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浩什麼都明白

很多關於寧浩的報導中，都會出現一尊「鬥戰勝佛」的雕像。

8月底，《人物》作者在寧浩的新辦公室見到了他。那時，他正在趕《我和我的家鄉》的後期，搶工，這部由他擔任總導演的電影將在十一期間上映。他不斷地揉自己的雙眼。他有神經衰弱，睡覺時害怕任何的噪音。「幹這行的不都有嗎，人不就都這樣嗎？」他說。

新公司的入口處，還未收拾整潔的環境中，那尊「鬥戰勝佛」依舊兀自低頭沉思——這座雕像是潑猴成長為「鬥戰勝佛」的狀態，寧浩說，看著好傷感啊。他覺得它在回憶人生經歷過的得失，而人生的真理就是失去。

寧浩這幾年沒有拍攝電影長片，他說是因為世界在變，荒誕不再是世界的主題，也因此不再是他作品的主題。他就是一面鏡子。命運則是童年動物園中在籠子裡晃樹的那個猴子。

以下是寧浩的講述——

文｜戴敏潔

編輯｜金石

攝影｜尹夕遠

1

好多人老問我那個猴子的故事。那其實是個無聊的小事。因為那個猴子的確很無聊。

小時候，我們家樓下有一個動物園。那個時候大家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去，動物園就相當於現在的萬達廣場。那是一個免費的場所，因為可以翻牆過去。那也是一個證明自己能力的地方，看誰有辦法不買票，翻牆進去。

動物園就是我們的一個小社會，在裡面分成好幾撥不同的勢力，有十三爺派的，有黑龍潭村的，也有太鋼的孩子——籠子外面，那兒也是一個動物的世界，是一個江湖，兒童的江湖，特別生猛。不像現在去夜店都在晚上，那時候是趕早市，幸福的一天從早上開始。

每天早上，很多女孩子在那兒跳舞，跳那種集體舞，叫36步，走到哪兒踢一下，再轉個身那種，她們會著意打扮一番，去那兒走秀。男孩則是去打架，去釋放荷爾蒙，所以有時候不敢隨便去，要帶菜刀、帶棒子，都得有一些武器才可以。如果沒有引起什麼鬥毆，那今天就是和平的一天，否則就又得研究怎麼集結人，怎麼復仇。

那是一個很有趣的年代。動物園雜糅了廉價的兒童遊樂場和一幫青少年，動物園本身也是我童年很有記憶、青少年時期很有記憶的地方。

我記得有一隻很老很老的大象，晚年的時候它不愛看到陽光，永遠待在屋子裡頭，只是偶爾會看到，它從小窗戶裡伸出一個鼻子來。但是我知道裡頭存在著一隻大象，隔一段總擔心它什麼時候死掉了，總擔心它死掉了會不會被老虎吃掉，變成別的動物的食物。因為我3歲的時候摸過它，因為我奶奶認識飼養員，就把我帶進去摸了它，我一直以此為驕傲。我也會經常去看一看別的動物。每一個動物都有它們自己的情況。在我們那個鋼鐵城市裡，我沒太覺得獅子和老虎是很厲害的動物，在那個灰頭土臉的動物園裡，它們沒什麼性格，能活下去就不錯了。

在整個動物園當中，最有性格的就是猴子了，只有猴子是一個能夠跟你有互動能力的動物，獅子、老虎基本上都不搭理你，它們都不看你，跟人也沒有形成關係，但這些猴子是會有的。它經常會有情緒，如果你給它丟東西，它會給你呲牙，會扒著籠子使勁嚇唬你。

我每次看見它，它都在那兒拼命晃樹，我說這傻逼又在晃樹給別人看，後來發現沒人看的時候它也在那兒晃，我說那它幹啥呢，但是我反過來一想，它不晃樹它能幹啥呢，它不也沒事兒幹嗎，所以它就只能關在籠子裡晃樹。

18、19歲之後，動物園我就去得少了。那時候我去商業街溜達，看人，另一種動物。我沒事兒就騎個自行車一個人跑到街上去，也沒別的事情可以做。就去給路過的人畫速寫，觀察人，有的人就像生病的大象，已經到了暮年，我在畫他的時候就會想，他的人生是什麼樣的。有的人就像個猴子，惹不起，不要去招惹他。跟在動物園看動物是一樣的。

