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鳳凰新聞客戶端主筆沙龍第六期內容節選。
1、
《水滸》是個老生常談的話題。老生常談，意味著極難寫好。
《紅樓夢》第六十四回，林黛玉做《五美吟》，薛寶釵評價說：「做詩不論何題，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隨人腳蹤走去，縱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義，究竟算不得好詩。」
古人喜歡詠史。但最值得題詠的史材很有限。一個王昭君，千百年來有很多人詠。杜甫「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十分好，而且最容易想到。王昭君之所以令人感嘆哀婉，就是這種情愫。但杜甫既已開筆，別人就不能再「獨留青冢向黃昏」了。
歐陽修「耳目所見尚如此，萬裡安能制夷狄」，說皇帝連身邊的人都如此缺乏了解，哪有萬裡之外的遠見呢。這當然沒有杜甫的好，因為人們最關心的是王昭君，不是皇帝。但杜甫既已關心過王昭君，歐陽修再關心她，就落杜甫的後塵，沒有存在的意義了。他轉換視角寫皇帝，也能自出新意。
到後來的王安石，既不能同於杜甫，又不能同於歐陽修，他寫「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單從意思上論，其實是沒啥道理的。意態畫不成，相貌還是能畫成的。不過，他的視角又有轉換，從王昭君、皇帝身上跳開，轉向毛延壽，因此也能獨出心裁。
到了曹雪芹，能騰挪的空間更小，只好「君王縱使輕顏色，予奪權何畀畫工」。單就詩而論，水平是每況愈下的。但就難度而論，卻是越來越不易。所以，懂詩的人自然會肯定歐陽修、王安石和曹雪芹的詠昭君。因為即便讓杜甫再詠昭君，他也不好開筆了。
如果要寫好，一定要寫別人不曾寫過的東西。陳寅恪上課有三不講：書上有的，他不講。別人講過的，他不講，自己講過的，也不講。其實，陳寅恪的話有一點誇張。你不可能講的東西別人完全沒講過，書上完全沒有，那就純粹是開腦洞了。他這麼說，是要突出這種精神。我們要領會他的精神，而不能拘泥他的字句。唯有基於舊的東西，開出新東西，才有意義。所以孔子說，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一個人有沒有資格當老師，就看他能不能從舊東西裡邊溫出新的東西來。這是成為老師的一個必備標準。
我高中時看《紅樓夢》，還不太懂，覺得薛寶釵說的有問題。難道寫東西就非得刻意跟人不一樣才算好嗎？現在自己寫東西，就明白了，不該計較她說的對不對，而應當發掘她議論中精到的地方。越是精到的議論越容易有瑕疵（但孔子的話是例外，這是孔子的平實處，也是孔子的偉大處），瑕疵不在於她講的不對，在於你換了視角和立場。如果你因為吹毛求疵而忽略了她精到的地方，就是買櫝還珠了。所以禪宗說人不能死在句下，「一句合頭語，萬劫系驢橛。」
雖然如此，談到寶釵這段話，就不能不談程子一句話，否則就有病痛。程子講，「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有兩層意思。第一，不要以為從俗就是要不得的。只要無害於義，從俗是可取的。第二，一旦害於義，斷然不能從俗。
如果要故作新奇，定要跟人家不一樣，為求異而求異，就是很不高級的做法。比如人家寫魯智深好，你就寫魯智深壞，人家寫宋江壞，你就寫宋江好。如果你真這麼覺得也就罷了，如果是先立一個意思，定要跟人家不同，才出發去找證據，就很俗氣。雖然追求不俗，但結果只是具體的俗法跟人不一樣，俗氣本身則是一樣的。
