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念文
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0年第7期
摘要：西方當代中國研究中的歷史虛無主義否定中國革命道路、抹黑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否定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進而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其形成和發展有著特定的思想理論淵源和國內外背景。近年來，該思潮呈現新的動向，打著「學術研究」「去意識形態化」的旗號，更加注重對中國具體問題的分析。但不管形式如何變化，其背後隱藏著的政治訴求並沒有改變。在理解西方學者的觀點時，我們要堅定「四個自信」，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進行分析判斷，旗幟鮮明地批駁和抵制西方當代中國研究中的歷史虛無主義，這不只是一場單純的學術論爭，更是一場嚴肅的政治鬥爭。
關鍵詞：西方當代中國研究 歷史虛無主義 意識形態鬥爭
中國共產黨堅守初心使命，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成就舉世矚目，西方學者聚焦中國的發展，產生了大量研究成果，豐富和發展了新中國成立以來西方學者對當代中國的研究，這些研究中不乏對中國主要領導人、中國革命、建設與改革客觀、公正的研究，但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成就的聲音也時有出現，具有歷史虛無主義的鮮明特徵。西方當代中國研究的歷史虛無主義以否定中國歷史發展的獨特性，否定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貢獻，否定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主要表現。西方當代中國研究的歷史虛無主義與西方學者所處的時代背景、文化背景和基金資助、個人的政治立場以及研究方法有著密切的關係。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是「本質上用來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否定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地位從而意欲顛覆社會主義政權的一股社會逆流」。歷史虛無主義者運用教條主義研究方法對新中國歷史進行解構，立足西方中心主義的立場詆毀新中國建設發展成就，因為其披有理性的外衣，具有相當的迷惑性，社會危害嚴重。新中國成立以來，西方當代中國研究的歷史虛無主義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否定中國革命道路
西方當代中國研究的歷史虛無主義具有明確的意識形態訴求，他們通過解構中國重要的「歷史標誌」解構「中國歷史」。新中國成立初期，美國政府官員認為中國革命是莫斯科設計和策劃的，1950年5月11日，曾擔任美國駐上海總領事的馬康衛（Walter P.McConaughy）在遠東事務聯繫會議上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所有政策命令都來自蘇聯的理論和實踐，並完全忠實於莫斯科。在冷戰思維影響下，將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視為莫斯科指導的一個國際陰謀的觀點在美國逐漸佔了上風，美國主流媒體將這種觀點大肆渲染，否定中國革命的獨特性、否定毛澤東，進而否定中國革命道路思想逐漸流行開來。
當代中國研究的歷史虛無主義者否定毛澤東的歷史功績、否定毛澤東思想的獨創性，他們的觀點在西方學術界引起比較大的反響。在關於毛澤東研究的第一次論戰中，「美國百萬人反對共產黨中國進入聯合國委員會」的成員魏特夫（Karl A.Wittfogel）否定中國革命的歷史進步性和道路獨創性，在其1960年刊發在《中國季刊》第1期和第2期的文章《「毛主義」的傳說》一文中，針對哈佛學派所謂「毛主義」的界定，他指出這不過是一個關於毛主義的「傳說」（Legend of Maoism）而已。「Legend」一詞在英文中是「傳說」或「傳奇」的意思，同時也有「不真實」的含義。他認定毛澤東思想缺乏「獨創性」，是源自於「被馬克思、恩格斯所發明，並由列寧在1906年和1920年加以發展並大大改變了的共產主義的農民政策」。他斷言毛澤東長期在農村活動，並未有任何獨特的革命理論，關於共產黨的領導權和通過土地革命發動農民的觀點是「毛澤東在1951年插進去的」。魏特夫通過歪曲歷史事實的方法解構毛澤東思想，否定中國革命道路，他的觀點受到史華慈（Benjamin I.Schwartz）和黃宗智（Philip C.C.Huang）的批評。
