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第一次看這個視頻，一個赤膊的精壯漢子，夾煙的手定在空中，說不出臉上是狂喜還是痛苦，唱到「如果有一天，我老無所依」，一仰頭狠狠把下牙床一繃，嗯，這人身上有股能豁出去的勁兒。
見他的時候，他倆已經成名了，很多媒體圍著採訪。他正給別人籤名，籤得龍飛鳳舞的，我才知道他叫王旭，有人說「您這字兒是練過啊？」
他面無表情，「天天一大車一大車的貨都得籤字，不籤名字要扣錢的」。
他職業是個倉庫保管員。
我倆握手，邊上有人對他介紹我「這是誰誰」，說完停頓一下，等他反應。
他象沒聽見一樣，沒假裝說哦你好你好，也沒問「誰？」，就兩大眼珠子看著我，嚴肅地說「你手挺涼的，找個暖和地兒吧」。
他倆上春晚前，彩排的時候我看他一身平常的舊綠褲子，一件洗得看不太出來色的毛衣，滿臉蕭條，問他在春晚上換不換衣服，他說「不換，我沒錢。有錢也只會買這樣的」。
他拿個裝胖大海的鐵杯子，嗓子感冒，啞的。也不擔心直播的時候唱破了，「破了就破了」，春晚只讓唱一首歌，他覺得這一點不如在地下通道裡唱，「痛快」。
我問：「那什麼感覺，來勁嗎？」
「嗯，非常來勁，非常過癮。有的時候過道裡人特別多，來回過，人的聲音嗡嗡嗡嗡，我煩那個聲音，我就要唱崔健的歌，吼老崔的」，一，二，三，四……
「新長徵路上的搖滾？」
「對，唱完一段之後，再看，消停了，沒有一個人吭聲。」
2
農民工很多，唱歌的也不少，但這種勁兒的人少，他44了，這個年紀的人，有的都在家裡踏實當爺爺了，他還在地下唱搖滾。
他十六歲的時候，從收音機裡聽成方圓唱《遊子吟》，對那個「六弦琴」感興趣，坐火車去開封花45塊錢買了一把金龍牌吉他。這是民權縣第一把琴，買回去之後，縣裡沒人會這個，他對著吉它看來看去「我就想，這7個音，1，2，3，4，5，6，7，1，這六根琴弦，怎麼能發出七個音？挺納悶的當時，然後就來回摳，摳了很多天，左手手指不經意間按到弦了，一撥，還有音，這就知道，哦，按著也能出聲。然後就開始找，1，2，3，4，5，6，7，1。」
他愣是自己把和弦都找出來了。
我問，不知道你在農村裡面拿把吉他唱歌，是受人羨慕呢還是？
他說：「二流子，比我長一輩的人都說我二流子。」
我以為這話聽了讓他有點難受。
他說「沒有，管他幹嗎啊，我彈我的，那個時候我門口那條公路上車少，是民權通往菏澤的省級國道，我們就在馬路邊上走著，抱著吉他走著唱，『你到我身邊，帶著微笑』，不然就是『阿里，阿里巴巴』，瞎吼。」
這樣的小男生，不分時代地域，哪兒都有一小撮，但一般稍長大一點兒就被治服了，人都得活著。
3
他十七八歲的時候農村聯產承包製開始，「大包幹，大包幹，直來直去不拐彎」，他就承包了一個蘋果園，100多棵蘋果樹，種的不怎麼好，但日子過得痛快。
沒兩年蘋果樹就都死了，刨了種莊稼。小麥、大豆、花生、棉花、玉米、西瓜、甜瓜，到冬天還撒了兩畝地的菠菜，小菠菜，拿著種子一撒，也不用管它，到後來就拎個小籃子、小鏟子，想吃幾棵挖幾棵。
他年青，力氣大，不覺得苦。
