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聰與胡耀邦

2021-02-07 丁東小群
                   

昨天,世界著名鋼琴家傅聰因感染新冠病毒,在英國逝世,享年86歲。

傅聰1934年3月10日生於上海,1943年開始學鋼琴。1954年到波蘭留學,1955年,獲得第五屆蕭邦國際鋼琴大賽第三名以及「瑪祖卡」最佳演奏獎,成為東方人在這項賽事中的首次獲獎者。1956年,他到歐洲巡演,被譽為「鋼琴詩人」。專家認為,傅聰以中國傳統的哲學、倫理、詩詞和美術等方面的修養,理解和解釋歐洲音樂家的作品,他的演奏富於東方神韻和意境,形成了他鋼琴表演的藝術特色。

傅聰的父親是著名翻譯家傅雷。1957年初,傅雷到北京參加全國宣傳會議,聽了毛澤東的講話,夜不成眠。他響應號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卻被打成右派。不久,傅聰也接到回國的通知,當時離畢業還有半年。在一位英籍音樂教師的幫助下,傅聰悄悄買了從華沙飛往倫敦的機票,出走英國。這件事當時十分轟動。1965年,傅聰加入了英國籍。他說:這完全是為了生計。拿著中國護照,許多地方不準我演出。弄得我沒有辦法生活。傅雷得知此事後,非常生氣,同他斷絕了通信。直到半年後,他的嶽父梅紐因寫信多方解釋、勸說,傅雷才同他恢復了通信。1966年9月3日,傅聰的父母傅雷、朱梅馥在文革高潮中,不堪凌辱,雙雙自盡。傅雷平反後,傅聰說:我即將畢業回國,我知道,等待我的,將是父子互相揭發、批判。對於兩個自尊心很強,絕不肯違心地講話、行事的人來說,這實在太難堪了!果真如此,前年就不是給我父親一個人開追悼會了,很可能是開父子追悼會。他沉重地說:實在是逼上梁山。我當時確實預感到國家可能要走上一條吉兇難測的路。想來想去沒有別的辦法。我是在極度痛苦和失望中走的。

1978年11月,音樂家吳祖強率團訪問英國,和老友傅聰見了面。傅聰表示想回國看看,吳祖強建議他給鄧小平寫信。1978年12月28日,鄧小平在傅聰的信上批示:「傅回國探親或回國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辦理。」

不久,傅聰如願回國演奏。1981年,《人民日報》為音樂會發了廣告。這時中央黨校高級班一學員給胡耀邦寫信,認為傅聰是「叛逃者」,對報紙廣告稱他為「先生」表示憤慨。胡耀邦作了批示,意思是演奏會開了也就開了,這樣「大肆宣揚,真是荒唐!」一些報刊記者原定對傅聰的採訪隨之突然取消。

  中央音樂學院教師李春光是一位耿直敢言之士,1975年夏天,他曾就電影《創業》問題貼過一張批判于會泳的大字報,引起毛澤東、鄧小平的關注。粉碎四人幫以後,朝野對他刮目相看。他當選中國音樂家協會常務理事,率先提出恢復《國歌》田漢原詞。

他和傅聰相識不久,聽到傅聰突遭冷遇,連夜給胡耀邦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春節前後,我先後兩次同傅聰長談。我覺得有責任把我知道的情況說一說,或有助于澄清一些誤解和偏見,對各方面有點益處。

促使傅聰出走的直接原因,是他的父親,著名作家、翻譯家傅雷被打成「右派」。粉碎「四人幫」後,傅聰看到了新的希望。1979年,他主動向我赴英藝術教育考察團要求回國做一點工作,考察團的同志告訴他國內條件還很艱苦。他說:我不怕,我一定要回去,什麼苦我都能吃。

 傅聰三次回國教學、演奏,無論學識、修養還是工作態度,都得到好評,受到讚揚。為他開車的司機說:這個專家很老實,每天就是上學校練琴、教課。星期天也不休息。商店、公園一次都沒去過。離京赴滬的當天上午,他仍像平日一樣到學校練琴。

 談到我們學校許多天賦很好的學生時,他說:他們都是非常之好的材料,但是往往只能發展到某一個限度。他告訴我,他父親曾對他說:你首先要做一個人,然後才談得到做藝術家。他認為許多學生不懂得這個道理,一味熱衷於技術,熱衷於國際比賽,說穿了還是熱衷於狹隘的個人名利,很少去思考做一個什麼樣的人,為什麼目的去學習音樂,心地很狹窄。這樣的人,在藝術上的發展只能是很有限的。問題在於有些教師和領導人好像也喜歡這樣,因為容易出「成績」。他還認為我們的某些藝術創作、表演中存在盲目崇拜、模仿外國的庸俗傾向,搞得非常淺薄。
   一月三十日,《北京晚報》關於傅聰同中央樂團合作演出的報導,從原稿中把傅聰的名字全刪掉了,但保留了同臺演出的美國指揮家、樂團獨唱演員的名字。這件事對他刺激很大。在北京期間,特別是後期,有的同志對他態度有點冷淡,尤其是有的記者,對他先熱後冷,使他覺得傷心。我想,這樣一個人,又經過了二十幾年的時間,是理應獲得諒解的。

 我感到應當使更多的人知道傅聰的真實情況,澄清一些誤解和偏見。如果在許多人心目中,傅聰始終是一個拋棄祖國、背叛人民的「叛逃者」,那麼,我們像現在這樣熱情地邀他回來講學、演出,自然會使人感到是很沒有原則的。


 李春光把信寫好,第二天早上就送給中央音樂學院院長趙渢。趙渢說:你信中材料是準確的,但是不要提耀邦批示,那是內部的東西,你何以知之?更不要去批評耀邦。你把那些話統統刪掉吧。李春光說:不必刪。據我所知,耀邦是可以批評,而且是歡迎批評的。如果你的批評合事實,有道理,他不會生氣,反而會高興。

 當天中午,李春光騎自行車來到中南海東門,把信交給一位秘書,並說:這是一個急件,請求儘快送達。下午兩點,胡耀邦就讀到了。他說:這件事要想個辦法妥善處理,並寫了一段批語。大意說:傅聰出走,情有可原。出走之後,沒有做損害祖國的事。他在國外刻苦鑽研業務,回國演出、講學受到歡迎。對他,要體諒,要愛護,要關心。他在國外生活似不甚富裕,回來演出、講學,要給一點報酬。要派一個人去同他談一談,以表示社會主義祖國的慈母心腸。

 兩三天後,文化部代部長周巍峙的秘書打電話把胡耀邦批示內容告訴李春光,並說,決定派吳祖強去上海看望傅聰。後來,周巍峙又請傅聰吃飯,詢問有什麼事需要幫助。傅聰說,黃賓虹送給父親的書畫,他想帶幾幅去英國,海關不準。周巍峙於是同外事部門聯繫,使之放行。

  此後,傅聰數度回國演奏,都得到禮遇。

  我沒有見過傅聰先生。好友張森根教授和傅聰的弟弟傅敏,既是同學,又是鄰居。經張先生介紹,我得以認識傅敏先生,因而了解一些傅家的故事。

 1990年代,鄭仲兵介紹我到李春光先生家中拜訪,我和李春光先生談得十分投機。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與世長辭。

2017年6月30日,李春光與世長辭。

2020年12月28日,傅聰與世長辭。

本文的三個主人公都走了。當年那種冰雪消融,大地回春的景象,成為歷史的一頁。然而,胡耀邦的虛懷若谷,李春光的仗義執言,傅聰的藝術追求,將長久地留在我的記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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