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浩：我拍的都是追不上社會的人

文丨中砥

9月底，在北京遠郊的工作室見到寧浩那天，《我和我的家鄉》已經完成了上映前的所有準備，只等著兩天後與全國觀眾見面。

或許是因為身份變化帶來了更多責任，這一次，作為總導演的寧浩仍然神經緊繃。在採訪的間隙，他突然念叨著「開頭畫面、麥子」，在腦海中搜尋、又發信息確認了開場鏡頭之後，心裡的石頭落了地。「確認一下，怕出錯。」連軸轉的工作密度和時刻高強度的大腦運轉讓他顯得有點疲憊。

但聊起創作，寧浩臉上輕鬆的神採又慢慢回來了。「嗨，就是玩兒唄，大家在一起玩兒。」

別搗亂

去年10月《我和我的祖國》上映後不久，寧浩就接到了「家鄉」的任務。「很快就開始寫劇本，又趕上疫情，我們這一群人，中間也沒幹別的。」

跟去年一樣，「家鄉」仍舊採用片段故事的方式，不同的是，去年《我和我的祖國》七個故事用時間連綴，今年串起《我和我的家鄉》五個故事的，則是五個地點。

「這個想法是和藝謀導演和一白還有國家電影局一起聊，應該選五個地點，覆蓋四面八方。東北、西北、華東、西南，中間是北京，用東西南北中這麼一個概念，講覆蓋全國的故事。定了這個調子之後就好辦了。開始策劃、選材，這個階段，大家經常會開大會，所有導演聚在一起聊聊情況，互相給提提意見，到後面劇本選材都差不多了大家就各自去做。」

五個故事，九位導演，大家湊在一起從大會開到小會，最終每個故事的呈現也都在統一的主題下帶有濃烈的個人風格。作為總導演，寧浩覺得每個故事有意無意之間，都一定會帶有導演的個人烙印和審美傾向。「這五個故事各有千秋、各有特色。」他說。

「鄧超這個人物，演得挺憨實，塑造得還挺好。然後思誠用『唐探』的這個組合把故事拉進來了，熱熱鬧鬧的。老徐這個就是有點兒探索，他沒有奔著特別喜劇的東西。閆非、大魔那個多棒，笑中帶淚的，看得人也很高興，演員他們調的也好，演村長的其實是個四川人，生把一個四川人調的滿嘴東北口音，演的也到位。」

寧浩一邊兒說，一邊兒表演了一段村長的經典臺詞，神情、語氣拿捏得非常傳神，演完他跟大家一起哈哈大笑。看來在電影裡客串角色不單是他的「愛好」，也是他的「本事」。

問他這次為什麼沒在《北京你好》裡過「戲癮」，寧浩笑著說，「別搗亂，讓大家發揮好一些，我就是玩兒，也沒有什麼特別的需要。」

但有趣的是，這次寧浩雖然人沒出鏡，但他仍舊悄咪咪給自己安排了一個「植入」。

「片裡楊新鳴提了，『我姓寧，寧大夫』，這就行了。」

說完，寧浩像個藏了彩蛋等觀眾發現的老頑童，又樂了。

張北京的故事

今年《我和我的家鄉》裡，寧浩用《北京好人》續寫了張北京的故事。跟其它幾個故事把主場景搬到鄉村不同，《北京好人》裡的主人公張北京籍貫河北衡水，但整個故事的主體仍舊在北京展開。

「家鄉的巨變實際上是影響到了每一個人，因為咱們國家誰都逃不過與鄉村的聯繫，全國的血脈是互相勾連著的，那麼家鄉的變化其實會影響到城裡的變化，這是事實。而且葛大爺這個人物放在北京來講是最自然不過了，還是濃濃的北京味兒。」

雖然只是第二次與葛優合作，但寧浩顯然已經抓住了葛優身上濃鬱的北京特色，他甚至從這種默契的合作出發，生出了要把「張北京的故事」做成一個系列的想法。「我們最近也在研究說沒準兒做一個長片也行，比如《張北京的夏天》什麼的。」寧浩說。