說起春天播完種之後犁地，他是真興奮「那個麥子，播完種之後都是一條一條的溝，得拿一個很沉實的木板，你要力量大的時候，你想綁多寬綁多寬。就那樣，綁上根繩，從地這頭往那頭走。弄過去之後，看著可好看了那個地，平展展的。然後一溜一溜一溜，整整齊齊的麥苗都長出來了，看著好看」。
有生命力的那個壯闊勁兒他喜歡。
但農民種地沒什麼效益，八十年代末，農業負擔開始加重，再怎麼下力，一年到頭種的東西只夠自己吃的，掙不著什麼錢。只能圖個痛快。蓋個看蘋果的小庵子，晚上幾個人坐著「抱著把吉他，邊上四五個人，有煙，但是不喝水，就那樣，想起一出唱一出。蘋果地離馬路非常近，馬路上也有人，在那站著聽，我就唱。有的就騎著自行車直接從馬路上就下地了，『我離可遠都聽見你唱歌了』，就坐在那歇會兒，抽只煙，聊會天，繼續唱，那樣。」
但一兩年後，跟他一樣大的都結婚生子了，就他一個人，吊兒郎當每天在那晃悠。後來不結婚也不行了，老被人打聽「一打聽你，什麼都行，就兩樣不行，這也不行，那也不行」。
他找媳婦，一見面拉著人家的手，哭訴了一回身世，媳婦「可憐」他，就嫁了。很快也生了兒子。
如果沒有選擇，也就這麼在生活的框裡過下去了，一筆一筆，填滿就算。
4
1989年，縣裡來了歌舞團，要河南、山東、河北、山西，巡演。他想去，老婆死活跟他鬧，他說那我怎麼也得走「喜歡啊，就想著，那個東西勾著魂，那時候感覺是什麼東西都拉不回來的」。
「什麼東西勾著你了？」
「就想去唱歌，還有他們那個氛圍，想去哪就去哪，能唱歌了，能唱給好多人聽了，誰也拉不住我，就這樣想，就一股勁的想往外走，出去了，老婆特傷心，抱著個小孩子，那麼長一點」。
那時候歌舞團一共十三個人，搭臺，繩子，吊燈，拉幕，獨唱，伴唱，他都幹，他燙個大頭髮，穿個皮褲，穿個高跟皮鞋，穿個紅色的衣服當演出服了。
團長安排他在民權的一個鄉裡演，他往臺上一站，剛準備起範兒，底下有人認出來了，「喲，那個是賣蘋果的！」
我問「還唱得下去嗎？」
他說，唱了一首《一無所有》，唱到「你這就跟我走」，底下就有人接話「你早就該走了。」
一年到頭到了春節，農民歌舞團一天五塊錢，他回家帶回去20塊錢，裡頭還有跟別人借的10塊錢，手凍的紅腫，手凍的這麼高，都裂著大口子，回家了，那時候感覺老婆的被窩特別暖和，往裡一鑽，再不想出來了。
5
他跟老婆一起賣餛鈍，九十年代初是就近進城打工，選擇也不多，民權有個葡萄酒廠，上完班有吃夜宵的，就半個小時的吃飯時間，他們得準備一百個碗，「卡卡一排，碗是乾淨的，我這調好的料，配好的料，放在桶裡，卡卡，放在桌上就擺了一大片，一看，那些人嗚嗚的就出來了，衝這邊就過來了，趕緊的，湯卡卡一盛，餛鈍往裡頭一扔，霹靂啪啦，管它多少，反正5毛錢一碗，就開始端，端完之後又一輪，端完之後又一輪，挺緊張的，緊張完了，忙了一身汗，然後等他們走了，收攤，回家，睡覺。」
後來又賣小百貨，賣年糕，賣菜，給人加工雞蛋糕，收花生，王旭說起雞蛋糕來格外有股子香甜勁兒，「因為我這個人比較實在，加工的都是足料，料是足的，有的在裡頭麵粉多，雞蛋少，或者說蜂蜜、白糖，糖精什麼的，我就是純砂糖，純蜂蜜。」
他說：「我是主張那種一分利的人，我不是主張兩分利的人。」