霍華德·鮑曼（Howard L.Boorman）對中國在全球革命中的作用持否定態度，他認為：「這場世界革命無論是被打上平等主義或者極權主義的標籤，都可能是犧牲個人固有的尊嚴和潛力的舉動。」因此，他否定中國革命的進步性。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的艾米麗（Emily Honig）等人借用歷史學家傑裡米·布朗（Jeremy Brown）的觀點否定毛澤東領導下新中國建設的成就，認為「在20世紀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城市成為了特權空間，而村莊變成了垃圾場」。在這股潮流中，他們片面誇大中國城鄉的差異，用唯心史觀看待中國歷史，否定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成就，否定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開闢。
西方不少學者並不認同上述觀點，費正清認為，中國革命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問題的獨特思考，「中共政權顯然不是莫斯科的傀儡。它是由清一色的中國人組成的，他們20年來在沒有什麼外援的情況下應對中國的環境，歷盡艱辛，制訂了符合國情的計劃。」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開闢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勝利之路，中國革命的勝利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共同奮鬥的結果。作為美國右翼學者中的代表人物，魏特夫否定毛澤東的歷史功績，帶有鮮明的歷史虛無主義特徵。
西方不乏研究毛澤東的重量級專家如施拉姆等，他們以崇敬的態度高度評價了毛澤東在中國革命與建設中的貢獻，其學術成果因為其深度的理論分析贏得了廣泛的國際讚譽。他們認為，毛澤東是新中國的締造者，是新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戰略制定者，但是在西方當代中國研究中，對毛澤東的批判和對中國革命的解構思潮仍然此起彼伏從未間斷。
魏特夫等人對毛澤東歷史功績的解構有歷史背景的支持，冷戰時期意識形態的對立使得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在西方有廣泛的市場，「在戰後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冷戰的局面雖然尚未完全形成，但美蘇兩大對立陣營的格局已經初見端倪。西方分析家往往很輕率地做出結論，把中國共產黨視為蘇聯的『工具』和『傀儡』。」鮑曼個人的經歷使他無法理解中國革命的意義，他認為中國革命是蘇聯革命的附屬物，背離了中國的現實。歷史虛無主義者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因為受反共思潮的影響，當時美國中情局認定「在國家發展目標的設定上，中國就是美國在冷戰環境下和意識形態上的敵人，並早晚會成為其全球競爭的潛在對手。」有的學者甚至為獲得關注不惜扭曲事實，以持反共觀點為榮，他們否定中國革命和建設初期的成就，虛無了中國革命的價值和中國道路的創新性，其結論深受「陰謀論」和「異端論」
西方當代中國研究的歷史虛無主義與歐洲中心論有深厚淵源，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傑弗裡·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指出，1945年以來整個世界形勢的巨大變化，尤其是1957年至1960年間非殖民化進程的迅速推進，導致了「歐洲中心論」的盛行。儘管也有學者批評了「西方中心論」，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興起的美國中國研究，對中國革命的解讀仍然局限於「西方中心論」的立場。20世紀50年代美國麥卡錫主義盛行，反華思潮阻礙了美國中國研究的展開。美國中國學興起之後，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提出的衝擊-回應理論作為中國研究的主要方法論，亦堅守了「西方中心論」，它假設中國文明是停滯的、落後的，因此得出結論：中國的現代化是在西方殖民者的衝擊下實現的，這種理論主導下的歷史研究，虛無了中國歷史的延續性、中國文化的獨特性和創新可能性。
