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著時間的軌跡在歷史長河中順流而下，北魏之後的大同又帶給我們怎樣的傳奇？
土木堡坐落於居庸關至大同長城一線的內側，是長城防禦系統組成部，位於張家口市懷來縣境內。明英宗在位時期，瓦剌部逐漸強大，擊敗韃靼，逐漸地統一了蒙古各部，瓦剌部有了再次入主中原的野心。
1449年7月，瓦剌部首領也先統率各部，分四路大舉侵犯內地。也先親率一路進攻大同。「兵鋒甚銳，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沒」。大同參將吳浩戰死於貓兒莊。明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禦敵。大同前線的敗報不斷傳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鎮親率50萬大軍從北京出發，御駕親徵。
1449年8月1日，明軍到達大同。明英宗沒有軍事才能，將指揮權交給太監王振。也先為誘明軍深入，主動北撤。明軍不知是計，繼續北進。途中聽說先頭部隊落敗，倉皇撤退，主帥又屢次改變行軍路線，士兵疲憊不堪。
大軍撤退到土木堡，被瓦剌大軍包圍，明軍倉促應戰，兵部尚書、戶部尚書等66名大臣戰死，明英宗被俘虜。
土木堡之變後，明朝精銳軍隊損失殆盡，致使朝廷在相關政策、制度上作出了重大調整，突出表現在邊防形勢的研判和軍事制度的改變上。邊防政策由積極進攻轉變為被動防守，最終形成了著名的九邊防禦體系。該事件也直接導致了明朝由強盛慢慢轉向衰弱。
歷史故事如同現代明星效應不斷催生流量，昭君出塞帶紅了「琵琶老店」，遊龍戲鳳則催生了「鳳臨閣」。
明代正德年間，大同煤龍鎮（今煤峪口）李家，父母過世，只留下兄妹二人，哥哥叫李龍，妹妹叫鳳姐，兄妹二人變賣家產，在城內九樓巷內開了一家酒樓，取名「久盛樓」。兄妹經營有方，生意越做越紅火。
明正德皇帝治國有方，為了體察民情，經常到民間微服私訪。聽聞大同之繁華，曾兩次來到大同。公元1518年（正德十三年），他慕名到久盛樓吃酒。見鳳姐熱情爽朗，花容月貌，這位皇帝不由得心猿意馬，神不守舍，後來，他按捺不住對鳳姐的渴慕之情，表明了他的真實身份和想法，恰鳳姐也傾慕他的風度和才華，二人郎情妾意，遂成好事。久盛樓被正德皇帝賜名「鳳臨閣」，鳳姐被封為「嬉耍宮妃」。
「遊龍戲鳳」的典故從此在坊間流傳。修葺一新的「鳳臨閣」，八方來客，絡繹不絕，一直都是大同頗有名望的酒樓。前為普座，後為二層樓閣，裝修富麗堂皇，二樓繪有「遊龍戲鳳」的壁畫。去鳳臨閣就餐，品的不僅是環境和美味，更是故事和文化。
明朝開國之初，對蒙古草原勢力在軍事上武力圍剿、窮追猛打，在經濟上實行貿易封鎖，後明成祖朱棣把都城遷到燕京，大大強化北部邊防軍事守備，由此北部邊境獲得了很多年的安寧。但蒙古族世代以遊牧為生，他們既不耕種，也不紡織，他們的鹽鐵茶葉等生活物資必須從中原獲得。
由於明朝一貫的貿易封鎖，蒙古經過一段的休養生息後，到明朝中期再度南下侵擾，擄掠人口和物資。一時間北疆戰火重燃。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俺答汗率軍南下，突破長城防線，甚至打到了京城的郊外。
守口堡（陽高境內，明 隆慶年間俺答汗部由此入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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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問題核心很簡單，他們的要求只有一個，開放邊境貿易，允許明蒙雙方商民百姓自由貿易。1571年，隆慶皇帝在位。俺答汗因雙方交換雙方叛逃人員問題，與明朝邊防大員頻繁接觸，趁機提出了重開邊境貿易的請求。隆慶皇帝是個平和的人，不願多生事端。當朝大學士張居正、高拱也是出了名的務實派，君臣商議認為：開放邊境市場，平息戰火，是個雙贏結果；繼續敵對，則每年需耗費大量軍費用於邊防，效果還難以保證，因此同意議和。
