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內的小說是一代人的精神鏡像。他筆下的青春，不僅是年華，也是燦爛的心事，不僅常常受傷，也飽含生命的覺悟。」
路內，1973年生，被稱為最好的七零後小說家之一，著有「追隨三部曲」（《少年巴比倫》《追隨她的旅程》《天使墜落在哪裡》）以及《雲中人》《花街往事》。4月16日，路內憑藉最新作品《慈悲》，被授予第十四屆華語文學傳媒獎年度小說家。
對於《慈悲》，華語傳媒文學大獎評價其「見證了一個作家的成熟和從容。從傷懷到悲憫，從鋒利走向寬闊，路內的寫作已不限於個人省思，而開始轉向對平凡人生的禮讚，對日常生活肌理的微妙刻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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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讀者新媒體邀請作家路內做客「讀者·樂讀會」，在微信群做直播訪談，和讀者暢談他的新書《慈悲》，分享他的寫作與思考。以下是活動的文字記錄。
《讀者》：《慈悲》似乎和您之前的作品不太一樣，很多人說第一次看到這本小說的時候很震驚，都懷疑跟寫「追隨三部曲」的是不是同一個作家。這種轉變是有意的嗎？
路內：寫《追隨她的旅程》、《少年巴比倫》的時候，我三十多歲，可能三十多歲的時候，人的心態還是很年輕的。但是現在我覺得，過了四十歲寫的長篇小說肯定會和以前有些不一樣。這是自然的，可能也是不自然的。「不自然」，可能是有個文學的自我意識。「自然的」，就是因為年紀大了。當然，我不排除也有返老還童的機會，呵呵。
《讀者》：很多人說《慈悲》像餘華的《活著》，題材上也類似，都寫到了饑荒，寫了上個世紀下半葉的普通人的生活。您怎麼看這種類比？
路內：這個類比蠻有意思的，因為作家本身有上下文的關係。但我恐怕不宜過度討論餘華老師的作品，尤其是餘華老師的小說非常優秀，有很高的價值。其實往上看的話，在一個當代的中國作家身上，可以看到很多當代作家、現代作家，包括外國作家的影子。有時候，我覺得《慈悲》這個小說其實有些像魯迅的痕跡。這種上下文的關係，我覺得其實也是一種傳承的關係吧。
補充一點，坊間有時候說像《活著》，其實我有一點點自己的疑惑。我覺得至少在視角上就不太一樣，《活著》是第一人稱的視角。對寫小說的人來講，視角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關係到一個小說的語調、節奏等等。
《讀者》：《活著》寫苦難有種溫暖的底色，讓人感動得稀裡譁啦，同時又像從文中伸出一隻手來擁抱人的感覺，給人慰藉。《慈悲》的視角很客觀，似乎只是把苦難呈現給我們，令人悲從中來，然後就不管了。您怎麼看這種觀點？
路內：對，我覺得這是一個小說的技術問題。就是說，小說家在取一個視角的時候，一個什麼樣的寫法的時候，其實他已經很深刻地考量過。如果一定要再談餘華的話，可以談談《許三觀賣血記》。《許三觀賣血記》就是一個作者退回到比較客觀的位置上的方式。你看魯迅寫《阿Q正傳》的時候，也都是那樣一種眼光。從現代文學的源流上講的話，其實大家都非常接近。
《讀者》：《慈悲》裡的生活很沉重，所有人好像都在一個小小的蠶繭裡掙扎纏鬥，找不到出路，看了讓人很絕望很難受，好像我們只能這樣卑微無助地活著。小說最後借水生弟弟之口，有了唯有慈悲的領悟，這是您給他們的出路嗎？
路內：不是，這個小說哪有什麼出路！我覺得所有出路都在歷史現實中間。作家不會故意給人物製造這樣一種出路的。所有的人物都是走向當代，走向今天，走向我們的現在。小說結尾是一個寓言式的結尾，其實並不是為了讓人物獲得一個什麼救贖。
《讀者》：《慈悲》這個書名用的是佛語。小說裡也多次寫到了生死，水生的父母、師傅、叔叔、妻子，最終都悽涼地死去。有個片段，玉生病重後說，人都是要死的，小何醫生卻說，你講錯了，人都是掙扎著活下來的。生與死似乎是您的小說主題。您是怎麼看的？
路內：這部小說談論的很多就是中國人很普通的生死觀念。至於這個詞是不是來自佛教，甚至來自基督教，並不是特別重要。其實無非是借用了一下佛教或其他宗教的用詞，最終要表達的還是一個很普通的理念。它是一個文學理念，不是一個宗教理念——也不能說文學理念普通。
《讀者》：您作為70後作家，是比較年輕的作家，為什麼關注的是對大家來說已經過去的事，而不是更當下的生活狀態？比如當下城市裡的普通人的生活？
