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994年，盧安達境內人口佔多數的胡圖族對作為少數民族的圖西族展開全面屠殺，100天裡至少有80萬人遇害。但如奧斯維辛的「辛德勒名單」一樣，在這場大屠殺中，也有胡圖族人選擇了保護無辜的圖西族人。《向您告知，明天我們一家就要被殺》的作者菲利普·古雷維奇自1994年開始跟蹤報導盧安達的種族滅絕，先後6次前往盧安達，採訪了眾多倖存者，其中包括一位國際飯店的經理，大屠殺期間，他依靠從事酒店行業習得的斡旋能力，常年積累的人脈，當然還有自己的自由意志與良知，默默地庇護了一千多名難民。2004年，他的故事被改編成了享譽世界的電影——《盧安達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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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居砍死鄰居，同事砍死同事，醫生殺死病人，老師殺死學生
「我們覺得有些事情不對勁，整個國家都不對勁，」基加利涉外酒店的主管保羅·路斯沙巴吉（Paul Rusesabagina）跟我說，「所有人都能察覺到有些地方不對勁，但我們就是看不清到底是哪兒不對勁。」保羅是胡圖族，一名思想獨立的哈比亞利馬納（註：時任盧安達總統）政權的批評者，他形容自己是「永遠站在對立面」。1994年1月，他在自己的車裡遭到襲擊後，就搬到酒店去住了一段時間，然後他就和妻子以及一歲的兒子去歐洲度假了。當他跟我說到他在3月30日回到基加利時，他笑了，而且臉上還表現出一絲驚訝的表情。「我必須回來工作，」他說，「但你能感覺到這裡不對勁。」
……
「在4月6日，」酒店經理保羅·路斯沙巴吉告訴我，「哈比亞利馬納被殺的時候，我就在這家涉外酒店的露臺上喝酒。但我老婆和四個孩子還在家裡——我們過去住在機場附近——我老婆聽到了飛彈擊中飛機的聲音。她打電話跟我說：『我剛剛聽到了一些我以前從沒聽過的聲音。你趕緊回家。』」一個待在酒店的軍人看見保羅要離開，就建議他不要走通常的路線，因為那邊的一條路已經設置了路障。保羅還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開車回家時，他發現街上空無一人，然後他以最快的速度趕回家，這時電話鈴響了，來電者是米勒·科林斯酒店的荷蘭籍經理，這家酒店和涉外酒店都隸屬於同一家比利時公司，即薩比納（Sabena）比利時世界航空公司。「趕快回城裡來，」他跟保羅說，「你們的總統死了。」保羅打電話給聯盧援助團裡他認識的人以尋求保護。「他們說：『不可能。現在基加利到處都是路障，人們就在街上被殺了』，」保羅跟我說，「這才是總統被殺後一小時的事，才一小時。」
……
在……宣傳和社會各階層領導者的鼓動下，對圖西族的屠殺和對胡圖族反對派的暗殺波及了一個又一個地區。以民兵們為榜樣，胡圖族的老老少少都拿起了屠刀。鄰居把鄰居砍死在對方家裡，同事把同事砍死在工作場所。醫生殺死他們的病人，老師殺死他們的學生。幾天之內，很多村莊的圖西族人口都被消滅殆盡，而基加利的囚犯也被釋放並組成工作隊去收走排在路邊的屍體。整個盧安達，大規模的強姦和搶劫一直伴隨著大屠殺。醉醺醺的民兵小隊，在從藥店裡搶來的各種藥品的催化下被巴士送到一個又一個大屠殺現場。電臺播音員提醒聽眾不要同情婦女和兒童。作為對殺人者的額外獎勵，圖西族的財產被事先瓜分了——收音機、沙發、山羊或強姦年輕女孩的機會。據報導，基加利一個社區的女議員為每顆圖西族的人頭出價50盧安達法郎（當時約合30美分），這個做法被人稱為「賣捲心菜」。