在張居正、高拱，宣大總督王崇古及大同巡撫方逢時的共同努力下，明朝與蒙古土默特部在大同得勝堡籤訂了一個《隆慶和議》——即明朝與蒙古俺答汗的封王、通貢和互市的協議。明朝封俺答為順義王，開放十一處邊境貿易口岸，使蒙古人能通過貿易獲得明王朝資源；俺答每年向明朝貢馬一次，由明朝給予優惠價格，並另行賞賜。
隆慶議和結束了明朝與蒙古近二百年的敵對狀態。昔日血與火澆鑄的千裡邊垣，化作通往西北各少數民族以及中亞鄰邦的友誼彩虹。從此，直到明朝滅亡，明朝與蒙古之間絕少爆發大規模戰爭。
明末清初，大同總兵姜瓖先降李自成，再降清廷，後趁多鐸病故、多爾袞染病之機，又舉起了反清復明的大旗。姜瓖的反叛，激怒了清廷，多爾袞親率大軍平叛。1649年多爾袞圍城9月餘，損失慘重。大同城被攻陷後，清軍痛恨城內兵民固守，下令屠城，除獻城的降將楊振威及其官兵家屬外，對官吏兵民盡行斬殺，「削城五尺」，大同變成一座荒城。清廷廢掉大同府，改由設在陽高的陽和府管轄，八年後才還原大同府治。
當朝進士魏象樞有《過大同廢城》一詩錄照「屠城」：「殺氣孤城黯，頹牆血濺紋。黃沙三月草，白骨萬家墳。」曾為明朝官員、時為清人的薛所蘊，模仿北魏王肅詩體《悲雲中》泣訴心中之痛：「悲雲中，千年雄鎮一時空。青燐夜夜頹垣裡，殷紅血漲桑乾河。」大同知府曹振彥（《紅樓夢》作者曹雪芹高祖，住大東街「曹家巷」）請旨免去大同三年錢糧徵稅，整修城池，安撫百姓。屠城15年後，秉康熙御旨，大同於華嚴寺西北角建起一座圓通寺，以超度屠城冤死亡靈。
大同於華嚴寺西北角建起一座圓通寺，以超度屠城冤死亡靈
現在大同市上下寺西面的楊家巷，有個「一間房」的地方。據說地名與這次屠城有關。傳說就在清軍即將進城之際，楊家將楊四郎後嗣，家住當初遼國蕭銀宗賜予楊四郎的住宅楊家巷，多年在外販糧運茶，此番回家探親，不料誤撞多爾袞屠城被抓。不過楊氏走南闖北，畢竟也見過些世面，便唱個諾：小的知道大軍辛苦，特地送點大米來，聊表寸心云云。
清軍見有人送進一袋大米來示好，就為之鬆綁，並問其家住哪裡。楊氏緊張，答非所問，回稟家裡「只住一間房」，由於滿口大同方言，清軍聽成住在叫「一間房」的地方，並令其畫了一張草圖。於是，除了楊家巷叫「一間房」這個地方的幾十口人之外，全城百姓皆遭屠殺。後來楊家巷便多了一個「一間房」的名字。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實在難留。手拉著那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門口」。這首可謂家喻戶曉的山西民歌，據說已經流傳了一兩百年，簡單而直白的歌詞，生動地刻畫了一對夫妻離別時依依不捨、悽苦纏綿的情景。這首歌不但山西人會唱，陝西、內蒙和新疆許多地方的人都會唱。走西口指長城內的山西，陝西北部、河北及鄰近地區的居民向長城外少數民族地區的經商或謀生。
走西口的性質和「闖關東」、「下南洋」類似，也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大規模人口遷移。走西口往往意味著離別、艱辛、悽涼、不測。有人說「闖十趟關東不如走一回西口」，可見走西口之艱難。《走西口》這首民歌就反映了近代山西人出外謀生的艱辛。
「口」原指明長城的關口。明朝和蒙古通關互市後，這些軍防關口變成漢蒙貿易的通商口岸，其中兩處最重要，一是河北省的張家口，稱為東口；晉北的殺虎口，是著名的西口之一。
