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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OCAT研究中心與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授權轉載。原文載於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世界3：開放的圖像學》第2-25頁。謝絕任何形式的轉載。
按：前兩期文章分別從觀念和史實層面探討了瓦薩裡的著述，都提到瓦薩裡和人文學者的關係，這例證了在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圈和人文學者們的圈子是交疊在一起的。因此，出色的文藝復興藝術研究者會主動到當時的人文主義者那裡尋找某些藝術問題的答案。於是，本期我們推送一篇對認識人文主義很有幫助的論修辭學的文章，以拓展視野；編成上下兩部分，分兩期推送。
克裡斯特勒 撰
邵 宏 譯
修辭學 (rhetoric) 這一長期遭到鄙夷的術語，近些年裡又變得體面起來，但是它的確切意義，無論是用於古代或者中世紀，還是用於文藝復興時期或者近代，看來都是很不清晰的。修辭學曾被界定或理解為勸說的藝術、說服的藝術、散文風格和寫作的藝術，或者是文學批評的藝術；這些界定雖然相關卻不相同，其中每一界定都曾在不同時期或不同的上下文裡佔主導地位。寫作的藝術有時強調的是對聽眾口頭髮表的演講，在另一些時候強調的又是寫作供默讀的書信或文章。除了其本身固有的意義之外，修辭學與其他科目和學科的關係經常變化，這種變化的關係也顯然影響了人們對修辭學本身的理解：修辭學曾經與語法和邏輯學有聯繫，也與詩學、倫理學和政治學有聯繫，此處僅僅提及它的幾個很重要的關係。修辭學在藝術和科學分類中的位置，以及它在學校和大學的課程設置中的位置，在過去的數百年裡也經歷了許多的變化。我不奢望在這篇短文裡顧及到所有這些方面，而是集中討論文藝復興時期修辭學和它的中世紀前身，以及它在文藝復興文化中的位置。我還想指出在我看來需要深入研究的諸多問題中的某些問題。[1]
在最近幾年裡，人們不止一次地宣稱，修辭學是理解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的鑰匙，也是理解一般文藝復興思想和文明的鑰匙。[2]由於我三十多年前發表的一篇文章，我經常被看作是這一觀點的支持者之一。[3]請允許我藉此機會澄清我對這一重要主題的看法。我的確相信，文藝復興修辭學的重要性和所需要的研究和關注，都大大超過了過去幾代大多數學者所願意承認的程度。然而我從未說過，現在也仍然不相信，文藝復興人文主義可以簡化為一門修辭學，更不要說一般文藝復興的思想和學術。修辭學僅僅是由人文主義者所培育的五門studia humanitatis（人文學科）中的一門，這些人文主義者的職業是語法家（和古典學者）、歷史學家、詩人和道學家，他們的工作不可能來自於他們的修辭學，不過他們的職業常常看起來與修辭學密不可分。尤其是，正如我一直堅持的（儘管許多歷史學家拒絕聽我講話），人文主義只是構成了文藝復興思想和學術的一個方面，雖然是一個重要的方面；此外，文藝復興時期的神學和法學史、科學史和哲學史，都不可能局限於文藝復興人文主義，更不用說人文主義者的修辭學，儘管這部歷史在許多方面受到修辭學的影響。[4]在我不加誇張地討論文藝復興修辭學的某些方面，及其對文藝復興人文主義和非人文主義的其他學術領域的影響時，我將在心中牢記這些區別。像通常所做的那樣，我將自己的關注點放在義大利，因為我熟悉那個國家的歷史，又因為文藝復興修辭學史與中世紀的修辭學史一樣，義大利人在其中的領導角色已被普遍承認。
為了正確理解文藝復興時期的修辭學，如同要理解文藝復興時期的許多其他發展一樣，我們必須從古代的源頭開始。對於普通修辭學理論而言，西塞羅 (Cicero)（圖1）的《論創意》 (De inventione) 和託名西塞羅的《獻給赫倫尼的修辭學》 (Rhetorica ad Herennium)，是整個中世紀的基本文獻。作為標準教材，它們引致無數的評註，尤其是在12和14世紀，這些評註在近幾年裡受到極大的關注。[5]15世紀又增加了西塞羅更成熟的修辭學著作，尤其是《演說家》 (Orator) 和《論演說家》 (De oratore)。