路內：對，你講得非常有意思。但我已經不算很年輕，我1973年生的，是比較老的那輩70後。我覺得這個可能跟作家的想法有關係，尤其是對於寫長篇小說的人。我八年寫了六個長篇，我似乎有一種故事沒寫完的感覺。但是，我也在放棄很多故事，慢慢把注意力放在更值得講的故事上。四十歲以後我覺得還是少寫一點比較好，哈哈。
不過這個問題對我來說，確實是一個有意義的問題。如果我十年只能寫一個長篇的話，我會寫哪一個題材。這是我接下來要面對的問題。
《讀者》：《慈悲》的時間跨度非常大，很多情節也有歷史背景，但您似乎有意避開歷史事件，只是輕描淡寫地提一兩句。這和大多數作家的寫法很不一樣，為什麼要這樣處理呢？
路內：這是一個技術考量問題。既然一個小說，你用的語調什麼的，各方面都很簡單、簡潔的話，就不宜過多考量歷史節點上的一個一個事件。因為考量歷史節點，無疑會導致整個小說非常臃腫。因為你必須去寫細節，必須把事件對人造成的具體的、不同的影響寫出來。但是我覺得這麼寫的話，沒什麼意思。其實我在寫《花街往事》的時候已經嘗試過這種方法，對此我已經沒什麼興趣。
然後，採用這種簡潔的、模糊歷史的寫法，本身也是有寓意的吧。它能表達出我的一種觀念。其實這在小說寫作上也是有其合法性的。海明威不是有冰山理論嘛，他說最重要的那些東西，十分之九都在海面以下，只有十分之一在海面上。我覺得那些密度啊、體積啊，更大的東西其實都在那些沒有訴諸文字的內容當中。
《讀者》：小說中最讓人感覺溫暖的就是復生這個人物。土根望著復生穿著紅衣服在山上跑步的時候，忍不住感慨：「水生，我們都白活了啊。強生和她比起來，就像一頭豬啊。」不僅如此，小說裡所有人和她相比，都顯得晦暗無關。剛好她的名字也是死而復生的意思。您對這個人物是不是有特別的寄託？
路內：有吧，她無疑代表了首先是我對小說裡面人物自身命運的寄託。原來小說裡的人物都活得很慘，關鍵是活得沒什麼希望。我覺得至少年輕一代人是有點希望的。但是我寫完以後一看，其實復生跟我的年紀差不多，她要是真實存在的話，現在也該四十多歲了，其實也沒什麼大的希望，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也挺扯淡的。但在小說裡，她至少是個年輕人嘛。
《讀者》：小說後面水生幫浙江一個工廠畫圖紙，試車成功的時候，他感嘆，他終於搞垮了自己的廠。令人忍不住感慨。這是不是一種隱喻？
路內：我覺得算是一種隱喻吧，其實是一種很明確的比喻。你看這個故事講的是90年代後期深化改革的結果。其實它不是個人選擇的報復，而是歷史變遷的結果。當時，他們的工廠在整個體系中崩潰，就是這樣子的。所以我覺得，它不完全是一種比喻。可能是比喻，可能也是現實和事實之一。這種整體的經濟變化，對全世界的老百姓的影響都非常大。生活方式的改變、觀念的改變，其實都是基於這個。
《讀者》：您的小說有種真實的質感，很多細節都讓人願意相信是真實發生的而非虛構的。您的寫作中有多少是自己的經歷？怎麼處理現實與虛構？馬爾克斯說，一個作家是寫自己經歷的事，還是寫聽來或讀來的事，一眼就能看出來。您怎麼看？
路內：我以前覺得馬爾克斯說話挺好的，很重要。這個說法可能是對的。但是後來，我覺得這對小說家其實不重要。如果你永遠只寫自己身上發生的事，那你整個的局限性會非常大。小說退回到個人的話，那對作家的內心會有一個巨大的考量。就是你內心到底有多大。很多人內心沒有這個世界大，只有少數人的內心比這個世界深邃。這是每個人天分的不同。我覺得在取材的時候，是虛構還是個人經驗，其實不重要。因為小說終究是一個虛構的藝術。
小說作為一個虛構的藝術，存在的一個問題是，你即使在寫自我、自身的經驗的時候，在美學上仍然是假的東西。只要你呈現出這樣一個作者視角，通過敘述人的口吻去寫的話，它就是假的，它就是虛構的。說錯了，虛構不等於假，虛構並不等於不真實，虛構仍然可以是真實的，真實的對面是假。事實上，這種虛構的寫法往往會產生一種強大的力量，有時候甚至比報告文學的力量更強大一些。
這一點你去看電影就知道了。一個真實的記錄片，在電影院裡面講述的效果，或者說夢的效果，總是會比真正的故事片、劇情片稍微差一些。因為劇情片有它的營造法，有它的往上傳承的巨大源流。
所以你看人類文學的傳統，往上追溯，最早就是《聖經》《荷馬史詩》這些，全是虛構作品。其實從古埃及時代傳下來的真實的資料也有，象形文字也被解讀出來了，但是那個東西沒什麼意思，它沒什麼文學的力量。我覺得文學的力量就呈現在這個角度上。因此你去判別什麼東西到底是虛構的還是真實的，其實沒什麼意義。你看到一個文學作品，覺得它很真實的話，其實它只是虛構得特別好。
《讀者》：您最近有哪些寫作計劃？
