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明治憲法頒布圖（橋本周延畫）
150年前的明治維新和120年前的戊戌變法經常被拿來比較：為什麼前者成功了，而後者卻失敗了呢？
這是個龐大而複雜的課題，很多人從各個角度提出過解釋。不過，是否可以說康有為、梁啓超等人對明治維新的誤解早已為戊戌變法的失敗埋下伏筆了呢？康梁等人認識到日本的崛起源於明治維新，卻對明治維新的真正動因缺乏了解。那麼，三十年後，在完全相異的主客觀條件下，他們在模仿明治維新變法時所遭遇的困境就可想而知了。
為驗證這一觀點，讓我們先讀梁啓超的一首詩《去國行》，看看他對明治維新的認識。其次，分析梁的認識中存在哪些誤區。再次，探討被梁譽為「維新之首功」的吉田松陰的思想、行動和影響。最後討論梁對明治維新的認識為何會出現偏差。
《去國行》的誕生及內容
1896年，大清國敗給了蕞爾小國的日本，賠償白銀兩萬萬兩，割讓臺灣、澎湖、遼東半島。一時間，輿論譁然，士林震動。康有為、梁啓超等人組織公車上書，呼籲效法日本，變法圖強。
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布新政詔書，以明治維新為藍本的「戊戌變法」啟動。9月21日，慈禧軟禁光緒帝，搜捕維新黨人，變法宣告失敗。同日，梁逃入日本駐北京使館，數日後化妝出城，逃往天津，旋即乘日艦，流亡日本。關於當時的心境，亡命途中所作《去國行》有云：
嗚呼！濟艱乏才兮，儒冠容容。 佞頭不斬兮，俠劍無功。 君恩友仇兩未報，死於賊手毋乃非英雄。 割慈忍淚出國門，掉頭不顧吾其東。
梁感嘆道，國難當頭，儒生們庸碌無能，只知隨風附和。光緒帝和維新志士勵精圖治，怎奈妖后、奸佞當道，無力回天。君友蒙難，自己逃出生天，忍痛捨棄故國，東渡日本求援。
東方古稱君子國，種族文教鹹我同。 爾來封狼逐逐磨齒瞰西北，唇齒患難尤相通。 大陸山河若破碎，巢覆完卵難為功。 我來欲作秦廷七日哭，大邦猶幸非宋聾。
日本古稱君子國，與中國「同文同種」。從地緣上來講，兩國面臨沙俄這個共同敵人，唇亡齒寒，巢覆無完卵（可惜，他不知道李中堂兩年前籤了《中俄密約》）。梁決意效仿申包胥哭秦庭以紓國難，「大邦」日本一定會出手相助。
卻讀東史說東故，卅年前事將毋同。 城狐社鼠積威福，王室蠢蠢如贅癰。 浮雲蔽日不可掃，坐令螻蟻食應龍。 可憐志士死社稷，前僕後起形影從。 一夫敢射百決拾，水戶薩長之間流血成川紅。 爾來明治新政耀大地，駕歐凌美氣蔥蘢。 旁人聞歌豈聞哭，此乃百千志士頭顱血淚回蒼穹。
梁繼而慨然懷古：當今的中國與三十年前的日本何其相似！幕府將軍竊取大權，把持朝政，操縱天皇，作威作福。皇室受制於人，暗昧無知，形同附庸。唯薩摩、長州等藩志士，踐鋒刃、赴湯火，毅然倒幕。天下志士雲集而響應，連戰連捷，終於改天換日。日本國力蒸蒸日上，幾凌駕於歐美。世人只知歌之樂之，卻不知此乃百千志士的頭顱換來。
籲嗟乎！ 男兒三十無奇功，誓把區區七尺還天公。 不幸則為僧月照，幸則為南洲翁。 不然高山蒲生象山松蔭之間佔一席，守此松筠涉嚴冬，坐待春回，終當有東風。
幕末志士的年齡多在30歲前後。有感於此，時年26歲的梁決意效仿他們，建功立業。梁的榜樣首先是僧人月照和志士西鄉隆盛。安政大獄時，月照和西鄉在幕府的追捕中走投無路，投水自殺。月照死，西鄉獲救。西鄉隱姓埋名，積蓄力量多年，後主導「薩長同盟」推翻幕府。如果做不成月照或西鄉這樣的行動家，那就做高山（彥九郎）、蒲生（君平）、（佐久間）象山、（吉田）松蔭（陰）這樣的思想家，著書立說，培養弟子，相機再起，捲土重來。梁是這樣寫的，也是這樣做的。只不過，他未料到自己一走就是14年。等他返回天津時，大清沒來得及「維新」就一命嗚呼了。