它們對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和思想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種影響在許多事例裡隨處可見，但卻需要更綜合的方式去研究它。昆體良 (Quintilian) 的著作在中世紀只是以節選的形式為人所知，他也是在15世紀被人們重新發現，其完整的文本也被廣泛地研習（圖2）。他的影響並未得到充分地研究，但有意思的是，洛倫佐 · 瓦拉 (Lorenzo Valla) 賦予昆體良的權威超過了西塞羅。[6]西塞羅一些早為人知的、以及一些新近發現的演說詞，廣受推崇和被人模仿；事實上，新發現的阿斯科尼烏斯 (Asconius) 為部分西塞羅演說詞寫的導讀，啟發了安託尼奧 · 洛斯基 (Antonio Loschi) 和西科 · 波倫頓 (Sicco Polenton)，他們也想為西塞羅的其他演說詞寫作導讀。有關書信寫作方面，塞尼加 (Seneca) 和普林尼 (Pliny) 的書信，以及首先是新近發現的西塞羅書信，都是學習書信寫作的主要來源和範本。
圖1 1547年木刻版畫中的西塞羅形象
圖2 1476年的昆體良《雄辯術原理》手抄本
在修辭學和在其他領域一樣，當我們從拉丁文獻轉向希臘文獻時，文藝復興時期古代文獻材料的擴大變得更為顯著。中世紀晚期人們熟知的希臘修辭學文獻實在太少：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圖3）的《修辭學》 (Rhetoric) 和託名亞里斯多德的《獻給亞歷山大的修辭學》 (Rhetorica ad Alexandrum)，一篇歸屬於法萊雷奧斯的德米特裡 (Demetrius of Phaleron) 的論文《論演說》 (De elocutione)，還有一篇歸屬於伊索克拉底 (Isocrates) 的演講稿《致德莫尼克》 (Ad Demonicum)。後面三部文本的流傳十分有限；[7]還有亞里斯多德的《修辭學》，雖然流傳廣泛，但卻是被經院哲學家作為道德哲學的一個部分來研究的，[8]而不是由專業的修辭學家來研究的，所以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除了通過古羅馬修辭學作家的中介之外，中世紀的修辭學沒有受到任何希臘的理論或者著作的影響。
圖3 1517年題為「修辭學」的木刻版畫中的亞里斯多德形象
在文藝復興時期，希臘修辭學的完整文獻通過原文和拉丁文以及方言譯本的方式，變得為西方世界所知曉。人文主義者不僅了解到赫莫格內斯 (Hermogenes) 和阿佛託尼烏斯 (Aphthonius) 這些在古典後期和拜佔庭時期左右希臘人的修辭學傳統的作者，還熟悉了偽朗吉努斯 (pseudo-Longinus)、哈利卡爾那索斯的狄奧尼西奧斯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米南德 (Menander) 和其他名氣不大的希臘修辭學作者。[9]《獻給亞歷山大的修辭學》和偽德米特裡 (pseudo-Demetrius) 變得更為流行，[10]還有最重要的，亞里斯多德的《修辭學》被作為修辭學著作而不是道德哲學為人接受和廣泛研習。當阿爾杜斯 · 馬努蒂烏斯 (Aldus Manutius) 出版第一部希臘文本的亞里斯多德文集時（1495-1498），他有意刪除了《修辭學》［和新近發現的《詩學》(Poetics)］，而將之收入他幾年後出版的希臘修辭學著作全集裡（1508）。[11]在16世紀，亞里斯多德的《修辭學》有了許多的註解者，這些註解者都是人文主義者和修辭學家，而不是道德哲學家。[12]有關《修辭學》的所有註解，因其對修辭學和文學理論的貢獻而應當受到足夠的重視，就像最近人們十分重視《詩學》的註解一樣，《詩學》的有些註解作者也是《修辭學》的註解者。[13]對於論修辭學的理論文章，我們還必須補充古代希臘演說的實際成就。雅典的 (the Attic) 演說家們，尤其是呂西阿斯 (Lysias)、伊索克拉底和狄摩西尼 (Demosthenes) 的作品都被翻譯、誦讀和模仿；晚期希臘的一些演說家，例如普魯薩的狄奧 (Dio of Prusa)、阿里斯提得斯 (Aristides) 和利巴尼奧斯 (Libanius) 的作品也是如此。我們也許還可以加上在修昔底德 (Thucydides)、狄奧 · 卡修斯 (Dio Cassius) 和其他歷史學家的著作中發現的演講稿，這些演講稿有時作為獨立的篇章被翻譯和研讀。