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鵬，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曾師從經學史大家朱維錚，專攻宋代思想史、中國史學史。
姜鵬自2007年起研究《資治通鑑》，曾承擔教育部青年項目「唐宋政治思想轉型視域下的《資治通鑑》」。最近他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的採訪，談這部橫跨16朝1362年的史書。他認為，「學者官僚」司馬光帶著極為實用的目的撰寫了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帝王教科書」，而誕生了這部書的11世紀，則是中國古代政治最為文明、理性的時期。另外，關於宋朝的好些事，他覺得還有重新敘述和評價的必要。
澎湃新聞：梁啓超說《資治通鑑》是「皇帝教科書」，康熙曾留下107條批註。為什麼它在歷代君主眼中有如此分量？
姜鵬：梁啓超說《資治通鑑》成功的原因在於在編寫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寫給皇帝看的，這非常準確。
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對內容選擇有嚴格的準入門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的內容。像屈原、李白這樣文化史上著名的人物都沒有出現在書中，因為他認為對政治沒有助益的人和事就不寫。
還要注意一個大的思想背景：把歷史作為政治的借鑑，雖然很早就有，但作為很強的潮流，要到中晚唐至宋代才形成，而這部書是集大成者。之前的史書很多，像《史記》、《漢書》都是，但皇帝日理萬機，很難自己去總結治國經驗。所以司馬光就覺得可以做這樣一件事，把歷史上所有圍繞政治成敗的事情纘成一根繩子，用編年體寫出來，以後皇帝要借鑑歷史，只讀一部書就行。
儘管後來有很多模仿、續寫的作品，在學術史上有意義，但它們不可能成為《資治通鑑》那樣的皇帝教科書。因為純粹地了解歷史和抱著政治實踐的目的去了解歷史，所需要的歷史事實是不一樣的，對作者和編者的要求也不同。
澎湃新聞：具體到《資治通鑑》成書的背景，也就是剛才提到的唐宋之際政治思想的變化，為何指導政治的歷史書寫在這時出現？
姜鵬：漢唐時期尤其是漢朝，儒家政治哲學的基礎是天人感應學說，然而到了宋代，人們對自然的認識有長足的進步。例如，日食曾經一直被用來批評皇帝，但到了宋代人們都知道它是自然現象，和皇帝做不做錯事沒關係。這樣君和神之間的聯繫就不那麼緊密了，君權神授的基礎發生動搖，那麼皇權的合法性來自哪裡呢？於是整個宋代的政治哲學基調變成道德哲學，道學興起也是這個背景。
那如何確定政治決策對不對？漢朝以前靠佔卜問神，宋代不能這樣，就到歷史中尋求解決之道，在歷史學習中培養成體系的政治思想，思考合理的政治運作模式，這就是以後做出政治決定的依據。所以，要在唐宋政治變革的背景下理解《資治通鑑》的出現。
很長一段時間裡日食被與帝王的行為聯繫在一起。 澎湃新聞：旨在為政治提供借鑑的史書不只有《資治通鑑》，其他如《冊府元龜》、《貞觀政要》與它的差別主要是什麼？
姜鵬：首先是寫作體例，編年體能描繪一個大的歷史圖景，適合追尋前因後果。
《資治通鑑》中唐太宗的部分對話體特別多，絕大部分是從《貞觀政要》裡來的。但《貞觀政要》首先局限於一個時代，其次沒有一個整體的大歷史圖景。《冊府元龜》和《資治通鑑》在正式定名之前都叫《歷代君臣事跡》。《冊府元龜》是類書，嚴格地從正史中挑選題材，分門別類，起到一種工具性的作用，但是也不利於觀察大的歷史走向。
