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世嫉俗往往源於太喜歡這個世俗，其中道理很簡單——絕大部分的恨源於愛而不得。——坤鵬論
坤鵬論寫到這裡，大家一路跟著讀到這裡，我們基本也了解了哲學與修辭學一直的關係。
自古希臘時期起，它們便處於對立關係，時而緊張，時而緩和。
直到現代，哲學界自己開始反思後，它們才慢慢走到了一起。
修辭學與哲學為什麼火水不能相容呢？
這到底是為什麼？
為什麼柏拉圖對修辭學那麼深惡痛絕？
坤鵬論先對此做一個階段性的總結。
一、修辭學與哲學的對立源於它們核心的對立
西方哲學的初心是探求世界本原，發現絕對真理。
特別是從畢達哥拉斯、巴門尼德開始，再到柏拉圖的融會貫通、大一統——將理性一錘定音為通向真理的唯一正道。
換言之，智慧，唯有理性可得。
而理性在畢達哥拉斯、巴門尼德、柏拉圖等古希臘哲學家定義下，代表了絕對與完美。
2500多年來，西方哲學形成了以理性為核心尋找真理的發展之路。
但是，修辭學旨在發現演說和勸說的技巧，其功能在於說服。
修辭學的英文Rhetoric源於演說者rhetor，即在公眾面前公開發表演說的人。
其目的是有效地使聽眾接受演說者的觀點和意見。
因此，修辭學從本質上就是在做人的思想工作。
普羅泰戈拉認為，「人是衡量萬物的尺度，存在的事物以人為尺度，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尺度」，每個人都以自己為標準，只相信自己能夠認識到的，因此，出現矛盾時很難說誰對誰錯。
而高爾吉亞更是將這樣的觀念實踐到了修辭學中，不僅引入了芝諾發明的悖論，還創造了：
雙重邏各斯——duo logoi，即任何命題，都有一個可以論證的、與之相反的命題。
反對話語——antilogik，即沒有一種話語是不可以反駁的，沒有一種話語是不可以論證的，任何一種主張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理由。
如果哲學和修辭學沒有交集，也就井水不犯河水，相安無事地各自發展。
偏偏它們有太多交集，甚至在根本目的上都是一樣的。
就說哲學吧，它歸根結底也是在說服別人相信自己。
因為，愛智慧就自己去愛唄，愛到智慧了就自己偷摸高興唄，何苦去論證呢？何苦去告訴別人呢？何苦去辯論呢？
人就是這樣，但凡開口，都是對別人有所要求，最終是要實現自己目的的。
而且，不光是西方哲學，中國哲學也一樣，一開始都與公共事務和祖國利益密不可分。
比如：希臘的「七賢」都是政治家、統治者、立法者；畢達哥拉斯派是貴族聯盟；蘇格拉底與柏拉圖，特別是後者更是滿懷強烈的從政意願。
雖然，從赫拉克利特開始，有了為了哲學而哲學的哲學家。
但是，歸根結底，他也是對城邦的民主政治不滿才遠離政治的。
我們要明白，憤世嫉俗往往源於太痴迷這個世俗，其中道理很簡單——絕大部分的恨源於愛而不得。
西方很長的一段時間裡，修辭學與哲學是存在很多重合的，比如：
都承擔了高階教育工作；
都必須使用語言言說和寫作；
都提供政治建議，安撫不幸的人們，維持國家秩序，教育年輕人；
傑出的修辭學家和哲學家一樣思考自然和國家問題，哲學家中也有人具有極強的演說能力；
……
於是，重合必然帶來競爭，競爭必然帶來高下之分，高下之分必然帶來羨慕嫉妒恨，羨慕嫉妒恨必然帶來辯論、爭論、爭吵、對立。
當然，嫉妒並非壞事，巴菲特就說過，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不是貪婪而是嫉妒。
換言之，它們能夠不斷發展與進步，並取得了豐厚的成就，對立紛爭在其中所起作用不小，特別是被批得很慘的修辭學。
而且，坤鵬論認為，最關鍵的是，它們的核心就是對立的——哲學的絕對、修辭學的模稜兩可。
