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的《鄉土中國》無疑是經典之作。相關討論很多，但對其成書歷程的梳理較少。然而，對該書的恰當理解可能必須配合以其發表與出版之經歷，這對無論是理解作品還是作者本身而言，都不無裨益。作者的一生歷經近一個世紀，作為其最廣為人知的著作，書中諸文章的發表、出版、重刊的歷程也跨越數個歷史時期，於中不僅能窺見作者的隱微心緒，也多能發覺時代變遷的意蘊。
問題的提出：1947還是1948？
《鄉土中國》全書共14篇文章及一篇《後記》；在三聯書店1985年重刊本中又新增一篇《舊著〈鄉土中國〉重刊序言》（下稱《重刊序言》）。在《後記》中，作者落款以「三十七年二月十四日於清華勝因院」。在自三聯重刊後的許多版本中，落款後都緊隨以一行加注括號的編輯說明：「（據上海觀察社一九四七年版排印）」。
落款中所言之「三十七年」，顯系民國紀年，即1948年。在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費孝通文集》第五卷中，即將落款徑改為「1948年2月14日於清華勝因院」。落款指明《後記》完成於1948年，但其下編輯說明卻標示排印所依據的版本出版於1947年。此中蹊蹺在於，何以先於1947年出版全書，後於1948年方完成《後記》呢？
在落款為「1984年10月11日」的《重刊序言》中，作者寫道：「這書出版是在1947年，離今已有37年。三聯書店為什麼建議我把這本小冊子送給他們去重刊，我不知道。」此處，連作者自己也明確交待該書出版於1947年，這與書末的編輯說明相符。但作者同時說：「所以該書初次出版時在《後記》中向讀者懇切說明：由於刊物的編者『限期限日的催稿，使我不能等很多概念成熟之後才發表』。」這說明，該書初次出版時即已包含前述之《後記》，而並非後續重刊中增補的部分。那麼，如果《後記》如落款所言完成於1948年，為何會出現在1947年的初版中呢？
其實，關於該書出版時間的困惑更來自於，即使在相關介紹資料中對此也不甚了了，說法不一。如作者本人編選的《費孝通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的「費孝通社會學著作選目」中，在《鄉土中國》後註明的是「觀察社1947」。又如，1981年4月8日作者在《文獻》刊出《費孝通學歷簡述》，文末所附的《費孝通主要著作目錄》在「鄉土中國」後卻註明「1949.1觀察社」。
可以發現，在以三聯重刊本為底本的當下流行版本中，關於《鄉土中國》的初版時間存在相互矛盾的三條信息，即（1）《重刊序言》：1947年；（2）《後記》：1948年；（3）書末編輯說明：1947年。
對此中矛盾的解釋需要系統探求《鄉土中國》出版的過程。作者在《後記》中簡單交待了寫作和出版的經過：「這集子裡所收的14篇論文是從我過去一年所講『鄉村社會學』的課程中所整理出來的一部分。」另外，「去年暑假裡，張純明先生約我為《世紀評論》長期撰稿，盛情難卻，才決定在這學期中，隨講隨寫，隨寫隨寄，隨寄隨發表，一共已有十幾篇。儲安平先生約我在『觀察叢書』裡加入一份，才決定重新編了一下，有好幾篇重寫了，又大體上修正了一遍。」同時，在《重刊序言》中，作者在多年之後又重新回憶了這一經過：「這本小冊子的寫作經過，在《後記》裡已經交代清楚。這裡收集的是我在40年代後期，根據我在西南聯大和雲南大學所講『鄉村社會學』一課的內容，應當時《世紀評論》之約，而寫成分期連載的14篇文章。」
從以上自道之中，可以大致梳理出該書的出版歷程。首先，其原型是作者在「40年代後期」於西南聯大和雲南大學講授「鄉村社會學」的授課材料。其次，依照作者的說法，這組文章的經歷大略可分為三個階段：最初，1947年夏，作者應約開始在《世紀評論》「分期連載」；隨後，再次應邀對文章重新修正，加入「觀察叢書」單行出版；最後，在1984年依三聯書店之建議重刊該書並增寫《重刊序言》。是以，下文亦將依連載、出版與重刊三個階段，考察《鄉土中國》的出版經過。