後來，動物園搬走了，搬到了臥虎山，我就再也沒有去過。

2

我小時候還很喜歡看《西遊記》，那好像也是我最早接觸到的電視劇。剛開始的時候，它不是一口氣播的。因為它拍了好多年，所以一開始就是每年春節聯歡晚會之後放兩集，只播兩集，然後明年的春節再播兩集。春晚1點鐘結束，不睡覺小孩就接著看兩集。然後一直這樣搞了三四年才一口氣拿出來給大家放，從頭到尾放一遍，那真的確實是非常的珍貴。

那時候全國第一偶像就是六小齡童，所有的姑娘都要嫁給他，都在給六小齡童寫情書，寄往中央電視臺。那是一個瘋狂的時代。

對於小男孩來說，孫悟空就是我們的哈利波特，一個神奇的、有性格的東方大男孩，一個英雄。《西遊記》寫的是一個大男孩如何成為一個男人的過程。最後它被封為「鬥戰勝佛」，但它還是一個男孩的時候比較可愛，因為純真啊。

鬥戰勝佛是被體制化了，這是一種廣義上的體制，就是每一個人都必將面對的人生——走進一個成人的世界，按照成人的標準生活，但我們心裡都住著一個以前大鬧天宮的孫悟空，一個自由的、天真的，沒有被規訓的形象，那個時候對它的形容就是潑猴，就叫潑猴。

後來開公司，他們說給公司取一個什麼名字，然後我就想說孫悟空和動物園裡的猴子就挺好的，動物園裡的猴子是孫悟空的另外一面，孫悟空就是猴子，而壞猴子是它最好的一個狀態，一個童心未泯的英雄。

「壞猴子72變」是一個青年導演扶持計劃，我把它看做是一個作品，我覺得我找到的青年也都是有性格的猴子。

2016年，在做這件事情之前，我想了兩個月，我一直在想，我的初心是什麼，我到底為什麼幹這事兒。其實我當時幹這事兒就是覺得我挺生氣的。2015年開始，有各種各樣的、亂七八糟的人都來拍電影。我並不是歧視別人來拍電影，因為導演也可以去寫書，也可以去幹別的，幹別的人也可以來拍電影，這是正常的。但是當時到了特別泛濫的地步，任何人就說我只要說有錢，我帶著錢就來拍電影，比如我回山西老家，好多煤老闆要投資拍電影，就一種我有錢的姿態，反正我有錢我就可以拍，不行我培養家裡的一個什麼親戚讓他學兩年不就可以了嗎？他也可以拍，他講故事挺好的。

那種氣氛讓我覺得特別的不舒服，真正站在行業的角度，我覺得受到了冒犯，覺得這是對於我所從事的行業的不尊敬。我拍一個電影，你們可以隨便說我也要來拍，我從來沒聽過哪個人說自己組織一支警察隊伍，去當警察。你們怎麼就非要到我們這個行業來攪合？你們又不是幹這個事情的。

如果你要幹，我每次都說你要去好好地讀書，去學習這個技能，而不是說我有錢我就可以來當導演、我就可以來拍。這灘水變得太渾了，我想我應該做點兒什麼，我能不能去找幾個朋友來，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來做電影，至少保證我們這個小環境還能做一些我們覺得力所能及的、像是電影的電影。我是一條魚，我就希望這個水能幹淨一點，讓我們自己活得舒坦一點，所以搞了這個青年導演計劃。這個出發點也許狹隘，但我覺得問心無愧。

我和文牧野見面時吃了一個火鍋，這之前《我不是藥神》的劇本已經有了，但我找不到合適的人拍。直到遇到他。他不說什麼虛頭巴腦的東西，挺關心本質的，一上來就說我要拍一個什麼樣的故事，焦點感很強，很紮實，又有很濃烈的情感，在情感中又有一種審美，都很符合片子的調性，就交給他了。後來電影取得很好的成績，這是他自己的修為。

