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望社論】錯把政權當國家: 外省菁英對臺灣的最大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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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遠望》社論，刊載於《遠望》（2019年4月號；總367期）。

臺海風雲詭譎，兩岸劍拔弩張，一般人都把此局面歸因於求獨綠營與主統北京的直接對撞。他們因此認為只要民進黨下臺，聲稱「反對臺獨」的國民黨再度執政，兩岸關係就可否極泰來，臺灣經濟也因為與大陸恢復交流將再現生機。

原本只是政壇邊緣人的韓國瑜，2018年底當選高雄市長之後，聲勢急漲，國民黨內有人力促他出馬競逐2020年大位。約有半數選民，把韓國瑜當做解決臺灣當前問題，以及緩和兩岸關係的最佳解方。韓國瑜風潮和選民對韓的高度期待，表明多數民眾認定綠營是危害兩岸關係與臺灣發展的唯一障礙，只要韓在2020年打敗民進黨，臺灣就能「貨出去，人進來，大家發大財」。

如果臺灣只求偏安，只求敷衍北京、抗拒統一，那麼「呷緊弄破碗」的臺獨，確實是首要的麻煩製造者。但臺灣如果想走上一條可長可久的大道，或自覺對於民族復興與國家統一負有使命（或北京欲有效達成此使命），那就必須面對、檢討如下的大問題：何以臺灣社會反對統一者（目前約佔八成五）遠多於支持臺獨者（目前約佔四成）？那些既反臺獨又反統一者其實只是擔心激進臺獨導致立即統一，這些人數比激進臺獨還多的「拒統」者，難道不是兩岸統一更大的障礙？

藍綠要角蔡英文、韓國瑜、馬英九等都拒絕「一國兩制」，他們說這是「臺灣共識」。他們沒說破的真相是：臺灣共識的重點在於拒絕統一、拒絕中國，不僅是拒絕「一國兩制」而已。既然拒統意識（或稱分離、反中意識）遠比臺獨意識更普遍，阻礙兩岸統一的首要障礙，就不該是民意基本盤約只佔四成的民進黨。

極端化的反共　助長臺獨

臺灣民眾拒統的心理（即其分離意識的來源）可分為兩類：臺獨與反共。

臺獨派否認（或極力切割）自己與中國歷史、文化的連結，否認自己是中國人，他們孺慕日本、美國的「進步、文明」，即便淪為列強牽制中國的馬前卒，數典忘祖，認賊作父也甘之如飴。臺獨思想的起源，必須追朔自日據時期，包括臣服於殖民統治又與殖民者合作而獲益的臺籍菁英，以及受「皇民化」洗腦的年輕臺民和臺籍日本兵，他們在日本戰敗投降後，或緬懷日本以往的強大，或不滿自身利益因臺灣回歸祖國而受損，遂有依賴美、日求獨的思想。又，1949年至1952年的土地改革，雖嘉惠多數臺灣平民，但也取走臺籍菁英的土地，讓後者懷恨在心，有些地主因此轉為臺獨。但隨著時間逝去以及國民政府在臺的建設成就，前述兩類臺獨原應日漸雕零、淡去，可嘆的是極端化的反共教育、反共政策繼之而起，綿亙70年而不衰，它以異於臺獨的立場與角度，繼續滋養出更全面的拒統、分離意識，並且間接支援臺獨日後的發展。

國共內戰是中國內部兩政黨之爭，兩黨爭相代表、主導、統治中國，它是「人民內部矛盾」，不是兩國之間的「敵我矛盾」，原本不該產生拒統、分離意識。但是敗退來臺的國民黨，縱容復仇雪恥的一黨之私凌駕於國家民族之上，不僅勾結侵華日寇，引進「白團」軍事顧問，意欲反攻大陸；並且配合美國圍堵中國大陸的冷戰思維，大力推行反共教育、反共國策，以求堅定臺民「敵我意識」。這兩項作為種下臺灣社會分離、拒統思想的秧苗，且持續茁壯70年至今。