他就這麼忙忙叨叨的，只有去縣城裡頭去買東西，騎著自行車在馬路上，帶著老婆，才想起唱歌的事，剛唱一句「春去春會來……」，我老婆說唱什麼唱啊，哭了似的。特傷我，不唱了。然後就唱「抱一抱那個抱一抱」，這個行，特逗，挺好玩。
但小買賣做不成氣候，還常被抄攤。90年代末，河南的出外打工大潮開始了，他去了新疆烏魯木齊市。一天10塊錢，沒別的就業，就靠便宜出大力，「上面拆了房子，我就在底下譁譁就弄，一頭一臉的都是土，到最後就露個小眼睛，一張開嘴，牙是白的。」
春節在黃河小浪底，他為了拿一百多塊錢的加班費不回家。
大年三十值班，那時沒人，一個大山裡面，感覺回音特別好，就吼唄，唱唄。
在山裡頭，黃河小浪底，就唱那個，「東邊有山，西邊有河……」
不悽涼，也不自憐，唱累了，算一會兒一百多塊錢怎麼花，再唱一陣子。
6
2000年，有親戚打電話說你不是會唱歌嗎？他說還會點兒，人家說那你就過來北京吧，他扛著給人家的一包花生就上了車。
「快到西站的時候，心裡直跳，首都啊這是。做夢，就突然間就來了，就到北京來了，看著那火車外頭那燈光，燈火輝煌的，真好看，我說一晚上得浪費多少電啊，八毛錢一個字在我們老家，然後就來了。下了車直接就拉清河去了。」
我納悶「叫你來不是來唱歌的嗎？」
他說，「其實是給KTV包房燒鍋爐去了，燒鍋爐一個月給500塊錢，500塊錢也不少，我在家一年也掙不了那麼多錢。」
「那你那時候能上KTV唱去嗎？」
他說：「唱啊，也上去過，趁老闆不在，幾個人噌噌爬上去了，唱唱，還沒唱兩首，底下一個人上來，悶聲喊，老闆回來了，就放下。也能洗澡，也能唱歌，也能掙錢，多好」。
他看KTV門口別人開排檔，向妹妹借了三四千塊，就跟經理申請把門口的攤承包了，什麼都弄好，幹了一晚上，經理一看生意好了，半夜就找他談話，「老王，這個東西你確實不適合，你還得燒鍋爐，鍋爐這個東西，一會兒離開人了就不行了，所以說我還是給你收回來吧」。
收回去，經理自己就幹去了。
我說，你當時也不跟他急啊？
他說：「我哪敢急啊，我敢急嗎？一急，走啊，沒地去了，燒鍋爐就燒鍋爐吧，我說那我要來喝酒免費啊，他說行行行，免免免。」
燒完鍋爐，夏天，王旭穿著大褲衩，往小攤上一坐，「喝酒，吃小菜，往狠了吃，氣得我。」
到最後鍋爐的活欠他半年工資沒給。他呆不下去，回家了。
7
2003年北京有地方要倉庫保管員，他說那不得記帳嗎？我只初中畢業。電話裡那人說1+1=2你知道不？他說知道，人家說那你就來吧。
來了沒幾天就鬧非典了，人都不讓出去，幾個同事坐那山南海北就那麼聊天，說，哎，你唱的真不錯，你怎麼不去酒吧啊，他說去哪個酒吧，同事說你打電話找吧。
老闆辦公室裡有電話，他四下一看沒人就進去了，打，撥114，「餵」，他還得看著兩邊，低聲說「麻煩您給我找一下全北京市酒吧的電話。」
114倒沒崩潰，很鎮定地說「就三個」。
打了兩個，都不要人，又打最後一個，在三裡屯，說正好缺一個歌手，他真被看上了。但從他打工下班到演出相隔兩個小時「我算著倒兩次車蠻可以趕到，結果一到國貿就堵，一到國貿就堵，堵的我要命，遲到了三天」，他說，老闆，明天我還來不，老闆說，那你說呢？他說那我就不來了唄，老闆說對，我就這個意思。
