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繆天瑞一生中在音樂刊物編纂上作出過輝煌業績和獨特建樹，持續近70餘年，分別是：1933年在江西主編《音樂教育》月刊，1939年在重慶與胡彥久、江定仙、陳田鶴共同主編《樂風》，1946年在臺灣主編《樂學》，1950年與張文綱共同主編《人民音樂》，1985年任《中國音樂學》名譽主編。
[2] 從1624年8月26日，荷蘭軍隊在臺南安平開始對臺灣的經營，一直到1661年12月，明鄭成功收復臺灣。
[3] 從1662年明鄭成功收復臺灣一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清廷戰敗，籤訂「馬關條約」，割讓臺灣。
[4]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日本殖民臺灣開始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投降，臺灣歸還中國。
[5] 1949年3月20日，臺灣大學和臺灣師範學院兩學生因自行車單車雙載與警察發生衝突，被警察拘捕。次日，兩校的大學生們上街示威遊行並包圍臺北市警察總局。4月6日，臺灣警備司令部軍警開始鎮壓學生運動，大肆逮捕學生，校園戒嚴正式開始，學校實施軍事化管理。一般認為，「四六事件」是臺灣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濫觴。
[6] 佚名：《如何建設臺灣經濟》，載《臺灣民報》，1947年1月6日。
[7] 邱詩珊：《臺灣省交響樂團與臺灣文化協進會在戰後初期（1945~1949）音樂之角色》，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2001屆碩士論文， 2001年6月，第119頁。
[8] 同⑦，第70頁。
[9] 1945至1949年間，大批大陸出身的音樂家到臺灣：如蔡繼琨、蕭而化、戴粹倫、繆天瑞、張錦鴻、康謳、李永剛、李中和、沈炳光、王沛綸、周崇淑、司徒興城、汪精輝、施鼎瑩、鄭秀玲、李九仙等，有的在樂團中工作，有的在學校裡工作。
[10] 流行於臺灣省和福建廈門、漳州 、晉江等閩南語系地區，以及東南亞華僑居住區。音樂曲調十分豐富，既有悠揚高亢的「七字調」「大調」和「背思調」，又有民謠訴說式的「臺灣雜念調」，更有憂鬱哀傷的各種哭調，並吸收臺灣當地的民歌小調和部分戲曲音樂作為補充；生、旦、淨、醜都用真嗓演唱，表演、角色、服裝、臉譜和打擊樂等方面基本上都取法於京劇。
[11] 蔡繼琨，1912~2004年，出生福建泉州市。曾赴日本東京帝國音樂學院，並以作品《潯江漁火》參加「日本現代交響樂作品」（日本黎明作曲家同盟主辦）比賽獲獎。先後創辦福建音樂專科學校、福建音樂學院，更是到臺灣創辦交響樂團，被稱為「臺灣交響樂之父」。
[12] 李金土，1916~1979年，出生臺北，曾留學東京上野音樂學校，先後任教於臺北第二師範學校，臺灣省立師範學院，著有《音樂欣賞法》《音感訓練法》《新編初中音樂課本》等書，並組織過混聲合唱團，並協助蔡繼琨籌組「臺灣警備司令總部交響樂團」。
[13] 呂泉生，1916~2008，生於臺中神岡，曾留學日本東京音樂學校，1943年回臺開始收集整理閩南民歌，並積極創作，著有《杯底不可飼金魚》《搖嬰仔歌》等歌曲，曾創辦榮星合唱團，被稱為「臺灣合唱之父」。
[14] 孫芝君：《記呂泉生教授的師大音樂講座——光復前後臺灣的音樂教育》，載《省交樂訊》第66期，1997年6月，第15頁。
[15] 蔡繼琨「賀詞」《臺灣省立交響樂團五十周年慶團慶特刊》，臺灣省立交響樂團，臺中，1995年，第5頁。
[16] 現今臺北市中山堂，當時未改名，1945年12月19，即樂團演出三天後，臺灣各地的公會堂統一改稱為中山堂。
