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有2000年歷史的羅素塔石刻，字跡清晰，斷面完美
1798年7月，拿破崙遠徵埃及。據說事先挑選了包括化學家、史學家、生物學家、考古學家、外科醫生、古董專家等組成軍隊中的學術部門，成果就是在1809-1828年期間所出版的23巨冊的《埃及描述》。
1799年7月15日，法軍在羅塞塔附近發現一塊石碑。
1801年，法國戰敗投降，石碑為大英博物館收藏。
1822年，【法】讓-弗朗索瓦·商博良 (Jean-FranoisChampollion），一個12歲就開始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20歲時掌握了拉丁語、希臘語和古代東方語言的所謂天才少年，突然之間，就破解了近7000年歷史的古埃及文字，破解了羅塞塔碑，於是，埃及文明重新【應該說是首次】站起來了。
連埃及人自己都搞不清的歷史，居然19世紀被歐洲人破解了，還破解到了公元前5000年，古埃及年表【帝王】歷歷在目，宏編巨著。
1832年，商博良死於中風，年僅四十二歲，蹊蹺！
筆者發現，即使是西方現代嚴謹的歷史學家和他們的著作，比如美國的斯塔夫裡阿諾斯的《全球通史》，美國的威利斯頓·襖爾克的《基督教會史》，也包括羅素的《西方哲學史》，他們在描述西方17世紀之前的歷史和思想史的時候，大多也都是採取虛寫的辦法，他們也很少在自己的著作中去引證19世紀之前那些西方古代的「歷史巨著」，其中當然也包括了所謂的希臘思想家的那些「巨著」，因為，他們都知道，這些著作幾乎就是「說書」（湯普森語，他屢屢將西方19世紀以前的各種歷史著作說成是「說書」），或者說，他們在當時已經有確鑿證據，清楚知道這些歷史典籍和思想史著作（羅素在自己的《西方哲學史》中多次提到過古希臘古羅馬的哲學著作的不可靠性），都是中世紀的基督教教會和基督教會統治下的「大學」所杜撰的。
但是，很糟糕的是，筆者注意到，中國歷史學界和哲學界在編撰西方的歷史和西方思想史的時候，大多都將19世紀以前的西方歷史書或者思想史著作當成為了「信史」，特別是中國哲學界還普遍對古希臘時代的一些「思想巨著」（比如亞里斯多德和柏拉圖的一系列「巨著」）十分看重，這樣，就造成了中國人所編篡的「西方歷史」和「西方思想史」，往往比西方一些嚴謹的歷史學家和思想史專家編撰的歷史書和思想史專著，還要「可信」。這，簡直就有點莫名其妙了！
為什麼中國歷史學界和思想史界會出現這樣的問題呢？
筆者認為，這主要有三方面原因所致：
一、一些中國歷史學者在研究西方歷史的時候，所閱讀的歷史典籍往往很狹窄，他們大多習慣中國的治學習慣，將西方的宗教史、思想史和文明史分開來審視，這樣，就很容易導致他們看不清楚西方歷史著作因為存在基督教教會參與杜撰的「偽」問題；
二、中國人已經習慣了自己的「信史」歷史學情況，所以，許多中國人，當然也包括中國的一些歷史學者和哲學學者，他們往往是「以君子之心」去看待西方的歷史和思想史，先入為主的就以為那些西方著作都是很嚴謹的，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也許一輩子都沒有想到過西方歷史著作和西方思想史著作與中國的歷史學著作和思想文化著作的產生條件，完全不是一回事情；
三、因為中國人太習慣曆法時間空間概念了，中國人一說自己的歷史，往往很自然的就有種時間秩序觀，象「張飛殺嶽飛」這樣的事情，是中國社會生活中的笑話；但是，中國人卻很少想到，西方歷史上的政權組織就沒有設立過專職天官和史官，所以，無論是西方歷史學者，還是西方政權官僚，甚至也包括基督教會中的學者，往往沒有中國人這樣明確的歷年意識。
在西方的歷史典籍中，「張飛殺嶽飛」的事情及其人神相雜的事情已經普遍到了人們習以為常的地步了，這正如湯普森說的那樣，在19世紀，西方社會還習慣引證《聖經》裡編造的情況去說明自己的歷史，這，就是為什麼西方歷史著作往往有「說書」味道的原因。
當然，無可否認，隨著西方現代科技的發展，西方歷史學界開始使用碳元素衰變原理去測定西方歷史上的一些文物的年代，但是，這裡需要指出的是，無論通過什麼樣的科技方法去對文物的歷史狀況進行理論推測，都是有條件限度的，不是可以隨便「大膽猜測」的，這就是說，如果這些文物沒有相應的文獻歷史資料去印證，這樣的純粹依靠科技手段對文物歷史年代的測定且進行的歷史情況推斷，是很不可靠的，或者說，不能夠作為信史。
而西方歷史上的文獻資料，正如上面所說，「說書」性質大大過於「信史」。所以，現在西方歷史著作中的一些「編年史」，比如《塔西佗編年史》，特別是德國的維爾納·施奈因的《人類文明編年紀事》中的那些將許多歷史事件精確到了年月的記載，我們中國人最好還是不要全信為好。
因為，這些歷年和紀事都並非完全可靠，作者也往往沒有什麼相應的實證資料可言，你也永遠無法期望這種「歷史學家」會為你提供很實在的歷史相關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