寧浩擔任監製的《我不是藥神》

我相信道家的事情。道法自然，就認清一個事情的本質，關注最本質的事情，不要人為地推動。我只關注電影本身的事情，我不關注電影以外的事情，掙多少錢、票房，我都不關注。

在壞猴子裡，每個人都相處這麼久了，就跟同學似的，誰的長板短板我都知道。有時候，我會以一個破壞者的方式出現，說一說哪裡是不行的，比如這個大反派不太對，是不是應該再改改什麼的，但都比較籠統，不會給特別具體的建議。除了講內容的時候不能亂講，做監製還要學會什麼時候不說。比如，在你也沒有什麼明確的辦法的時候最好不要瞎說話。

這是我的一個工作經驗，我經常跟我的開發和製片人說，我說你們要首先學會的是不幫忙，學會不幫忙再幫忙，他說何解呀？我說你要是時時刻刻都幫忙，很可能是幫倒忙，像一個孩子要去學習，你什麼東西都幫他做，幫他弄，其實會打亂他吸收想通的順序。

我會經常看到很多劇本有的時候會有很多監製、製片人都不停地在說我的想法、我的意見是什麼，我說這幫人就搗亂，你們的意見都能聽你們自己當導演去唄，在這兒說什麼說，電影最後就是導演的工作，所以你要很知道什麼時候該說話，什麼時候不該說話。

這個我覺得就很像種樹，你需要給它陽光，需要給它水、土壤、環境，要了解這棵樹的屬性，知道它喜歡什麼，不是我喜歡什麼，而且你要知道這棵樹它想長成什麼樣子，不是你想讓它長成什麼樣子。

青年導演的前三步是最難的，一旦它的根系長出來發達了，它的成活率就高了。但它前面的致死率很高，因為要挪動它的根，它的根受傷了，你要保護它，一定不要讓它在前面死掉，讓它先活下來。比方說缺錢你要給他錢，你要想到給他賺點兒錢，不要讓他為了掙錢去搞劇去，去搞什麼，變成一個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另外你得想辦法讓他在頭幾年把根系長出來，然後慢慢他自己就可以了。

我喜歡租一塊地，然後在裡面種一些我喜歡的樹，種了幾棵銀杏，幾棵對節白蠟，幾棵松樹，還有幾棵果樹，其實就是弄了個果園子，把不同的樹種在一起。我每隔一個時間段只要沒事就會去轉一圈，去看看，就在樹林裡待著。我覺得其實那是一個道理，了解它，不要摧殘它，然後它要死的時候，保護好它，剩下的時候，別招它。

除非你遇到明確這是個坑的時候，我會告訴你這是個坑，搞這個事情有危險，那是個電閘，摸了肯定會死，剩下的時候，我就是照鏡子。我經常說，我就是個照鏡子的，我就是他們的一面鏡子。鏡子沒有意志，鏡子是幫你看鏡子裡的自己。不是鏡子好看你就好看了，鏡子不是濾鏡，鏡子是鏡子。

我也會拿他們當鏡子，大家都那麼年輕，我就照到自己老了。以前我走到哪裡都是最年輕的導演，現在我跟他們在一起，哎呀，原來我真的是大哥了，真的是老了。

3

疫情的時候，「壞猴子」很多電影項目都停了，但人生不就這樣嗎？連學校都停了，電影算什麼？對不對？不必太當回事兒。我覺得跟其他行業比起來，電影是微不足道的一個事，有啥可撒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很多地方都開放了，就電影院不開門，也證明了全社會都是這麼看的。

你要去反觀一下自己做的東西。如果我們拍的電影只是一個提供娛樂的東西，那它確實沒那麼重要。你還不如在家打遊戲、上網，一樣，也提供娛樂，受到衝擊電影院關門了，大家就去別的地方娛樂好了。我們一直在追求大一統的票房，我們的發行體系和宣發體系就想著追票房，就是會把電影逼向娛樂，電影就會降格。電影得有娛樂以外的價值，得有一點思考，一點藝術，才值得被保護。否則，學校都不開門，電影院憑什麼要開門？

