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時期「新民歌運動」的興衰歷程 (3)

「大躍進」時期「新民歌運動」的興衰歷程 (3)

江 波（安徽）

　　偃旗息鼓

　　作為「大躍進」運動的產物，新民歌的創作無疑存在著嚴重的缺陷。絕大部分新民歌只是概念化的宣傳口號，其實質就是以當時所能理解的共產主義世界為理想、以工農業生產的「大躍進」為內容，充滿著濃厚的主觀主義和唯意志論色彩，帶有嚴重的浮誇風，與工農業生產中的浮誇風同聲同氣，談不上什麼藝術價值。而且許多作品都經過了文化工作者的加工和潤飾，失去了作為通俗民間作品的原味。如前面提到的那首聞名全國被譽為在中國詩史上有重大意義，將要產生重要影響的《我來了》，就是在編輯給它加上了「喝令三山五嶺開道，我來了」之後，才成為一首完整的藝術作品的。《紅旗歌謠》收錄的許多民歌也都存著這個問題。

　　此外，新民歌非但沒有創造出新的藝術形式，反而阻礙了新詩創作的多樣化。毛澤東曾設想在民歌和古典的基礎上，醞釀出一個新的東西來，這就是新民歌。但事實上，這兩者的結合是不可能產生新的藝術形式的。還在「新民歌運動」如火如荼展開之時，著名詩人何其芳、卞之琳等就根據自己的創作經驗，從形式上對新民歌提出了不同看法。何其芳認為，民歌在體裁上是有限的，它仍然是舊的五七言形式，基本上是七言四句，或在這個基礎上的簡單疊加。在句法上採用的還是舊的文言五七言詩的句法，這樣就和現代口語發生了矛盾。因此，在這樣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民歌也許可以簡單明了，但卻遠遠不能反映日益豐富的現代生活和人們複雜深刻的感情。卞之琳認為，隨著新詩的大眾化與大眾文化藝術水平的提高，新民歌和新詩會「逐漸合流」。但民歌體與舊格律詩是有限制的，應建立新型的現代新詩格律。

　　正因為新民歌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毛澤東的態度也逐漸發生了變化。他開始認識到人人能寫詩，人人能創作，違反了藝術創作的規律，對《紅旗歌謠》也表示不滿，認為水分太多，「還是舊的民歌好」。他還曾謹慎地對詩人臧克家談起自己對新詩發展的看法：「新詩的改革最難，至少需要50年。找到一條大家認為可行的主要形式，確是難事。一種形式經過試驗、發展，直到定型，是長期的，有條件的。譬如律詩，從梁代沈約搞出四聲，後又從四聲化為平仄，經過初唐詩人們的試驗，到盛唐才定型。」

　　1959年3月，也就是在「新民歌運動」開始一年之後，毛澤東在鄭州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新民歌運動」發表談話，他說：寫詩也只能一年一年地發展。不能每人都寫，要有詩意，才能寫詩，「叫每個人都要寫詩，幾億農民要寫多少詩，那怎麼行？這違反辯證法……放體育衛星、詩歌衛星，通通取消」。此時，他的案頭上擺放著的依舊是李白、杜甫、蘇東坡、辛棄疾等古代詩人的集子。

　　由於毛澤東放棄了對「新民歌運動」的推動和支持，加上農業高產「衛星」的真相逐漸被披露了以及隨後全國出現了嚴重的糧食饑荒，人民群眾的創作熱情大打折扣，「新民歌運動」從1960年開始漸漸偃旗息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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