攝影師安妮·萊博維茨：「最駭人的一些屠殺發生在教堂和修道院，儘管那裡一度是人們尋求避難的地方。」
4月9日早上，由於每天24小時的戒嚴，保羅·路斯沙巴吉被困在家裡，他看到有人翻牆進入他的花園。他想：如果這些人是衝我來的，那就在我的妻兒以及這裡所有的人被殺前，讓我一個人先死吧。他走到自己的院子裡，才得知巴格索拉上校的「危機委員會」剛剛任命了一個新的「臨時政府」，完全由忠於胡圖力量的傀儡組成。這個政府想把涉外酒店當作他們的總部，但是酒店裡的房間都鎖著，鑰匙在保羅辦公室的保險箱裡，於是20名士兵才奉命去找他。保羅召集了他的家人，以及在他家避難的朋友和鄰居，總共有30人，他們在這些士兵的護送下開車走了。他們發現自己正身處於一個災難性的城市——「可怕，」保羅說，「我們的鄰居都死了。」——但他們還沒走出1英裡，他們的護送車隊突然靠邊停了下來。
「先生，」一個士兵說，「你知道所有的企管人員都被殺了吧？我們把他們都殺了。但你很幸運。我們今天不殺你，因為他們要我們找到你並把你送到政府那邊去。」想起這番話，保羅笑得有些喘不上氣。「我告訴你，」他說，「我當時全身都汗透了。我開始跟他們談判，跟他們說：『聽我說，殺人給不了你們任何東西，你們殺了人也得不到什麼好處。如果我給你們一些錢，你們有了收益，可以去買你們需要的東西。但如果你把人殺了——比如這個老頭，他已經六十多歲了，他的生命在這個世界完結了——你又能從這裡面得到什麼？』」車就停在路邊，而保羅就在這種心情下跟他們討價還價了至少一個小時，直到他付了五百多美元，他們才答應繼續往前走。
……
1993年，薩比納比利時世界航空公司任命保羅為涉外酒店的總經理，他成了第一個在這家比利時公司裡被提拔到高級職位的盧安達人。但在1994年4月12日，也就是他和主持種族屠殺的新政府一起搬到酒店的三天後，管理米勒·科林斯酒店的荷蘭人打電話給保羅，說他是歐洲人，他已經被安排撤離了，這是理所當然的，而作為盧安達人，保羅將會被留在這兒。保羅從1984年到1993年都在米勒·科林斯酒店工作，荷蘭人要保羅在他離開以後照看好這家酒店。同時，在涉外酒店的胡圖力量政府突然決定離開基加利，這裡和「盧安達愛國陣線」的武裝衝突已經加劇，他們要轉移到吉塔拉馬。一支重型裝甲車隊已經為這次行程做好了準備。保羅把他的家人和朋友裝進了一輛酒店的貨車，當政府車隊啟程時，他就把車開出來在後面跟著，好像他的車也是車隊的一部分一樣，直到他們緩緩駛過米勒·科林斯酒店，他才轉頭駛向他的新家。
米勒·科林斯酒店是個奇怪的地方，它是基加利首屈一指的酒店，國際商界威望的象徵，那裡的工作人員身穿制服，住一晚要花費125美元——差不多是盧安達人均年收入的一半。客人包括幾名武裝部隊和聯盧援助團的軍官，以及數百名在當地尋求庇護的人，其中大多是富裕的或出身名門的圖西族和胡圖族反對派及他們的家人，這些人本來都是註定要死的，但他們通過各種關係、賄賂或純粹的運氣來到這家酒店並活了下來，他們希望聯合國的部隊能保護他們。