所以，如果電影僅僅是一個提供娛樂的東西，那對於電影是不利的。

當然，你也不能完全忽視電影的娛樂性，娛樂也很重要，但你不能只提供娛樂。我的作品不拒絕娛樂性，但我從來不滿足就只有娛樂。它如果就是娛樂也沒啥意思，我總會找到一點不僅僅是娛樂的東西。表達之外，要不然就給個美學，破銅爛鐵範兒的美學，讓大家去看一看那種特別的、亂糟糟的東西。我覺得「瘋狂系列」都是，有一種油膩膩、豐富的、混亂的、喧鬧的東西，油膩大叔和垃圾堆美學。

去年年底我在太原拍了一部短片，叫《巴依爾的春節》。是在一個特別有工業氣質的廠區拍的，很有我小時候的感覺，一個鋼鐵城市，機油味和鐵鏽色的。

我小的時候，煉鋼的那廠子裡頭都是黑的，什麼東西都是黑的，到處在噴那個白漆，「刷刷刷」，然後好多地下室裡都積著水。到處都是黑黑的，樹也是黑黑的，只有在春天剛發芽時候能見到綠色，然後過幾天它就變黑了。

澡堂子裡的水也是黑的。煤礦裡的工人都和黑色的東西打交道，他們要在澡堂裡洗乾淨，所以那個水是純黑的，可以撈出來寫字。所以我記憶裡的顏色都是灰和黑，很少出現色彩。一種白慘慘的陽光照射在每一個人頭上，陽光很亮人很黑，映襯著每個人都無所畏懼，不害怕陽光，不害怕風雨，很少見到下雨時候有傘或雨衣，下完雨地上的水也都是黑的，但我們都無所謂了，一個鋼鐵城市就是這樣。但因為裡面有人，有人就有青春，就有情感，就有歲月。

所以我拍的電影都是這樣，都是有機油味和鐵鏽色，他們說你拍的電影非常的髒，其實我覺得是一種破銅爛鐵的浪漫。破銅爛鐵不浪漫嗎？它本身就是浪漫的。什麼東西都有浪漫的機會和權利，我就是在那樣的環境長大的，所以它對我來說，有審美感，也有意思。

寧浩指導《巴依爾的春節》拍攝

我就是覺得藝術要有性格，有個性，但這些年一個非常讓我困惑的事情是，大家都在追求共性、安全和票房，拍得越來越沒個性。好像那個氣氛更多的是談票房、談生意，然後很少有人談誰的電影技巧怎麼樣或者誰更加有創意。無論從影評到觀眾、關注、回饋，我覺得藝術交流這件事情基本上崩潰了，變成叫藝術消費了，大家只是消費，單向的娛樂一下，並不能產生一種真正的雙向藝術交流。

很多人問我，如何看待《瘋狂的外星人》口碑的兩極化？我其實完全沒有在意這件事。

我覺得我們的電影評論，大多數還在一個文本層面上，也就是觀後感，我不是說絕對，也會有很多還是能明白更多層面的人的評論，但普遍主流都相當於一篇文章的讀後感，就是這個維度，這是一個非電影維度。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層面去探討電影本體是一件非常滑稽的事情，但是行業內又沒有組織起有效的根據本體的探討，甚至說根據藝術思潮的探討，到底是印象派還是後印象派，到底是現代派還是後現代派，其實沒有人理解或者care這件事情。

我care這件事，其實原本這才是嚴肅的問題，才是真正的藝術交流的問題，這才是藝術存在的最重要的問題，而不是只有娛樂，好玩不好玩，逗不逗。

我覺得《瘋狂的外星人》是我拍得最好的電影之一，是非常出色的電影。它所談的問題和當下性、視角都不low啊，它是一個當代的處境和文化處境，它是一個有高度的看待這個文化處境的東西，而且它手段和手法也是比較準確，它的語言並不是一個好萊塢能夠輕易複製的東西。它的這套系統只是我們中國才有的系統，故事如果發生在美國，它就不會這樣走了，它就變成了另一個走向。

它是從一個旁觀的角落，或者是從一個更不帶情感投入的角度去看待整個中國的文化、西方的文化、所謂的我們建立起來的西方電影邏輯裡的文明，以及外太空的文明。它實際上是從一個第三方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的，它們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所謂的強弱關係到底是什麼。在我的價值系統裡，孰強孰弱這些都不是問題，狂妄才是問題，狂妄才是問題。

