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她觀察耶路撒冷審判大廳裡的艾希曼時就認為，他並非某個思考著的並且有判斷力的人，而僅僅是一個沒有思想、服從「元首」意志並（不惜）背離其原有道德標準的人。
《阿倫特手冊》，【德】沃爾夫岡·霍爾等著，王旭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時間：2015年1月
關於政治的新科學
20世紀60年代，《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又再次修訂。當阿倫特1961年在耶路撒冷親眼見證了對阿道夫·艾希曼的審判過程之後，她對該事件的回應為她開啟了全新的研究視角。她極具爭議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關於平庸的邪惡的報導》先是發表在《紐約客》上，接著成書出版（見本書第2章第6節第1部分）。這份報告與其中有關「極端的惡」的討論開啟了《極權統治的要素和起源》一書的歷史。那時阿倫特就明確，當她把集中營裡的惡定位成「極端的惡」時，未曾考慮行動者的動機，即它們缺乏任何軍事或政治動機。她描述了國家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卻並沒有視任何一個國家社會主義者個體——希特勒本人也不例外——為目標專一的人或思想者。當她觀察耶路撒冷審判大廳裡的艾希曼時就認為，他並非某個思考著的並且有判斷力的人，而僅僅是一個沒有思想、服從「元首」意志並（不惜）背離其原有道德標準的人。這一結論與她不留情面的對納粹操縱猶太人委員會的考量，使她的報告成為國際論爭的焦點。這種討論也通過羅爾夫·霍赫胡特的劇目流入德國，並引發公憤。霍赫胡特借《副手》劇目發問，為什麼當教皇庇護十二世得知滅絕集中營裡所發生之事的時候並沒有發聲。在德國，《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成了1968年出生的那一代人的標杆性文件，這使得他們能夠嘗試與其納粹父親那一代人「劃清界限」。
20世紀60年代中期，阿倫特所研究的極權主義得以再次興起，不再有令她頗受煎熬的恐懼，不再是孤立的政治評判標準。《起源》因此能夠以三卷冊的形式再版，每一本以原著中的一個部分為主題，它們分別是反猶主義、帝國主義和極權主義。她為每一本都附上了新的前言，分別描寫了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的世界政治現實。在極權主義這本的前言中她探討了蘇聯的「去極權主義」，回歸政治目標和國家利益，並形成與海外經濟帝國主義相對的、20世紀後期大陸帝國主義的形式，這種模式被美國在拉美和東南亞等地實踐過。
在這十年間，即1950年阿倫特重返德國與1961年出席在耶路撒冷對艾希曼的審判之間，她不必再顧忌猶太組織或出版社的工作。布呂歇爾雖然並沒有對大學有正式的聯繫或特別的偏愛，但他還是在巴德學院（Bard College）接受了一個講師的職位。阿倫特以學期為單位，被不同的美國大學邀請，獲得獎項（包括萊辛獎）和獎學金。對這對夫妻來講，這為他們開啟了一段靜謐的、經濟有保障的創作階段。那是一段不再受到政治災難影響的日子，尤其是麥卡錫主義的風波過後。阿倫特利用在不同大學授課的機會，使講稿不斷完善，為它們日後成文成冊做著積極的準備。它們是1958年出版的《人類生存條件》，1961年出版的論文集《在過去與未來之間》和1963出版的《論革命》（包括一篇尚未發表的有關馬克思的長文，見本書第2章第5節第1部分）。
這些著作為政治學提供了新的科學性，其內容是阿倫特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就頻繁地浮現於腦海中的。她在海德格爾的引領下用思想證明了歐洲哲學傳統，乃至歐洲傳統本身的終結。她的思想獲得政治上新的突破，發現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政體形式——極權主義。在文章中，她分析了柏拉圖之後每一個重要政治學概念的歷史，並且重新將它們概念化，她稱為概念性的「除霜」。她用到了很多從海德格爾那裡學到的詞源和哲學分析的技術。除此之外，在《積極生活》一書中她提供了一種新的思想框架：一個含有六個條件的方案確定人類的生活——生命本身、與地球的聯繫性、（文化意義上的）居住於地球、創生性（誕生性）、必死性、多元性（與其他不同的生命共處）以及各種人類活動的歸納——勞動、生產和行動（見本書第4章第3節）。這些模式使她能在極寬極深的空間對行動的條件和回溯發生的改變進行思考，而這些行動決定著今天人類的生存。在《論革命》一書中她以美國的歷史為例，考察了如何應對人類欲望的問題，旨在創新和聚集新的政治形式。阿倫特將為這個國家制定了憲法的美國革命，與在法俄發生的以及在她青年時期不成功的德國1918~1919年革命進行比較，也就是說，與那些沒有形成共和國的、憲法未曾有能力確保自由的革命相比。特別地，現代革命創造了不同形式的地方議事會。阿倫特認為，這些議事會都能夠表現出適當的政治形式，能夠為它們自身產生的言行提供空間。這些議事會是後極權世界迫切需要的、可再生的政治形式。
艾希曼審判
阿倫特1963年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書引爆了一場論爭，打破了她平靜的生活。這為她開啟了一個仍舊極有工作效率但卻充滿矛盾的十年。一方面大量的演講邀約使她應接不暇，另一方面在公共場合她又經常處於守勢。這期間，由于越來越多的年輕讀者渴望對政治事件進行反思，她再一次感覺到自己在歐美和以色列的猶太知識階層中遭受唾棄的境遇。除了個別英文和德文的簡明表態之外，原則上她也任憑朋友們參與到這場爭論中去。瑪麗·麥卡錫，她這位結交十年的密友在《黨派評論》上撰文為其強烈辯護，儘管很多人仍試圖從這本雜誌外圍排擠阿倫特。卡爾·雅斯貝爾斯在歐洲聲援阿倫特，他在（瑞士的）巴塞爾著述有關她著作的問題以及由艾希曼的審判派生出來的法律問題，並且還接受採訪。在以色列，她不但沒有辯護人，而且還必須承受來自老友庫爾特·布盧門菲爾德的疏遠。
當這場論爭還在繼續發酵之時，阿倫特已經開始重新思考有關艾希曼的問題。她試圖跳出「關於平庸的邪惡的報告」的思想框架，對她提出的艾希曼的「無思無想」進行進一步的哲學探究；在阿倫特看來，艾希曼在其世俗的道德哲學基礎上以效忠「元首」意志取代自己的判斷。她仍然能夠回憶起，當她在法庭上觀察艾希曼時也自問：「或許可以將這種思想歸結為讓人行惡或拒絕做壞事的條件？這種固有的或吸引注意力的、探究一切的習慣並不顧及結果和特殊的內容。」（LG 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