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思想潮流總是隨著自己的境遇而變換，穩定時，理性至上，感性無用；動蕩時，批判理性，呼喚感性，因此，人類永遠是主觀看待世界的。——坤鵬論
在《為什麼哲學與修辭學如此對立不容？（中）》中，坤鵬論講到了哲學向「語言論轉向」。
同時，在《語言就是修辭（上）》、《語言就是修辭（下）》還介紹了尼採極度超前的哲學觀和修辭觀。
以上都深刻地奠定了20世紀50年代修辭復興運動的基礎，並繼而又出現了「哲學家對修辭學的轉向」和哲學的「修辭轉向」，以及哲學與修辭學的雙劍合璧。
這幾天，坤鵬論將主要講講現代修辭學最有影響力的人物——肯尼思·伯克（也有翻譯為肯尼斯·伯克或肯尼士·伯克）。
他有著修辭學的「亞里斯多德第二」的美譽。
正是他，極大地推動了西方修辭學的復興。
正是他，最全面地體現了20世紀西方修辭發展格局，堪稱20世紀美國也是西方最偉大、最具影響力的修辭思想家。
正是他，影響力不僅只在修辭學領域，還輻射到哲學、人類學、交際學、語言學、社會學、文學等多個領域。
很多很多成就不菲的專家學者都曾或多或少地受到過他的啟迪。
美國定期召開伯克研討會, 各大學裡的修辭學系、傳播系、英語系等紛紛開設博士、碩士課程——「伯克專題研討」 。
以至於有學者認為：「當今誰要是對交際著書立說, 無論他是多麼有獨創性, 都要重複伯克說的話。」
一、伯克其人
1897年5月5日，肯尼思·伯克生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匹茲堡市，卒於1993年11月19日，享年96歲。
他從小受到了父親的深刻影響，愛上了文學。
伯克曾在俄亥俄州大學讀了一學期，後又轉入哥倫比亞大學，但最終因對該學校頗感失望而退學。
他曾在工廠打過工；在銀行跑過腿；在雜誌社幹過審稿人、翻譯、音樂評論、編輯；擔任過兩本雜誌的文章評審員和音樂評論員；當過美國作家協會的常務理事；最後專注學術研究與著述，並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西北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等著名高校執教。
他的興趣廣泛，多才多藝，而且是極其多產的作家和評論家。
其作品種類涉及廣而多，包括：詩歌、散文、小說、文藝評論以及學術著作等。
二、伯克的主要修辭學哲學思想
伯克在20世紀40~80年代寫了幾十部著作論述他對哲學、文學、社會學、修辭學的看法，極大地推動了西方修辭學的復興。
由於其作品語言艱澀，加之其修辭學思想的超前性，直到20世紀60年代之後才被人們廣泛關注與認同。
伯克學術成就頂峰的代表作：《動機語法學》、《動機修辭學》和《語言是象徵行動》等構築起了一個博大精深的修辭理論體系。
這個理論體系的貢獻包括：
1.將修辭視角引入到了整個西方話語；
2.深刻揭示了修辭的思想方法、論辯策略及成效機制是如何在公共領域和智力領域的文本生產中發揮關鍵作用，以及如何支撐著始終處於進行狀態而又不斷變換著話題的人類「對話」。
3.對社會學、人類學、交際學、傳播學、語言學等領域有著諸多的重要啟迪，提供了豐厚的理論營養。
這個理論體系的主要修辭哲學思想是：
1.語言是象徵行動，語言本質上是修辭性的、勸說性的。
伯克認為，社會屬性的人要生存，就必須調節與他人的關係，就必須與他人合作。
修辭的基本功能就是用話語誘發「同一」、達到合作、調節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因此，修辭的中心概念是「認同」，即「同一」，而不是「說服」，通過強調修辭實踐不僅應該維持「競爭」，也應該促進「合作」。
這「說服」與「認同」，可以算是古典修辭學與現代修辭學最重要的區別之一。
2.各種話語形式的背後皆有其動機。
一切話語( 包括科學術語) 都帶有「說服動機」，亦即都具有修辭性。
語言不僅導致行動，而且建構了現實。
3.伯克提出了「不協調而導致的視角」的觀點，提供了一種解構主義方法論。
該方法指，通過把兩個看起來矛盾對立的術語放置到一起從而把人們的注意引向一個真理。