再沒別的路子了，就下了地下通道。
第一次去公主墳地下通道，他就順著那個邊上溜溜達達，溜溜達達，終於走不動了，結果貼著邊一坐，不敢唱，把琴放在那，又背著琴又出去了，買啤酒去了。買完一瓶回去，還是不對勁，還不夠，還沒壯起來。又回去，又買一瓶喝，還不對勁，又買一瓶喝，三瓶，才往那一坐，才敢彈。
一開口唱了，雄心就起來了，「我有一套自己的方案，我都想好了。我這兩天在公主墳唱，我會順著再往東唱。唱南禮士路，唱復興門，唱西單，唱王府井。」
我明白了，哦，要直逼北京核心。
終於有一天唱到天安門去了，他背著琴在前門的通道裡一溜達，後面有個保安就來了，他心裡通通跳，心說這個地方肯定不讓唱，躁眉搭眼回去了。以後還是公主墳通道吧，冬暖夏涼。
8
後來他就守著公主墳通道唱，有一年裡頭施工，就那麼嗆著，嗓子裡，像小針扎的，不停的扎，咳嗽都是黑色的痰。
他不能停，也不想停，聲音小點也不願意，不能不唱搖滾。他也害怕不能再唱，就鍛鍊自己的肺，練憋氣，我能憋兩分多鐘，最長的，憋兩分四十幾秒好象，加上跑步，倒立。
他說，「給你來一個」，直接腦袋點地就折牆上了。我端詳了一會兒，說哦，你那腹肌是這麼來的。
我說但你這個治病的辦法，讓人聽著挺辛酸的吧反正。
他說「這有什麼辛酸，不挺好嗎？鍛鍊身體，我覺得比什麼都好，我也去不了醫院。」
這麼彪捍的人，只怕城管。
「你被趕過嗎？」
「那能不趕啊，誰都趕，他趕，前頭趕，後頭走，他走了我們再來，打遊擊唄」。
我問他會覺得被人瞧不起嗎？
王旭說：「有過，但是那個東西一閃就過了。最重要的，我覺得我還得去生活，你瞧不起我，我是拿我自己真正的東西來換回我需要的，我覺得沒有什麼瞧得起瞧不起的，我們都在上班。」
9
他也想過要出名，在草橋住地下室的時候，有天有人拿張單子給他，說《夢想中國》海選，你拿著去吧，他不知道海選是怎麼回事，那上頭寫著要個藝術照，「又花幾十塊錢，戴著個帽子，然後穿了個短袖，側著個身，臉上還塗點粉，照了個所謂的藝術照，有點蒙朦朧朧的，把臉上的褶蓋上了。」
六月份，多熱的天，在望京那個大院子裡頭，早晨六七點鐘去，一直排到下午三四點，最熱的時候，那個人擠滿了那個大院子裡，一圈一圈的，隨著那個漩渦一直在轉，一步一步的往前挪，最後想出都出不去，「我說我不報了，走吧，走，出都出不去，就那樣，好不容易排到跟前了。剛開口唱」總是在夢裡，我看到你無助的雙眼，「好了，下一個。」
「兩秒鐘啊？」
「就這樣，一兩秒鐘，下一個，就這樣，曬的暈暈乎乎的就走了，飯都沒來得及吃，所以說第二次《星光大道》2007年的時候給我打個電話，說我們在五棵松這有一個海選，你過來吧，我說知道了，好，謝謝你，電話一掛，還他媽海選，嚇死我了」。
他從此就死心塌地在通道唱了，有一天唱《安妮》，邊上那個擺地攤的大姐，扭頭卷東西走了。
他納悶，後來才知道是把人家唱哭了給。
還有一天他正唱《英雄》，有個姑娘路過，聽完說，你再給我唱一遍，他那個時候一高興也不知道怎麼回事，狀態就來了，給她升高了半個音唱了一遍，唱完了，她說，大哥，我能抱你一下嗎？我說來吧，還擁抱了一下，然後覺得特溫馨，第二天跑單位裡還跟同事貧。