路內：今年事挺多的。先要把「追隨三部曲」的一個番外短篇小說集出版了。差了一些沒寫完，大概還有一半的工作量。其實那些小說我都沒來得及寫。同時還在寫一部寫了一年的長篇小說。小說時間跨度很漫長，寫兩個年輕人大概二十年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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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提問：這部小說的名字是《慈悲》，這個慈悲是不是佛學概念？
路內：這個所謂慈悲是不是佛學概念，小說裡面其實提到了，去參神拜佛，但是小說標題裡面的慈悲，和佛教的慈悲還是有一點差別的。至少它談到了一種反向的東西，比如國家對人的一種慈悲心理，這個慈悲心理究竟是可喜的、可悲的，還是可怕的，是值得討論的。但是作為作者過多地解讀這種東西，不太像一件正經事。我覺得我還是談談小說是怎麼寫的比較好玩。
聽眾提問：小說把工人的生活寫得很細緻深入，您自己是不是也有過當工人的經歷？
路內：我確實是有過這樣的經歷，當了四年的工人。那是我很年輕的時候，家裡很窮，就得去廠裡上班，我母親那時候也很傷感，沒錢供我讀大學。那是在90年代初，非常遙遠的事情。我的家庭背景是非常普通的家庭，我父親是工程師，我母親是工人。這樣的背景給了我很多寫作的素材，我太熟悉這些人的生活方式和講話的方式了。
聽眾提問：《慈悲》是一部悲劇小說嗎？
路內：我覺得《慈悲》並不屬於悲劇小說，事實上小說門類中也沒有悲劇小說、喜劇小說的區分。這不算一種分類。除了詼諧類的，其他都是偏向悲劇的。甚至有些喜劇類小說，其實最後仍然是悲劇。因為它的指向性是一樣。小說家會用一種反諷的手法，一種非常快樂的手法，讓你感受到生活極其殘忍的一面。
聽眾提問：您在寫《慈悲》的時候是傷感的還是平靜的？
路內：我有時候會很傷感。因為我會被小說本身帶進去。我有時候也會想，這種傷感是不是很庸俗。我也在慢慢地讓自己隔離開，能夠帶著一種相對更遠的距離去看我小說中的人物。但有時候還是免不了會傷感，我覺得這可能是我個人的心理素質問題。
聽眾提問：您比較喜歡哪些作家的作品？
路內：我比較喜歡的作家，過去比較喜歡卡夫卡、福克納、馬爾克斯，最近幾年喜歡博拉尼奧，然後通過朋友私底下的翻譯，慢慢喜歡上一個作品還沒有被翻譯到中國的作家，大衛·福斯特·華萊士，他是一個非常厲害的作家。
聽眾提問：從《慈悲》開始，您的創作是不是從青春文學轉向嚴肅文學？
路內：其實我不覺得我以前寫的是青春文學，當然有人願意這麼說我也無所謂。我也不覺得此後就走向了文學界所說的嚴肅文學。因為我覺得文學本身有一些「不嚴肅」的東西。寫一部小說的時候，我會用各種手段，比如反諷，用各種視角去處理我要的各種題材。其實我過去的青春敘事裡面，已經包含了我要講的這些東西，只是評論界沒有看出來。但我覺得中國評論界還是有很多人看出來了，我以前的小說也有很多文本分析的東西。
聽眾提問：您覺得在當代中國做一個職業作家現實嗎？要寫出偉大的作品，必須成為一個職業作家嗎？
路內：把作家當成一個職業是非常具有現實感的事情，它會讓作家保證一定的產量、一定的質量。但是這件事對寫出第一流的作品，我覺得好像沒有太大的意義。它似乎可以保證寫出三流以上、一流以下，這種中等偏上的作品，這是可以保證的。作為一個職業的話——職業嘛總有職業的取向性，但是文學有文學的另一種取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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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路內籤名版《慈悲》的幸運讀者：
火火、薇薇、蘭州妹子、慧慧、花影、camille、韓新玲、靜水流深、槐樹下、琛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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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陸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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