[14]至於希臘語書信的文本，其中大多數的年代晚近而且有杜撰的嫌疑，因此被現代的古典學者們忽略了，但是它們在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學者當中流傳極廣。歸屬於法拉裡斯 (Phalaris) 、犬儒派的第歐根尼 (Diogenes the Cynic)、布魯圖 (Brutus) 和其他人的這些書信，屬於最受歡迎的古典文學作品之列，從現存的譯稿、手抄本和印刷本來看可以得出這麼個結論；還有，利巴尼奧斯的書信在15世紀通過弗朗切斯科 · 贊貝卡裡 (Francesco Zambeccari) 的拉丁文偽造本而幾乎得到成倍的增長。[15]許多這類材料還有待進一步的編目整理、文本研究及其影響研究。因此我在此所作的粗略和匆忙的概述，也將會相應地得到修正和完善。
寫作有關普通修辭學的單篇論文，在中世紀晚期如果不是完全未見起碼也是甚為少見，就是在15世紀，這類論文的數目仍然極其有限。這種情形也許歸因於古典教科書的權威，對於這些權威，人文主義的教師們更願意去註解而不是去批判。我所知道的早期例子包括有加斯帕裡諾 · 巴爾齊札 (Gasparino Barzizza) 和阿戈斯蒂諾 · 達蒂 (Agostino Dati) 所作的幾篇流行的論文，特拉布宗的喬治 (George of Trebisond) 寫的一篇系統的和有影響的論文，[16]還有紀堯姆 · 菲切特 (Guillaume Fichet) 試圖引進有趣的新術語的著作，[17]喬爾喬 · 瓦拉 (Giorgio Valla)[18]和菲利波斯 · 卡利馬科斯 (Philippus Callimachus)[19]寫的一些論文，可能還有一些。在16世紀，修辭學教科書的文獻相當廣泛，但是有關這類文獻的著錄遠未完備。[20]據我所知，與那些論文藝復興時期的語法、邏輯或者詩學的論文相比較，還沒有出現詳細的研究文藝復興時期修辭學的論文。[21]我也許有點孤陋寡聞，但我的確不知道去何處尋找有關個別作家的個人學說，以及它們區別於其他古代或當代作家學說的準確材料。有關個別概念、話題或者理論的歷史，其情形也是如此，可能除了修辭格 (the figures of speech) 之外，那是因為詩學和文學批評史家們對修辭格感興趣。彼得·拉米斯 (Peter Ramus) 的邏輯學革新也包括了修辭學，由於他改變了這兩門學科的傳統劃分，於是他的修辭學，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他的朋友塔萊烏斯 (Talaeus) 的修辭學，受到了現在的拉米斯主義 (Ramism) 歷史學家的關注。[22]
有一個特殊的問題對於文藝復興時期的理論家和作家來說是很重要的，就如同對於古典晚期的理論家和作家一樣，那就是古代範本的模仿問題。人文主義者們一致認為某種程度的模仿是必要的，但是在西塞羅派，即視西塞羅為散文風格和詞彙的唯一範本的人，與他們的對手，即倡導兼收並蓄和更原創的風格的人之間有過生動活潑的討論。西塞羅派包括了巴爾齊札、保羅 · 科特西 (Paolo Cortesi) 和本博 (Bembo)，他們的對立面有洛倫佐 · 瓦拉、波利齊亞諾 (Poliziano)、伽尼弗朗切斯科 · 皮科 (Gianifrancesco Pico)、伊拉斯謨 (Erasmus) 和利普修斯 (Lipsius)，他們之間的爭辯已經成為了一些學術討論的主題。[23]但是這一主題正如修辭學理論的其他特殊概念和學說一樣，值得更具體和更全面的研究。我們還要加上中世紀和文藝復興大量討論記憶力的文獻，這一類文獻最近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24]這類文獻在某種程度上應該被看作是修辭學的一個部分。因為根據古代的理論，記憶是修辭學的五個部分之一，幾篇最早論記憶的文章，實際上是對《獻給赫倫尼的修辭學》論記憶章節的註解。[25]作為專論研究的新領域，常常來自舊有的、更寬泛的學科中的一個篇章。
比之論普通修辭學或者論個別論題例如模仿的文獻，更大量的似乎是論散文文學各種文類的文獻，尤其是那些論書信、演講和說教的文獻；這一事實可以被看作是中世紀的遺產，這類論文、對話和隨筆，雖然得到了文藝復興人文學者和其他作家的極大發展，卻沒有受到理論的重視，儘管頗有幾篇16世紀論對話的論文。[26]
*原載Renaissance Eloquence, ed. James J. Mur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3), pp. 1-19.