《世紀評論》連載：1947-1948
「觀察叢書」出版：1948
《鄉土中國》中的文章最早逐篇連載於何廉、張純明等人於1947年創辦的《世紀評論》一刊。1947年6月7日，該刊第一卷第24期的《編輯後記》中，預告了費孝通即將連載文章一事：「費先生的文名和他在學術上的地位，不用我們多事介紹。不過我們願意特別向讀者報告一個好消息，費先生的文章將陸續地在本刊與讀者相見。」嗣後，7月12日的第二卷第3期中，刊出了「雜話鄉土社會」欄目的第一篇文章《熟人裡長大的》。該期的《編輯後記》還介紹了該欄目的情況：「在本刊一卷二十四期我們曾向讀者預告，費孝通先生將長期為本刊撰文。本期所載《熟人裡長大的》一文，就是『雜話鄉土社會』的首篇。以下各篇，將在這一總題目下陸續發表。」此處與作者在《後記》中的記述相互印證。
費孝通在《世紀評論》共署名發表了15篇文章，除第一篇《傳統在英國》外，其後14篇均歸入「雜話鄉土社會」欄目（連載始於1947年7月12日，止於1948年3月27日）。這一數字與作者三十多年後在《重刊序言》中的描述一致。但需說明，連載的文章與後來成書中的文章並非一一對應：書中沒有《所謂家庭中心說》（第二卷第10期）一文，將《差序的格局》（第二卷第12期）和《論私》（第二卷第16期）合為一篇（《差序格局》），而有的文章則基本重寫。如作者在《後記》中所稱，「有好幾篇重寫了，又大體上修正了一遍」。
值得注意的是，《後記》落款於1948年2月14日，而連載至3月底才停止。亦即，《後記》一文是在2月7日刊出連載的第11篇文章《長老統治》（第三卷第6期）之後完成的。而在其後，作者又繼續連載了三篇文章，即《「大家庭」還是「小家庭」》（2月21日）、《男女有別》（3月6日）和《血緣和地緣》（3月27日），且這三篇文章均被收入後來的單行本中。這表明，在連載尚未結束時，作者就已經完成了總結性的《後記》，《鄉土中國》一書其實在連載過程中就已成型。而且，單行本的最後兩篇文章（《名實的分離》和《從欲望到需要》）並未在「雜話鄉土社會」中繼續連載。這些都可說明，全書的連載、成型和出版是夾雜而存的。
需要特別交代的是作者在這一時期的寫作情形。其回憶道：「事實上我是又有多題並進的思考習慣，不同題目的思想可以在同一時間裡參差進行。而且文章的完稿和發表之間又有不同的差距」（《費孝通文集》第一卷，第2頁）。該書寫作和發表的方式其實是作者在此一時期的習慣模式：「自從抗日戰爭時代起，我就養成了『整篇零寫』的習慣，就是就一個題目，分成若干連環畫式的一回一回分篇寫出，隨寫隨發表，寫完一題，合為一冊，成一集子」（《雜寫乙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頁）。
而實際上，這種習慣有其深刻的經濟原因：「經過抗戰生活的朋友大家都明白其中的原因。那時後方的糧食一天是一個價錢，我們這些教書匠，鈔票一到手立刻要去換成實物。寫好了文章積在桌上同樣是會貶值的」（同前注）。這一階段作者的經濟絕不寬綽，其曾直言，「當時直線上升的通貨膨脹使個人的實際收入（原誤為「人」，下同——引者注）不斷下降，而我又在1940年成了一個孩子的父親。」因此，「我不能不在固定的薪金之外，另謀收入」，以至於「我幾乎每天都要寫，現貨現賣，所得稿費要佔我收入之半」（《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37頁）。而「最困難的時候，他甚至在雲南大學校門口的茶館裡設位擺攤，等人前來約稿，把住自己的題目，買者不拒，只為稻粱謀，不求留其名」（張冠生：《青山踏遍·費孝通》，山東畫報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頁）。