梁啓超
梁啓超對明治維新的認識誤區
梁任公的詩文縱橫捭闔、氣勢磅礴，筆鋒常帶情感，極具鼓動性。《去國行》是出色的文學作品和澎湃的內心告白。詩中對明治維新的描述極具時代特色，與其說它反映了史實，不如說反映了梁對明治維新的想像和對未來中國的期許。這一傾向，在他抵日後寫給首相大隈重信的信中更清楚地表現出來。
梁在信中說，中國局勢與明治維新前夜的情形極為類似：光緒帝即天皇，慈禧太后即幕府將軍；滿族旗人即幕府官吏；保守派即「公武合體論者」，變法人士即「尊王討幕論者」。無論在日本還是在中國，「公武合體論」都不可能成功。不過，相較於日本，中國的維新事業更加困難，原因有三。 (1)皇室與幕府有君臣之分，而慈禧與光緒卻有母子之名。 (2)天皇在京都，將軍在江戶，兩無幹涉，而光緒與慈禧同城而居，事事掣肘。 (3) 「薩（摩）長（州）土佐」諸藩坐擁兵權，而「敝邦之長門（即長州）」的「湖南」卻在「政變數日……一切權柄悉歸守舊之徒，無不可用矣」。（《新黨某君上日本政府、會社論中國政變書》）。
慈禧與光緒
乍看之下，梁的這種比附似乎有些道理。不過如果仔細分析，就能發現其中充滿了先入為主的理解和似是而非的判斷。
首先，皇室與幕府本無君臣之分。梁的這種認識或受到了「大政委任論」的影響。所謂「大政委任論」，是指將軍受天皇委任統治國家的理論。事實上，這只是德川後期某些神道學者和尊王論者的發明。
德川家的天下是家康公和手下的武士打下來的。將軍的霸權基於德川武士團的強大兵力和雄厚經濟實力。江戶時代，將軍直轄400萬石的領地（如加上旗本和親藩的領地，則高達1000萬石，約佔全國三分之一）和「旗本八萬騎」的武士團。而天皇無權無勢，不能將國家授予誰。恰恰相反，天皇在德川時代備受優待，完全依仗將軍的援助。
其次，梁認為將軍和天皇兩無相涉，但將軍是日本的最高統治者，天皇不可能獨立於將軍存在。德川政府成立後不久，即頒布《禁中並公家諸法度》嚴格限制天皇（禁中）和公卿貴族（公家）的活動。天皇僅負責祭祀、頒歷、改元和敘位任官等，其作用形同橡皮圖章。未經幕府的允許，天皇無權頒發榮譽稱號，甚至無法贈予生父尊號（如1627年「紫衣事件」和1791年的「尊號事件」）。
不過，因為天皇擁有古老的政治和宗教權威，德川中後期，幕府將「尊皇」與「敬幕」聯繫起來，以加強己方的權威。「敬幕」就是「尊皇」，「尊皇」就要「敬幕」。國學和神道研究隨之興盛。在對外危機嚴重的德川後期，天皇開始被塑造為日本民族主義的核心。越來越多的知識人開始相信「大政委任論」。明治維新前夕，幕府也開始利用這一理論，以圖重建權威。只不過他們主導的「大政奉還」弄巧成拙，反而加速了政權的瓦解。
《大政奉還圖》（邨田丹陵繪）
第三，梁認為在「倒幕」運動中志士扮演了關鍵角色，但就整個幕末政治變革來講，發揮著決定性作用的卻是「大大名」（擁有10萬石以上領地的大名）。水戶藩主德川齊昭（末代將軍德川慶喜的生父）、薩摩藩主島津齊彬、越前藩主松平春嶽、土佐藩主山內容堂和宇和島藩主伊達宗城（這四人後來被稱為「幕末四賢侯」）等「大大名」雖然擁有雄厚的實力和高貴的門第，對國家事務卻無發言權。他們因此對幕政不滿，力主改革。
幕末四賢侯（左起依次為島津齊彬、松平春嶽、山內容堂、伊達宗城）
