見。何芳語氣裡不無羨慕，說起之前住客裡有不少單身女人找到了另一半，搬了出去。有的結婚了，聽說日子過得很好，慢慢與宿舍斷了聯繫。
女子宿舍一角。新京報記者肖薇薇攝
在大家眼裡，50歲的何芳還是找對象的年紀。有時覺得有對眼的，也有意撮合。
11月18日，吉林市下了一夜的雨，開始飄雪。
第二天下午，積雪沒過了腳踝。何芳的飯館打烊早，她從飯館打包了沒賣完的滷豆皮和一碟花生米，隔壁男子宿舍的劉大力拎著兩瓶牛欄山白酒和三罐雪花啤酒，劉桂蘭給切了兩根大蔥，孫二娘送了一盤烀紅薯過來。幾個人難得地坐在一起喝酒嘮嗑。
李琴芳拿他們打趣，「劉哥沒歇過兩天，幹活踏實，脾氣也好，你們喝酒也能喝到一起，乾脆在一起吧。」 劉桂蘭也起鬨，「何芳才50歲，正合適找個人。」
聽到打趣自己，何芳和劉大力直搖頭，何芳舉起杯子，「劉哥是我大哥。我現在就等我兒子結婚，我再想自己的事。」
「找有啥用。」張清說，她話少，聲音也小，望著床板沉默良久，從黑色塑膠袋裡又捻起一小撮菸草，用白色的煙紙捲起，靠著床頭的梯子抽紙菸，她在床杆處綁起一個鐵盒接菸灰，這是女子宿舍裡唯一的「菸灰缸」。
張清也曾找了個男人，是幹活時候認識的，起初他也肯幹活，在工地做小工，時間長了，遇著事便脾氣急躁，也會動手打人。後來，張清再不嘗試給自己找個伴，「離開他就不挨打了，苦過去就拉倒了，就熬過來了。」
孫二娘起初並不看好這樣的結合，擔心男人騙女人的錢。但現在看李琴芳兩人感情穩定，她也在改變看法，覺得兩人「過得還很不錯，有個伴」。
「有錢就交，沒錢拉倒」
在這間女子宿舍，孫二娘是絕對的主心骨。
20多年前，孫二娘離了婚，從酒廠下崗後，在路口支了個煙攤，幾年後在這棟樓房裡買了一套兩居室，打算留給18歲的兒子做婚房。看著找工作的女人越來越多，那時候附近旅店少，要住宿得走5公裡遠，她想著乾脆開一間女子宿舍。
旅店在1996年開了起來，起初收一元住一晚上，孫二娘在十字路口吆喝，「住宿，住宿」。第一晚只來了1個人，第二晚6個，第三晚10個，很快住滿了。後來宿費漲到了兩元一晚，過幾年漲一塊錢，直到現在的5塊一晚。
開了20多年旅店，她還是「摳門」得厲害。
在宿舍，什麼服務都明碼標價。燒一壺熱水1塊錢，用一次洗衣機2塊錢，帶鎖的柜子十塊錢一個月，給沒有棉襖穿的工人一件舊棉衣20塊錢。有時碰到有住客打包回來一些好菜，她會煮一鍋米飯，「要吃的給兩塊飯錢」。
人一多，睡大通鋪難免會產生些摩擦，吵吵鬧鬧是宿舍的常態。特別是夏天，宿舍裡沒有風扇，人挨著人更悶熱。有人東西亂放，有人說些閒言碎語，爭執起來誰都不願讓步。這個時候，就需要孫二娘去主持公道。 「吵什麼，有這時間不如自己去找活兒。」孫二娘嗓門兒亮，宿舍裡會瞬間安靜。
每天熄燈前，孫二娘走到高低床前，伸出手，挨個收費。一張5塊錢或10塊錢的紙幣丟在床上，孫二娘拿起撫平。
很多人還是喜歡這個潑辣女人，孫二娘常領著宿舍一幫女人去幹零活，「宿舍住滿了一天也就四十來塊錢，可不得多幹點活。」給新蓋好的大樓做清潔，二十多層樓，能幹上好幾天;也去水泥廠種樹，大冬天給企業發傳單，最少時20塊錢一天，最多時一天能掙100塊錢。
11月19日，旅店老闆孫二娘在縫被褥。新京報記者 肖薇薇 攝
宿舍裡不管多大年紀都跟著去。天沒亮都興衝衝起來，到地方僱主看到都是一些老太太來，不太樂意。孫二娘趕緊說，都才「五十多，幹農活顯老。」說了一籮筐好話，僱主才同意。
幹活兒時，她把力氣最弱的女人安排在自己旁邊，「都不容易，能互相搭把手就搭把手。」深夜回來女人們坐床上，孫二娘挨個給大家發工資。「活多辛苦，想到晚上就能開支，沒有不樂呵呵的。」
「有錢就交，沒錢拉倒。」遇到幾天沒上工的，交不上房費的，她念叨一句，又喊，「八點半熄燈啊，早點睡覺，明天早起幹活。」
有人接到中介電話，僱主臨時有事，要提前去上工。她囁嚅著問能不能退房錢。孫二娘爽快，「退你一半錢，你先去看看，不行再回來，再給我就行。」