日本戰敗投降之後，國民政府本應積極進行「去殖民化」心理建設，掃除皇民、反中思想。但在聯日反共的大局下，「去殖民化」工程完全擱置，甚至以白色恐怖迫害具有中國意識的本省、外省人士，反而與日據時期發跡的親日仕紳合作。結果，日據殖民對臺人國族認同的扭曲，雖因國府來臺統治暫時停止，未再蔓延，但也沒有徹底根除。等到李登輝執政之後，臺獨勢起，歌頌、緬懷日本統治，反襯中國落後、不文明，進而主張臺獨的思想如雨後春筍。為求一黨之私，國民黨的聯日反共，等於預先為臺灣社會的分離意識、臺獨意識備好溫床。

與臺獨相較，極端化的反共教育打造分離、反中意識的效果更深遠、更全面，它是造成今日兩岸心理隔閡的首要原因。為了強化臺灣人民的反共心防，國民黨極盡所能醜化對岸的所有作為，甚至捏造出中共將「血洗臺灣」的謊言來做宣傳，威脅臺民。

事實上，中共內部文件從未出現「血洗臺灣」這種字眼與概念。一向重視政治效果的中共領導人也不可能採行這種愚蠢的宣傳口號，徒然增強臺灣內部同仇敵愾，加大解放臺灣的難度。對此，更有力的反證出在法務部調查局於1984年5月編輯出版的《認識敵人：共匪叛亂史實及大陸現況圖表》一書。該書搜羅臺灣情治單位所掌握的一切可用以支持國民黨醜化中國大陸、堅持反共拒統的證據（即所謂「史實」與「現況」），卻唯獨不見「血洗臺灣」的蛛絲馬跡！由此可見，連負責執行白色恐怖的特務機關都拿不出任何中共曾要「血洗臺灣」的證據，那麼這項宣傳，顯然出自國民黨政權的捏造。類似於此的極端化反共宣傳，在臺灣島內充斥泛濫數十年，使今日臺灣遲遲不願客觀理性看待大陸，甚至把對岸當作唯一「敵國」。追本溯源，除日據時期的皇民化之外，兩蔣時代極端化的恐共、反共教育與惡意宣傳，厥功至偉！

此書由臺灣法務部調查局編輯出版，翻遍全書，完全未提「血洗臺灣」。

反共派的誤導效應

1949年跟隨兩蔣來臺的外省菁英，幾乎都參與過國共內戰，吃過共產黨的苦頭，懷有國破家亡、流離失所的悲憤。他們大多數無法站在更高的歷史視野，放下小我的傷痕，為大我的富強康樂盡力；並且，由於國民黨御用學者與宣傳機構一貫掩飾蔣介石一手挑起內戰的史實與責任（參見本刊2017年4～5月號〈檔案中的內戰責任〉），他們慣於把內戰責任完全歸諸中共，不願面對國民黨領袖的歷史罪責。這群外省菁英及其後代在兩蔣反共教育的洗腦下，終其一生無法放下對中共的仇恨與偏見，更錯把國號、政權當成國家，以「中華民國」取代中國做為效忠對象，即便日後「中華民國」已被臺獨借殼上市亦仍如此。他們先被兩蔣的反共宣傳裹脅，進而又成為散播反共思想的源泉，深刻影響與中共毫無過節的臺灣人，誤導本省人的國家認同，培育出難以化解的拒統、分離、反中意識。

承襲反共教育拒絕與對岸統一，但也反對激進臺獨者，本文姑且稱為反共派（或中華民國派）。反共派並不否認（且大多還很珍惜）自己與中國歷史、文化的連結，但是這些連結僅止於1949年之前的中國。中共建政之後的中國，不是反共派願意休戚與共的中國。「反攻大陸」既然已不可能，消極抵制、聯外拒統就成為反共派的大戰略。

反共派一來被西方洗腦，二來不願客觀看待過去的內戰史實與今日大陸的成就，所以堅持大陸必須放棄現有政治體制、向西方看齊，這就成為他們接受統一的基本門檻。只要北京無法跨越此一門檻，反共派便自認拒統有理、反中無罪。

在1971年聯合國決定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代「中華民國政府」代表中國之前，「反攻大陸，拯救同胞」仍是反共派表面上的目標，此時他們尚未明確產生拒統、分離思想。但他們乃是為了國民黨政權的利益而反共，因此一旦失去代表中國的資格，反共派的目標就轉為「偏安臺灣，拯救自己」，「反共」立即變成反華、拒統，拒統論從此層出不窮、源源不絕。