「大大名」主張通過「公武合體」克服內外困境。所謂「公武合體」，是指將軍（武）放棄獨裁，與地方大名（武）以及京都朝廷（公）聯合起來，重組國家政權。至明治維新前夕，「公武合體論」一直是幕末政治變革的主要方向，就連孝明天皇(明治天皇之父，1846-1867年在位)也贊同這種觀點，而反對「尊王討幕」。正因如此，孝明天皇招致討幕派公卿和「尊王」志士的不滿。他在35歲壯年突然去世時，也就產生了天皇遭倒幕派毒殺的傳言。不過，幕府在內亂和外壓之下一再錯失良機，「公武合體論」的重鎮薩摩藩1867年轉向「倒幕」。次年，倒幕派發動政變，控制天皇（奪玉），宣布廢除幕府。戊辰戰爭爆發。薩長聯軍以少勝多，擊敗幕府軍。德川政府倒臺，明治政府成立。
吉田松陰與「尊王攘夷」
《去國行》在梁抵達東京10天後，刊登在國粹主義雜誌《日本》上。在此前後，梁還給伊藤博文寫了信，請求他救助光緒帝和維新志士。梁相信，誘之以利（聯中抗俄），動之以情（同洲同文同種），曉之以理（尊王維新）足可以打動日本朝野，並喚起他們對中國維新大業的共鳴和熱情。然而，事與願違，日本政府不但未出手相助，反而在清政府的抗議下下了逐客令。日本輿論也批評康梁的主張「急激」、「不切實際」，導致了變法的失敗。
對此，梁曾致信品川彌二郎，以吉田松陰為例對此種觀點進行反駁。品川出身長州，曾受教於松陰，維新後因功被授予子爵。梁在信中說，松陰先生講過，「觀望持重, 今正義人比比皆然, 是為最大下策, 何如輕快直率, 打破局面, 然後徐佔地布石之愈乎？又曰：天下之不見血久矣, 一見血丹赤噴出, 然後事可為也。」梁贊同松陰提出的「輕快直率，打破局面」的變革方略，認為在「數千年之疲軟澆薄」的中國，「非用雷霆萬鈞之力, 不能打破局面」。信末更附上一筆，「啟超因景仰松陰、東行（高杉晉作，號東行）兩先生，今更名吉田晉。」這就是梁日本化名的由來。（《民國梁任公先生啟超年譜》，第一冊，第312頁）。
吉田松陰像
梁推崇吉田松陰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梁認為松陰乃是日本維新之首功。這是因為，「吉田諸先輩造其因而明治諸元勳收其果。無因則無果，故吉田輩當為功首也……傾幕府，成維新，長門藩士最有力焉。皆松陰之門人也。」（《自由書成敗》）。也就是說，長州藩志士主導了明治維新，而他們多是松陰的門生。松陰雖然被幕府處死，但他的思想被門生繼承，並成為倒幕運動及明治維新的精神動力。「日本維新之業, 其原因固多端, 而推本其原動力, 必歸諸他。松陰可謂新日本之創造者矣」（《松陰文鈔》）。
第二，松陰的「尊王攘夷論」深深地吸引著梁。松陰呼籲申張「君臣大義」，尊崇天皇，建立「一國一人、一君萬民」的國家體制，抵抗外夷，捍衛獨立。為實現這一目標，需要「討滅」屈服「外夷」的幕府。這些內容與梁的主張一拍即合。當時的梁盼望「聖主」光緒帝復位，主持維新大業，以救亡圖存。
第三，松陰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也感染著梁。松陰是敏銳、大膽、熱烈的思想家，也是真摯、瘋狂而奇異的行動派。他認為，思慮過甚會畏手畏腳，只有依靠「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狂愚精神」才能打破窠臼，開闢出路。這種「急風驟雨」般的人格特質將一大批青年人吸引到他身旁，最終又與他們中的大半絕了交。安政大獄時，孤憤的松陰選擇為理念和道路殉死。幕府根本沒懷疑到他，他卻主動坦白意圖暗殺老中，在京都舉行暴動，聯絡皇室敦促長州藩倒幕等計劃。三個月後，松陰被處死，終年三十歲。
