楓葉為什麼這樣紅?
34集電視劇《楓葉紅了》於8月5日在中央電視臺一套黃金時段播出。該劇聚焦脫貧攻堅主題，講述了內蒙古科爾沁草原巴圖查幹嘎查(村)，在經濟、社會、人文各方面的新時代面貌，播出後收視表現搶眼，一直穩居全國同時段前列。愛奇藝、優酷、騰訊視頻同步播出，都獲得良好的收視成績。特別是電視劇還沒播完，科右中旗這個曾經的國家級貧困旗成了網紅打卡地，以草原紅楓為標誌的地域風光、以馬業為特色的旅遊產業以及扶貧項目蒙古繡等，都不斷激發著人們的想像。
近年來農村題材特別是扶貧題材劇不少，為什麼《楓葉紅了》這部劇受到廣泛歡迎?它有什麼獨到之處?《楓葉紅了》帶給我們許多啟示。
人民性與真實性
描寫一個貧困村脫貧的故事，觀眾認為好看，那一定是鏡頭對準了老百姓，一定是體現出了藝術真實。《楓葉紅了》的真實性，除了地域真實和人物真實外，有兩點是其他同類劇所缺少的:一是敢於寫矛盾衝突;二是真實再現了基層黨組織的日常工作，與基層群眾的血肉關係。這在電視劇創作中是難能可貴的，以往要麼缺乏勇氣去表現，要麼就是簡單地貼標籤或者刻意迴避。這兩點突破是《楓葉紅了》的亮點，反映出創作團隊對真實性的追求。
真實性的獲得來源於對生活的深入。習近平總書記曾強調，文藝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辦法就是紮根人民，紮根生活。人民是創作的源頭活水，只有紮根人民，創作才能獲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這就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是成功的秘訣。
《楓葉紅了》創作團隊正是如此。從總導演哈斯朝魯帶著編劇採訪開始，近兩年時間裡，主創人員在科右中旗紮下根來，主演孫茜、孟浩強、王卓等，不僅提前半個月進入拍攝地體驗生活，而且與人物原型成為知心朋友，遇到創作上過不去的坎，就到當地的幹部和農牧民中去找感覺，找解決方案。所有人物都有不止一兩個原型。
駐村第一書記也稱「溜達書記」韓立，村書記寶峰，一隻手殘疾的退伍軍人，4個貧困戶:拉家帶口的寡婦高娃，酒鬼白銀寶，賭徒劉長利，還有懶漢、假貧困戶包七十三，都在脫貧攻堅的最後一公裡，或以自己擺脫貧困的志與智，或得益於多種扶貧項目，實現了自己追求富裕生活的願望。作為矛盾衝突一方的張志龍、張小龍父子，從過去的村幹部變為村霸，也塑造得有血有肉、豐富有度，使脫貧攻堅戰中的矛盾衝突貫穿始終。正是有了這一矛盾衝突，才使觀眾感到劇情真實可信。
脫貧攻堅是當今中國一場偉大的實踐，在一線工作的黨員幹部有百萬之眾。《楓葉紅了》創作團隊深入到曾經是深度貧困的旗，自覺融入全黨全國發動的這場硬仗之中，從人民對幸福生活的追求，黨和國家向人民作出的莊嚴承諾中，深切體會到文藝工作者的責任，也受到教育感染，獲得創作的激情和靈感，從一個旗縣一個村，反映和概括出波瀾壯闊的脫貧攻堅的歷史畫卷，並在螢屏中留下一個個真實感人的人物形象。
創作之道與借鑑之技
《楓葉紅了》是由中宣部指導，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出品，中共內蒙古興安盟科右中旗旗委、旗政府協助拍攝，並作為北京市廣播電視局重點劇目之一，在藝術上堅持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現實主義創作理念和方法，向全國電視觀眾呈現的一部優秀作品。在製作團隊的具體藝術實踐上，也體現為一種回歸，回歸生活源泉，回歸現實主義創作道路。
不論是向歷史深處探尋，還是與時代同步，以人民為中心的現實主義創作理念和方法，都是我們今天的文藝工作者應當踐行、應當鮮明地加以強調的。《楓葉紅了》創作於脫貧攻堅的現在進行時。人民群眾在場，黨的政策在場，文藝工作者也一起在場，這不禁使我們回想起戰爭時代的革命文藝:放下槍，就出戲。
新時代，我們也需要這樣的文藝，回應時代關切，為時代立傳鑄魂，在作品中讓時代主題與藝術創作相生相長，努力創作無愧於民族振興的精品力作。
以人民為中心的現實主義創作，是新時代的文藝創作之道。堅持好道，廣泛吸收借鑑不同國家文藝創作的技，而不是以技為道，將西方影視創作的技奉為金科玉律。在很長的時間裡，我們被西方文藝觀念框架、價值體系限定住了，某種程度上失去了自己的話語。在新時代，我們必須從這個束縛中解放出來，在文藝創作和實踐中，在理論學術的總結中，構建以人民為中心的現實主義創作的文藝理論體系，用中國話語講好中國故事。
《楓葉紅了》創作歷時兩年，以十年磨一劍而論，算是急就章，在藝術上還有不少粗糙的地方，觀眾在網上也有不少批評，值得主創團隊總結。但這部電視劇的成功之處，使它不失為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現實主義創作的一個考察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