明朝在長城沿邊宣府、大同、山西三鎮開設互市，大同右衛在殺胡口關城下開設馬市，進行邊貿往來。「殺虎口」還是通往蒙古恰克圖和俄羅斯等地經商的重要商道。「殺虎口」的興衰史反映了晉商發展興衰的歷史。入清，殺胡口改名為殺虎口，因其位於西北商道的交通樞紐，公元1650年 (順治七年)，清政府在殺虎口設稅關，沿長城內外在大同得勝口、河曲、包頭、託克託、陽高和天鎮等處設稅收分局、支卡，專門負責徵收東自天鎮、西至陝西神木一帶的關稅。並規定，「商人運載貨物，例需直赴殺虎口輸稅，不許繞避別口私走」。
西口古道：漫漫長路，無邊風沙，疲憊的身影、希望的眼神，流著思鄉淚，咽著風霜苦
「走西口」也是著名的人口遷徙」事件之一。清光緒三年至五年，山西等省大旱，部分地區寸雨未下，史稱「丁戊奇荒」。晉北各州縣貧瘠的土地，惡劣的自然環境迫使大批百姓背井離鄉。成千上萬老百姓湧入歸化城（今呼和浩特）、土默特、察哈爾和鄂爾多斯等地謀生。由此，「走西口」又成為一部辛酸的移民史和艱苦奮鬥的創業史。大同人是走西口的一支勁旅。走出殺虎口，就到了昔日由晉商包攬天下的歸化、庫倫、烏裡雅蘇臺和科布多及新疆等地區。
從明朝中期至民國初年四百餘年的歷史長河中，無數山西人、陝西人、河北人背井離鄉，打通了中原腹地與蒙古草原的經濟和文化通道。人口的流動和商貿往來，帶動了文化的傳播，拉近了地區間的距離，大大促進了內蒙古中西部地區與內地的交流，增進了蒙漢之間的民族感情，帶動了北部地區的繁榮和發展。
感慨於歷史的激蕩和壯闊，我專門去了一趟殺虎口，參觀了那裡的博物館，可謂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沒有苦，哪來甜？沒有奮鬥，哪有收穫？我走在西口古道上，只見城垣破舊、蒿草叢生，耳畔仿佛響起「哥哥你走西口」哀婉悽涼的曲調，但更多的，是對那些勤勞智慧的人們直面困難、勇於挑戰的由衷敬佩。
1937年「7.7事變」，日本帝國主義開始了全面侵華戰爭。為了救亡圖存，國共兩黨達成了抗日合作統一戰線。在山西，經朱德、周恩來與閻錫山商議，閻錫山同意八路獨立自主遊擊，八路軍也同意有利條件下配合國民黨軍隊打運動戰。
同年9月，侵華日軍攻佔了晉北重鎮大同及周圍各縣。日軍第五師團一部侵佔靈丘，分兩路向平型關一線進犯，企圖突破平型關防線與雁門關以北日軍匯合攻佔太原，進而佔領山西全省。
為配合第二戰區國民黨軍隊防守平型關至茹越口、雁門關內長城一線，八路軍115師駐紮大營鎮，準備待日軍側攻大營東之平型關友軍陣地時，找機會襲擊敵之左側後，消滅一部分日軍。
期間，日軍開始向平型關、東跑池、團城口等內長城各主要陣地發動進攻，並派戰車、飛機助戰，受到第二戰區守軍的頑強抵抗，戰鬥十分激烈，敵我雙方傷亡慘重。為打破僵局，日軍向師團長要求增援；為阻止日軍突破平型關防線，閻錫山命傅作義率兩個旅增援，並致電朱德總司令要求八路軍配合作戰。
於是，八路軍115師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策劃在平型關一帶設伏。計劃由第二戰區友軍配合115師向平型關以東的日軍出擊。115師主力布置在平型關到東河南鎮10餘裡長的公路南側山地邊緣。343旅之685、686、687三個團依次排開，口袋底是友軍第33軍之兩個旅，688團作為預備隊。這一部署使得進攻平型關的敵人完全處於包圍圈伏擊之中。八路軍總部同時派出一路隊伍從關溝出發，以接應第二戰區友軍的出擊部隊。
楊成武的獨立團作為先頭部隊率先到達靈丘縣的上寨鎮，115師部隊到達平型關東南的下關、上寨一線，然後進抵平型關東南15裡的冉莊集結。林彪令楊成武向日軍進攻的方向前進，放過其先頭部隊，阻擊敵人後續部隊，截斷前來增援的日軍，確保主力在平型關地區殲敵。
24日，楊成武率獨立團以急行軍速度向腰站前進，於中午抵達陣地，前哨陣地已與靈丘方向開來的日軍先頭小股部隊接觸，雙方展開交火。增援日軍一部向腰站方向搜索前進。當日軍一部接近腰站陣地時，獨立團一齊開火，機槍、步槍、手榴彈響成一片，殺傷日軍300多人。
