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張曼菱，雲南華寧人氏，中國當代著名女作家、紅學家、電視製作人、社會活動家。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82年畢業，到天津作協做專業作家，職稱「一級」。 1998年返回雲南，致力於「國立西南聯大」歷史資源的搶救、整理、與傳播工作。
主要作品有：小說《有一個美麗的地方》，改編為電影《青春祭》；小說《唱著來唱著去》；散文集《北大才女》；回憶錄《中國布衣》；評論集《張曼菱評點〈紅樓夢〉》；電視紀錄片《西南聯大啟示錄》；音像製品《西南聯大人物訪談錄》；史話《西南聯大行思錄》。
圖書簡介
《北大回憶》是北大中文系78級學生、作家張曼菱回憶北大生活（在校期間和畢業以後）的作品。該書作者以親歷者的口吻娓娓道來，敘述了與許多著名人物的接觸，如朱光潛、錢鍾書、李澤厚、袁行霈等，以及發生在北大或者與北大有關聯的種種事件，描述生動、人物鮮活，傳達了作者體驗和理解中的獨特北大，為了解那空前絕後的一代大學生的校園生活，以及北大的風格和傳統，提供了很有意思的材料，也可從中感受到當時的時代氛圍。書中有各種著名人物，有同學間大大小小的衝突，有作者自身性格帶來的戲劇性，可讀性強。
精彩片段
【燕園春潮】
那是一個時代更迭的日子。
中國大地上，火車載著一批批抖落歲月風塵的錄取新生，日日夜夜，從四面八方，向著大學奔駛。
到了！就是這裡。
昨夜之我，還在火車上倚著一隻打補丁的旅行袋，坐在硬座上搖搖晃晃，難以入眠。今日之我，已來到軒昂華麗的北大校園，成為人皆羨慕的天之驕子。
恢復高考後的77、78屆學子，如春潮般湧入北大，頓時更新了整個燕園。青春在這裡重新展開，細節饒有趣味。到處是勃勃生機和意味深長的邂逅。
在校園內，光明與陰影，方生未死依然糾結，但一往無前的進步，已是大勢所趨。
「作家夢」
馳名中外的北大中文系，所在的五院是那麼小，小得像是一戶舊式人家。
五院是獨一無二的。
夢中常看見五院，院牆上的爬山虎散發著盛夏馥鬱。初來乍到的我們，站在小草地上，聆聽中文系副主任費正剛訓話：
「北大中文系不培養作家。」
費老師的話沒錯。中文系歷來培養的是學者和教學者。在我們此前和此後，出來的人才，基本如此。
而當時，這話令我們每個人都震了一下。
站在這裡的這批學子，很多人都正做著「作家夢」。
在77、78級學生進校期間，中國文學出現了大潮。一批描寫「右派」和「知青」命運的作品成為主流，成為人們反思「文革」的教科書。文學，承載著甦醒的精神與反省的力量，迅猛地復蓋社會，使得中國社會的開放改革，及時地獲得了新生意識形態的支持。
在我們「文學78」這個班，以及「文學77」，實際上都是以「發表率」來論英雄的。
當時，我們班比「文學77」差得太遠了。他們的「發表人次」高達三百多。剛入學，他們就有「五大才女」，記得是：黃蓓佳、王小平、李志紅、查建英等。
黃蓓佳已經出了短篇小說集。她衣飾妍美，時而佩小首飾，燙髮，風韻溫婉，在我們這兩屆素衣女生中，很眩目。中秋節，她與袁行霈老師出現在央視的賞月節目中，可謂風情佔盡。
現在活躍著的「小查」，當年頭髮紮成雙丫，高個兒，天真樣。而門頭溝煤礦來的作家陳建功，一派成熟，群雄之首。
一個「五四文學社」，77、78級是主力。
中文系迎新晚會後，系裡的人「名符其實」地認識了我。
因為在晚會上我登臺唱雲南民歌：《繡荷包》、《小河淌水》。同學伯陶為我胡琴伴奏。在那個樸素的帶著拘泥的晚會上，尚且陌生的人群中，我的鄉野之音引發了一陣掌聲。
早上兩節課完，跑進圖書館，已是到處滿員。我嘆口氣，拎著書包正要走，一位男生抬起頭來：「我讓你，我有課。」他站起來收東西。