刻意求異很簡單。因為凡事可以論心不論跡。哪怕形跡上再好，你說他是蛇蠍心腸，發心有問題，未嘗不能找到證據。而且，只要你仔細搜，會發現，《水滸》中但凡重要的角色，好的壞的評價都有，無論你說好還是說壞，都落窠臼。僅止於好壞的區分實在太簡單了。要跳出這種簡單的對立，發現好和壞的牽纏，善與惡的糾葛，發現具體事跡的複雜與人心的莫測，才好看。
這是我寫作的努力目標，並不敢說已在這方面有多少功力。所以，僅就我寫讀《水滸》系列的體會聊一聊。
2、
迄今為止，我寫了這幾篇：盧俊義之妻、扈三娘與李師師、石秀之惡、李忠之厚、林衝之愚，武松之慧、李鬼之妻、魯智深之俗。
其中，林衝、武松、魯智深最難寫。別人寫過太多遍了，該談的東西，別人都談了。我的第一刀是從偵察能力入手，不寫他是好是壞，只寫他的業務水平，就是一個還可以的切入點。從這個切入點下手，就會發現別人不曾用過的材料和證據，林衝兩段提刀尋人的事，別人似乎都不大留意，單看也沒啥意思，但和武松一對比，意思就出來了。
進一步升級這種對比就會發現，林衝和武松有很多遭遇是類似的。林衝刺配過，武松也刺配過；林衝被押解的公差圖謀害命，武松也有；林衝見過差撥、管營，他們要索賄，武松也見過差撥、管營，也要索賄；林衝去過柴進莊上，武松也去過；林衝碰見過柴進的客人，武松也碰見過。乃至林衝和魯智深是好朋友，武松和魯智深也是好朋友。而魯智深在《水滸》前半部分和林衝走得近，在後半部分又和武松走得近，這種轉變也很有味道。
這麼一比較，就發現，林衝和武松算是《水滸》裡的一段大互文，再考察兩個人的出身，一個體制內，一個體制外。那麼，這一篇的思路就出來了。材料還是大家都見過用過的材料，但是，放在這個視角下鋪排比較，就是我的文章新的地方，是這篇文章有價值的地方。
寫魯智深要比寫林衝、武松還難。因為林衝、武松是兩個人的對比，這種對比和展開的視角，本身就讓它有獨特性。但魯智深是單寫一個人，他又不像李忠、李鬼那樣是被忽略的小人物，就尤其難。
我考慮過寫朱貴、公孫勝、薛永，但一直沒發現他們身上有什麼值得挖的地方，因為本身就故事單薄，還不像李忠那樣有換一種視角關懷的點。如果寫他們，就得主要靠開腦洞。
有一天晚上，我自己有點孤獨，想到《紅樓夢》裡那支《寄生草》，「沒緣法展眼分離乍，赤條條來去無牽掛」，很有詩意。再加上魯智深是天孤星，本身就帶個「孤」字。所以，從孤獨的角度入手，寫魯智深的孤獨，要比寫魯智深的樂善好施慷慨大方有意思的多。
這未嘗不是一種寫法。這是託物言志，借物抒懷，是將自己的情緒賦予魯智深。而如果魯智深本身沒有這種情緒。那麼，你其實不是在寫評論，而是在寫詩。《寄生草》是一支曲子，是戲文，所以好。如果是一篇議論文章，就很難好看了。不同的文體承擔不同的功能，不可不辨。
我仔細讀了好幾遍《水滸》裡涉及魯智深的文本，發現魯智深並不孤獨。雖然也可以找出一些瑣碎的證據，發揮魯智深的內心世界，但都不太站得住腳。寫文章肯定是要開腦洞的。你完全不開腦洞，文章就不必寫了，人家直接讀《水滸》就行了。但開腦洞和基於文本之間需要有微妙的平衡，不能無視書裡基本的設定，不宜為求異而曲解。
有人講《水滸》，先假定魯智深是個壞人，他無論幹什麼好事，你都從心理活動中尋求另一種可能性。這種可能性雖然未必不存在，但太單薄。因為這是小說而不是史料，完全沒有更多的文本來證實或證偽你的猜想。因此，這種做法欠高明。
我寫《石秀之惡》的立意就欠高明。施蟄存寫過一篇小說，說石秀暗戀潘巧雲。但施蟄存的是小說，雖有一兩點基於文本，但主要靠開腦洞，平添了不少自己的想像。我的《石秀之惡》，從文本裡發掘出一些別人未嘗留意的證據，這就彌補了立意上的欠缺，能把文章做得實一點。文本中有有利的證據，也有不利的證據。對待兩條最不利的證據，不能迴避。一迴避，文章就單薄了。哪怕它會削弱你的論點，但厚實的文章需要你直面它，給出解釋。我給出了我的解釋，這麼做了，《石秀之惡》也就有存在的價值了。