由於反共派的拒統論述比赤裸裸的臺獨更具欺騙性、更有說服力，也更見容於北京，因此在島內更深入人心。但就在「反共變反華」的過程中，「中國」二字成為臺灣社會的骯髒、負面字眼，自認是「中國人」的臺灣人越來越少，「中國」莫名其妙成為「中華民國」的對立面，甚至是唯一最大「敵國」。前已述及，光復初期由土改刺激而生的臺獨本應隨時間漸逝，卻在李登輝掌權以後死灰復燃，越燒越旺，就是反共拒統派從中扮演了40年的臺獨「上遊加工廠」，為臺獨製造難以數計的半成品。

反共拒統派一方面威脅北京必須接受、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因此又被稱為「中華民國派」），一方面卻背離中華民國的立國精神，自己放棄憲法求統的職責不說，還坐視綠營掏空、變造中華民國，使之成為臺獨的遮羞布。兩岸「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本就是從分治分裂現狀走向統一之前應有的正確態度。為了不讓中國的主權分裂，北京當然不能「承認」中華民國。（它也不願見臺北「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共拒統派卻以此營造臺灣的悲情，並以此控訴北京的蠻橫，他們不但無理取鬧，無端擴大臺人與大陸的心理距離，更破壞臺灣社會講理的能力與空間。

今（2019）年3月22至28日韓國瑜赴港、澳、深、廈訪問，捲起一陣旋風。韓在會見國臺辦主任劉結一之後的記者會上，說他是孫中山的信徒，孫中山在1912年創立中華民國云云。臺灣社會因為韓竟敢在大陸講出「中華民國」四字，興奮莫名，韓也成為替臺灣出一口「怨氣」的英雄。其實除了前述避免主權分裂的考慮，以及中華民國已經變質、走味讓對岸心生警惕的原因之外，大陸並不排斥1912年創建的中華民國。

2019年3月25日韓國瑜（左）在深圳會見國臺辦主任劉結一（右）

韓國瑜代表高雄市訪陸的五年前，2014年2月12日，代表馬英九當局的陸委會主委王鬱琦就曾在南京中山陵公開說出「中華民國已經103年」。2015年11月7日，習近平更在新加坡與現任「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會面（即「馬習會」）。2016年11月11日，習近平在北京紀念孫中山誕辰150周年大會上再度強調：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最忠實的繼承者，要完成孫中山的未竟事業（包括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可見繼承「中華民國」（及孫中山）立國精神的，不是耍弄「一中各表」拒統的國民黨，或根本否認「九二共識」的民進黨，而是大陸。難怪鄧小平曾說：為求統一，兩岸國號、國旗、國歌都可談。

硬把「中國」塑造成「中華民國」對立面的反共拒統派，是將「中華民國」自外於「中國」且分裂、背棄中華民國的第一個罪人，更是臺獨的幫兇。而公開拒絕一國兩制（當然更不願接受一國一制）的韓國瑜，已經背叛「中華民國」的「實」，卻無人追究（綠營追究他不夠獨，另當別論）；他在大陸只講出中華民國的「名」，卻賺得大筆政治資本。這是臺灣社會被反共拒統派誤導，以致國家認同錯亂、無法理性看待兩岸關係的無數例子之一。

反共派外省人與臺獨合作反中拒統

今年3月11日在北京全國政協會議上發言，引起矚目的凌友詩，出生於臺灣、成長於眷村、家庭背景與韓國瑜相似，他們的父親都是跟著國民黨反共的國軍軍官，他們的家族都飽嘗內戰、流離之苦，但凌的國家認同卻迥異於韓。凌不反共，她效忠於中國這個國家，以及比中華民國政府更執著於使中國富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但是在理盲的今日臺灣，韓國瑜成為耀眼明星，凌友詩卻被視為「叛國者」。

2019年3月11日臺籍港區委員凌友詩於全國政協大會的發言〈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豐富和平統一實踐，熱切期待兩岸統一到來〉，前後被掌聲打斷十餘次，立即在兩岸三地引起熱議。

山雨欲來的1949年某日，19歲的凌姓青年連跟家人道別的機會都沒有，就被編入伍，隨著海軍去了高雄。此後40年，他無緣再與大陸親人見面，卻跟著國民黨來臺進行「反共」大業。他，就是凌友詩的父親。2003年凌友詩出任福建政協委員，踏入大陸政治體制，她那位曾任中華民國海軍副艦長、半生反共的父親，當時心中曾有糾結。後來凌父知道女兒不是貪圖名利「投共」，而是想為民族復興、國家統一盡一份心力，從此釋懷，轉而支持女兒，於是造就了今天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凌友詩。