24日晚24時，115師各旅、團按命令出發，進入陣地埋伏。當時狂風大雨、天黑路滑，行動困難，還遇上山洪爆發，但各部仍於25日拂曉前按時到達伏擊陣地。
25日拂曉，日軍第5師團第21旅團後續部隊乘汽車100餘輛，附輜重大車200餘輛，沿靈丘-平型關公路由東向西開進，因道路狹窄擁擠，緩慢地進入喬溝峽谷公路。7時許，該敵全部進入115師預伏地區。當敵先頭部隊進入關溝與辛莊之間的岔路口時，早已埋伏好的115師685團、686團、687團同時開火，步槍、機槍、手榴彈、迫擊炮的火力傾瀉而下，頓時打的毫無戒備的敵人人仰車翻，一片混亂，八路軍趁機對陷入混亂的日軍實行分割、包圍，與敵進行白刃格鬥。
戰鬥結束後，朱德、彭德懷從五臺八路軍總部專程到115師部駐地冉莊表示祝賀，並幫助林、聶總結平型關戰鬥經驗，研究貫徹中央軍委關於開展敵後遊擊戰的問題。
從中文史料看，日軍在平型關之戰中的狀況，是一個典型的口袋戰，也就是日軍鑽進中國軍隊布置的口袋陣，然後被全部殲滅。據日軍《第十一聯隊戰史》記錄，這個口袋有兩個進口，日軍是從兩個不同方向鑽進八路軍伏擊圈（平型關以東的關溝峽谷）的。一支是從平型關返回靈丘的「新莊自動車隊」，從西向東進入伏擊圈；另一支是攜帶大批彈藥、衣物、糧食等物資，從靈丘向平型關前線支援的步兵第二十一聯隊輜重部隊，自東向西進入伏擊圈。這兩支日軍部隊的最高指揮都在這次戰鬥中被擊斃。
此役，第115師共殲日軍1000餘人，繳獲步槍1000餘支、機槍20餘挺，擊毀汽車100餘輛、馬車200餘輛，八路軍傷亡600餘人。這次戰鬥是日軍名將板垣徵四郎參戰以來為「皇軍輝煌的戰史」屢創紀錄而留下的一次慘敗記錄的一筆。也是我軍充分發揮近戰和山地戰的特長，首次集中較大兵力對日軍進行的一次成功伏擊戰，八路軍在平型關取得首戰大捷。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評價到，「打一個較大的勝仗，如象平型關臺兒莊一類的，就能大大地沮喪敵人的精神，振起我軍的士氣，號召世界的聲援。」
今天，在平型關建有平型關戰役遺址，包括平型關大捷紀念館、老爺廟梁模擬戰爭場景、10尊平型關大捷參戰將領銅像、楊成武將軍題名的平型關大捷紀念碑等建築，是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全國百處紅色旅遊經典景區之一。
雁北第一個農村黨組織建立的故事，如果搬上熒幕，一定會感人至深，讓人感受到信仰的力量，更會讓我們對革命前輩心生崇敬。
1934 年，河北省阜平縣黨組織遭到國民黨的嚴重破壞，黨的活動被迫轉入地下，黨組織要求所有黨員儘快分散到各地 「避風」，走到哪就在哪做黨的工作，傳播革命火種，發展組織，穩定人心，堅定信念，等待時機。
榆溝村，廣靈縣南村鎮的一個小山村,地處嶺西南山區添澗峪的一個山坳裡，是一個交通不便、非常閉塞的小村子。1936年，阜平縣第一區委會委員、交通幹事羅慎德（又名羅林，河北阜平縣柳峪村人，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化名劉向清，在與組織失去聯繫、沒有任何信息指導的情況下，一路翻山越嶺，風餐露宿，從阜平經淶源輾轉來到了榆溝村。
紅軍東渡黃河到達山西抗日，閻錫山下令各地成立「防共保衛團」，加緊鎮壓抗日勢力和捕捉共產黨員。廣靈各村都成立了「防共」組織。面對種種困難和危險，羅慎德沒有退縮、沒有畏懼，不忘初心、堅定信念，以賣布作掩護開展革命活動。起先，羅慎德寄居在榆溝村鄭發家的豆腐鋪內。認識了樸實的王培信後，羅慎德和王培信兩人結為異姓兄弟。從此，羅慎德立足王培信家，在做生意的過程中，結識了不少朋友。他白天賣布，晚上約幾個人講「三民主義」，實際上講的是「反帝、反封」的革命道理。