但石秀是小人物，魯智深是大人物。寫魯智深，就絕不能照貓畫虎地走這條路。寫一個人好，容易；寫一個人壞，也不難，但寫一個人不好不壞，就很難。因為你很難在不好不壞中寫出觀點和立場。但實際上，很多人身上有好有壞，你單說他的好，或者單說他的壞，都很膚淺。魯智深這個人，作者設計他的形象時，先定地把他設計得很好，乃至他不好的地方，吃肉喝酒打僧人，也是為了襯託他的好。他每次打一個好人的時候，都是在打抽象的人。
比如，五臺山的僧人挨了魯智深的打，但僧人很抽象，你不會站在僧人這邊同情他。而魯智深打一個惡人，這個惡人就很具體，比如鄭屠。這樣魯智深打得就對。這就好比那句話，你會不會為了拯救全世界而殺死一個小女孩？看起來，全世界比小女孩重。其實是假象。小女孩要比全世界重，因為小女孩具體，全世界抽象。在談到全世界的時候，你還不會把這個概念引申到每一個具體的人，但談到小女孩的時候，第一，你知道她的年齡段，她是小孩；第二，你知道她的性別，她是女的。小、女、孩，這三個字，每一個字都會勾起你的同情，而「全世界」只是個很空洞的概念。
你讓一個人殺一萬個抽象的人，別人不會覺得他殺了什麼人，他只是在踐行「殺人」這個概念。但殺一個具體的人，有血有肉的人，就非常不一樣了。
既然作者設計魯智深，就把他設計成好了人，魯智深的好，是禿子頭上的蝨子，明擺著的，你還有什麼說的呢？他的好，別人都嚼過了。但是，跳出這一層，這種好究竟真實不真實，為什麼魯智深被喜歡得沒有任何爭議？這個話題就稍微有意思了，但仍然不夠。
如果《魯智深之俗》只有前面兩節，就是一篇披著《水滸》皮的「深度好文」。但我進而考察，為什麼魯智深會是這麼個形象？這種禪宗僧人的形象有什麼淵源？它就開始漸漸擺脫「深度好文」的成分，有一點術業專攻的味道了。我相信單講魯智深的人，幾乎不會談到這一層，因為他的知識結構背景和我不一樣。我的《魯智深之俗》談到第三節，就慢慢有一點自己的東西了。到第四節，談到牟宗三，以及熊十力的學術趣向，從牟宗三評《水滸》中發覺這麼一重潛在的聯繫，就鐵定知道別人不會寫到這裡了。
《李忠之厚》比較容易寫，因為李忠是個從來不被關注的小人物。沒有一個人拿他當主角。我專門闢一篇文章，讓李忠成為主角。一個沒有本事的小人物，如果你真的站在這個小人物的角度上，去體會他的難處，就會發現，那種「不爽利」、「小氣」，都是對他的誤解。
我們往往說一個人是什麼樣。其實完整的說法應該是，一個人在什麼樣的視角下是什麼樣。魯智深眼裡的李忠，和周通眼裡的李忠，以及李忠自身眼裡的李忠，肯定是不同的。你站在周通和李忠角度上去看李忠，就會理解和同情他。站在魯智深的角度上去看，就難免對他有偏見。世界就是這樣參差不齊的，每個人不能設身處地站在別人的角度上去看問題，就會充滿偏見。而讀小說的人，通常是站在主角角度上，和主角同鼻孔出氣，那麼，就看不見小人物的可憐與可愛。我寫李忠、李鬼之妻、盧俊義之妻，這三篇的獨特性，都是由於「移形換位」的視角。
用這種視角看問題，會發現王倫並沒有那麼小氣和狹隘。以楊志的視角為客觀的話，王倫就並不小氣。不過，阮小七評價過王倫的小氣，我是寫完王倫之後才留意。所以，將來出書修訂的時候，我會對阮小七的評價做出解釋。
《李鬼之妻》不是特別滿意。該發揮的地方發揮得不透，有點辜負這個話題。我是主要想寫李鬼家裡的窮，突出一對沒本事的夫妻生活的窘迫，你知道她窮，會同情她，理解她的難處。對於她可能犯下的過失，也會容易寬宥她。而且，夫妻之情甚篤是很值得留意的地方。一個女人嫁給這樣沒有本事的男人，卻願意為他戴一朵野花。家裡有頭飾，因為窮，不捨得戴，放在籃子最底下，結果被殺了她丈夫的人奪走。這真是貧賤夫妻百事哀。