我們在接收和理解這些思想時要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方法，了解和把握中國革命的獨特性，掌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審視新中國革命建設成就，警惕歷史虛無主義的危害。我們要秉持全面客觀的觀點公正地評價毛澤東，堅持歷史與現實統一的態度，抵禦歷史虛無主義的論調。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認真學習黨史、國史，知史愛黨，知史愛國。要了解我們黨和國家事業的來龍去脈，汲取我們黨和國家的歷史經驗，正確了解黨和國家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這對正確認識黨情、國情十分必要，對開創未來也十分必要。」
二、否定中國改革開放成就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大力推進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發展、社會變革。西方當代中國研究有相當多成果肯定了中國的建設成就，李成認為，中國日漸強大不僅改善了人們的生活，也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一個渴望得到中國支持的年老而脆弱的俄羅斯總統的形象與毛50年前訪問蘇聯請求蘇聯老大哥的經濟幫助畫面形成鮮明對比。」但是，伴隨著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威脅論」的興起，一些西方學者熱衷於渲染針對中國的負面敘事文本，他們否定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意在削弱中國的國際影響。美國記者查爾斯·克勞特漢默（Charles Krauthammer）大肆宣揚西方意識形態，否定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成績。他荒謬的論調卻得到了一些西方學者的響應，澳大利亞學者安·肯特（Ann Kent）在不提供充分舉證的情況下惡評中國貿易，試圖醜化中國的形象，稱「澳大利亞在推動貿易自由化方面處於世界領先地位，而中國的貿易實踐充斥著保護和欺騙手段」，立足西方中心主義的立場，他們不願正視中國的發展進步。丹尼·羅伊（Denny Roy）分析西方學者否定中國發展成就的原因時指出，很多人不願意看到中國飛速發展，他們擔心中國經濟發展打破亞洲固有的平衡，如「保羅·迪布（Paul Dibb）認為，在經濟上更加強大的中國的崛起，將破壞亞洲目前的力量平衡，並引發中國鄰國的重組。以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中國的生產能力和總財富將很快超過其他亞太大國，相對能力的增強使崛起的大國對其他國家施加更多的控制權成為可能。」因擔心中國會威脅到自己固有的利益，美國一些勢力利用媒體不斷抹黑中國，以降低中國的影響力。美國前國務卿安全助理約瑟夫·奈曾坦白地指出：「在美國，中國的吸引力是有限的，因為美國人擔心中國遲早會對美國構成威脅。」
美國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政府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裴敏欣（Minxin Pei）分析指出，美國抹黑中國的原因是中美意識形態存在差異，他們熱衷於推進所謂的政治改革，虛無中國經濟發展成就，顯現了美國右翼分化中國、瓦解中國政治基礎的動機。他們處心積慮對中國政治進行黑化，但措施收效並不明顯，在他們看來，「關於該國經濟自由化將有朝一日導致政治改革的夢想仍然遙遙無期。」是帶有這種期盼的西方學者在分析中國國家的治理手段和治理效果時，結論難免有失偏頗，如美國卡爾頓大學教授洪長泰（Chang TaiHung）將中國的學校教育解讀為毫無人權，指責中國政府規定和限制孩子的學習內容，他們曲解中國對大學的正常管理，將之稱為強制和剝奪；他們指責中國政府採取政治誘導的方式管理大學生，運用精妙的網絡監視學生，通過龐大的檢查和控制系統阻止學生動員起來 ；他們認為中國大學管理導致青年的「異化」，他們發表這種謬論目的是希望影響中國的政治發展走向。在他們看來，「受大學教育的青年如何影響中國的政治未來仍將是一個充滿挑戰的問題」。
部分西方學者在對中國改革開放的研究中偏離了歷史事實、虛無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他們站在偏狹的西方立場片面誇大中國政府對社會的統治，他們提出，「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中國的『強制性能力』發生了『急劇的擴張』。」美國亞特蘭大埃莫瑞大學的徐斌（音譯）給中國政府貼上了專制的標籤，在他看來，「諸如『人民』之類的舊共產主義術語被賦予了新的含義，有意或無意地借鑑了深深植根於傳統政治文化中的家長式作風。」這些偏離現實的敘事文本有相當的迷惑性，斯德凡·哈珀和約瑟夫·奈（Stefan Halper and Joseph S.Nye Jr）否定中國的發展前景，認為「中國不斷與混亂作鬥爭使它顯得內向和不可預測」。他們對中國基層民主治理的研究有明顯的選擇性，有所「虛無」、有所「不虛無」。部分學者佔有資料不全，堅持西方價值標準，並將其作為唯一可選的價值向度，宣傳西方意識形態，最終陷入真理向度和價值向度的悖論。