保羅來的時候還有幾個外國記者待在酒店，但他們也將在兩天後撤離。於4月13日和14日在基加利度過了24個小時的新聞周刊記者喬什·漢默（Josh Hammer）回憶說，他和一些酒店的圖西族難民一起站在米勒·科林斯酒店的一扇窗前，看著一幫聯攻派民兵在外面的街上跑來跑去：「你可以看到血從他們拿的棍棒和砍刀上滴落。」當漢默和同事一起出去探索這個城市的時候，他們走不出兩三個街區就會被聯攻派民兵攔回來。而面對軍隊的路障，他說：「他們會讓你通過，還會向你揮手，然後你會聽到兩三聲槍響，等你回過頭來，那裡又會出現新的屍體。」在漢默到訪的那天，一輛紅十字會的卡車載著一些受傷的圖西族駛往醫院，被一個聯攻派民兵的路障截停了，所有的圖西族都被叫下車「當場」殺掉。遠處「盧安達愛國陣線」的炮擊讓空氣都跟著震顫。當漢默走到米勒·科林斯的頂樓餐廳時，政府的士兵把門都封鎖了。「看起來整個軍隊司令部都在那裡，正密謀著行動計劃和種族滅絕。」他說。
所以記者都被聯盧援助團的車隊送去了機場，而保羅則要留下來照看一家困境重重的酒店。除了少數駐守的聯合國士兵的象徵性保護外，米勒·科林斯酒店幾乎完全沒有防禦能力。胡圖力量的領導和盧安達武裝部隊的官員可以自由進出，聯攻派民兵的小隊環繞在酒店廣場上，酒店總機的六條外部電話線都被切斷了，同時擠進房間和走廊的難民人數已經接近一千人，而且他們還時不時地聽到有人要把他們都殺光。保羅跟我說：「有時我覺得自己死了。」
「死了？」我說，「已經死了？」
保羅想了一會兒，然後說：「是的。」
託馬斯·卡米林迪在逃脫了處決之後走回了家，護送他的那名中士跟他說他仍然是死刑在身。「如果你不離開這裡的話，他們還是要來殺你的。」中士說。託馬斯不知道該去哪裡。他寫了一份新的遺囑，然後交給妻子，說：「我要走了，我不知道要去哪兒，也許有一天這張紙能幫你。」
當他再次走出家門，外面下起了雨。他往外走，走到廣播電臺的時候他很緊張。「我很害怕，」他說，「因為這個廣播電臺實際上就是一座軍營。」但沒有人注意到他。「我看電視一直看到晚上。我打電話給我老婆，我跟她說我在廣播電臺，我在桌下的一張墊子上過夜。我沒有東西吃，但睡得很好。」託馬斯無法想像如果自己是圖西族該如何生存。翌日清晨，他跟電臺總編說他差點被殺了。「去播早間新聞，也許他們就會認為你是我們這邊的人。」總編說。
「所以我就去播早上6點半的新聞了，」託馬斯跟我說，「但我沒法繼續幹下去了。」他給各個國家的使館打電話，發現他們都已經撤離了。然後他試著給米勒·科林斯酒店打電話：「前臺那傢伙聽出了我的聲音，『託馬斯！你還活著，真是不敢相信，我們還以為你死了。』他說，『如果你能到這兒來，可能就沒事了。』」當時沒有護送者或證件是禁止駕車的，所以託馬斯說服了一名士兵開車帶他走。到達酒店後，託馬斯已經沒錢了，但他還是得到了一間房。「如果有人來了，我們就說錢的事我們以後再說。」一名酒店員工跟我說。那晚託馬斯剛安頓好，他的電話就響了。來電者是一名陸軍少校，奧古斯丁·西扎（Augustin Cyiza），他也在這家酒店裡。西扎同情難民——他最終背叛盧安達武裝部隊並加入了「盧安達愛國陣線」——但那時託馬斯對此並不知情。他走到西扎的房間，猜測自己可能會被殺，或至少會被逮捕。但情況正相反，兩個男人喝著啤酒一直談到深夜，第二天西扎就出去了一趟，回來時帶著託馬斯的妻子和女兒。