第二是作者思想的體現。寫史的過程中，往往越客觀、越尊重史實，作者本身越是沒有位置。要讓作者思想從歷史中展現，很多學者採取的做法是犧牲史實。《資治通鑑》最難得的地方在於一方面史料嚴謹，一方面又能明確體現司馬光的思想。比如他對漢武帝的看法前後有變化，後來明顯地有批評傾向，那是針對宋神宗的。但他並沒有去曲解史料。《貞觀政要》只知道唐太宗說了什麼，那個唐太宗和歷史上不同，是塑造出來的。《冊府元龜》也體現時代思潮，但很難說是成體系、有特色、直接針對現實政治的政治思想集成。它更多是將材料編在一起。
所以總體而言，《資治通鑑》是最為成功的、不可取代的「帝王教科書」。
澎湃新聞：對同一事件、人物的記載，《資治通鑑》和過去的史書如《史記》、《漢書》大有不同，對史源的比對和考證似乎也是一種常用的解讀方法。不同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姜鵬：越是經典著作，作者往往越是思想複雜、立場獨特，講出來的故事就不一樣。
舉個例子。司馬遷在《史記·留侯世家》裡把商山四皓的故事講得繪聲繪色：劉邦要廢太子，太子把隱居在商山的四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請下山，劉邦認為連這樣的四位老人都願意來輔佐兒子，說明兒子的翅膀硬得不得了，就沒敢廢這個太子。司馬光在《資治通鑑》裡就給了一個評價，說「司馬遷好奇,多愛而採之,今皆不取。」現實的政治運作會這樣傳奇嗎？廢立太子這麼大的政治鬥爭，豈是四個隱居的老人在劉邦面前出現一下就能改變的？劉邦是個流氓啊！
司馬光批判它並給出了自己的觀點。呂雉何許人也？整個大漢帝國的原始股東啊。他的兩個兄弟是和劉邦一起打進鹹陽封了侯的，樊噲的老婆呂嬃也是呂雉的妹妹。而戚夫人雖得劉邦寵愛，但原來是樂妓，出身卑微。她希望劉盈被廢黜就是想讓兒子趙王如意上位。一方面呂氏家族的勢力如此龐大，同時劉邦在不斷地試探以後發現朝廷大臣也都不願意倒向趙王如意。那麼將來一旦他死了，趙王如意一個人杵在皇位上，即便叔孫通、張良這些大臣都中立，光呂家的力量就不是戚夫人母子倆能扛得住的——這才是劉邦不換太子的原因。
所以，兩個「司馬」，就是文學家和政治家的區別。
至於《漢書》則有一個非常特殊的背景。班固的整個家族對於西漢王朝充滿感情，加上班固的祖姑是班婕妤，她得漢成帝專寵，給成帝守靈的也是她。所以《漢書》對西漢儘管有批判，但非常溫和。比如在《漢書·武帝本紀》裡的「班固贊曰」中，他拼命在講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表彰文化、制禮作樂，但是漢武帝做的最重要的事——攻打匈奴、對外擴張——他隻字未提。其實這是一種含蓄的批評，他對漢武帝這種行為不認可。但是他沒有直接說這不對，而是把另外一件事情拿出來說，即使是批判也是善意的。
所以歷史認識既有客體存在也有主體的參與，同一件事，這幾個作者的敘述區別很大。
澎湃新聞：司馬光在政治鬥爭中落敗以後寫《資治通鑑》，他寄託的政治願景是什麼？
姜鵬：《資治通鑑》為什麼不可複製？因為司馬光的經歷不可複製，他既是大學者，又是大政治家。一個政治家的黃金時期往往在參政，沒時間寫書。妙就妙在司馬光該參政的時候沒有參政，政治鬥爭失敗以後到洛陽，安心地寫《資治通鑑》。
雖然他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保持沉默，但後來有一次大旱，宋神宗下罪己詔求直言，司馬光立刻寫了一道奏章，大意是看到陛下幡然悔悟了老臣聲淚俱下然後再把自己的理念重新說一遍。這說明什麼呢？其實司馬光閉口不言是一種反對的姿態，但一旦抓住有機會他還是要講話。所以其實他一直對開封政局非常關心。
關於司馬光的立場，主要是兩個問題。一是變法。晉元帝司馬睿南渡的時候，很多人要重新立法、搞一套新制度，但你看司馬光對王導的重點描述，就是說要安靜，不要隨便改制。