中國共產黨積極推進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經濟發展迅速，民生改善取得顯著成就，這是無法否認的事實。一些學者提醒要注意中國的複雜性並關注中國改革的成果。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成提醒他的同仁注意中國問題的複雜性，他指出：「如果國際社會在分析當今中國時犯了一個反覆出現的錯誤，那就是用一個整體的術語來描述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變化最快的國家。」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對中國共產黨評價的反覆就顯現了西方學者把握這種複雜性的力不從心。由於知識構成的局限、對中國了解的有限，以及立足西方自由主義立場，期待中國實現所謂「民主」的過渡等因素，部分西方學者對中國的研究結論會顯現歷史虛無主義的傾向。我們在審視和分析西方學者的觀點時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對之進行去偽存真，以獲取客觀的結論。
三、歷史虛無主義傾向的新發展
近年來，西方當代中國研究的歷史虛無主義呈現新的動向，他們打著「去意識形態化」的旗號推銷西方意識形態，更加注意對具體問題的研究，通過事例分析唱衰中國的和平發展，他們指責中國政治專制，李成認為：「今天比在改革時代的任何時候都清楚的是，中共的『威權韌性』在概念上和經驗上都是停滯不前的制度，因為它抵抗民主過渡。如果中共想恢復公眾的信心並避免自下而上的革命，它就必須接受該國真正的系統性民主變革。」澳大利亞格裡菲斯大學犯罪研究所蘇珊·臺瓦斯科（Susan Trevaskes）對中國的政治體制更是橫加指責，在他看來，「即使在毛澤東時代之後的36年，毛主義的懲罰政策的邏輯仍然是意識形態的基石。」更有學者污衊中國政府的合理大學管理為人身控制，他們將正常的大學管理解讀為加強專制統治，甚至將中國政府比作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法西斯政府。他們藉助看似科學的研究，推銷西方價值理念。
西方學者提出淡化意識形態，要求中國參照西方標準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體現了他們某種不可明說的目的，吳本立主張中國政府應該加強透明性、參與性、包容性。他認為中國政府聽取各種不同的聲音是解決意識形態衝突的一條出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彼得·勞倫斯等人（Peter Lorentzen, Suzanne Scoggins）警示需要正視中國青年的思想動態，以應對各種衝突的發生，「價值觀的變化或對行為的共同期望所產生的權利意識正在破壞中共的一貫統治」。德國墨卡託研究所和倫敦大學的馬提莎·斯提芬（Matthias Stepan）等人認為需要防止民眾的不滿，並培養某種合法性、聽取民主的聲音。一些西方學者的觀點不乏對中國的有益建議，但也有學者借淡化意識形態的旗號推銷西方所謂「普世主義」的價值，「正是在這樣的國際大背景下，有些人利用我國改革開放這場深刻的社會變革，要把中國引向適合西方需要的資本主義發展方向。他們在『反思歷史』的名義下，利用我們黨經歷的曲折，任意誇大黨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蓄意歪曲歷史，製造思想混亂」。
中西方意識形態的差異使得很多人不願看到中國的發展與強大，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的社長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分析西方學者的研究動機，指出這是因為美國對中國存在意識形態偏見，「中國不僅被視為威權主義的堡壘，越來越多的人還認為其有意出口其不民主的做法，以取代美國及其民主的生活方式。」正因如此，他們認為應該抵制中國的發展。部分學者無視中國的發展成就，對中國的未來發展充滿悲觀。哈佛大學的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謝淑麗（Susan Shirk）將中國描述為一個脆弱的大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鮑瑞嘉（Richard Baum）對中國的發展前景做出了悲觀的預測。裴敏欣認為中國陷入了嚴重的危機。裴敏欣甚至認為中國有發生自下而上變革的可能。也有學者持不同觀點，沈大偉認為裴敏欣有些誇大其詞，對中國發展前景的預判過於悲觀了，關於中國未來發展前景的爭論一直持續著，西方學術界對中國政治走向的悲觀預測影響著一些民眾，也影響著部分國家政府對形勢的判斷。