第二次跟葛優合作，默契之餘，寧浩顯然更「不客氣」了，這回除了讓葛大爺繼續奔跑，還讓他唱歌起高調直接給唱背過氣去。

「我比較喜歡拍跑，喜歡看人跑起來，電影要每個人動起來才挺帶感的。而且葛大爺跑得挺好玩兒的，我們跑了一遍之後回來研究，我說讓他能不能叉著腿跑，我覺得那樣可能挺有意思，就挺突然的，一個人那樣跑過去。他說行，他說這可以，我能跑，然後就又跑一遍。

其實合作過一次之後，確實雙方都增進了了解，我也更了解他的習性和他的性格。他是那種自己給自己使勁的人，所以其實不用太多次的磨練，就是把前期工作做好，然後剩下的事不要太多幹擾他，就別搗亂，就讓他自己去演就可以了。

我們一般提前說戲，都不用在現場就已經全部溝通好了，到了現場我大概就是提個內容。」

說完這段，寧浩好像還沉浸在葛大爺的表演之中，愣了一會兒又發出一句感慨，「太厲害了！」

在那場葛優和表舅在大排檔唱歌「解放天性」的戲裡，眼尖的觀眾能數出不少導演、編劇。那場戲的真實感和熱鬧的氛圍，跟多年前李安《喜宴》裡的婚宴頗為神似。巧的是，寧浩這場大排檔的戲，還真是請來了國內導演工作室的一幫親朋好友吃了一頓大排檔。

於戲而言，這是一群演員，於人而言，這是一場真實的朋友聚會。

「這場戲拍的時候，當時疫情找不到群演，但我們又必須得拍，那就只能跟各位導演們說一聲，叫上咱們自己人都做過核酸檢測的就來了。然後就從各個導演的公司調人，最後全場群演200多人全是哥兒們，當時跟大家說是沒多少錢，就是管飯，大家真吃、真喝、擼串兒。

我記得當時是下午才說找不著群演，四處叫人，大家都挺痛快的，好多人也都是臨時來的，反正疫情也沒別的事兒。大家來了之後就開始先吃起來、喝起來，然後我跟葛大爺研究這場戲該怎麼弄。

『穿林海，跨雪原』這個音樂高，葛大爺問找哪個調，我說就找你覺得能唱背過去的。葛大爺也逗，他說這個調兒咱可不能來好多條，因為一會兒真唱背過去了。我說您放心，用不著。

在現場就琢磨，我說走起來能好玩兒點。葛大爺我們就商量，應該是走幾步『啪』拍一下別人，就喝多了嘚瑟，還跟別人握手。現場排演了一會兒，開始拍的時候很快，葛大爺戲準，那小手勢、那眼神兒動作，絕對能做一個表情包。」

這場戲裡頭，葛優和「表舅」張佔義紅撲撲的臉蛋兒也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寧浩說是為了拍這場戲，倆人真喝了點兒啤酒。

喝啤酒對於職業演員演醉酒來說是入戲的好辦法。但對於更原生態的非職業演員而言，他們的法寶就只有一樣——做自己。

當然，想要演員做自己而且還能演得好戲，本質上考驗的是導演的調教功力。

上一次，在《我和我的祖國》之《北京你好》裡，寧浩選擇了一位沒有表演經驗的四川男孩，這一次，在《北京好人》裡，寧浩又選擇了表演經驗同樣不夠豐富的演員張佔義。

「葛大爺總是感慨，你怎麼又找了一個不用演就行的，演不過演不過。」寧浩聊起張佔義的表演，用葛大爺的「演不過」做了評價。

在《平原上的夏洛克》裡飾演「佔義」的張佔義，這是第二次演電影，也是第一次跟葛優這樣表演經驗豐富的演員一起搭戲。

我讓寧浩形容一下張佔義得知自己要跟葛優老師合作時候的反應，「強作鎮定」，寧浩笑著說。

「那天我讓徐磊直接把佔義叫來，他穿了一身兒白襯衫，我們在院兒裡坐了一會兒，他坐得倍兒直。當時還有另外一個試戲的是唐山人，他就觀察，然後先給自己鋪墊，『導演，我覺得吧，唐山話比我這話有優勢，我覺得自己這個可能不見得能選得上……』可能心裡還是挺緊張的，就先讓自己降低一下心理預期，肯定還是想來啊。但是一直沒啥表情，表現得非常沉著的樣子。」

