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生一日》《好久不見,武漢》等抗疫紀錄片導演分享「戰鬥」經歷

有這樣一群人，他們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初期，前往抗疫一線，或全副武裝進入方艙醫院，直面危重病例，致敬逆行者；或將鏡頭對準普通家庭，記錄人性溫暖……7月28日，第23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電影論壇舉行紀錄片專場——「抗疫前線的紀錄片人」論壇，範儉、範士廣、林晨、秦曉宇、竹內亮五位身處疫情一線的紀錄片創作者，分享了他們用影像記錄這場「沒有硝煙的戰鬥」的特殊經歷。

《被遺忘的春天》導演範儉：後退一步 聚焦「小眾」群體

當地人認為我們是「逆行者」，但我不這麼覺得，我只是個紀錄片導演。

不同於以往創作的有關汶川地震題材的《活著》和《十年：吾兒勿忘》等紀錄片，今年3月，我有意選擇後退一步：沒有衝進醫院，而是將鏡頭對準疫情下武漢社區的縮影——百步亭社區，拍攝了《被遺忘的春天》。我更想觀察武漢人的日常生活、人和人之間的關係變化，雖然我知道，這不符合抗疫紀錄片的創作常規，也非新聞視角的觀察，但選擇較少人關注的社區，反而給了我更大的創作空間。

去武漢前，我和我的團隊都很害怕。進入社區，在實現拍攝想法時，團隊也遇到很大阻力：人們都不願意暴露家庭隱私，團隊很難走進具體家庭中，尤其是新冠肺炎確診患者的家庭。幸運的是，最終有一家人同意接受拍攝。

《人間世》抗疫特別篇導演範士廣：關注宏大敘事之外的個體生命體驗

今年我35歲，能夠在武漢度過一段非常純粹的日子，非常珍貴。正是這段無關物質、無關利益的日子，讓作品呈現了人與人之間的溫情和守望相助。這種純粹的情感令觀眾感動、懷念。

面對突發疫情，我的本能反應是去新聞的中心，告訴大家抗疫一線到底發生了什麼。

一開始，我延續《人間世》第二季的思路，聚焦醫生和患者。但在《人間世》抗疫特別篇中，個人化的敘事、經驗和體驗，成為這部作品的重要支撐。這還要從我在同濟醫院光谷院區與護士徐東亞的聊天說起。她偶然告訴我的一個小故事觸動了我，讓我決定不再按照之前的套路去拍。因為我們面臨的是涉及面非常龐大、複雜的災難，不是一個簡單的故事就能呈現完整的。所以《人間世》抗疫特別篇有了100位醫務工作者的口述，呈現更多個體經歷。若干年後，觀眾回看這些個體經歷，依然會覺得是珍貴的歷史影像。因為紀錄片在反映現實和時代的同時，更重要的是呈現世界和人的複雜性。

《武漢日記》導演林晨：個人化視角打破創作規則

基於觀眾需求，偏向新聞性和實時性，我在武漢「封城」的日子裡，以自己的日常視角，利用手機和無人機拍攝系列短視頻。在這些作品中，我會先配上自己的旁白，再將無人機起飛的過程拍進去，使無人機的視角和我的視角產生關聯，用個人化的主觀視角，講述武漢抗疫日常，以及真實鮮活的故事。

一開始我確實沒想到，系列短視頻《武漢日記》最終能拍成一部紀錄片。因為它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紀錄片，沒有完整的故事線，沒有客觀記錄，反而包含我的個人見解。但它又確實在人們想了解武漢時，記錄了一些事情，每部短視頻的事件背景和最終呈現出的精神是一致的。

《餘生一日》導演秦曉宇：全民記錄和全民導演的時代正在來臨

全民記錄和全民導演的時代正在來臨，因為一部智慧型手機就能完成高質量拍攝。全民記錄的意義重大，個人不僅僅是被記錄的對象，也是自覺主動的記錄者、創作者，真正的創作就要打破邊界。

《餘生一日》嘗試了全民記錄的方式，以後這種創作方式會常態化。雖然有別於創作團隊單一視角的常見方式，但這相當於把歷史書寫的權利，分到每個人手中。這種方式試圖將不同的視角集結，大家會發現，原來自己記錄生活是有意義的，這就是歷史本身，我就是歷史的書寫者。

《餘生一日》雖然不是嚴格意義上拍攝抗疫一線的紀錄片，但我更在意的是「遮蔽的深處」，而非僅僅專注於前線拍攝。這裡提到的「深處」，不是指環境、社會層面或者公共空間，而是指心理情感和私人空間，後者恰恰是電影藝術和文學作品最具表達能力之處。我把此次疫情分為兩個空間，一個是公共空間，像紅區（傳染病汙染區）、方艙醫院、街頭；另一個是私人空間，可以摘下口罩，直接表露情感，呈現每個人喜怒哀樂、日常生活的地方。

《南京抗疫現場》《好久不見，武漢》導演竹內亮：以主觀方式陳述客觀事實，讓世界認識真實的中國

20年左右的紀錄片創作經歷，讓我形成了兩個習慣：一是我創作的主題，雖然會選擇中外觀眾都想了解的內容，但我不會完全考慮日本觀眾的喜好，也不會完全按照西方國際視角選題，而是更尊重自己的想法；二是我作為導演，常常特意出現在鏡頭前，與被拍攝人交流，以主觀的方式，陳述客觀事實，成為我的風格。

當《好久不見，武漢》全網點擊量超過3000萬時，我發現只要是好內容，哪怕片長超過2小時，也會有觀眾願意靜下心來慢慢品。另外，我還觀察到，這部影片改變了很多外國人對武漢的偏見，所以我會繼續記錄武漢乃至中國的真實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