也就是「一種通過兩種方式同時看事物的方法。」
採用這樣的新觀察視角，可以對社會某些方面進行再考察，從而發現以前未能發現的東西。
這和後來的法國哲學家、社會思想家和「思想系統的歷史學家」米歇爾·福柯的知識考古方法有異曲同工之妙。
伯克認為，任何符號的使用只不過是一個視角與另外一個視角之間的競爭，其目的在於使自身被人們當作現實來接受。
根據這個觀點，人們習以為常的「真理」換用另一個視角來看就可能不是真理了。
真理和知識是象徵行為（修辭）建構的結果。
如果按照修辭學統一的認知，語言就是修辭，語言就是象徵的一種，那麼，上面這句話還可以理解為：
真理和知識是話語建構的結果。
伯克的觀點告訴人們，現實、真理、知識都是可以通過話語建構的，對現實以及所謂的「真理」都要敢於質疑。
他的解構哲學觀比德希達早了幾十年。
當然，如果你已經和坤鵬論一起了解過古希臘的智者派、尼採，這個觀點也就顯得不那麼新鮮了，它不過是智者派的相對主義、尼採的視角主義延展。
它正如普羅泰戈拉所說的：「人是衡量萬物的尺度，存在的事物以人為尺度，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尺度」，每個人都以自己為標準，只相信自己能夠認識到的，因此，出現矛盾時很難說誰對誰錯。
尼採在其《道德譜系》中就曾明確指出：「所有所見本質上都是視角的，所有所知也是一樣……對於所給情景越多不同的視角，就會對其有更加完整，更加客觀的概念。」
他還在《權力意志》中這樣寫道：「從這個窗戶向外看，或從那個窗戶看，我們從不同的窗戶看，目的在於全面地掌握窗外的風景。」
而且，伯克也坦誠「我不得不謙虛地承認我對符號行為的觀點與他（尼採）的視角關係甚密。」
後面坤鵬論還會將伯克與尼採放到一起去比較。
小知識：什麼是知識考古法？
讀過坤鵬論《為什麼哲學與修辭學如此對立不容？（中）》的朋友知道，尼採極度超前地揭示了語言對哲學思維的控制作用，將語言作為一個重要的哲學問題提出來，預見了哲學的「語言論轉向」的發生。
之後歐洲大陸語言哲學家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觀直接拉開了西方哲學的第二次大轉向——「語言論轉向」的大幕。
而福柯的知識考古法就是典型的歐洲大陸語言哲學。
知識考古學（Arehaeology）一詞源於希臘文：arkhaiologia，arkhaio（古）logia（理論）構成，即關於古的理論。
它不是對歷史的考古，目的不是為了找回未被汙染的、原始的歷史，而是對知識的考古，是一種話語研究和分析的方法。
傳統歷史學方法是把過去的遺蹟變為文獻，新的歷史學方法是把這種順序顛倒過來，即要把文獻變為遺蹟。
福柯將這種考察歷史的新方法稱為「考古學」的方法。
福柯認為人類只能對人類的認識史做考古學的研究，探索知識得以可能的條件，即支配我們思想和話語實踐的被組裝起來的各種規則是什麼。
知識考古學作為一種研究方法，是貫穿福柯思想的始終。
它作為系統的方法正式提出是在1969年出版的《知識考古學》一書之中，這部著作對這一理論有較為通透的解釋。
在這部著作出版之前，考古學的方法在福柯的《瘋癲與文明——古典時期的瘋狂史》（1961年），《臨床醫學的誕生——醫學角度考古學》（1963年），《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法》（1966年）等著作中都有全面的貫徹和詳細的說明。
而福柯在1975年寫的《規訓與懲罰》中，其知識考古學方法的運用更加自覺與嫻熟。
福柯研究的最主要的命題是權力和它與知識的關係（知識的社會學），以及這個關係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的表現。
對他來說，「真理」（其實是在某一歷史環境中被當作真理的事物）是運用權力的結果，而人只不過是使用權力的工具。
4.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辭屏（Terministic screen）。