「她比誰都心軟，對我們有操不完的心。」劉桂蘭記得，隔天看見有招工，孫二娘跑進來，「這個活你去不去?別嫌錢少，不幹一分錢都掙不著。」
過了花甲之年，孫二娘的腰椎間盤突出和關節疼痛不再允許她接零活，她才停下來。她開始信佛，小屋裡整日傳出佛經的聲音。
在10年前和記者聊天時，孫二娘提到自己的心願，希望改造這個宿舍，把舊的床、褥子都換掉，牆要刷上那種淡淡的蘋果綠，地上鋪上光滑的瓷磚，養上幾盆花——像真正的「女人的宿舍」。
這些心願實際卻難以實現。又10年過去，這間老房子的地板和牆壁變得愈加黢黑斑駁。她數著很多難處，「沒有錢裝修，也怕停業了有些人沒地方去。」
她嘗試做了一些改變。把被褥換了，附近小區的人搬家，被褥不要了都會送來宿舍，她會買來一些紅色、粉色的布縫上被套。
她在窗臺養上了花，向劉桂蘭介紹每一盆的名字，劉桂蘭記不住，瞅見其中一盆開了五朵，就介紹給其他姐妹，這叫「五朵金花」。
「把宿舍開到『老得動不了』那一天」
雖然住在城市的中心，但事實上，這些女人從沒有與這座城市真正相關。除了去打工的地點，她們幾乎都待在宿舍附近，沒有主動去過城裡其他地方逛逛，「那有啥好看的。」
這座城市留給她們的回憶，都與打工相關。在吉林大街，她們為吉林市創建文明城市打掃過街道;吉林火車站新大廳，她們幾年前做過保潔;附近最大的商場開業時她們接了「當客人」的活兒，那真是最好幹的工作，進進出出就能掙錢。
2006年，吉林市電視臺的記者戚小光來這間女子宿舍，拍攝了五年製作成一部紀錄片，就叫「女子宿舍」。
之後，又有多家媒體來進行了報導。
孫二娘沒看過紀錄片視頻和關於宿舍的報導，她戴上眼鏡，用小手電筒照著手機上的文章，一字一句讀出來，「20多個女人，像沙丁魚一樣，抹布一樣的床單……哈哈」。
「那時候大家確實也很苦。」她嘆氣。
但這些報導還是讓這間宿舍得到了關注。有好心人給她們送來舊衣服，也有人堅持送一些常用藥品和饅頭。
年初，劉桂蘭回了老家大兒子家過年，電視上放著疫情的新聞，她隔三差五給孫二娘打電話問能不能過來宿舍。
這是二十多年來，劉桂蘭和兒女相聚最長的一段時間，她說，兒女孝順，每日炕燒得暖暖的，但她總擔心給他們添麻煩。到五月份，有姐妹打電話給她，疫情控制住了，她執意回了宿舍。
劉桂蘭說，她們留下來的人，大多都是因為孫二娘才選擇住在這裡，不知不覺把這間宿舍當成了家。「有人情味。這裡沒有一個地方像家，卻給我們溫暖的感覺，心裡頭都熱乎。」
操勞半生的歲月還是在她們身上留下了不可逆的印記。她們幾乎都帶著一身的病痛走進暮年。
劉桂蘭有高血壓，有時會感覺心臟不舒服，她不敢去醫院檢查，她想著，等到年紀再大一點，就讓兒子接她回家。張清走路時雙腿僵直，一彎曲能明顯感覺疼痛，她的腿上總是貼著幾片暖貼。
不久前，宿舍裡一位老姐妹被兒子接走，二十幾年的打工時光被收進一個塑膠袋裡，就是她的全部家當。前幾天，這位姐妹又回宿舍住了兩晚，床鋪不夠長度，她得曲起腿，睡在對角線上，早上起來對劉桂蘭感嘆，「還是來這兒睡得更踏實。」
張清已經沒有「家」可以回。離婚後，她與孩子聯繫少，偶爾女兒打來電話，她說，「在這兒都好」。逢年過節，張清也留在宿舍裡。孫二娘吃素，她就包素餃子，一個餃子半個拳頭大，得捧著吃。
「在這兒熱鬧，自在。」張清說，她做好了在宿舍「養老」的準備，「幹一天活，活一天，沒活就拉倒」。
孫二娘說，要把宿舍開到她「老得動不了」的那一天。
孫二娘的枕頭邊放著幾個筆記本，密密麻麻記滿名字和電話，有一本外殼掉了，紙張泛黃。她時不時翻一翻，看到名字時喃喃道，「她現在結婚了，過得挺好」、「她年紀很大了，要活著得有九十了。」
她很少會撥通這些電話。她說，「知道她們日子過得好就行，沒必要再聯繫，打擾人。」
有媒體打來電話想來採訪，她皺起眉頭，手機舉到嘴邊，「沒啥好拍的，現在情況都好了，都沒那麼苦了。」
(文中人物除孫二娘，均為化名)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