在羅慎德精心培育下，貧苦農民王培信、鄭權、鄭善三人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在王培信家中舉行入黨儀式，建立了雁北農村地區第一個黨小組。黨小組成員恪守組織紀律:保守秘密，上不傳父母，下不傳妻子。幾名黨員利用一切機會，靈活運用各種方法，向當地群眾宣傳革命道理。他們常常冒著生命危險，探聽敵情，秘密傳送情報，並協助黨組織發展黨員。
鄭權在榆溝入黨後，到臨近的狼虎坪村當了私塾教師，他利用教師的身份，積極開展黨的工作。1937年4月,在榆溝村黨小組的幫助下,鄭權秘密發展狼虎坪村貧農王惠堂、王治、王富、王鳳英（女）四人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立了廣靈縣乃至原雁北地區第一個農村黨支部——狼虎坪黨支部。為中國共產黨在雁北農村地區創建組織開創了先河。
「七七」蘆溝橋事變的消息傳到廣靈後，廣大人民群眾的愛國熱情空前高漲，王培信、鄭權等積極為黨組織的壯大發展辛勤工作。至1937年底,廣靈農村黨員已秘密發展到52人,建立黨支部或黨小組達13個。
新中國建立後，羅慎德任中共延慶縣縣委書記。南村鎮榆溝村成為原雁北地區第一個黨小組舊址所在地。如今已成為革命傳統教育基地，每年都有各界人士前來緬懷紀念。
在法國當代史上，喬治·蓬皮杜（以下稱蓬皮杜）絕對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名字。他是「戴高樂主義」的傳承者，也是法國走向復興的奠基人。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國際形勢波雲詭譎的情況下，他是首位踏上中國土地的法國元首。
1973年，當時中國與西方國家基本上沒有來往，蓬皮杜總統的到訪為中法兩國架起了一座友誼的橋梁。蓬皮杜總統很務實，他來華主要有這幾個目的：一是力圖通過發展對華關係，增強對美蘇的話語權；二是通過訪問，保持法國作為西方第一個同中國建交大國的優勢地位；三是藉機發展經貿關係，獲取實惠。這些事情都是需要在北京談的。蓬皮杜總統不僅到了北京，還特意來了大同。
一個西方大國的總統首次訪華怎麼對大同感興趣？為什麼要來參觀大同呢？我很詫異，您也會詫異，當時的全國人民都很詫異。這裡確有一些特殊情緣。
老舍之子舒乙曾經寫過一篇雜文，裡面有一段文字記載了周恩來總理陪同蓬皮杜總統訪問大同雲岡石窟的情形。在下臺階的時候，周總理問道：「總統閣下，您怎麼知道有個雲岡石窟？」蓬皮杜總統答道：「我爸是這兒的傳教士!我很小就知道中國有一個大同。」
有一篇採訪蓬皮杜遺孀克洛德・蓬皮杜夫人的報導，也道出了其中的原由。蓬皮杜夫婦是從保爾・克洛岱爾的詩集《認識東方》中認識中國的，並由此產生了對中國的嚮往之情。而大同雲岡石窟在蓬皮杜心目中是極具世界性、頗顯民族特色的藝術珍寶。訪華前，蓬皮杜總統曾先後兩次找駐法國大使進行個別交談，強調他訪華主要是去看看中國人民，就共同關心的問題同中國領導人進行會談。
蓬皮杜於總統1973年9月11日至17日對我國進行國事訪問。9月14日晚，蓬皮杜總統舉行答謝宴會後，在周總理親自陪同下，乘專列來到了大同。9月15日上午，在雲岡石窟參觀。蓬皮杜總統儘管當時已行動遲緩，但參觀得很細緻，並詢問石窟的歷史和保護情況，還發表了演講說：雲岡石窟毫無疑義是世界藝術的高峰之一。雲岡石窟的偉大藝術珍寶，不僅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他說，中法兩國都是有古老文化的人民，他表示要加強兩國的文化交流，用幾千年的果實，為現代服務。
參觀時他向周總理建議說，這是珍貴的文化遺產，應該得到良好的保護。周總理馬上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要用3年時間完成雲岡石窟的修繕工作，「時間太長，我們都看不到了」。大同人民沒有辜負總理的囑託，用三年時間將雲岡石窟的維修工程如期完成了。