西方政客不願意看到中國崛起，這一點在疫情期間表現更為明顯。2020年年初世界上暴發了新冠肺炎疫情，這是一種危害極大的傳染病，傳染性極強，中國加強對疾病控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隨後中國加大對外援助，對於中國承擔國際責任援助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國家的舉措，很多政客顛倒是非黑白，汙名化中國。他們歪曲事實真相，暴露了他們擔心中國崛起影響到自身戰略利益的狹隘動機，「中國的榜樣雖然沒有威脅到當今的民主國家，但是卻受到西方以外的大多數威權世界的欽佩。」西方政客和右翼學者關注自身價值觀的輸出，他們認為中國會阻礙西方推行其所謂的民主制度，對中國的惡意指責體現了其對自身的信心不足。
美國基於戰略考慮遏制中國，一些學者藉助學術爭論醜化中國，「許多政府和學者仍然不願意將中國描述為一個負責任的國家，因為目前尚不清楚中國將如何利用經濟改革中積累的物質力量。」他們關注的是中國發展對其國家利益的影響，吳本立（Brantly Womack）認為，美國不願意正視中國發展成就，「在過去的十年中，美國人對中國的態度令人反感，其嚴重問題在於：美國傾向於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並將遏制中國作為一種可能的策略」。在2008年的經濟危機中，中國表現出的責任與擔當展現了中國的實力，動搖了美國的自信心。吳本立認為，從全世界來看，人們對發展中世界的更快增長充滿期待，這使過去200年來熟悉的「西方和其他國家」的力量制衡更加複雜化。未來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體系受到挑戰。
西方當代中國研究的歷史虛無主義論調暴露了中西論爭的實質仍然是意識形態之爭。西方學者打著「去意識形態化」的旗號，大力推行西方價值觀，他們虛無中國發展成就或者指責中國的民主制度，其研究方法是不嚴謹的，他們或者糾結於部分事件的細枝末節，忽視中國整體的發展成就，或者以個案研究入手歸納得出整體結論。但是個案研究極易受所選地區、範圍等因素的影響，難以把握整個中國的情況。他們在研究中從具體推導到一般，犯了以偏概全的錯誤，而對材料的選擇也不夠慎重，甚至只是根據一些傳聞來進行判斷，例如，李卓敏（Chohming Li）、肯尼思·沃克（Kenneth Walker）等人運用當地報紙刊發文章的材料來研究經濟，缺乏比較和對資料的校對。約瑟夫·艾爾索普（Joseph Alsop）等人運用零散的材料和間接方法展開研究，從而做出了負面的評價。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現象。
抵禦西方當代中國研究的歷史虛無主義，需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我們應該堅定「四個自信」，踐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政策，不斷提升中國國家綜合治理水平。近年來，隨著中國國家綜合治理水平的提升，西方學者對中國社會治理和國家發展成就的肯定評價有所增多，希娜等人通過研究發現中國的「人均警察數量少於美國」，這表明中國社會的治理水平和治理效率顯著提高，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穩步推進。裴宜理高度評價了中國的反腐運動，她認為中國共產黨從嚴治黨的效果逐漸顯現出來，「習近平的努力成功地減少了官員腐敗和官僚主義，並加強了（中國）國家的全球地位」。綜合多種因素，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認為「崛起的中國」形象正在產生積極的影響。
我們在分析西方學者的研究時要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方法進行辨析，在接收與理解他們的思想時需要提高警惕，部分西方學者在研究中會虛無中國國家治理成就，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但這一切都阻止不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前進的步伐。中國在加大改革開放的力度，加快經濟發展的同時提升國家綜合治理水平，中國改革發展的成就有目共睹，任何虛無中國發展成就的企圖都難以阻擋全體中國人民同心同德致力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努力。
（作者單位：同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編輯：老張
校審：小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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