正是在這樣的情勢之下，《鄉土中國》得以完成。作者在《重刊序言》和《後記》中均謙稱書中是一些「嘗試的記錄」，甚至「算不得是定稿」，恐怕亦與這種急於鬻文市米的窘迫情形不無關係：在《世紀評論》的連載尚在進行之中時，作者即又將稿件付「觀察叢書」單行出版。
「觀察叢書」由上海「觀察社」出版，其還出版有儲安平於1946年創辦的《觀察》周刊。費孝通經潘光旦推薦（「這是一個快手」），以「清華大學教授」受邀為觀察社的約定撰稿人（《我和〈新觀察〉》，載《逝者如斯：費孝通雜文選集》，蘇州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頁）。同時，他其實還是觀察社的股東，並積極參加了股東會等相關活動（《〈觀察〉周刊社史料一組》，《檔案與史學》1997年第6期）。
如作者在《後記》中所說：「儲安平先生約我在『觀察叢書』裡加入一份。」二人交往頗深，將報刊雜文匯總交「觀察叢書」出版亦是彼時慣習。作者在回憶當時未能出版的一本雜文集時，談及了當時情形：「1948年春天，我已結束昆明的七年抗戰生活回到了北京，執教於清華。我當時想清理一下過去所寫的一些旅行的遊記和懷人的雜文，把它們合編成一冊，題作《山水、人物》。編就，還自己謄寫清楚，訂成一小薄本，寄給安平，想讓他編入《觀察叢書》」（《山水·人物》，江蘇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頁）。
與之類似，《鄉土中國》亦由作者匯總交「觀察叢書」出版。從1948年2月8日到3月31日，《觀察》多次刊出廣告接受讀者預定，表示「三月底預約截止，四月中開始出書」（《觀察》第四卷第三期）。
4月3日，《觀察》第四卷第六期刊出《關於「觀察叢書」的報告》一文，詳細敘述了「觀察叢書」的籌劃出版。其中，《鄉土中國》售價為十二萬元，而預約僅售三萬八千元。文中專門提到：「在發行預約的六本書中，有兩本大約可能超過一千三百冊（《唯物史觀精解》《鄉土中國》）。」其受歡迎程度可見一斑。同時，文中還提到了「叢書排印情形」：「四月份出版的三本：《鄉土中國》和《英人法人中國人》兩本書都已打好紙型，《政學罪言》已完全排好……現在封面還在制鋅版，這三本書大概在四月十日左右可以印好，再加上裝訂的時間，如無其他意外，這三本書在四月二十日可以正式出版。請讀者注意四卷八期或九期本刊上的廣告。」
到4月17日，《觀察》第四卷第八期上打出廣告，言明《鄉土中國》已經印好，正在裝訂，而且「在下期本刊出版時，均可正式出版」。4月24日，《觀察》第四卷第九期正式刊出《鄉土中國》的出版信息，在該期《叢書預約諸君鑑》中指明：「《政學罪言》《鄉土中國》《英人法人中國人》三書均已出版」，並說明在滬讀者可以自取，其他讀者則可郵寄。
由以上可以確定，《鄉土中國》作為「觀察叢書」的一種，其出版時間應在1948年4月，且至遲於4月24日即已出版成書。在當年6月《圖書季刊》的「新書介紹」欄目中，已介紹到該書系「三十七年四月上海觀察社出版」。
當年2月28日，《觀察》第四卷第一期曾刊出一則預約「觀察叢書」的廣告，其中介紹《鄉土中國》道：「全書包括十四篇論文，另長序一篇。」這裡的「長序」，應即後來的《後記》。由此可知，至遲在2月28日，全書收錄的所有文章就已確定，且《後記》一文也已於稍早撰成。
至此，可以在時間上明確《鄉土中國》連載與出版的具體情形：自1947年7月12日起，「雜話鄉土社會」系列文章開始在《世紀評論》連載。其後，至遲於1948年2月（即第11篇連載文章刊出後），作者應邀完成了單行本全書的文章匯總、重寫、修訂與整理，並於2月14日完成了《後記》。自此至1948年3月27日，在連載仍在繼續的同時，「觀察叢書」開始一邊向讀者發起預約，一邊進行排版、印刷、裝訂等出版工作。至1948年4月，《鄉土中國》正式出版。