李鬼之妻也沒有什麼不道德的地方。我提出一個假說，李鬼之妻可能並不知道李鬼打劫的事，最主要的證據是她完全沒想到李鬼的腿是被砍傷的，如果知道丈夫打劫，她就容易想到這一層。這是一個很有力的證據，但依然不能說是鐵證。因為李鬼肯定天天回家，而李鬼告訴李逵自己曾經打劫成功過。不過，李鬼對李逵說的話，未必完全如實，也可能是為了維護面子才這樣講。當同時有很多可能性存在的時候，我能夠做的，是提出一種可能性，而不是論斷。如果論斷，就會助長文章的武斷和粗率。
這篇文章本來可以寫得更好。可以更加發揮李鬼夫婦之情篤，以及貧賤夫妻百事哀，可惜都做得不夠。這是受限於我的筆力，以及寫作時間的緣故。
《盧俊義之妻》是這個系列的第一篇，也是我相當喜歡的一篇。寫了整整一天，一萬多字，在我的寫作速度裡是非常快的。
這一篇的結構，借用了唐朝詩人沈佺期的《獨不見》，也叫《古意》。「盧家少婦鬱金堂，海燕雙棲玳瑁梁。」這兩句簡直是為盧俊義之妻量身訂做的。既有「盧家少婦」，「海燕」的「燕」又是燕青的姓。這是很偶然的巧合。文章的結構也就依據這篇詩展開。盧俊義去梁山， 「十年徵戍憶遼陽」，行程由夏至秋，也契合「九月寒砧催木葉」。盧俊義不思歸來，「丹鳳城南秋夜長」，而臨走時盧夫人叮囑他寄信，他忘在腦後，又暗合「白狼河北音書斷」。
最後，「誰為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這種閨怨，正體現一個女人在命運面前的全然無力。我站在純粹同情盧夫人的立場上，反對向來對盧夫人的批評。盧夫人最後被她丈夫親手殺死剜心。這樣一個女人並沒有任何的過錯。她嫁給盧俊義五年，得不到寵愛。不僅身體不被愛惜，連對丈夫的牽掛和擔憂都從來不被體恤。她一生完全沒有左右命運的能力，只能被命運擺布。更遺憾的是，千百年來的人，從來都是痛罵這樣的女人，而不去體會她的可憐。小人物在命運面前孱弱無力，而現實中，我們都是小人物。
這篇文章我寫得很激動。從早上寫到晚上，寫完回家，路上心緒還不能平靜，以至於闖了紅燈，因為根本停不下來。好在我騎的是自行車。
《扈三娘與李師師》的形成比較偶然。先是發現疑慮，然後去推尋，慢慢摸索出一條脈絡。疑慮的起源是，梁山殺了扈三娘全家老少，扈三娘還心甘情願待在梁山，豈不是有點傻，還是說，扈三娘受了欺瞞？
另外，有很多人懷疑，宋江早就霸佔了扈三娘，扈三娘不從，宋江才把她給王英。我從文本裡尋求依據，很快發現，這種猜測並不合理。它首先基於扈三娘貌美。但只要讀細點，就能想像，一個一隻手能提起男人的女人，不論她美不美，至少身材是可以想像的。而且王英並不是看見她貌美才上前，只是聽說是個女的。有了這些證據，再考察宋江前後接觸女人的歷史，就會發現，宋江不是不好女色，是壓根兒看不上扈三娘。
然後，梳理宋江和女人打交道的經歷——逢閻婆惜，見李師師，種種細節，一疏理發現很多有味道的地方。只要你一個字一個字地讀，往細了咂摸，味道就出來了。由此發現李逵心中痛恨宋江的地方。這一點往往被讀者當成笑話看，當成一出偶然和誤會。但這重誤會的背後，卻隱藏著很重要的東西。於是，漸漸從細節上升到宏觀，上升到梁山泊這個生態聚落的穩定性，從邏輯上和現實中推尋它文字背後隱去的可能，就對解釋梁山命運的走向提出了一種新的思路。
目前，寫了這七篇。寫得越來越困難，選題越來越不好找，想翻出新意又不刻意聳人耳目很難。我想過專門寫《水滸》之貨幣、《水滸》之地理。但《水滸》的地理很多是錯的。而且網友已經發現了這些錯誤，如果你能給作者的錯誤一種合理的解釋，或者能回答作者為什麼犯這些錯誤，那就絕對能寫一篇。