寧浩選人不全靠毒辣的眼光，他不僅僅是選這個人，而是「我要把這個人的形象按進劇本，對著每一個情境一點一點來看，對不對。我覺得可以實現，於是就定好，你就來了。」

最終，張佔義的表演大家看到了，他著實是張北京最佳的表舅人選。

我愛那些追趕時代的小人物

寧浩的喜劇有自己獨特的風格，很多時候，他對精巧的喜劇結構甚至有一種執念。不管長片還是短片，他的喜劇總是從一個非常完整的喜劇結構上自然生長出來。但玩兒結構的寧浩，也會有想要放下執念，放下戲劇性的時候。

「結構實際上是一種戲劇性的基本訓練，還是得對戲劇理論基本的構架比較敏感，但是其實太戲劇了也沒意思，對不對？我最近也在考慮去做點別的東西，拍著玩兒。」

「玩兒」是整個採訪中非常高頻的一個詞語，或許正是這種輕鬆的態度，帶來了寧浩電影裡愉快的笑聲。他片中的笑，不只來源於臺詞，更多來源於故事和人物本身帶來的幽默感和荒誕感。「電影當然還是從生活裡來的，笑也是。」寧浩說。

這個《北京好人》的故事，由於涉及「醫保」，所以剛開始看到的時候，忍不住替他捏了把汗。但最終故事非常圓融地回到了喜劇的軌道，非常圓滿。

我問寧浩，這是為了圓滿而圓滿的結局嗎？他說不是，一切都得從他去年來京看病的親戚說起。

原來，這個「親戚來京借錢看病」的故事也是從生活裡來的。

「去年，我們家親戚到北京看病，他也不知道他的醫保能管多少，他一開始很焦慮，然後我說你甭焦慮，我幫你就完了。然後第二天他就很不好意思，就更焦慮了。然後我們的關係就變得奇奇怪怪、客客氣氣的。結果他做完手術回去醫保真的給報了百分之八九十，這件事兒對我觸動也很大。我說現在醫保真是很厲害，真厲害，關鍵是全中國這麼多人都能管，這真是一件硬事兒，這事兒是真漂亮，讓大家都有安全感。對，然後親戚再來我們關係就正常了，他也不再那麼擰巴了。」

從一個靈感的起點到一個好笑的故事，中間是寧浩和他的編劇們要一起走完的萬裡長徵。他的辦法是，先跟編劇一起，把所有情節給演出來。「你自己得演過去了，這事兒才行，演不過去了就不行了。」寧浩說。

《北京好人》裡有一個特別好笑的段落——抽血。這個段落也是他跟編劇們一起演出來的。

「當時就是在這兒，我說得加大難度，必須得讓熟人碰見了張北京，而且還得抽血。這怎麼辦？哎呀給編劇愁的呀，這桌子兩邊兒一邊坐一個，發愁。我說這樣，我過去走到一個編劇後面，我就把手這麼著掏過去，我問另一個人兒我說你覺得這像他手嗎？他說還挺像。我說行，那就這麼弄。」

「我覺得編劇就是得把所有的戲都得演出來。寫戲的時候是我跟編劇演，拍戲的時候就是讓演員來實現。」

但要演出來，總是得先想得出來，寧浩電影裡的人物總是能想出出其不意的奇招、怪招。

當然，實際上，想出這些「壞點子」的人大多時候都是藏在人物背後的寧浩。他將這歸結於自己「小時候幹的壞事兒太多了，就能想出些點子。」

「我小時候去體檢，查色弱的時候我就在後邊站一個同學，他幫幫我看著，然後在我背後畫，我就一直在感覺背後畫的這是什麼，小時候幹的這種壞事太多了，就能感覺到應該是什麼。」