在米勒·科林斯酒店，啤酒救了很多人的命。考慮到酒價在處於交戰中的城市只會上漲，留守經理保羅·路斯沙巴吉通過不同的中間商來充實酒店的酒窖，同時又利用這些酒換取了足夠多的甘薯和大米，以避免他的客人挨餓，這樣的交易需要廣泛地來往於軍事指揮部，而保羅很擅長和這些人打交道。「我用酒賄賂那些人。」他笑著跟我說，這些受賄的人都是胡圖力量的領導，而賄賂的意思是給他們提供烈性酒，這樣他們就不會在保羅的屋簷下殺害難民。「我給他們酒，有時甚至還給錢。」他說。盧安達武裝部隊的司令，奧古斯丁·比齊蒙古（Augustin Bizimungu）少將就是一位時常造訪酒店的令人厭惡的客人，而保羅和他的關係非常順暢。保羅說：「任何人來了，我都有他們想要的東西。這都不是問題，我的問題是不能讓任何人從我的酒店裡被帶走。」
保羅是一個溫文爾雅的人，身材結實，看上去很普通——畢竟是一個中產階級的酒店經理——他也是這樣看待自己的，就是一個沒做過什麼特別事情的普通人，只是拒絕屈服於環繞在他周圍的瘋狂。「人們變蠢了。我不知道為什麼，」他跟我說，「我一直告訴他們，『我不同意你們的所作所為』，就像我現在跟你說的一樣公開。我是一個習慣於說『不』的人。這就是我做的，也是我想做的事。因為我從不認同那些殺手，我不同意他們的觀點。我拒絕了，我也是這麼跟他們說的。」當然，很多盧安達人都不贊同種族滅絕，也有很多人放棄了他們的異議去殺人，而更多的人只是想保住他們自己的性命。保羅試圖拯救他所能救的每一個人，如果這意味著要跟所有想殺死他們的人協商——那就去做。
一天清晨，軍事情報機構的阿波裡奈·哈基齊馬納（Apollinaire Hakizimana）中尉來到酒店前臺給保羅的房間打電話，說：「我要你在30分鐘內把所有人都弄出這間酒店。」保羅當時已經睡著了，他起來就跟對方協商。「我說：『先生，你知道這些人都是難民嗎？你能保證他們的安全嗎？他們要去哪兒？怎麼去？誰帶他們去？』」哈基齊馬納中尉說：「你聽到我說的話了嗎？我們要所有人都出來，半個小時以內。」保羅說：「我還在床上，給我30分鐘。我要洗個澡，然後再把人弄出去。」保羅很快把這個消息傳達給了好幾個他最信任的難民，這些人和當局的關係很好，其中包括盧安達的前司法部部長——弗朗索瓦·澤維爾·恩桑祖維拉（François Xavier Nsanzuwera），他曾調查過哈基齊馬納這個胡圖力量的敢死隊頭目。保羅和他的朋友們一起開始打電話，打給比齊蒙古少將和各個上校，以及任何他們認為可以強制命令這個中尉的人。就在快到30分鐘的時候，一輛軍用吉普車開到酒店，向哈基齊馬納下達了離開的命令。
「他們把這個傢伙弄出去了。」保羅說。然後他在自己的回憶中停留了一會兒，他的視線望向遠方，所以我想像了一下他透過窗戶凝視著米勒·科林斯酒店的樣子，他說：「我們的周圍，酒店這一片場地的周圍是什麼？士兵，裝配著槍枝、砍刀的聯攻派民兵，什麼人都有。」保羅似乎決心要恰當地表明自己的分量。他沒有說「我把那個傢伙弄出去了」——他說是他們做的——通過向我展示酒店門口聚集的殺手們的級別，他強調了這一點。
《盧安達飯店》劇照
在我們討論這種「一部分人反對另一部分人」的大眾暴力事件的時候，現在流行談的是群體仇恨。仇恨可以讓人生氣勃勃，但它也會訴諸人的軟弱。被盧安達人稱為種族滅絕的「始作俑者」的那些人明白，為了讓大量的弱者幹壞事，就有必要喚起他們對力量的渴望，而真正能驅使人們的灰暗力量就是權力。仇恨和權力，在不同層面上都是激情，區別只在於仇恨是純粹消極的，而權力本質上是積極的：你會屈服於仇恨，但你崇拜權力。在盧安達，導向種族滅絕的濫用權力的狂歡是以胡圖主義的名義展開的，而當保羅這個胡圖族打算反抗兇手們之時，他就利用了他們對權力的熱情：「他們」是一些選擇去奪取別人生命的人，而保羅抓住了這一點，這就意味著他們也可以選擇把保住他人的性命當作一種饋贈。