不過，把《水滸》的地名在地圖出一一標註出，把其中舛誤一一捋出來，就是很大的工作量。而且，很有可能，到最後發現，作者犯錯誤很可能只是因為他對地理缺乏了解，那這些工作就白做了。
還有一種思路，比如，梳理《水滸》中的風物，會發現本來該在江南長的花花草草被作者寫到江北了，這就能間接推斷出作者的信息，但這個思路別人也想過，也很難再寫出新意。
我試過研究《水滸》之貨幣。《水滸》並不是按照北宋的消費來寫的，明朝人對北宋消費方式和物價水平的了解並不比我們多。《水滸》既不是明朝的物價，也不是北宋的物價。北宋時平常買東西是不用銀兩的，只用錢，送禮才用銀兩。但可以不妨把《水滸》看成一個封閉的系統，只研究這個虛構的小說中的消費體系，看它是不是有合理性。
我依據一百回的文本，把每一次使用銀錢的情景都記錄下來。但很遺憾，還沒有從中發現什麼有意思的點。只知道十兩銀子出現的情況最多，而且宋江最喜歡給人十兩銀子。因此，這種材料的搜集恐怕只能作為寫別的選題時的一點佐證，難以單獨支撐起一篇有意思的文章。
從這將近一個月的《水滸》系列寫作過程中，我自己也學到不少東西。比如，如何把一個不好也不壞的平平淡淡的人寫得出彩，寫出他的感情，他的有血有肉。以何種方式鋪排材料，使講述跌宕起伏，有層次感。
因為聊《水滸》，就要講《水滸》中的故事。但你應該怎樣地重複呢？有的讀者知道，有的讀者不知道。有的讀者很熟悉，有的讀者沒那麼熟悉，如何把握其間的平衡。這需要在詳略上考量。
如果一次引用文本太長，人家是聽你講《水滸》呢，還是自己讀《水滸》呢？我的讀者主要在手機端，如果讀者讀了六百字還在讀《水滸》原文，沒有讀到你的觀點，讀者就關掉了。
所以，引用過程中哪些要略去，哪些要保留，哪些是直接引原文，哪些是簡潔地概括大意，都很考驗敘述水平。我在後期，有一個大體的標準，每次引用儘量不要超過200字。碰到武松很過癮的章節，我很想留下，但因為和主題關聯並不是特別地大，又超字數太多，只好盡力刪了又刪。
此外，還有敘述次序的問題。《水滸》是正敘。而你是正敘、倒敘，還是插敘，都得琢磨。它們要服務於你想表達的觀點和態度，服務於你展開這個故事的視角。比方說我寫盧夫人，就從她第一次出場展開。寫李鬼之妻，從她推門看見丈夫一瘸一拐展開。上來搞好幾段議論還沒涉及故事是很危險的，沒有絕大功力，就要開門見山見水。不要繞了半天還不到景點。
李鬼之妻臨死之前，我回憶了她對丈夫說的最後一句話，回憶了她想搬去縣裡做些買賣的願望，這很能突出一個普通農家女子的好，也是對夫妻情篤的渲染。李忠那篇結尾時，我沒有以李忠的死收束，而將鏡頭回放到李忠第一次出場在街邊賣膏藥的場景，這就是一種不失溫潤的關懷。這些處理手法，都是具體的寫作技巧。
之所以寫《水滸》，也是一個熱身。我先前的文章正在結集出書，因為這個契機，我想讓寫作的方向有所調整。我自己比較感興趣的話題之一是九世紀的僧人與詩人。一年多前就想寫這麼一本書，限於條件一直不能動筆。
當時寫過《天人杜甫》，屬於古詩鑑賞，後來寫過《變態李商隱》，側重李商隱的情懷。如果要寫詩人系列，就要不同於那兩篇。要重詩人的生平、交遊、仕進等諸多細節，並同他們的詩作結合起來，從詩中窺見詩人的血肉和情感。若單讀詩人年譜，夠精確但對體會詩人內心則不夠細膩。若單獨詩人詩作，又容易流於自己的臆想。二者的結合，是難度很大的事情，因為有這個夙願，卻遲遲不能動筆，寫《水滸》算是一種熱身和練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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