我一直拍的電影都是，所有狂妄的人受到制裁。因為人類最大的問題就是自大，就是自以為是，人類最大的問題就是覺得我們是世界的主宰，我們只要怎麼怎麼樣就能過上幸福快樂的生活，我們只要改變身上一點小毛病，王子和公主就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只要跟人有關的、跟人性有關的事情就變成了一切，就抬到特別高，這就是狂妄。

其實人沒有那麼大，也沒那麼牛，人幹不過命運。

《瘋狂外星人》

4

重新尋找電影有趣的地方，現在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一個命題吧。

《瘋狂的外星人》拍完之後，我就把這個系列結束掉了。因為「瘋狂系列」是只有在社會劇烈變革時期才會出現的作品。現在的世界在走向秩序化，越來越不混亂了。

一開始荒誕成為我作品的主題，因為當時的世界荒誕。我們以前是農業型社會的生存結構，現在變成以工商業文明為基礎的城市型生活的結構，變革會導致很多舊的和新的東西發生衝突和衝撞。舊的、新的混雜在一起，形成了特別強烈的荒誕主義色彩。在中國接近這個變革的尾聲了。城市化進程，硬體部分基本完成，很多東西也基本鋪到位了，逐漸逐漸地，荒誕的東西就變少了，沒有那麼強烈的衝突了。荒誕就變得不是一個整個社會的主題語言了。

我一直以來只秉持著一個東西，叫對真實的尊重——藝術和文化是生產力的鏡子，它不會把社會搞亂，也沒有什麼帶動性，它就是一個生產力的鏡子，只是把生產力照下來而已——我就是一個鏡子。

《瘋狂的外星人》結束之後，加上這次《我和我的家鄉》，我連拍了三個短片。短片雖然短，但它也有它的拍法，戲劇性也是短劇的方式，會不太一樣。而且我也希望找點新的東西來往裡頭裝。

《我和我的家鄉》是一個命題作文，主旋律的背景下，也可以做一些探討和實踐。比如上一部《我和我的祖國》，鏡頭啊什麼都做得比較多，比較滿，這一次我儘量往後退，能少一筆是一筆，其實用一句話說出8個意思來，比一句話說出一個意思來，要難。

這次的劇本是我自己寫的。在大時代、大事件的背景下，其實要去講小的故事。

我就寫了我老家的二姨媽來北京看病的故事。她是來旅遊的時候，突然膽囊出了問題，我要帶她去醫院，她老躲著，覺得北京看病特貴。去了醫院之後，我們的親屬關係有了微妙的變化，她跟我就變得特客氣，還在家裡力所能及地幹活。我越說你不要擔心錢的問題，她就越擔心錢的問題。後來她女兒來了北京，說農村醫療保險是可以報銷北京的醫藥費的，她就放鬆了。

上次《我和我的祖國》反響不錯，這次我和葛大爺就再合作一次。

葛大爺他太特別了，他自己的那套東西總是很搞笑，就是那種與生俱來的慢和不努力，他那種不努力的氣質太可笑了，就是如果能坐著一定不站著，如果能癱著就不好好坐著。但他那個不努力是在形態上的不努力，他實際上琢磨這場戲琢磨好久了，在心裡過了好多遍。

寧浩和葛優合作的《我和我的祖國》

其實，三部短片合起來，也算是一部電影的長度。但這幾年我沒有再拍一部電影，是因為不知道要拍什麼。不是因為沒有時間，也不是因為疲憊，而是沒有覺得什麼東西拍出來有意義，拍啥？世界上又不多一個商業片，又不缺一個商業片。

如果電影就是個娛樂，我也不想拍它。我還是希望，電影是一個我的想法和一部作品。現在網絡上的電影太多了，過去的電影也都能找得到了。你現在競爭已經不是在跟這個時期同時代的導演在競爭，你是跟在這一百年的全世界的導演在競爭。

如果說我要拍一個劍俠片，對不起，我可以看到黑澤明，我也可以看到張徹，那憑什麼要看你，你比他倆拍得好嗎？你有什麼新鮮東西給我？你要拍槍戰片，你能比吳宇森拍得好嗎？你會比美國電影拍得好嗎？現在的觀眾全都看得到，這是每一個現代的導演都存在的壓力。