可惜，像凌氏父女這樣深明大義的外省人，只是少數。

韓國瑜早年任立委期間，曾因陳水扁將「養榮民」比為「養豬」，羞辱老兵，怒摑阿扁。韓的動怒，代表他有正義感。可惜他的怒，不是「文王一怒而安天下」的怒，只是同情與自己有相同境遇的在臺老兵，想為這群人爭取小範圍的正義。但老兵在臺受辱，背後的大環境與大不幸是國共內戰，是臺獨仇視中國人。韓國瑜教訓陳水扁之後至今，還常有大陸老兵被獨派羞辱，綠營還常叫「中國豬滾回去」。可見韓摑扁並未解決問題，包括韓在內的多數外省反共菁英，迄今沒有放下內戰仇恨，從不闡述做為中國人是光榮的，從不宣揚兩岸同屬一中，卻帶頭引導臺灣人仇視對岸。韓國瑜之怒當然無法「安天下」。

類似韓國瑜這樣的外省人比比皆是。戰略學者黃介正的父親也是打過內戰的國軍將領。黃讚嘆美國建國200周年的閱兵典禮「軍容壯盛」，但北京的閱兵則被他評為「窮兵黷武」。其實自鄭和下西洋以來，中國從未侵略過他國，美國蹂躪他國的紀錄則斑斑可數。被反共情結蒙蔽的黃教授，竟顛倒是非，頌揚挑撥兩岸者「軍容壯盛」，反把與其父具有相同動機（整軍經武、確保國家統一）的北京，視為「窮兵黷武」。（黃曾任扁政府的陸委會副主委。）

家庭背景和黃介正一樣的郭冠英，以筆名奮力寫文，揭穿綠營藉由扭曲「二二八」塑造臺獨正當性的醜陋、堅稱「臺灣」不是國家、堅稱兩岸是「中國」之內的兩地區。郭冠英忠於國家和憲法，反獨促統不遺餘力，最後卻淪為被以「損害國家尊嚴」為由，免除公職。配合獨派懲治郭的，是當時掌大位的另一個外省人馬英九。

帶有原罪感、長期向獨派低頭的馬英九，是反共外省菁英中曾擁最高職位者，但他對兩岸分離常態化、固定化的「貢獻」也最大。馬登大位伊始，就任命獨派賴幸媛為陸委會主委，由她扮演兩岸和解的「剎車皮」。賴幸媛曾任李登輝領導的臺聯立委，此舉等於請李背書馬的兩岸政策。此外，據張顯耀指出，馬當年委由經濟部長尹啟銘推動兩岸ECFA的同時，又任命傅棟成為陸委會副主委，傅卻極力抵制ECFA。改朝換代後，ECFA無疾而終，傅則「論功行賞」，轉任蔡英文的國安諮詢委員。可見有利臺灣經濟的《兩岸服貿協議》胎死腹中，不能獨責「太陽花之亂」，而是馬英九咎由自取──因為馬自己都不相信親中、統一是正確的道路。

馬坐視學子與教科書被獨化，直到卸任前才以「課綱微調」向統派人士交代，但馬一下臺，所有微調化為烏有，反而助長了臺獨課綱的氣勢。馬的任內，對岸曾考慮在新版護照中放入日月潭相片，此舉完全合情合法合理，也是兩岸分治但主權不分裂的具體表現，正如中華民國護照也可放入長江、黃河，但馬政府卻與綠營齊聲撻伐北京，指責大陸傷害臺灣人感情。馬在任八年，這類配合臺獨反共拒統之事不勝枚舉。日積月累，臺灣人民更習慣於法理臺獨，更堅信「一邊一國」概念。馬英九對此「功不可沒」，難怪民眾自認是中國人或是主張兩岸統一的比率，都在馬的任內屢創新低。