二是對外問題。我舉過郝靈荃的例子。突厥領袖默啜一直是邊疆大患，後來被衛兵所殺，有個唐朝軍官郝靈荃路過，從衛兵那裡拿到了默啜的首級。郝靈荃將首級交給朝廷，整天想著這是不世之功、朝廷必有重賞。結果宰相宋璟把這事壓了一年，才授了他一個郎將，好比從一個副科級幹部升成一個科級幹部，郝靈荃最後痛哭而死。司馬光就說，宋璟真是一個好宰相。為什麼要壓制郝靈荃？怕邊將為了自己的功名富貴，故意挑起邊境戰事，以殺死少數民族領袖的方式來邀功，所以宋璟是有遠見卓識的。
但後來胡三省反駁說司馬光不對，因為郝靈荃那是臆想，事實上殺默啜的功勞不在他，所以宋璟只是實事求是而已。其實胡三省的考慮是更加貼近事實的，只是他沒有理解司馬光為什麼這樣寫。司馬光不是為了講這個事情本身，而是要告訴大家王安石不是一個好宰相，宋璟這樣才是好宰相。王安石變法的兩個目的，富國強兵，富國的目的最終還是強兵，要開邊，爭奪燕雲十六州，宋神宗從一開始就是要打仗的。而司馬光最反對輕易發動戰爭。
所以總的來說，司馬光一是反對國家聚斂，二是反對輕易開動戰爭機器。
澎湃新聞：司馬光算「學者型官僚」吧，您怎麼看待學者從政的時代？
姜鵬：宋朝，尤其11世紀從宋真宗到宋仁宗的時代，是最典型的學者和政治家合一的時代。當時最有名的政治家幾乎都是大學者，司馬光、王安石、蘇東坡、歐陽修全都是。北宋就是一個文人政治的時代，南宋又不行，競爭太激烈，大家都想通過讀書來當官。很難找到第二個這樣的朝代，明代雖然本質上也是學者官僚，但我一直覺得它格局小，只有像王陽明、張居正這樣個別人物，放到宋代去不遜色。
我認為學者從政的那個年代，至少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幾乎是中國歷史上政治最好的時代。所有的運作都在理性之上，沒有暴力殺戮，政治鬥爭都是以文明的方式進行，每一個決定都需要多方磨合，每個人都要妥協。除了宋真宗晚年因為對澶淵之盟有心理陰影，搞各種迷信活動以外，11世紀的政治都非常好。
澎湃新聞：談到那個時代的理性，您曾說如果寫宋朝政治鬥爭的話估計沒有明朝的好看，就是因為故事性不強，相對有節制，有理性，不好玩，不討好。
姜鵬：首先要糾正一下，宋朝政治鬥爭很好玩，只是宋朝人比較含蓄，留下的材料也含蓄，不像東林黨的鬥爭，張牙舞爪、潑婦罵街似地廝打在一起，像武打小說一樣。要把宋朝的政治鬥爭寫得有趣，會比較費勁。
有一次宋仁宗對兩個官員不滿，就問另外一個人，說他們倆結黨營私、相互吹捧，是不是另外兩個人比較好。被問的人裝作毫不在意地講：另外兩個人其實以前也有這個關係。宋仁宗就把四個人都趕走了。四兩撥千斤就把事情搞定了，是暗流湧動的風格。
我還沒看過《明朝那些事》，但它受歡迎一定是有它的長處，過段時間可能翻一翻。但如果要寫宋朝估計不能那樣寫。我希望能糾正一些誤解，政治思想方面的，還有宋朝人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儘量給一個客觀的歷史圖像。
澎湃新聞：關於宋朝的誤解有哪些需要糾正呢？
姜鵬：宋朝是一個急需翻案的王朝。以前說它「積貧積弱」，現在我們知道「積貧」簡直是瞎扯，中國歷史上簡直沒有比它更富有的朝代（以人均享有財富和領先於世界的身位而言）。「積弱」的問題是，對皇帝而言，外敵是敵，內敵也是敵。所以強幹弱枝、削弱兵權不是沒有道理的，從宋代以後整個國家基本沒有因為軍閥的原因導致政治動蕩，這非常成功。而且宋朝其實「重文不輕武」，好幾個皇后都是將門之後。
對澶淵之盟的評價也需要新的認識。中學教科書說那是宋朝無能腐敗，前線將士英勇打了勝仗，還要給人家錢。要知道，每年只花30萬兩銀和絹買了120年的和平，這是以很小的代價換來了最奢侈的東西。宋真宗時代一年的收入就上億，而且邊境開了榷場互市貿易以後，最保守的估計，30萬歲幣至少有60%是回流的；而樂觀的估計則是，宋朝通過榷場掙到的錢是30萬的2.5倍。因為停止戰爭，宋真宗允許河北的農民兩年不交稅，就這樣，因為河北停止戰爭而增加的稅收都有300多萬，那就已經夠支付10年了。