保羅·路斯沙巴吉還記得米勒·科林斯酒店在1987年購得了第一臺傳真機，同時還安裝了一條支持傳真的輔助電話線路。1994年4月中旬，當政府切斷了酒店電話總機的進出線路之後，保羅發現這臺——用他的話說是「奇蹟般的」——老傳真線路還可以撥號。保羅把這條線路視作他在保護客人的戰役中最強大的武器。「我們可以打給比利時國王，」保羅跟我說，「我可以馬上直接打給法國外交部。我們給比爾·柯林頓本人發了很多傳真。」一般而言，他說自己會一直等到凌晨4點——「發傳真，打電話，打給全世界」。
基加利的胡圖力量領導人都知道保羅有一部電話，但，他說：「他們不知道我的電話號碼，所以他們也就不知道該怎麼切斷它。而且他們還有好多其他問題要去考慮。」保羅非常小心地保護著他的電話，但也並不絕對；那些擁有能提供幫助的海外關係的難民也可以使用它。奧黛特就定期給她在華盛頓的前僱主和平工作隊總部發送傳真，在4月29日，託馬斯·卡米林迪用這部酒店電話接受了一家法國廣播電臺的採訪。「我給他們描述了一下我們是怎麼生活的——沒有水，只能喝泳池的水——以及屠殺的情況和『盧安達愛國陣線』的進軍情況。」託馬斯跟我說。這次採訪播出去了，第二天一早，西扎少校告訴託馬斯：「你完了，他們決定要殺你。要是有可能的話，你最好趕緊離開這兒。」
託馬斯無處可去。他搬到了一個朋友的房間，那天下午他得到消息說，有一名士兵已經到達酒店要刺殺他。通過酒店的電話，託馬斯讓他妻子查到了這名士兵的名字，讓-巴蒂斯特·伊拉杜昆達（Jean-Baptiste Iradukunda）。「他是我從小玩到大的一個朋友，」託馬斯告訴我，「所以我就打電話跟他說：『行，我這就過來。』然後我就去了。他解釋說是軍方司令部想要我死。我問他是誰下的令，叫什麼名字，是誰派他來的。他就猶豫不決了。之後他說其實『我也不知道是誰要殺你。我不會殺你，但我離開酒店以後，他們肯定還會派其他人來殺你的』。」
「再沒有其他人來找我了。」他說，「情況正常了，沒多久我又出來到走廊上活動了，我們就一直待在那兒。」
當我向保羅問起託馬斯的麻煩時，他笑了。「那次採訪對難民們可不是什麼好事。」他說，然後補充道，「他們想讓我把他弄出去，但我拒絕了。」
我問保羅這怎麼會有用，為什麼他的拒絕會被重視。
他說：「我不知道。」然後他又一次笑了，「我不知道這怎麼會有用，但我拒絕了很多事。」
與此同時，在整個盧安達正在發生：謀殺、謀殺、謀殺、謀殺、謀殺、謀殺、謀殺、謀殺、謀殺……
最「樂觀」的估計是：在100天內有80萬人被殺害。平均每小時有333.33人被殺——相當於每分鐘有5.5人的生命被終結。還要考慮到這當中大部分的殺戮都是發生在前三四周，加上大量未計入的因大屠殺身負重傷卻未直接致死的人，以及一系列針對圖西族婦女的強姦——然後你才能了解米勒·科林斯酒店這個唯一能把一千多名原本會被屠殺的人集中到一起的地方意味著什麼，就像保羅輕聲說的：「沒有人被殺，沒有人被帶走，沒有人挨打。」
溫塞斯拉斯神父在某次來到米勒·科林斯酒店期間，他邀請保羅·路斯沙巴吉到聖家教堂去陪他喝一杯，但保羅從未離開酒店，溫塞斯拉斯應該為此而心存感激，因為他把自己的母親也交給了保羅並安置在酒店接受庇護。事實上，有很多隸屬於胡圖力量政權的男人都把他們的圖西族妻子安置在了米勒·科林斯酒店，而他們的存在當然也為酒店的整體安全做出了貢獻，保羅覺得對這些男人來說這是種恥辱。「溫塞斯拉斯知道他甚至都沒法保護自己的母親，」保羅說，「而他把她帶來時還顯得很傲慢，他跟我說：『保羅，我把我的「蟑螂」交給你了。』你明白嗎？他說的是他的母親，她是圖西族。」
