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驢得水》是在用喜劇的形式講一個悲劇--它的悲劇核心是講述文化人的命運。
文/ 韓浩月
《驢得水》的公映，是國產電影在創作上的一次拓寬，是嚴肅題材的一次勝利。這部讓人看著看著就笑了，笑著笑著又想哭的作品，讓多數觀眾都敏感地覺察到了，電影是在用喜劇的形式講一個悲劇——它的悲劇核心是講述文化人的命運。
電影在用喜劇講一個悲劇
遠離城市的山村小學校，四個懷揣共同興學夢想而性格背景各異的老師，以一頭驢冒充第五個教師，來解決挑水與經費問題，面對即將到來的教育部特派員，努力完成指鹿為馬的不可能任務。
電影《驢得水》將故事背景放在抗戰中的四十年代初，極盡嬉笑怒罵之能事，多少給人一點迷幻主義色彩。這個故事的嚴肅性與批判性，也遭遇了開心麻花式的喜劇與娛樂時代的營銷，發生了一種微妙的化學反應。如同該片的宣傳語所說，「講個笑話，你可別哭」，這部讓人看著看著就笑了，笑著笑著又想哭的作品，多數觀眾都敏感地覺察到了電影究竟在表達什麼——它是在用喜劇的形式講一個悲劇。當然，它的悲劇核心是講述文化人的命運，知識分子更容易從中接收到一些信息，他們也會從影片中獲取兩種感受，一種是痛快，一種是屈辱。
強權擊碎知識分子的尊嚴
不妨從片中的四位老師說起。這四位老師，是四個文化人，基本代表了文化人的四種形象、四種風格。孫恆海是三民小學校長兼國文老師，他是學校的權力人物，為了保住學校並發展當地教育，他周旋於上級領導與下級同事之間，用妥協與犧牲來換取生存；張一曼是會計兼數學老師，外在風情萬種內裡單純如一，一個追求自由的女性，卻在一個不尊重女人的環境中受盡屈辱；裴魁山是教導主任兼歷史老師，這個角色很有意思，他的形象如同歷史一樣常翻臉不認人；周鐵男是自然科學老師，教著最不受重視的課程，有著男孩式的盲目與天真，想要憑藉自己薄弱的力量來捍衛道德的底線，但卻在子彈擦臉而過的熱度震懾下，彎下了膝蓋。
張一曼
三位男老師中，周鐵男最讓人心疼。他穿著整潔的衣服，不像其他二位男老師那樣，有著不同程度的猥瑣，是個氣質安靜的人物，但只要遇到不公平的事情，第一個挺身而出的總是他。周鐵男代表了幾個時代以來人們對知識分子形象的一種理想化想像。大家會不約而同地認為，能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保持優雅潔淨生活姿態的，是真正的知識分子；能在邪惡黑暗的環境中，用自己內心微弱之光燃起公眾希望的，是真正的知識分子；能在謊言遍地勇敢揭穿皇帝新衣的，是真正的知識分子……
周鐵男
這些，周鐵男都做到了，但真正的知識分子在壞時代，是沒有好運的，但他們認為正義會戰勝強權的時候，強權的子彈毫不留情地射出，把知識分子的尊嚴全部擊潰。周鐵男在驚覺自己逃脫了特派員的子彈後，彎膝跪地抱住特派員的大腿，只求活下去，這讓人心頭凜然的一幕，也使得觀眾無力對周鐵男的做法有批評之心，因為不忍，不能，當知識分子的命運只剩下「活著」這兩個字的時候，沒人有資格要求他們繼續當烈士。
荒誕時代不允許理想主義存在
電影裡的民國小學，構成了一個小社會。特派員和銅匠的闖入，打破了這個小社會的寧靜。特派員帶來了權力與金錢，銅匠則帶來不安與動蕩。這兩個人把學校攪得天翻地覆，也恰恰驗證了知識分子與官僚階層和底層人打交道時的軟弱與無力。學校的老師們沒有別的追求，只想招到更多一點的學生，把校舍擴大得更大一點，能按時拿到自己的薪水，這是他們的全部理想。他們是虛構了一頭驢子冒充老師來領取一份經費，但這只是理想主義旗幟上沾染的一點小瑕疵，這個瑕疵因為特派員與銅匠的介入，變成了一個時代的荒誕——不允許有理想的存在，哪怕是遠在偏僻一隅的小小學校，也要將那點理想主義趕盡殺絕，這是這個故事讓人覺得悲涼的地方。
民國小學校是一個密閉環境，在這個密閉環境下，人性的多變與陰暗得到了充分的曝光與展現，但最後，學校的幾位老師在經歷了一番精神上的凌辱與折磨之後，內心之光還是戰勝了外部環境的殘酷，在一切結束之後，校長依舊在例會上伸出手，向同事們發出「聚個氣」的號召，兩位從良心地獄中走出來的男老師，還是毅然選擇了把手掌與校長疊在一起，繼續堅守把學校辦好的理想——這是一個光明的結尾。
儘管觀眾會對他們兩次一百八十度的轉彎抱有懷疑之心，但作為一部文藝作品，《驢得水》還是在價值觀上提供了解決之道，它強行把一個走向絕望的故事，拉回了有點兒希望的軌道，也讓觀看這部電影內心會有些不舒適的觀眾，找到了一點自我安慰。它讓人相信，堅守理想的人總會得到回報，哪怕在這個過程中，要付出許多不能言說的代價。
從技術層面看，電影《驢得水》不是一次成功的改編，因為它的舞臺範兒仍然明顯，電影感還是不足。但它的公映，卻是國產電影在創作上的一次拓寬，是嚴肅題材的一次勝利。能促進這部電影拍攝完成並順利公映，也算是中國電影人對電影理想的一次堅守吧。
□韓浩月（影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