走時他扔下一句話：「你的民歌唱得真好！」
那天，五四文學社的社長李志紅來宿舍找我，我很高興。可原來她是來請我去「唱堂會」的。五四文學社的茶話會安排節目，我就到那裡給人家唱民歌去。
寫作還沒有找到路子，唱歌倒唱出名氣來了。
有一天下午，我回到宿舍，見到一位高大和悅的男生正在與舍友悅和莎聊天。我一進去，她們就說：「人家學生會主席登門來請你去唱歌呢。」
來人彬彬有禮地站了起來說：「我是孟曉蘇。」
多年後，我們曾經在海南相遇。孟曉蘇告訴我，他正在運行「股份制改革」。北大的學生會主席，往往有從政的前景。
我在鄉下當知青「野學」時，讀過一點美學的書，如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生活與美學》一類。一進五院，我就去找「美學教研室」，樓上樓下跑遍了，找不到。
我即興寫就一篇《哀高丘之無女——中國的美學到哪裡去了？》，交給「文藝理論」課的閔開德老師了，我那氣勢好像就是聲討他一樣。
閔老師把我這篇東西拿給中文系書記呂良，呂看後說了一句：「張曼菱，羅曼蒂克！」他是與我的「唱歌」結合起來看的。這話傳出來，人們可以感到，一個寬和的時代開始了。
在五四文學社的刊物《未名湖》第一期，我有一首詩發表。大意是講，一個青年即將被捕，他遙望著女友的窗口告別。沒有人知道，這是我的親身感受，也是我當年在那種情境中寫就的。
那一期《未名湖》，我們是騎著自行車出學校去賣的。每人一捆，綁在自行車後座上面。
走的時候，系裡專門叮囑：「如果被北京市公安局帶走，不要反抗，也別吵架，到那裡就靜靜地等著，學校會來領你們。」有人還帶上了英語單詞本，準備到公安局去「背單詞」。
金秋時節的北京，黃爽爽的秋葉鋪滿林蔭大道，配著琉璃瓦、紅牆、白塔，顯出華麗高貴的氣派。
仰頭，可見秋樹刪繁就簡，天空澄澈。
這麼幹淨利落的換節景色，我的家鄉沒有。昆明「四季無寒暑」，氣質混沌溫和。
那次去大街上賣刊物，沒有什麼人來抓我們。我們都戴著「北京大學」的校徽，人們見了油然起敬。
沿街叫賣「非正式刊物」的這番經歷，學校的這種交代，讓我們領略到了「北大學生」的特殊身份：我們是有些自由的，我們的自由是受保護的。我們得創造一些新鮮的東西來，超前於這個社會，回報於我們的身份。
至今我保存著《未名湖》1980年第一期。打開它的卷首語《給八十年代》，在那泛黃的紙頁上，學子的壯心依然令人激蕩：
上溯八十餘年的歲月，未名湖似乎並非風月寶鑑。它卷過多少濃雲密雨，掠過多少刀光劍影啊！蔡元培主張『思想自由，兼容並蓄』，陳獨秀主辦《新青年》，李大釗傳播馬列主義，偉大的五四運動舉起科學與民主的旗幟……歷史在它上面的折光，真是燦爛晶瑩，奇異奪目。我們在這樣一塊土地上耕耘播種，的確是得天獨厚的。為此，更使我們感到惶惶不安，我們很可能有負於我們的前人而愧對今天的讀者。
可是，這一頁歷史毋庸置疑地擺在我們面前了。我們受任於兩個時代的更替之際。七十年代給予我們的感受和教益，是我們對八十年代認識的出發點。我們對八十年代充滿希望，充滿憧憬，充滿熱情。但是，我們是冷靜的，沉著的，踏實的。
封面是黑色的，以白色線條劃出地平線和日月，鮮紅的三個字「未名湖」為茅盾所題，封底是木刻。這樣的設計，有點模仿「五四」時代那些啟蒙先驅的刊物。
這一期上，白樺的詩歌以長者的口吻說：「因為你們非常年青，或許可以少受很多罪。但道路仍然很不平坦，願我們都像屈原那樣『雖九死其猶未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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