他挺自得其樂的，幹自己喜歡幹的，能掙點錢，還能得到人心的獎賞。
10
他在通道裡認識了另一個唱歌的人叫劉剛。
劉剛是東北人，當獄警的時候，天天端槍對著樹林裡的墳堆站著，「晚上有點害怕」，對著林子唱歌壯膽，後來買了把吉它，鑽到大鴿子籠裡頭練。退伍後失了戀，什麼也不要了，帶著吉它來了北京。跟親戚一家三口擠一張床，有次餓得不行把鍋賣了，換了兩塊錢。
後來賣盜版DVD，小百貨，出租碟……娶了媳婦，媳婦把家裡的工作辭了跟他來北京，給別人做那種在飯館常見的塑料套的一次性筷子，一袋子是5000雙，串滿一袋子是10塊錢。他說：「要是可勁串，串一天一宿串兩袋子，一整就幹到後半夜」。一家三口一年下來，根本攢不下錢，有的時候還得跟朋友再借點。
我說：「你算是為了你的音樂來的，她為了什麼？」
「她就為了跟我在一起。」
「可是來了之後是很真實的生活，吃苦受累，那麼小的房子，天寒地凍。」
「都跟我受了。」
「你不心疼？」
他眼睛紅了一會兒，說「心疼，她說我不圖你什麼，只要你對我好，快樂就行。那種。」
「人在心裡頭總需要有一個歸屬，你在那個生活裡頭，你覺得你自己有嗎？」
他說：「其實每天唱完歌背著琴從通道出來，看著那些來來往往的人，有下班的，擠公交的，那種心情讓我感覺，這世界其實挺美好的，能讓我心碎」。
11
8月的一天，他倆和另一個朋友在劉剛家「開演唱會」，喝了一點兒，幾個人開始唱，第一首唱的就是《春天裡》，啤酒唱得挺酣的，說脫了唱吧，劉剛說我可有六塊腹肌，說你敢脫麼？王旭挺狂「嘿，我怕脫了傷著你們」，就這麼赤著膊，唱到11點要散了，朋友拿手機，說錄一段吧，王旭說，再唱一遍「春天裡」。就這個視頻，被朋友用手機拍下來傳到網上，點擊過了千萬。
我跟王旭說：「很多人是被你那句，『如果有一天，我老無所依』打動。」
他說2010年上半年，當時喜歡這首歌，「喜歡的發狂，發痴發狂」，一天要唱很多遍，QQ籤名上寫，「如果等我老去那一天，等我死了的時候，不要在我的墳前放哀樂，就給我放這首《春天裡》。」
「你是覺得這唱的是你自己的生命？」
「我覺得是，它在寫我的歷程，它在說我的歷程。」
12
他們也有了歌友會，拿只一次性筷子粘只鋼鏰當標誌，樸素得很。當中有一個電焊工，從東北來看他們，我問這小夥子，你為什麼要來？他說，「這歌裡有一句『在街上，在橋下，在田野中』，每次聽我都要哭一場。」
我說是為你自己還是為他倆？
他說「為他倆。我至少還有個房子。」
在星光大道總決賽的時候，每個選手都要請一個往年的冠軍一起唱，王旭和劉剛去找老畢，說他們不想請冠軍，想請另一個人——一個被淘汰的選手。
劉剛說「那個孩子特別不容易，才21歲，他視力非常有問題，頭髮是白的，但是他也會彈吉他，吹薩克斯，歌也唱得特別好，我認為自己跟人家比，比不了，在我心裡，我認為他已經是冠軍了」。
他說不是出於同情，而是出於敬重。
在歌友會上，他們三站在臺上，唱《北京，北京》，那個孩子唱第一句，但話筒忽然沒聲了，他沒停下來，也沒東張西望，就是把話筒拿開，大聲唱了下去，「當我走在這裡的每一條街道/我的心似乎從來都不能平靜/除了發動機的轟鳴和電氣之音，我似乎聽到了他觸骨般的心跳……」
