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中國人民保險公司重新開張，父親從民進調回去，主管國內業務部。他整天飛來飛去，開會調研，忙得不亦樂乎。1980年秋，我結婚搬了出去，與父親關係有了明顯改善。
平時各忙各的，周末或逢年過節全家聚聚，吃飯打麻將東拉西扯。八十年代是「連接兩個夜晚的白色走廊」，雖說陰影重重險象環生，但人們似乎充滿希望，直到進入一個更讓人迷失的夜晚。
1989年春我離開中國。兩年多後，父母帶上田田去丹麥看我。母親的腿摔壞了，走路不便，我和父親輪流推輪椅。父親1990年退休，明顯見老了，身材抽縮，滿口假牙。大概互相看不慣，我跟父親還會鬧彆扭，但很少爭吵，相當於冷戰。有時出門散步，我故意推著母親疾走，把他遠遠甩在後面，回頭看他弱不禁風的身影，又心生憐憫，放慢速度。
父親在國外鬧了不少笑話，成為親友的趣談。在丹麥，田田的一對小鸚鵡死了一隻，父親帶她去寵物店再補一隻。他用僅會的幾個英文單詞對老闆說：「一隻鳥死了」（One bird dead），沒下文，老闆摸不清頭腦，就賣給他一對。我下課回家，發現籠裡有三隻鸚鵡。
巴黎，一個星期天早上，父親獨自出門攝像。一個白人小夥子很熱情，比劃著要為他拍攝，攝像機一到手撒腿就跑。父親緊追不捨，行人們跟著圍追堵截，那賊慌了神，一頭扎進自己家中。有人報警，警察隨即趕到，人贓俱在。最有意思的是，父親跟著去警察局作證，一個法文詞兒都不會，居然完成筆錄。原來那臺攝像機一直沒關上，錄下全部過程，包括晃動的大地和賊的喘息。那年父親73歲。
待我搬到加州定居，父母去住過兩次。美國鄉下生活實在太無聊，我又忙，只能偶爾陪他們出門散心。
自八十年代起，我和父親的地位顛倒過來——他對我幾乎言聽計從，至少口是心非。我們從未真正平等過，有時我多想跟他成為朋友，說說心裡話什麼的，但發現這不可能。
其實，幾乎每個中國男人心中都有個小暴君，且角色複雜：在社會上小暴君基本是衙役順民，不越雷池一步，「人闊臉就變」，對手下對百姓心狠手毒，這在歷代造反者身上尤其明顯，關鍵是轉換自如，無須過渡；在家中小暴君必是主宰，無平等可言，不僅老婆孩子，甚至連男主人都在其股掌中。
直到我成為父親，才意識到這暴君意識來自血液來自文化深處，根深蒂固，離經叛道者如我也在所難逃。回望父親的人生道路，我辨認出自己的足跡，亦步亦趨，交錯重合——這一發現讓我震驚。
1999年年底，盛傳世界末日來臨。我開車從舊金山回家，夜深，月亮又大又圓，金燦燦，果然有末日跡象。父親在後座自言自語：「我怎麼活了這麼大歲數，人生總有個頭吧？」
記得九歲那年春天，父親帶我去北海公園玩。回家的路上，暮色四起，略帶解凍的寒意。沿湖邊徐行，離公園後門兩三百米處，父親放慢腳步，環顧遊人，突然對我說：「這裡所有的人，一百年後都不在了，包括我們。」我愣住，抬頭看父親，他鏡片閃光，隱隱露出一絲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