在任何爭鬥中，想要徹底擊敗對手，最有效的辦法從來都是從對方的核心處入手，也就是所謂的擒賊先擒王，同時，像下象棋一樣，不能讓人家端了老窩的將帥——更得保住自己的核心。
從這個角度看，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對修辭學的批判和貶低，本質其實是在捍衛自己的哲學核心——理性。
如果守不住理性，他們的哲學大廈很可能會徹底崩塌。
也正是為此，柏拉圖不惜藉助神話的手段，去創造一個完美的、虛幻的、無法證實的理型世界。
恰恰就是這樣的理型世界，為後來的宗教，特別是基督教提供了理論基礎。
所以，無論何時何地，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2500多年前也一樣，派系紛爭遠比我們想像的複雜、激烈、狹隘得多。
誰說哲學家就不是吃不著葡萄說葡萄酸呢！
哲學家再牛，他首先也是人，其次才是哲學家。
只要是人，都有利益訴求，越接近思想，越想統治思想。
統治思想，最終指向的是其背後的最大利益——統治人。
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比統治人更高級的事情呢！
有人，就有一切，因為人就是世界。
而在人類社會中，「有人」的最高境界是統治人，統治人＝政治。
因此，如果我們把蘇格拉底前的哲學更多歸為關於自然的哲學，將蘇格拉底後的哲學更多歸為關於人的哲學，那麼，後者的初心也就昭然若揭了。
從這個角度看，2000多年來，西方哲學史中隱藏了太多的虛偽，反而是修辭學一直更為真實。
不得不承認，自古以來，哲學家搞起批判來是很牛的，特別是曾經深度學習過修辭術、特別善於學習和融會貫通的柏拉圖。
首先，他將導致雅典的衰落的大帽子扣到了智者派的頭上，認為雅典就是在巧舌如簧的政客的唆弄下深陷於戰爭。
其次，將修辭術與辯證術對立起來，將辯證術確定為關心認識和真理，修辭術確定為關心的是輿論、信念和個人意見。
真理是絕對的，人人都必須接受，而輿論則可信可不信。
再次，政治抱負極高偏偏又不得志的柏拉圖還不斷強調，理想國度應由「辯證術」裡的真理原則———而不是政客通過演講影響普通人的輿論、意見———作為決策的基礎。
當然，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還是有所不同的。
如果把他們放到一端是感性，一端是理性的天平上，前者更偏向感性，後者則離理性更近，更中立些。
因此，對於修辭學，柏拉圖幾乎是不問青紅皂白地一棍子打死算。
而亞里斯多德與柏拉圖在知識觀上是不同的，他反對後者將知識看成對事物本質，也就是所謂理型的把握。
他認為知識是多元的，比如：有通過思考和理解獲得的總體（一般）知識，也有通過經驗獲得的特殊知識，還有介於這兩者之間的或然知識，修辭學就屬於或然知識類別。
因此，亞里斯多德沒有將修辭學看作真理的敵人，他的解釋比較中性，理性感性都講，重點說理性。
在這裡坤鵬論提醒大家注意一點，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所說的辯證術和我們現在所說的辯證法是有區別的。
辯論術的英文為dialectic，其實就是蘇格拉底的提問法，即在一對一的互動中就對方觀點提出一系列問題，通過詰問暴露這些觀點不能自圓其說之處，達到明辨是非或駁倒對方的目的。
二、修辭學推動了人文主義，也帶來了文藝復興
正是因為修辭學與哲學的核心是對立的。
因此，修辭學的每次興起幾乎都源於理性受到了現實的嚴峻挑戰。
從前面修辭學歷史的介紹，我們知道了修辭學曾在文藝復興時期大放異彩，甚至被簇擁到唯我獨尊的女王王座之上——統領所有學科，包括哲學。
在文藝復興時期前，歐洲完全被基督教支配，順勢出現的經院哲學致力於將亞里斯多德的方法應用於基督教神學研究，以證明理性能夠將人類引導到博大的精神真理，或者說能使他們真正理解原先通過信仰已經獲得的真理。