自其問世始，各界的關注就一直熱切，相關評論也常見報端，如端木蕻良在《求是月刊》1948年第2期發表的《評費孝通〈鄉土中國〉》及全慰天在《新書月刊》1948年第1期發表的《評費著〈鄉土中國〉》。毋庸置疑，該書甫一出版就受到了讀者的極大歡迎：初版共印三千冊，「未及一月，銷售一空」，「此後半年裡，不斷加印的該書平均每月發行兩千冊」（張冠生：《為文化找出路：費孝通傳》，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50頁）。觀察社1949年1月版的版權頁標明，該書在1948年的6月、7月、8月、11月及1949年1月共計加印五版，「說明《鄉土中國》顯然是當時的暢銷書」（鄭也夫：《評〈鄉土中國〉與費孝通》，載《中華讀書報》，2015年9月16日）。
三聯書店重刊：1985
1985年6月，三聯書店重新出版了《鄉土中國》。當時的三聯書店尚屬人民出版社內的「三聯書店編輯部」，直至一年後才得重新恢復建制。在此階段，其藉助與文化思想界的深厚聯繫出版了一系列優秀作品，包括許多「大作家的小作品」，如《傅雷家書》《語文常談》等，這之中就有《鄉土中國》。另一方面，費孝通與三聯書店淵源頗深，在該時期不僅多部著作由其出版（如《訪美掠影》和《美國與美國人》），也常在其《讀書》雜誌刊文並曾接受專訪。三聯書店選擇在此時重刊《鄉土中國》亦屬水到渠成。
《重刊序言》述及了重刊的基本經過：先是三聯書店向作者提議「把這本小冊子送給他們去重刊」；於是作者拾起這本「一擱已有37年」的書「又重頭讀了一遍」，將稿子校訂一遍後新撰了《重刊序言》；最後在1984年10月寄出了「這份校訂過的稿子」。《重刊序言》落款於10月11日，而校訂全書的工作則顯然更早。在該年7月23到8月4日的兩周內，作者參加民盟中央組織的暑期「多學科學術講座」，作了有關社會調查的十講報告；其講話後經整理於翌年8月由知識出版社以《社會調查自白》為題出版。在該書第一章「引子」中，作者提及，「還將重印的是《鄉土中國》，這是講鄉土性社會特點的書，是從具體調查中抽象出來的」。由此可見，重刊該書的計劃，應當至遲在1984年的夏天就已經開始了。
1985年5月10日，《讀書》「循例」先行刊出了陳樹德的《從〈鄉土中國〉看費孝通的學術生涯》，文末專門提到：「最近，三聯書店決定重新出版這本舊著。」文後專有一段加注括號的新書宣傳：「（《鄉土中國》，費孝通著，上海觀察社一九四八年出版，近將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重版）。」值得注意的是，在該文的介紹及文後的編輯加注中，均明確《鄉土中國》的初版時間是1948年。
而至於《重刊序言》和最終出版的《鄉土中國》中的書末編輯說明究竟何以出現這些舛誤，可能只能給出一個大致的分析。其一，在編輯而言，之所以提及據1947年版排印，可能是受到作者在《重刊序言》中說法的影響。重刊依據的是經作者重新校訂的版本，且在作者專為重刊而作的並不長的《重刊序言》中，先後四次提及了該書初版的情況，並兩次直接指明了出版時間，這些可能都對編輯造成了影響。
其二，在作者而言，之所以在《重刊序言》中以「1947年」為初版時間，大約只可能被解釋為一種筆誤或回憶的疏失。1985年8月4日，作者在《我和〈新觀察〉》中甚至文學性地提到了這種「時間感覺」的失去：「年紀老了，時間感覺已失分寸。近半世紀前的事還好像發生在昨天。」作者也提及過推算自己作品出版年份的經歷：「江蘇人民出版社的朋友從我在《少年》雜誌發表的作品裡選出了《一根紅緞帶》作為少作篇的開始。我已記不清這是哪年寫的。我最早向《少年》投稿是鼠年，因為我記得開始登載我文章的那本封面上畫著幾隻老鼠，推算起來應是甲子年，即1924年」（《山水·人物》，第4頁）。這樣的自道之語似乎也表明，有時作者在與編輯討論作品時間時也可能經歷過某種推算與猜度。誠然，作者在下筆《重刊序言》時心中所念究竟為何自然無法探求，但這些旁涉文字或許有助於將讀者帶入作者自身的回憶情景之中。