[1] 有關補充文獻和書目，見Paul Oskar Kristeller, Renaissance Thought and ItsSources (New York, 1979), 尤其是題為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from Antiquity to theRenaissance」 (pp. 211-59, 312-27)的一節。又見George A. Kennedy, Classical Rhetoric and ItsChristian and Secular Tradition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 (Chapel Hill,N.C., 1980), 及Ernesto Grassi, Rhetoricas Philosophy: The Humanist Tradition (University Park, Pa., 1980).
[2] Hannah H. Gray, 「Renaissance Humanism:The Pursuit of Eloquenc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24 (1963),497-514; Jerrold E. Seigel, Rhetoric and Philosophy in Renaissance Humanism (Princeton, N.J., 1968); Hannah H. Gray, 「History and Rhetoric in QuattrocentoHumanism」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56); and Nancy Struever, The Language of History in the Renaissance (Princeton, N.J., 1970).
[3] Paul Oskar Kristeller, 「Humanism and Scholasticismin the Renaissance,」 Byzantion 17 (1944-1945),346-74, rpt. in his Studies in Renaissance Thought and Letters (Rome, 1956), pp. 553-83,and in his Renaissance Thought (New York, 1961), pp. 92-1l9, 153-66.
[4] Paul Oskar Kristeller, 「The Impact ofEarly Italian Humanism on Thought and Learning,」 in Developments in theEarly Renaissance, ed. Bernard S. Levy (Albany, N.Y., 1972), pp. 120-57.
[5] John O. Ward, 「Artificiosa Eloquentiain the Middle Age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Toronto, 1972); Ward, 「FromAntiquity to the Renaissance: Glosses and Commentaries on Cicero’s Rhetorica,」 in Medieval Eloquence, ed. James J. Murph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78), pp. 25-67.
[6] Lorenzo Valla, DialecticaeDisputationes 2.20-23; 3.15 (Opera omnia, Basel, 1540, rpt. Turin,1962), pp. 719-31 and 752-56; Repastinatio Dialectice et Philosophie, ed. G. Zippel, Padua,1982, vol. I, pp. 244-275; 334-345; II, pp. 501-524; 578-587.
[7] Paul Oskar Kristeller, RenaissanceThought and Its Sources, p. 322, notes 50-53.
[8] 亞里斯多德的《修辭學》的中世紀註解者包括Giles of Rome, Guido Vernani, John Buridan, and John of Jandun.
[9]有關赫莫格內斯，見Annabel M. Patterson, Hermogenes in theRenaissance (Princeton, N.J., 1970); and John Monfasani, George ofTrebizond (Leyden, 1976).
[10]有關德米特裡，見Bernard B. Weinberg in CatalogusTranslationum et Commentariorum, vol. 2, eds. Paul Oskar Kristeller and F.Edward Cranz (Washington,1971), pp. 27-41.由Francesco Filelfo翻譯的Rhetoric adAlexandrum拉丁文本傳播甚廣。
[11] Lorenzo Minio-Paluello, 「Attivitàfilosofico-editoriale dell』umanesimo,」 in his Opuscula (Amsterdam, 1972), pp.483-500.
[12]《修辭學》16世紀的註解者包括 Daniel Barbarus, Petrus Victorius, M. A.Maioragius, Franciscus Portus和Antonius Riccobonus。見F.Edward Cranz, A Bibliography of Aristotle Editions 1501-1600 (Baden-Baden,1971), pp. 162-63.
[13] Bernard B. Weinberg, A History of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2 vols. (Chicago, 1961).
[14] 有關包括有這些演講稿的手稿，見Paul Oskar Kristeller, Iter Italicum, 4vols. (Leiden, 1963-1989), 以及其他合集。
[15] R. Foerster, Francesco Zambeccari unddie Briefe des Libanios (Stuttgart,1878).