而且，世界的變化太快了。我以前拍的、或者我以前準備的很多東西，可能就不合時宜了，或者是不對了。比如我以前其實還是有一些關於農村的片子啊，我寫過一個關於計劃生育的故事，結果現在已經鼓勵生二胎了。變化太快了。

所以，你要找到一個好的模型，找不到，或者沒什麼，覺得無聊，大家都看過了，沒有想法就暫時不拍，先看清楚再試試。

其實，如果非要拍，我很想拍一個古裝片，我腦子裡的一個古代世界還挺有意思的。

開車旅行是我唯一的一個愛好。前一陣我帶著「壞猴子」裡的吳辰珵和王子昭兩個人去了趟五臺山，拜拜佛，看看那個雁門關。

雁門關這個腳下有一個地方是我很喜歡的，它叫廣武城，一個小村子，是我以前拍《香火》的時候發現的。那個真的是一個古戰場一樣肅殺的氣氛，而且很雄渾，就那種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那個意思。在很廣闊的那個荒野，去想想那些歷史中的大問題，楊家將多少人在這兒守著這個關，滿門忠烈，覺得還是挺有意思的，還是能夠讓你自己有出離之心去看待這個世界和民族的發展。

我帶朋友們旅行的地方都不是那種熱門景點，都是我自己喜歡和有感觸的地方。滹沱河、什麼金沙灘……這些地方都有故事。血戰金沙灘是什麼樣、在哪兒，李陵碑當時放在什麼位置，楊繼業可能是從哪兒跑去撞到這上頭還是什麼。或者說其實這是野史，楊繼業根本沒有撞死，楊繼業應該是絕食而死，但我很喜歡探討這些東西。

所以，我想拍一個古裝片，我想那個時候肯定跟現在不一樣，沒有那麼多的人口，沒有那麼多的話和語言。因為人不會這麼密集地居住，所以人都不太有能言善辯的能力，少數人才有。那個世界或許是一個不聒噪的世界，而每個人一安靜下來就會生出智慧。

我覺得那個時代的人會更不一樣，因為定能生慧，而每個在躁動頻率下的人，都只能叫小聰明或者愚蠢的聰明人，我也一樣，每個人都一樣。

5

我們公司門口的那個猴子雕塑，是王瑞琳的作品。那個雕塑很有意思，他其實雕的是鬥戰勝佛之後的狀態，好傷感啊，看著那個猴子好傷感啊。它就坐在那裡，回憶啊。回憶它的人生經歷過的得失吧，沒有什麼得到，全是失去。

人生的真理就是失去所有的東西。每個人都在失去吧，我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我失去我的動物園。現在的動物園再也沒有那個時候的意義了。雖然我也去過長隆，我也去過很多的現代的動物園。但是它所代表的意義已經變了，或者說沒有那麼重了，它不是青春，它也不是童年的好奇，你也很難跟那裡面的某一個動物產生一種朋友式的聯繫，還想去專門看看它的，也沒有了。

人類最終也會消失，因為人類只不過是這個世界上彈指一揮瞬間出現的一個物種，幾萬年的一個文明不算什麼。所以什麼叫意義？求存是唯一的意義，但這個意義也會消失，一切都歸於空。

但沒辦法啊，籠子裡的猴子，它能幹什麼呢？晃樹是它的人生意義嗎？你在籠子外面去看它它就沒有意義，但它在籠子裡面就會覺得晃樹是它的意義，晃著晃著，它可能會愛上那棵樹，它也會沉迷於自己晃得有多麼的精彩，晃出花兒來，晃成這個樣子，晃成那個樣子，覺得自己晃得比那隻猴子晃得好。很多稱讚，也只能說是籠子裡其他的猴子看到你這隻猴子的時候，覺得「這猴子晃得好好」。

我覺得我的命運就是關在籠子裡的猴子，我們都一樣。你來工作和我拍電影，都是那棵樹。每一個人都困在人世中，必須被迫活此一生，被迫找到一棵樹，並認為好有意義。

我晃這棵樹、拍電影，就想去試試新鮮的東西，極簡是什麼樣的，豐富是什麼，花裡胡哨和簡簡單單我都願意試，但無論技法有多不同，裡面都有某種共通的東西，這個東西就是對於人類自大的懷疑，就是——人，玩不過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