兩度以高票當選的馬英九，原有大好機會，善用民氣，撥亂反正，但他不願踩油門行正道，卻任由獨派恣意剎車，甚且變換大政方向。馬的這些作為，不能只歸咎於他的庸懦，更有反共拒統意識作祟。唯有如此，才能解釋他在任內推出違背中華民國憲法的的「不統、不獨、不武」政策，以及卸任後無選舉壓力下仍公開抗拒「一國兩制」的荒謬。

顧炎武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顧炎武所謂「國」是指政權；其「天下」，才是作為「天下國」（羅夢冊語）的整個「中國」。國共內戰裡國民黨敗於共產黨，只是亡國（易姓改號）；為反共而反中，為反中而勾結外力，為勾結外力而顛倒是非、認賊作父，就是亡天下（率獸食人）。保護國民黨政權是該黨核心骨幹的任務，一旦該黨自毀理想、背棄中華民國立國精神，則中國人民接受中國的國號由ROC改為PRC，以北京作為中國的合法政府，乃理所當然。非國民黨核心骨幹的一般國民，對此轉變不但毫無責任，也不必跟著國民黨同仇敵愾、如喪考妣。當中華民國的建國理想已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大致完成之後，如果「中華民國派」仍勾搭外力、堅持拒統，造成國家復興的阻礙，那麼即便匹夫匹婦也應起身相抗。

凌友詩、郭冠英（以及胡佛、鬱慕明、洪秀柱、許立農等），是少數能分辨「亡國」和「亡天下」、政權和國家的特殊外省人，但凌卻淪為臺灣社會的叛國者；郭則被免除公職，難容於臺灣社會。堅持反共、拒統的馬英九、黃介正、韓國瑜，則站在主流社會的頂端，他們不是前朝權貴，就是明日之星。這些外省人的家庭背景非常類似，但他們在國家統一、民族復興大業上所扮演的角色，卻有天壤之別。

外省人應明辨是非　正確抉擇

包括來臺外省家庭在內的的兩岸多數中國人，身上都帶有累累的歷史傷痕。臺灣人的傷痕主要來自1895-1945的日據殖民，惟隨著時代久遠，這類傷痕逐漸淡去。但遷臺外省人的傷痕則來自國共內戰造成的家破人亡、流離失所，以及50、60年代的白色恐怖。與本省人相比，來臺外省人有更鮮活、更難忘的受苦經驗，他們為國共內戰付出更慘痛的代價，他們有更多對親人的生離死別、對故鄉的魂牽夢縈。這群外省人如果能看清百年歷史的主軸、中國動蕩的根源，以及小我受難背後的大環境，就應該比本省人更急於追求國家的統一與富強，也應比本省人更不計個人恩怨，更積極找出理解、彌平這些傷痕的正確方式。但如果他們無法放下一黨之私、一己之利，就無法超脫歷史恩怨、客觀看待國、共兩黨對國族的貢獻及應負的責任，他們就會成為在光復後繼續誤導臺灣人的國家認同的元兇。

徐蚌會戰結束60年後，蔣介石當年剿共的左右手陳誠之子陳履安說，國共已經不打了，但兩岸依然不得言歡。做為兩代國民黨人，他「對於這一段走岔的歷史滿心悲懺」，陳勸「不曾與中國大陸或中共有何過節的臺灣人民」，不要「承接國民黨的敵情意識，甚而發揚蹈厲」。曾任國防部長、監察院長的陳履安，講這段話時已無權勢，其發言形同狗吠火車。不過，對照於多數反共、拒統的外省菁英，陳的衷心懺悔仍屬難能可貴，他的呼籲也印證本文的立論：兩岸統一的首要障礙是國民黨製造的反共、拒統思想。

陳履安

賴清德近日明言，現在捍衛「中華民國」的不是主張統一者，而是臺獨。他說兩蔣時代的統一是要反攻大陸，當時「中華民國」是存在的，但兩蔣的徒子徒孫現在如「被統一」，「中華民國」就沒有了。這位臺獨政客把「中華民國」窄化為臺灣，並綁架它和中國對立，其思維與反共的「中華民國派」如出一轍。「中華民國」在反共拒統派的主導下，宛如生命已死但器官捐為他人所用的往生者，而使用這些器官的，則是號稱保護（被變造後的）「中華民國」的臺獨派。中華民國派如果不及時悔悟，不起而聲討賴的謬誤，不積極證明自己與臺獨有別，他們淪為國家民族罪人的歷史罪名，不待蓋棺，已可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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