[16] Monfasani, George of Trebizond.
[17] Paul Oskar Kristeller, 「An UnknownHumanist Sermon on St. Stephen by Guillaume Fichet,」 in Mélanges EugèneTisserant, Studi e Testi 236 (Vatican City, 1964), pp. 459-97.
[18] Gray, 「History and Rhetoric.」
[19] Philippus Callimachus, Rhetorica,ed. K. F. Kumaniecki (Warsaw,1950).
[20] Donald L. Clark, Rhetoric and Poetryin the Renaissance (New York, 1922, rpt. 1963); Charles S. Baldwin, Renaissance Lite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1939, rpt. 1959); O. B.Hardison, The Enduring Monument (Chapel Hill, N.C., 1962); W. S. Howell, Logic and Rhetoric in England, 1500-1700 (Princeton, 1956); F. Buisson, Répertoire des ouvrages pédagogiques du XVIe siècle (Paris, 1886, rpt. Nieuwkoop, 1962); and Susan Gallick, 「The Continuity of theRhetorical Tradition: Manuscript to Incunabulum,」 Manuscripta 23 (1979), 31-47.
[21] G. Arthur Padley, Grammatical Theoryin Western Europe 1500-1700 (Cambridge,1976); W. Risse, Bibliographia Logica (Hildesheim, 1965); and Weinberg, A Historyof Literary Criticism.
[22] Walter J. Ong, Ramus: Method and theDecay of Dialogue (Cambridge, Mass., 1958) and Ramus and Talon Inventory (Cambridge, Mass., 1958); Neal W. Gilbert, Ranaissance Concepts of Method (New York, 1960).
[23] R. Sabbadini, Storia delCiceronianismo (Turin, 1885); Izora Scott, Controversies Over theImitation of Cicero as a Model for Style (New York, 1910); Le Epistole 「Deimitatione」 di Giovanfrancesco Pico della Mirandola e di Pietro Bembo, ed. G. Santangelo (Florence,1954); Erasmus, Il Ciceroniano, ed. A. Gambaro (Brescia, 1965); Erasmus, Dialogus Ciceronianus, ed. P.Mesnard, in Opera omnia, ordo 1, tomus 2 (Amsterdam, 1971), pp. 581-710.
[24] Helga Hajdu, Das MnemotechnischeSchrifttum des Mittelalters (Vienna,1936); and Frances Yates, The Art of Memory (London and Chicago, 1966).
[25] Ad Herennium III. 16, 24-28, 40.
[26] Rudolf Hirzel, Der Dialog, 2 vols. (Leipzig, 1895, rpt. Hildesheim, 1963).
克裡斯特勒
作者簡介：保羅 · 奧斯卡 · 克裡斯特勒（Paul Oskar Kristeller，1905-1999），20世紀文藝復興研究領域權威人物。出生於德國柏林，9歲開始學拉丁文，12歲學希臘文。1914-1923年就讀蒙森文理中學。1923-1928年在柏林、馬堡、弗萊堡以及海德堡等大學學習；並相繼師從海德格爾、胡塞爾、克朗納、雅斯貝爾斯、霍夫曼和李凱爾特等著名學者；與卡西爾有私交，將其看作自己的老師之一。納粹掌權後，於1934年遷入義大利。接著在1939年到達美國，被聘為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助理教授；1948年取得終生教授職位；1956年升為正教授。一生著作等身；榮獲各種獎項；曾擔任美國文藝復興研究會會長、國際文藝復興研究聯合會秘書長和美國中世紀研究院主席。代表作有《菲奇諾的哲學》《文藝復興時期人的哲學》《經典與文藝復興思想》《義大利文藝復興的八個哲學家》《文藝復興思想及其源流》和《文藝復興思想與文學研究》等。
邵 宏
譯者簡介：邵宏，1958年出生，江蘇南京人；暨南大學文學博士、中國美術學院藝術史博士；現為廣州美術學院藝術史教授。主要論著有《藝術史的意義》、《美術史的觀念》、《衍義的氣韻：中國畫論的觀念史研究》、《設計的藝術史語境》；主要譯著有克裡斯特勒：《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與藝術》、弗裡德倫德爾：《論藝術與鑑賞》、阿洛伊斯 · 李格爾：《風格問題：裝飾歷史研究的基礎》、廖內洛 · 文杜裡：《藝術批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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