他們三個的聲音一起加進來合唱「……人們在這裡掙扎著相互告慰和擁抱……北京，北京……」
13
採訪的時候，我問王旭，「有一種聲音說，他們擔心旭日陽剛只是曇花一現」。
他說，「要說我們是曇花，我覺得我們要開的非常燦爛，這一瞬間也開的非常好，是吧？」
他們這二十多天被媒體包圍著，「對廣大農民工說些什麼吧」「對河南人說些什麼吧」「對民權的父老鄉親說些什麼吧」「對湖南的省委書記說些什麼吧」……連睡覺的時間都沒有。
他用「可怕」來形容這個成名的過程，「等於兩個人沒有拿到執照，沒有拿著駕照，開著火箭就上天了，多危險，然後很容易迷失方向，等你迷失了方向，你再想回來，就麻煩了」。
他在歌迷會上說他現在挺「害怕」，這是他少見的軟弱時候，「那個歌詞就在寫我們『曾經的苦痛都隨風而去，可我感覺還是那麼悲傷，』就這樣。」
我問「應該是喜悅才對，為什麼有更深的迷惘？」
「走不好，就會掉進去。把自己給丟掉了。我很不想丟掉自己，要實在不行，我寧願回到我的以前。」
「你沒辭職嗎？」
「沒有，他們讓我辭，我沒辭，我說我就不辭，就跟你們籤合同，還要籤，今年就籤了。」
「但你現在也不可能回去上班，那他幹嗎給你留著這個位置？」
「老闆說你儘管走，以後走不動了再回來，我說我就記著這句話」。
14
我問過他：「要沒有這個視頻，沒有這個網絡，也許就這麼一輩子就這麼……」
他接過去說：「那也很好，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很普通的普通人。」
他原來是打算就這麼一邊看倉庫一邊在地下唱歌，唱到65歲「唱不動，回家做個小買賣，得了，沒有別的想法。」
他讓我想起老羅說的那種人，「看一個人不是看他最終成為了什麼人，而是他本來就是一個什麼人。比如說韓寒當時沒有成名，後來沒有賺到很多錢，也沒有那麼多的女朋友等等。但又怎麼樣呢？如果有一天路過上海郊區的那個小鎮，碰到一個默默無聞的年輕人叫韓寒，如果你有幸跟他坐下聊聊天，你仍然會感覺這是一個非常牛逼的人」。
能跟這樣的人共同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是一件讓人高興的事兒。
看了春晚他倆的演出，我想起前陣子採訪完，我們去了地下通道，王旭戴個黑絨線帽，一臉黑扎扎的鬍子，抱了吉它說，唱一個吧。
我說唱什麼，他說《笑著哭》，我沒聽過。他輕捻弦索，唱這歌「生命就像一場雲遊，坎坷也是一種收穫……傷痛就像一次放聲歌唱，唱什麼，有誰能夠明了……突然間我感到如此狂喜的悲哀，擁有一切只不過笑著哭……」
唱得太野蠻了，通道裡荒草叢生，人來人往突然都消失不見。
唱完他嘖了一聲，說「不好，還是得夏天，喝點，咱們再來唱」。
嗯，春晚會過去的，但夏天有的是。
文章來自柴靜的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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