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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影評，個人認為，應該是既能以觀眾的身份暢談自己對這部電影的觀影感受，又能跳出觀眾的定位，站在相對客觀中立的立場上，從各個層面分析電影的優劣得失。從這個角度來說，我今天寫成的這篇文字，就只能算是一篇觀後感，而非影評。作為一個有著文化保守主義傾向，又身在一家以「熱愛祖國，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宗旨之一的讀書會的人士，對《百鳥朝鳳》這部電影裡所反映的內容，自然無法做到完全客觀，而是會有很強的代入感。下面就讓我從一個觀眾的視角，談談對這部電影的觀影感受。
無論是畫面、場景，還是表演風格，吳天明導演的這部電影，都很難被當成一個當下的院線新片，而更接近於80年代初期，第四代導演與第五代導演交替年間的作品。它臺詞、表演和情節設置的形式感和舞臺感，它布景和畫面的樸實風格，以及它所展現的城鄉交際地帶和反映的傳統樂器新時代走勢的主題，在很多當下的觀眾和電影業內人士來說，都顯得非常不合時宜。或許正是因為這種不合時宜，才使得包括業內人士在內的不少人，對這部電影評價不高，甚至有人喊出「爛片」的口號。然而就我個人來說，這部電影的基調、主題和風格，都很切合我的審美偏好與文化傾向。它讓我想起的兩部電影，是萬瑪才旦的《喇叭褲飄蕩在一九八三》和鄭大聖導演的《阿桃》，雖然樸實，雖然可能笨拙，但卻真誠、平和，以一種溫婉而堅毅的力量讓人感動。
片中描繪的兩代嗩吶匠的命運，其實只是中國傳統的禮法社會，在現代化的衝擊面前逐步瓦解的一個縮影。嗩吶雖然表面上只是一件普通的傳統樂器，但圍繞它展開的一系列儀式、規則和程序，卻無一不是中國禮法社會秩序的體現。從至嚴與至情並存，一日為師、終生為父的師徒關係，到紅白事吹嗩吶之前的拜師禮等程序，再到只為至德之人才能吹奏《百鳥朝鳳》的潛在規則，都是禮法社會的倫理與秩序要求絲絲相和。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規則制約下，焦師傅才將衣缽傳給了技藝雖然略遜，但品德和恆心卻更勝一籌的遊天鳴，而把沒有長性的藍玉趕出師門。就連影片中閃過的師母給焦師傅洗腳的那個特寫鏡頭，也是這一傳統禮法社會的應有之義之一。
近代以來，無論是西方列強入侵帶來的文明、技術與現代化，還是中國在被打挨打局面下產生的自立自強的內在需求，都決定了不可能不對這一傳統禮法社會進行根本性變革。然而正如《百鳥朝鳳》裡所展現的那樣：20世紀的三場革命——辛亥革命、共產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儘管對中國的面貌產生了摧枯拉朽式的變化，但傳統禮法社會的諸多秩序，仍然以頑強的生命力在中國大地上殘存，反映在影片開頭反映的上世紀80年代初，就是上一段裡提到的那幾大現象。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對傳統禮法社會完成致命一擊的，並不是這三場革命，卻恰恰是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大規模經濟發展與建設，帶來的商業主義和消費主義浪潮。正如很多學者之前分析的那樣：中國的文化古蹟和古建築，毀於90年代之後因經濟建設而起的拆遷的，要比毀於文革的多出很多。
當一切都可以用金錢來計算，用金錢來購買，上述嗩吶匠體系裡的禮法秩序便土崩瓦解。在低微的吹奏費和生存的壓力下，焦師傅的弟子們紛紛外出打工，而任憑焦師傅如何勸阻，也不願意回來繼續吹嗩吶；吹嗩吶之前的拜師禮，也被以發紅包的形式代替，更有甚者，為了贏得吹奏《百鳥朝鳳》的機會，無德之人或者在傳統評價體系中品行一般的人，也試圖以重金換取這一待遇。伴隨著吹嗩吶所附帶的禮法秩序的瓦解，嗩吶在新一代年輕人當中已經不再具有吸引力，洋氣的西洋音樂和豐乳肥臀的時尚美女，更能贏得青年人的關注和喝彩。如果說嗩吶指向的是禮法秩序的話，那麼後者指向的就是現代生活和不斷的荷爾蒙消耗，誰更具有吸引力，可謂是不言自明。
傳統與現代的力量懸殊對比，或許在片頭，這樣一部反映中國傳統樂器命運的電影，還是依靠美國好萊塢的大牌導演馬丁·斯科塞斯來進行吆喝推廣中，也可見一斑。
所謂的夫為妻綱、師為徒綱，當然有其落後和消極的一面，然而任何國家的現代性，都必須建立在對自身歷史文化的批判性繼承和一定程度的路徑依賴基礎之上。不管是五四時期提出的「全盤西化」，文革時期的「破四舊」和「打倒孔家店」，還是改革開放之後的飛速奔向現代化，所體現出的，都是一個長期在世界範圍內佔據文明中心地位的國家，遭遇近代以來的落後挨打局面後，迫切希望重新富強和復興的心理。但我們需要明白的是，將傳統一刀斬斷，並不能帶來健康、良性的現代化，反而面臨的窘境是文化、信仰和價值觀念的虛無。
或許是一種希望，或許是一種理想主義的堅守，吳天明導演讓遊天鳴對嗩吶的堅守堅持到了影片結束，《百鳥朝鳳》也沒有在高資本的誘惑之下被濫用，而是獻給了擁有至死不渝的匠人精神的焦師傅。嗩吶，乃至整個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命運是什麼？公共部門的介入與保護，當然是一條重要的可行之路。正如片中所言，有了文化部門把嗩吶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下簡稱「非遺」），遊天鳴可以安心地吹奏嗩吶，而也能維持一份相對可以的生活。而在我們南京同樣也是如此，崑曲被聯合國列入非遺之後，最近十多年的生存與發展狀況可謂是越來越好。記得託尼·朱特在《戰後歐洲史》一書中所述，在歐洲，甚至是西歐，很多小鎮上也能有配置完備的交響樂團、歌劇團和話劇團，這些文化機構當然主要是靠政府投入和扶持。
但政府投入絕對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事實上，嗩吶在實現了跟傳統禮法秩序的剝離之後，一定程度也賦予了嗩吶在音樂上的純粹性與自由性，使得它可以不依託於婚喪嫁聚而存在。無論是蘇陽把嗩吶等樂器跟搖滾三大件——電吉他、電貝司和架子鼓嫁接形成的新方言民謠，還是沼澤將古琴跟後搖嫁接後形成的帶有中國文化韻味的後搖音樂，都是中國當代優秀的音樂人，在融合中國傳統樂器跟現代音樂中所做的有益嘗試。我們有理由相信：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在平穩有序的發展之後，中國的文化復興與良性現代化的雙重目標，是有希望共同實現的。
2016.5.13晚作於徐州銅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