歡迎蓬皮杜總統的宴會上有兩種中、西餐食譜上都找不到的食品，引起了中外來賓和各國記者的矚目：金黃的煮玉米棒和白裡透紅的高粱米粥。高粱是大同郊區大量種植的普通雜糧。郊區農民聽說總理喜歡吃高粱米，便精心挑選了幾斤顆粒又大又精道的高粱米，還選了一些嫩玉茭，親自送到了大同賓館。這些極其普通的高粱米、嫩玉茭凝聚了大同人民的無限深情。期間，遠近聞名的靈丘縣黃燒餅，也曾作為地方特產招待周恩來和蓬皮杜。離別大同時，周恩來將雕有「九龍奮月」圖案的銅火鍋作為禮品饋贈法國客人。鍋身鑄雕的九條飛龍，騰雲駕霧，把中國的燦爛文明和大同人民的聰明才智傳播到了巴黎。
一個令人感動的細節是，當時的蓬皮杜總統和陪同的周恩來總理，都已經身患癌症，到大同雲岡石窟參觀的7個月後，蓬皮杜總統去世；不到3年，周恩來總理逝世。他們幾乎是在用最後殘存的生命，完成了這次國際交往旅程。這兩位已逝的老人為大同，為中法兩國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讓我們記住蓬皮杜總統留在大同記憶裡的笑（時患骨髓癌，7個月後離世）
蓬皮杜總統訪問大同在當時絕對是一件轟動的大事，中央新聞電影紀錄電影製片廠拍攝了紀錄片《周總理陪同蓬皮杜訪問大同》，影片在全國上映後，超高的放映量使得大同和雲岡石窟的知名度大幅提升。隨同蓬皮杜總統來訪的100餘名各國駐巴黎記者向西方世界的大量報導，使大同在世界上的知名度越來越高。成千上萬的外國朋友和海外遊客慕名而來，參觀遊覽這座古城。
緣分還在繼續。44年後，2017年10月21日，循著當年父輩走過的足跡，阿蘭及其夫人專程來到大同，實現了多年的夙願。訪問期間，市領導劉振國向蓬皮杜夫婦贈送了廣靈剪紙刻出來的當年周恩來總理和蓬皮杜總統參觀雲岡石窟的留影。
收到禮物阿蘭·蓬皮杜開心地說，「在雲岡石窟，不僅見證了古代文明，也親鑑了當代文化交流大發展和大繁榮。我們在跟隨社會發展步調的同時，不僅要將目光放眼在科技前沿，更應紮根於歷史。」蓬皮杜夫婦回贈了自己編選的《雙面蓬皮杜》書籍和自己珍藏的父親照片。兩國人民的友誼和感情在交往和互動中流淌。
阿蘭訪問雲岡，在油畫《周總理與法國總統蓬皮杜在雲岡石窟》前留影
阿蘭，1942年4月5日出生，現為巴黎第五大學醫學教授。法國科學院院士。法國克勞德蓬皮杜基金會理事，法國國家蓬皮杜藝術中心委員會理事。作為國際文化藝術界的名人和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阿蘭此行將「蓬皮杜」之名授予大同，有意在大同建設一個蓬皮杜國際文化藝術中心，用大同這一平臺來弘揚兩國優秀文化，並擔任大同國際藝術社區榮譽區長。蓬皮杜中心學院將落戶大同國際藝術社區。
蓬皮杜家族三代人帶著對古老東方藝術的嚮往和對宗教的虔誠，將目光不約而同投向了塞上大同這個地方，使得法國這個西方藝術殿堂與中國傳統藝術之都有了更為親密的接觸，蓬皮杜家族在大同留下的珍貴腳印，也給重情重義的大同人民留下了長久而美好的念想，促進了兩國的友好往來。
2019年，阿蘭在法國巴黎家中手持新春紅包，以視頻方式向大同人民拜年祝大同老鄉：萬事如意。視頻致辭最後，阿蘭用中文說「新年快樂！」
2019年，阿蘭在法國巴黎家中手持新春紅包，以視頻方式向大同人民拜年.
在大同已經拍攝過《北魏馮太后》、《鳳臨閣》、《恆山月光》、《莫斯科離大同不遠》、《夢回雲岡》、《塞外有家》、《江湖兒女》、《引爆者》、《黃花女人》等多部影視劇作品，其實還有大量的故事有待挖掘。大同的歷史故事，既有政治權謀，又有和親、愛情和創業，更多的則是戰爭。
梳理出這些故事，就是讓大家更深入了解大同的歷史文化內涵，也吸引我們的作家、編劇、導演、編導、製片人等發現這塊瑰寶。
本期關鍵詞：歷史典故（二）
轉載公眾號：終將變成記憶（原創）
編輯：毛文韜
責編：白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