伯克認為，「人們認識事物總是根據自己已有的圖式以某種視角認知事物」，並賦予一定意義（就像一張黑白圖，盯住黑白兩個區域看到的圖形是不一樣的）。
因此，每個人都因為自己的各種背景，包括「訓練出來的『無能』」，形成了自己的「辭屏」。
任何人使用語言去反映現實，其實都是對一種對現實的「偏解」。
坤鵬論認為，所謂的「辭屏」就是每個人認知的話語顯現。
5.伯克修辭理論的核心是「戲劇主義的語言哲學觀」。
莎士比亞有一句名言: 「整個世界是一個舞臺。」
伯克也認為：「整個人類行為是戲劇」，現實世界的人都是演員，人的言行舉止都有象徵意義。
他用「戲劇主義」來論述人類動機。
他指出，戲劇的五個基本元素是「表演/行動」、「場景/情勢」、「演員/行動者」、「道具/手段」、「目的」，它們的互動構建了話語的不同動機、觀點、態度、價值觀等。
綜上，我們可以將伯克的修辭學理論理解為：
關於人們如何用象徵行動彼此互動，從而達到彼此「同一」並和諧共處的理論。
三、伯克理論對社會學的貢獻
學者將現代修辭學描述為「社會學性的」，此描述的最大貢獻者就是伯克。
社會學這門學科成立初心在於：人的行為既不是隨意的、無規律的，也不是神秘的。
這個初心是研究導致社會秩序和混亂的動機原則的必要先決條件。
而伯克的修辭學思想顯然可以為社會學的初心提供精良的「理論彈藥」。
比如：他的戲劇主義哲學觀為人們考慮人際互動、人際關係提供了有益的視角；
再比如：他對人的定義為社會學對社會人進行準確認識提供了有益的參考；
還比如：他的「同一」理論，為理解社會中的交往象徵行動提供了富有闡釋力的框架。
更為關鍵的是，伯克的理論體系具有社會學性質，其中蘊含著他對修辭促進社會協同的道德期許。
而且，不少社會學家確實從與伯克的學術交往，以及伯克的研究成果中受益匪淺。
像社會語言學就產生於戴爾·海姆斯與伯克之間富有成果的學術性交流，前者受伯克關於動機研究的啟示，並按照伯克的建議去關注「社會規範」。
所以，目前已經有不少學者發表了大量論著去探討伯克與社會學之間的關係。
四、伯克理論對文學的貢獻
在文學研究方面，伯克提出了文學是生活的武器，認為文學本身是有目的性的，是一種修辭，同時也是作者的自我顯示。
他的不少觀念頗有見地，為文學分析和欣賞提供了獨特的視角和方法。
比如：他認為文學形式是對欲望的激起和滿足；而語言戲劇的動作過程是汙染→淨化→拯救。
同時，伯克的理論對寫作的研究與教學也有非常重要的啟迪。
如果將寫作視為一個說服、「同一」的方式，那麼，作者就必須重視與讀者的互動，在寫作過程中，就需要設想在與讀者進行交流和磋商，並就讀者可能產生的問題提前給出回應。
基於伯克的理論，寫作已經不再簡單是線性模式——產品即文章；也不是復現作者的認識過程。
它更是一個人際間的互動過程，一個說服讀者的過程，一個作者與讀者「同一」的過程。
所以，作者需要想方設法和讀者在價值觀、知識、認知、思維模式等方面尋找到共同點，並將其放大、貫穿於寫作之中，只有如此，才能最有效地實現「同一」。
五、伯克理論對人類學的貢獻
人類學誕生於19世紀後期，當時科學主義盛行，所以它的初心就是要效法自然科學的範式，建立一門「人的科學」。
正是在伯克的深刻影響之下，美國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茲發起了「人類學的文學轉向」。
他認為，不應再將人類學家視為科學家，而是視為作家，並開創了闡釋人類學學派。
格爾茲在其《文化的闡釋》一書中指出，人類學以認知文化為己任，需要努力建構一種探索意義的闡釋性學科，而非尋找邏輯公式的實證科學。
這樣的視角轉換意味著人類學這門學科的研究範式及理論方向的轉向。
格爾茲曾這樣寫道：
「不僅人類學，而且整個社會研究，都對象徵形式作用於人類生活的興趣，有了巨大增加。
意義，這個我們曾經巴不得交給哲學家和文學批評家去擺弄的難以捉摸、界定不清的虛假存在，現在又回到我學科的核心部分裡來。就連馬克思主義者也引用卡西爾，甚至實證主義者也引用肯尼思·伯克。」
接下來，坤鵬論會對伯克的重要思想進行一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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