庵趙莊有座荸薺庵，庵的當家和尚法名叫仁山，就叫他仁山住持吧。大概也是因為生活所迫，他將他的外甥帶入了庵內，並給其剃度，給他起了一個很有詩意的法名，叫作明海。明海當時只有13歲，便成了庵裡最小的和尚了。
荸薺庵也許是由於偏僻的緣故吧，這裡的和尚並不講什麼清規戒律，比如，仁山住持就有一個老婆，諸如吃肉、喝酒大約也是常事。
明海是個活潑的小夥子，即使庵裡講清規戒律，大約也是管不住他的。在庵的附近住著一戶人家，這家人有個非常可愛的小姑娘叫英子，也是長得非常可愛。明海在隨舅舅來山上的時候遇見了她，從此難忘。
明海出生書香門第，自小學得一手繪畫。後來，他便不老實在庵裡「吃齋念佛」，總是往英子家跑，後來索性也就深信住英子家了。明海繪畫，英子照著畫的樣子刺透，二人還經常一起做家務、農活。雖然時間不久，可他們處得如「青梅竹馬」，居然難捨難分了。
四年以後，明海漸漸長大，就要正式受戒了。明海告訴英子，受了戒就能做「沙彌尾」，將來能做方丈。小英子儘管有些捨不得，但畢竟也是前程，便划船送他去善因寺受戒。
數日之後後，小英子大概也想了，又划船把接受過戒的明海回庵趙莊。回來的路上，小英子要明海不要當沙彌尾也不要當方丈，天真的明海一概應下。當小英子問他：「我給你當老婆，你要不要？」明海大聲說：「要！」
……
今天是著名文學家、作者汪曾祺誕辰100周年。上面所講的故事是汪老先生著名的短篇小說《受戒》的故事梗概。
汪曾祺（1920年—1997年），江蘇高郵人，中國當代著名作家、散文家、戲劇家，是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一生創作無數，作品通俗易懂，非常貼近大眾生活，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後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
西南聯大學制四年，他卻讀了五年，因為體育和英語不及格，留了一年。汪曾祺不用功，喜歡到處逛，泡茶館，可不愛上課。他是個夜貓子，晚上在圖書館或茶館讀書，白天睡覺。在西南聯大，汪曾祺開始寫作。這是他人生方向的開始，註定了這一生將成為一個作家。
汪曾祺自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幼時曾入高郵縣立第五小學幼稚園、縣立第五小學讀書。1932年秋，汪曾祺小學畢業考入高郵縣初級中學讀書，畢業後又考入江陰縣（今江蘇省江陰市）南菁中學讀高中
抗日戰爭爆發後，由於躲避戰亂，汪曾祺不得不中斷了高中的學習，隨祖父、父親顛沛流離，輾轉來到了離高郵城稍遠的一個村莊的小庵裡避難半年。這一階段的生活，成了他日後分作《受戒》的素材基礎，而這個小庵也正是他在小說《受戒》裡描寫的小庵的原型。
1939年夏，汪曾祺從上海經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願考入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師從沈從文等大家學習文學，開始了自己的文學創作之路。
然而，在西南聯大學習期間，他可是出了名的「壞學生」。似乎學習也不那麼好，四年的學制他卻讀了五年，原因是，因為體育和英語不及格，留了一年。不但學習不用功，還喜歡到處逛、泡茶館，曠課可是家常便飯了。
但這都是表面現象，事實上汪曾祺學習還是非常用功的。在西南聯大，他可是個出了名的夜貓子，晚上在圖書館或茶館讀書，白天睡覺。
我們說文學的創作源自生活，沒有深刻的生活實踐，肯定是寫不出最好的作品。這也許是汪曾祺成功的原因吧！
解放初期，汪曾祺的文學創作進入了高峰期，陸續發表了《邂逅集》、《復仇》、《老魯》、《藝術家》、《戴車匠》、《落魄》、《囚犯》、《雞鴨名家》等多篇著作。文革期間因受到衝擊，一度中斷了創作。
文革結束後，汪曾祺又拿起了筆開始創作。1980年，他完成了動亂結束後的第一個作品——短篇小說《受戒》問世。但是，儘管他對自己的這個作品非常滿意，但卻發表不了。這又是為什麼呢？
那時，正是「十年浩劫」結束，國家開始撥亂反正的時期，文革中的流毒尚未完全排盡，這種「風華雪月」事的小說，自然是不合時宜，主要是沒有工農兵的氣息，在大型國家級的期刊上發表，起碼「政審」是過不去的。
《受戒》完成後，汪曾祺自知作品的題材、風格不合於當時的文學主流，所以並不奢望發表，只給朋友和同事看過初稿。
1980年7月，北京文化局系統召開黨員幹部座談會，會上楊毓珉偶爾談到了《受戒》，說小說寫得很美但恐難以發表。在場的《北京文藝》負責人李清泉聽後很感興趣，遂問汪曾祺要稿子。
這時，《受戒》雖還未發表，但已經傳開了。8月，汪曾祺把定稿轉給李清泉並附了一份短柬，提到發表它是要有一些膽量的。儘管剛剛撥亂反正，人們對「極左」思潮還心有餘悸，但李清泉力排異議，於《北京文學》第10期（從該期起《北京文藝》更名為《北京文學》）上發表了《受戒》。
《受戒》是一篇具有散文風格的小說，小說中營造了一個充滿自由空的「桃花源」，也不乏對封建思想的叛逆，通過小說主公衝破世人的自由戀愛，讚頌了塵世間的人情美和人性美，揭示了追求個性解放的主題。
小說其實是從另一個角度在講述作者的生活經歷，其中的素材基本來自於生活，人物大部分也都有生活原型。如，小說中趙大娘的原型，就是汪曾祺的祖母。
《受戒》一經發現就受到了好評，1980年獲《北京文學》評選的年度優秀短篇小說獎。其熱度一直不減，2018年9月，又入選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最有影響力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