無可疑問的是，對於作者而言，1947和1948是屬於他個人的「狂飆突進」的年代。除出版了《重訪英倫》（大公報館）、《生育制度》（商務印書館）、《美國人的性格》（生活書店）、《鄉土中國》《鄉土重建》（上海觀察社）、《皇權與紳權》（合著，上海觀察社）6部重要著作外，僅1947年一年，就有近70篇文章刊載在《世紀評論》《觀察》《知識與生活》《大公報》等報刊雜誌上。此外，作者在這一時期尚譯有馬林諾夫斯基的《文化論》、斐斯的《人文類型》和梅嶽的《工業文明的社會問題》等。這種「高產」的情形也見諸時人的書評：「費孝通先生雖從農村經濟與手工業研究中提出『小農經濟』的理論，但他本人歷年所發表的文章與出版的書籍，數量上已遠超過『小農經濟』的生產水準，而是『工業化』了」（《評費著〈鄉土中國〉》）。
在這一不斷地寫作、發表、整理、出版的高產時期，作者的記憶裡留存了太多時間節點。並且，「我的文章又經常在同一時間裡投向不同的刊物，發表時間和寫作時間又不一定相符」（《費孝通文集》第一卷，第2頁）。這在某種程度上或許也加重了時間節點記憶紊亂的可能。
結論及其他
作為結論，可以確證《鄉土中國》的初版時間是1948年4月。以該書洎今七十餘年的歷程觀之，似乎能大略窺見無論是作者、還是編者、讀者們，在時代變動中之於出版與文字的態度。可貴的是，作者總抱持著一種敬畏之心：只要是「已經公開發表的文字」，則「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前揭書，第4頁）。
這種敬畏或許來自作者自身的體驗——作者幼年之時來自祖母的告誡：「敬惜字紙。」因為「紙上寫了字，就成了一件能為眾人帶來禍福的東西，不應輕視」（《推己及人》（下），大眾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205頁）。同樣，一部作品自問世始，就成了讀者所品評、猜度的對象。而作者本人似乎也是樂見這種猜度的：他拒絕回答自己的傳記作者關於自己的一切問題，直言那是作為一個歷史學者、而非新聞記者的傳記者本人所需要研究或者毋寧說，猜度的問題，「童叟相加，境界始全」（《我看人看我》，《讀書》1983年第3期）。
同傳記者一樣，作者也曾這樣猜度過自己。1943年2月，作者與潘光旦、曾昭倫、孫福熙、羅常培等人遊訪雲南大理雞足山（潘光旦：《雞足朝山記·潘光旦序》，載《山水·人物》，第10頁）。在金頂烤火待旦時，恍惚之間，作者回憶起了曾在祖母——那位諄諄告誡自己「敬惜字紙」的祖母——靈堂帳前護燈的和尚。「做和尚吧」，或是「安心地做個凡夫俗子」？「靈鷲花底眾僧在，帳前猶憶護燈人」，於這種無妄的兩相糾結之中，作者或許經歷了某種獨特的體驗和對自己的猜度：「那晚坐到更深人靜的時候，也許是因為人太累，倦眼惺忪，神魂恍惚，四圍皆寂，有無合一；似乎看見一動難靜的自己，向一個無底的極限疾逝。多傻？」（前揭書，第26-30頁）
作者的回憶文字雖多，但此類剖白心想的文字卻為鮮見。這大約是作者在自己生涯尚稱早壯之時，對自己內心實質的一種隱然之不確定。作者最終沒能成為他當年憶及的帳前「護燈人」，也或許在內心某處仍保有著這種超脫的念想。但無論如何，他自己也終成為了被更多人追憶起的「護燈人」。如這篇文字一樣，人們對作者和他的文字仍然充滿著好奇的猜想。
時至今日，在對《鄉土中國》出版經歷的梳理與猜度中，仍不難窺見一位學人的點滴心緒在時代之中的變動不居。但無疑問的是，「向一個無底的極限疾逝」難稱之以「多傻」；相反，最可珍視的，大概恰是這種「一往無前的探索的勁道」（《重刊序言》）罷。
（本文作者系德國海德堡大學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