松陰是炸彈般的人物。他對幕府發動的「自殺性」攻擊，激發了長州藩的志士們，所謂「一夫敢射百決拾」也。以松陰之死為契機，他的朋友木戶孝允，門生高杉晉作、久坂玄瑞、伊藤博文等投身到「尊王攘夷」運動中，最終推翻了幕府。那麼，如果松陰真是「新日本之創造者」的話，他的「尊王攘夷」構想在維新後得以實現了嗎？
150年前的3月14日，15歲的睦仁發表《五條御誓文》。 半年後，改元「明治」，睦仁即為明治天皇。當年投身「尊王攘夷」運動的志士們成了維新元勳。既然最大的障礙已經掃除，他們要將「尊王攘夷」付諸實踐了嗎？答案是否定的。
明治政府並未真正「尊王」。維新元勳們把持著政權，明治天皇一直未能「親政」。基於「萬機決於公論」的原則，日本頒布了憲法，開設國會。在「天皇主權」的名義下，確立了立憲君主制和民選議會制。松陰「一國一人，一君萬民」的構想從未得到實現（只有二戰時的日本，才接近於這一構想）。
「攘夷」更被拋諸腦後。明治政府不僅繼承了幕府與列強籤訂的不平等條約，而且實行了更為徹底的「開國」政策。日本全面向「夷狄」學習，引進技術，興辦教育，開放輿論，啟發民智，推行信教自由。
「尊王攘夷」僅是為扳倒幕府提出的口號。目標實現後，口號也就隨之消失了。
梁的維新認識為何出現偏差？
梁是個出色的報人，雖然喜歡誇大其辭，但並非是「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蹩腳史學家。他對明治維新的理解，一方面來自他的主觀「移情」，另一方面則源於明治政府炮製的「薩長史觀」。
薩摩和長州作為明治維新的最大贏家，幾乎壟斷了政軍兩界所有的高級官職，形成「藩閥」。喬治奧威爾有句話講得對：誰控制過去，誰就控制將來；誰控制現在，誰就控制過去。「藩閥」控制著明治政府，也就控制了明治維新的解釋權。在他們自吹自擂的故事裡，薩長是開明的、正義的，幕府是守舊的，反動的。薩長是「尊王」的、「攘夷」的，幕府則是弄權營私，賣國通敵的。薩長的志士們胸懷天下，見識卓越。幕臣們則抱殘守缺，鼠目寸光。其實，幕府不見得守舊，薩長也不見得「尊王」。不過，當時的梁無法認識這一點。
梁對明治維新的認識存在種種偏差。但在最關鍵一點上，他卻是對的：薩摩、長州、土佐諸藩擁有兵權，而中國各省的督撫實為中央之家丁，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等地方實力派人物公然反抗朝廷，還要等到兩年後的「東南互保」之時。
明清中國以皇帝獨裁、中央集權、郡縣制度和文官政治為特徵。德川日本則以將軍集權、大名分權、封建割據和兵農分離為特徵。德川政權建立在將軍對大名的相對優勢之上。儘管幕末志士主導的串聯，說服，少數人之間的談判，論爭與秘密結盟，對對手的威脅，暗殺，和小規模的衝突此起彼伏，但只有擁有制衡將軍力量的「大大名」決定改變時，才能打破局面。坂本龍馬說過，「較之我一人引五、七百人為天下而行動，莫如搬請二十四萬石之大名（指土佐藩主），使其為天下國家而行動更佳」。龍馬將土佐藩作為後盾，土佐藩則將其視為棋子。
政治是由人數的多寡決定的，歷史也是如此。數百人不足以改變歷史進程，只有當數以百萬的力量參與進來時，才能推動時代的車輪。明治維新發生十年前，幕府和「大大名」之間圍繞「攘夷」和「十四代將軍候選人」問題爆發的一系列政爭，標誌了德川政體開始瓦解。
明治一代人以特定主客觀條件，歷經種種挫折和演變，終於粗具近代國家的規模。康梁等人則一廂情願地認為，中日兩國文化與社會相似，依仗皇帝的支持，比著葫蘆畫瓢，一經變法必可使中國脫胎換骨。但是，因不具備明治維新的歷史基礎，戊戌變法的失敗也就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