保羅跟我說，溫塞斯拉斯「就是個——你們是怎麼說的來著？——私生子。他不認識他的父親」。但這又能解釋什麼呢？很多有父親的人也和溫塞斯拉斯一樣壞甚至更差勁，但他們也不會把自己的母親稱作「蟑螂」，很多人的出身很難以啟齒，但他們也沒有走上瘋狂的犯罪之路。我對是什麼讓溫塞斯拉斯變得軟弱沒有興趣；我只想知道是什麼讓保羅變得強大，但他不告訴我。「我並不是真的強大，」他說，「我不強，但也許是我用了一些其他人不想用的辦法。」只是後來——「當人們談起那段經歷時」——他才想到自己竟如此與眾不同。他跟我說：「在種族滅絕期間，我不知道，我以為很多人都做了跟我一樣的事情，因為我知道如果他們想做，他們就能做到。」
保羅相信自由意志。他清楚自己在種族滅絕期間的行為就像他清楚其他那些人的行為一樣，都是出於選擇。他似乎不認為自己可以稱得上正直，除非和那些對其他人犯下罪行的人比較，而他拒絕這種比較。保羅竭盡全力去避免死亡——他自己和其他人的死亡——但比死於非命更讓他感到恐懼的是生於或死於他所謂的「愚蠢」。從這一角度來考量，殺人或被殺的選擇就轉變成另一個問題：為什麼而殺人？因什麼而被殺？——這個問題還沒有面臨過嚴峻的挑戰。
讓保羅迷惑不解的是，這麼多同胞都選擇欣然接受不人道的行為。「這真是讓人大失所望，」他跟我說，「這真是讓人失望。我對大部分的朋友都很失望，他們很快就轉向了種族滅絕。我以前只認為他們是些紳士，但我看到他們和那些殺手們在一起時，我很失望。我還是有一些值得信賴的朋友，但種族滅絕改變了太多事情——包括我自己，我的行為方式。我以前出去覺得是自由的，我可以和任何人喝酒，我相信別人，但我現在傾向於不這麼做了。」
保羅有一顆難得的良心，而且他知道孤獨將與其相伴，但考慮到他為米勒·科林斯酒店的難民所做的努力，他的謙虛也沒什麼錯。他並沒有拯救他們，而且他也沒有能力拯救他們——從根本上來說沒有。除了一臺酒櫃、一部電話、一處國際知名的地址以及他的反抗精神外，他沒有任何武器，他僅僅只能為了保護他們而全力以赴，直到他們被其他人拯救的那一刻到來。
*本文經過刪節與編輯，小標題為微信編輯所加。
1994年，盧安達境內人口佔多數的胡圖族對作為少數民族的圖西族展開全面屠殺，100天裡至少有80萬人遇害——大部分是用砍刀完成的。盧安達大屠殺的累積死亡率幾乎是死於大屠殺中猶太人的三倍，這也是自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以來死亡率最高的大規模屠殺。
本書作者菲利普·古雷維奇自1994年開始跟蹤報導盧安達的種族滅絕，先後6次前往盧安達及其鄰國，試圖探究這場人道災難的成因，傾聽倖存者的講述，並報導其餘波。藉由對各方當事人——倖存者、國際組織成員、包括現任盧安達總統保羅·卡加梅在內的高級政要——的採訪，古雷維奇以一種極具推進感的敘事，重構了盧安達種族衝突的起源、恐怖和混亂而尷尬的劫後現實——大量的人口遷徙，復仇的誘惑和對正義的要求，人滿為患的監獄和難民營。
這是一個好人和壞人之間的故事還是一個只有壞人的故事？國際社會對此負有多大程度的責任？一個多半由行兇者和受害者構成的國家能夠成為一個有凝聚力的民族社會嗎？這些內驅於這部見證文學的問題，使它成為一份絕無僅有的關於盧安達大屠殺的深刻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