經院哲學通過對亞里斯多德的基督教化，將自己改造成了一門運用理性形式，通過抽象、繁瑣的辯證方法論證基督教信仰的思辨哲學。
教會發現，理性真是好東西，對於鞏固和堅定精英階層，尤其是對於思想知識界人士們的宗教信仰大有裨益，更重要的是，實際效果一級棒。
但是，那場從天而降、奪去歐洲三分之一生命（2500萬人）的黑死病殘酷地擊碎了教會的美夢，直接導致了基督教統領的中世紀的結束以及整個教會體制的徹底瓦解。
當時有位叫作邁克的修道士這樣描述了黑死病的恐怖：「如果有人染上瘟疫而死，那麼所有拜訪過他，和他做過生意，甚至把他抬到墳墓裡的人，很快都會步其後塵……」
被譽為中世紀文學三傑之一的義大利作家薄伽丘是這場黑死病的親歷者。
他以此為背景，寫出了文藝復興文學的旗幟性作品，世界上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十日談》。
小說講述了10個年輕人為了躲避黑死病疫情，一起來到鄉下一座別墅裡，為了打發無聊，決定每個人每天講一個故事。
10個人，10天時間，一共100個故事。
這些故事記錄了人們對疾病的恐懼，同時通過看上去「離經叛道」的情節，表達了人對於現世幸福的追求。
薄伽丘這樣記錄道：「佛羅倫斯（註：該城80%的人死於黑死病）突然一下子成了人間地獄：行人在街上走著走著突然倒地而亡；待在家裡的人孤獨地死去，在屍臭被人聞到前，無人知曉；每天、每小時大批屍體被運到城外；奶牛在城裡的大街上亂逛，卻看不到人的蹤影……」
篤信上帝的人們發現，不管他們多麼虔誠，在這場災難面前，上帝並沒有出來拯救他們。
無比失落，感覺自己就像棄兒般的人們，真正品嘗到了什麼是叫天天不語，叫地地不靈，他們開始懷疑：
——如果上帝因為我們的行為不端而憤怒，那麼到底這些不端是什麼？
——我們到底該如何去做？
——為什麼我們聽從教會集中到一起禱告，反而更多被感染以及死亡？
——如果黑死病是為了懲罰罪人，為什麼會有大量教士死亡？
——為什麼教士作為上帝在人間的代言人都無法倖免？
這些問題沒有人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迷茫的人們陷入了虛無。
只要人類出現虛無主義，緊接著便會是人文主義的盛行。
都說蟑螂是地球生命力最頑強的生物，其實人類就是地球上的大號小強，自強不息就是其最好形容。
什麼是人文主義？
簡單講，就是倡導人性；自信自愛自尊；活成真實的自己，生活以及生命都需要自己解釋；活在當下，過好每一個現在；生存下來是第一位的，活著才有一切。
它反對神性，而當時的神性就是理性。
於是，理性被人們拋到腦後，經院哲學不好使了。
而以西塞羅和昆體良為代表的古典修辭經典恰恰因為蘊含豐富的人文精神，徹底徵服了當時義大利的知識界。
這不僅直接揭開了文藝復興的帷幕，而且也成就了修辭學在當時處於整個文化、智力領域的中心地位。
不得不承認，歷史中每一次人文主義的繁榮，都會催生出璀璨而豐厚的人類精神財富，比如：藝術、文學、思想等。
其中原因就在於人文主義激發了每一個人，讓每一個人都意識到自己是這個世界獨一無二的存在，有著存在的價值，而這個價值需要自己去盡情地揮灑和展現。
正如尼採所說：
「對待生命你不妨大膽冒險一點, 因為好歹你要失去它。如果這世界上真有奇蹟，那只是努力的另一個名字。生命中最難的階段不是沒有人懂你，而是你不懂你自己。」
「每一個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對生命的辜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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