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 《三國志》

 《三國志》全書文筆簡潔流暢，敘事脈絡清晰，寫人寫事均有特色。例如，陳壽有人物品題之好：以曹操為「超世之英傑」，諸葛、周瑜等人為「奇才」，關、張、黃蓋等則是「虎臣」——種種含義，往往與文中多處映襯，而現於篇末，且所論多切要。陳壽寫細小情節，亦頗有心得，如「先主方食，失匕箸」寫煮酒論英雄時劉備野心被曹操看破的驚惶，「方作書，落筆於地」寫曹操得知劉備逃脫而表露出的震驚，簡筆傳神，可謂不凡。

陳壽身為晉臣，晉承魏得天下，故他在《三國志》中尊魏為正統，為曹操立《武帝紀》，而劉備、孫權分別只是《蜀先主傳》與《吳主傳》，但陳壽在三篇規格本不相同的文章之中均使用了帝王傳記的標準，年經事緯無缺漏者，不可謂不公允，展現出了他作為史學大家的眼界與氣魄。而且，《三國志》對於許多敏感事件堪稱微而不誣，言有大義——即不明示褒貶，而將價值判斷蘊於筆法之中，如「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句，寫大臣建議曹操遷都而非獻策於天子，即暗示曹操大權在握、已蓋主矣。

當然，因為政治原因，陳壽免不了「為賢者諱，為尊者隱」。《三國志》之中對魏晉帝王權術之爭、廢立禪讓之事多曲筆回護，常常為人所詬病。而且，由於陳壽所處時代與三國時代過於接近，其能參考的史料較少，許多事件未被披露或未有定論，《三國志》就顯得不那麼充實豐盈。作為一部紀傳體史書，《三國志》只有「紀」與「傳」，而缺少「表」、「志」，沒有地方風土人情，時令曆法等極重要的記錄。雖然裴松之在注引上下了很大功夫，但裴注之所長還是在於人物事跡的增補，更何況裴松之所引史料也有部分不可信的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