另外契丹人作為一個遊牧民族，它的經濟結構這麼簡單，不靠搶奪維持經濟是不可能的。在這種情況下應該理性地去認識這個時代：給這點錢換得邊境安寧，120年老百姓不知道什麼叫做打仗，不是很好的事情嗎？更何況宋朝是在有力量打仗的情況下做了讓步。
最後宋真宗有個談判底線，不能談領土問題，所以他不是弱者懦夫。我們後來為了誇大寇準的形象，尤其在戲曲當中需要矛盾衝突，把寇準塑造成英雄人物，宋真宗就很不幸地被打扮成懦夫。
寇準可以毫無顧忌地讓宋真宗到澶淵，一定要上北城。他寇準犧牲了，是個大忠臣，可以名揚千古；如果宋真宗死在那裡，國家就完蛋了。所以皇帝要考慮的問題非常複雜，不在其位者難以想像，我們不能一腔義憤站在現在的民族主義立場去看待這段歷史。
另外北宋南宋初期有不少出色的皇帝，在一般的歷史敘述中往往被否定，比如宋真宗、宋高宗，以及大家都認為他很平庸的仁宗，都是值得肯定的。而大家都認為很厲害的神宗，需要再考慮。當然南宋後來的皇帝比較平庸這也是事實。
您曾在微博上說，《資治通鑑》也需要像《二十四史》一樣，再做點校，並表示願意擔任陳尚君老師的助手。那麼《資治通鑑》的點校在哪幾方面存在較大的疏漏？
姜鵬：疏漏是不可避免的。問題陳尚君先生講得很清楚，它的校法是以底本為主的，很多底本的錯誤明明校出來了也不去改，不是擇優而從的整理法。還有一點，其實可以把更多研究成果吸收進來，比如現在修訂《二十四史》有很多新的研究成果可以用。
舉個例子，漢景帝時代結束，《資治通鑑》引了一段《史記·平準書》，講漢初經濟情況的內容，那段文字現在中華書局的標點本作為正文來處理，其實不對，我看了很多以前的版本，這段文字應作為評論來處理，往下降兩格。
澎湃新聞：「通鑑學」是一門大學問，《資治通鑑》從誕生以來就在不斷地被研讀和研究。今天的研究有何新意？趨勢和走向是？
姜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和讀法。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去挖掘《資治通鑑》，單單是把每一段記載和過去的史書比對，考證史源，並結合宋代的歷史背景理解司馬光的思想，就已經是非常龐大的任務。因為它的部頭太大，歷時跨度很長。
問題是，它的編纂定位是「帝王教科書」，套用今天的學科名詞來類比，它是一種「應用史學」。《資治通鑑》是求應用的，這是司馬光本身的立場。所以當我面對非專業的讀者，比如在《百家講壇》，就會講用人術、人際關係、政治策略，告訴他們日光底下並無新事，要學習古人智慧，這本書是巨大的寶藏。
澎湃新聞：「應用史學」這種說法會遭到批評嗎？
姜鵬：我不知道，可能會受到學者們的批評。但我不介意，因為那些不是寫給學者看的。
澎湃新聞：市面上有一些白話本資治通鑑，比如說沈志華、張宏儒在中華書出的《白話〈資治通鑑〉》，柏楊的《白話本資治通鑑》。您為一般讀者推薦什麼版本？
姜鵬：最好看原文。只是對於很多業餘讀者來說看原文無異於催眠。中華書局的版本確實賣得不錯，柏楊的白話本我看過一點，非常不推薦。因為柏楊那個時代，正值臺灣自由化民主化的那個階段，所以柏楊講《資治通鑑》加入很多自己的想法，比如他一上來就批評司馬光沒有民主觀念，這就很可笑，他能有民主觀念才是奇聞。我自己的解讀《資治通鑑》系列會出五六本吧，主要是圍繞書裡寫到的重要歷史事件，並且對照其他史書，分析為什麼這麼講這個事，以及文字背後司馬光的政治思想是什麼。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