這些無傷大雅的「壞點子」讓寧浩電影裡的人物總是揣著各種各樣的小聰明試圖抵抗被時代拋下的命運，在好笑的同時還帶著幾分悲涼。

「我其實拍的都是那種被時代淘汰的人，一直在追，一直追不上，但是又都很有自己的尊嚴和驕傲。按照自己的行為方式，在生活中努力的奮鬥著打拼著。我喜歡這種人，雖然我們都時刻會被時代所淘汰。生活對我並不美好，但是我依然熱愛生活。」

那種被時代丟下的恐慌一直若有似無地纏繞著寧浩，他說落伍是自己的常態。

「我最早學畫電影海報，然後印表機有了就用不著畫了，這手藝就沒用了。我以前學膠片的，學完了之後，數字攝影就來了，第二輪淘汰又來了。其實是不停地在被淘汰，對吧？不停地被被世界淘汰，老是會落伍，落伍是一常態。我是一個很守舊的人，我拍的東西都其實挺傳統的，情感描述的也挺傳統的。」

即使是如寧浩所說，「落伍是一種常態」，但每一次，他都總是能拿出新的武器，在被拋下之前，奮力地趕上了時代的列車。

創作就是一群「好事之徒」一起玩兒

或許，是因為近幾年寧浩在他的「壞猴子72變計劃」裡培養了更多更年輕的新導演，自然而然地，跟這些更新的導演相比，寧浩自己就成為了「大哥」。

現在聊起寧浩，大家更傾向於把他作為一個備受觀眾喜愛的「老導演」來對待。就好像，這個人、他的電影，已經陪伴在觀眾身邊幾十年。

《香火》

但細細算來，從第一部《香火》至今，寧浩的電影導演生涯，還沒進入第二十個年頭。甚至，前幾年寧浩還是「中國電影新力量」的代表人物，如今，他自己已經是新一代青年導演的培育者了。

說「培育」可能有些片面。因為在寧浩眼裡，這些年與青年導演的合作，是一種相互的交流與給予。「我也會看他們的作品，也會學習他們的優點。學習從來就不是單向的。」他說。

最近幾年跟更年輕的創作者們一起拍戲，寧浩似乎又找回了純粹的創作的喜悅，「賣票、算帳我是真不行，我算不明白。每次看見報表我就不知道哪兒來的一股邪火。人還是各有所長吧。我也不會幹別的，就搞搞創作。」

他最近跟「72變計劃」的導演們一起拍合輯，每人一部短片，寧浩自己拍了一個代孕的故事。他形容是「一個非類型化敘事的故事」，這個描述聽起來很「不寧浩」，但仔細一想，是他會幹的事兒。因為電影，對於寧浩來說，是一種樂趣，是「玩兒」。

「其實藝術本來就不該界線明顯的，因為基本上大家都是「好事之徒」，互相認識不奇怪。」

除了寧浩工作室門口王瑞林給雕刻的齊天大聖之外，這一次的《北京好人》裡還出現了嶽敏君標誌性大笑的畫作，當然，還有臨時去客串地攤兒歌手的郝雲。

藝術總是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自然地流淌交集，讓有趣的人玩兒在一起。

就像很多年前他就跟唐朝樂隊、跟樸樹、跟郝雲、跟一幫搖滾老炮兒和一群畫家玩兒在一起一樣，如今，寧浩不過是多了更年輕的一群電影玩伴。他和他的夥伴們仍舊熱情煥發地，用各種奇妙的想法和創意，把電影玩兒出各種風格、各種花樣兒。

會玩兒的人永遠不無聊，無論長片還是短片，寧浩都像一個懷揣絕活兒的搖滾老炮兒一樣，帶著他的夥伴們上了臺，他在這場演出裡玩得大汗淋漓，也過足了癮。

如今他總算演完了新歌，擦擦汗，給樂器調調音，他已經在想著下一首歌的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