[17] 趙廣暉：《現代中國音樂史綱》，樂韻出版社，1986，第318頁。
[18] 導火線是1947年2月27日發生在臺北市的一件私菸查緝血案而引爆衝突，觸發2月28日臺北市民的請願、示威、罷工和罷市。從此，該事件由請願轉變成為對抗公署的政治性運動，並爆發自國民政府接管臺灣以來因貪腐失政所累積的民怨，以及臺灣人和外省人之間的省籍衝突，從而迅速蔓延全臺灣，演變為社會運動，最終導致官民間的對抗衝突與軍隊鎮壓。國民黨政府在二二八事件緩和後又擴大鎮壓屠殺、實施清鄉、逮捕槍決知識分子和民眾，使二二八事件影響臺灣長達數十年。
[19] 繆天瑞《音樂隨筆》「悼念蔡繼琨先生」，人民音樂出版社，2009，第298頁
[20] 同19，第299頁。
[21] 同19，第300頁。
[22] 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溫州大學音樂學院、中央音樂學院編：《百歲學人——繆天瑞》，人民音樂出版社，2007，第120頁。
[23] 蔡繼琨，發刊詞，《樂學》第1期，臺灣警備司令總部交響樂團，臺北，1947，第1頁。
[24] 繆天華，1913~1998，浙江溫州人，繆天瑞先生的胞弟，筆名木孤、心餘。先後在浙江溫州師範、福建音專任教，曾任臺灣復興書局特約編纂，臺灣師範大學兼任教授。
[25] 雷石榆，1911~1996，廣東臺山人，曾留學日本中央大學，先後在臺灣大學、河北大學任教。臺灣舞蹈家蔡瑞月丈夫。
[26] 王阿西在《人民音樂》2015年第11期發表的文章《繆天瑞的音樂編輯思想研究——以臺灣音樂期刊<樂學>為例》中認為《樂學》期刊每期的稿費上漲歸因於繆天瑞先生想從提高稿費這一手段來吸引更多的優質學者來投稿，顯然這是作者沒有深入了解當時臺灣整個社會的經濟形勢而造成的誤論。「光復」後，政府的經濟政策未能成功、又未能有效接管工廠，造成員工失業、工廠減產、銀行超發貨幣，導致通貨膨漲極其嚴重，物價一日數漲，甚至達到買東西必須帶一麻袋鈔票上街的情況。因此，《樂學》稿費以及售價的上漲成為必然。可參看臺北聯經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潘志奇著作《光復初期臺灣通貨膨漲的分析——民國三十四年至四十一年》。
[27] 繆天瑞「友情綿延70春」，徐麗莎《臺灣音樂館資深音樂家叢書7：德藝雙馨——蔡繼琨》，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第165頁。
[28] 繆裴芙：《一頁扁舟險渡海峽》，高燕生、劉連捷主編《繆天瑞音樂生涯》，香港藝苑出版社，2000，第122頁。
[29] 電話採訪，張燦（交響樂團成立時的第一批團員，擔任第二小提琴），2013年7月21日，臺北。
[30] 田野：《夏天最後之玫瑰——憶原「交響樂團」》，載《臺聲雜誌》，1987。轉引自徐麗莎《臺灣音樂館資深音樂家叢書7：德藝雙馨——蔡繼琨》，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63頁。
[31] 與繆天瑞的訪談錄音，2005年1月31日，北京朝陽區廣泉小區。
[32] 同30。
[33] 顏廷階：《戴團長粹倫教授就任省交之回顧》，《懷舊與展望：戴粹倫教授紀念音樂會之專刊》，許瑞坤主編，臺北，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系友會，2000，第32頁。
[34] 第3次是否出齊全套未知，因為截止目前筆者還沒有找到所有譯書的第三版。
[35] 吳桂榮（原臺灣省交響樂團團員）訪談，2013年7月23日，臺中。
[36] 樊曼儂（畢業於臺灣藝專，現任臺灣國際新象文教基金會董事長）訪談，2013年8月7日，臺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