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匡慈: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北京百老匯電影中心,大家也看到這兩天我們在慶祝北京百老匯電影中心十周年紀念活動,我們也藉此機會思考關於獨立藝術影院的生存問題。所以我們邀請到香港、臺灣和新加坡獨立藝術影院的負責人來到現場,一起與我們分享「獨立藝術影院的樂與怒」。
現在有請我們的嘉賓上臺,第一位是我們北京百老匯電影中心的副總監楊洋,第二位是香港百老匯電影中心的節目策劃胡芷晴,第三位是臺灣國賓影城排片人、「光芒影展」策展人王晴以,最後一位是來自新加坡藝術影院The Projector負責人Prashant。
我們先請現場的嘉賓介紹一下自己在影院工作。
楊洋:我是2013年4月加入的北京百老匯電影中心團隊,當年團隊裡面只有我一個人,還有圖書館給大家辦卡借閱的兩個同事。到了今年我們整個團隊已經滿8個人,有專門的宣傳、社群維護、策展助理、影展統籌。這個論壇的名字是我取的,為什麼叫「獨立」呢?因為我們是非政府資助的影院,我們必須要自負盈虧,雖然我們想推廣藝術電影,但前提是我們必須要把自己養活。所以香港的電影中心與北京的電影中心相比,在節目的安排、商業片與藝術片排片比例上也有很大不同。
胡芷晴:我加入香港百老匯電影中心的時間和楊洋差不多,都是2013年左右。我加入以前都是總監一個人在負責,我來以後就給他多了一個幫手。我的工作主要是負責管理香港百老匯電影中心的節目和策劃。
每年我們會接外面的影展也會辦自己的影展,有一點與北京不同就是我們做節目的自由度比較大,所以我們節目的數量是比較多。我們每個月會做一些老片的復映以及一些主題放映,每年最重要的影展就是香港亞洲電影節(HKAFF),基本上都是選一些亞洲最新的電影,會請很多影人來,這是我們最大型的活動。這幾年我們也會專注在香港電影的發展。
第十六屆香港亞洲電影節
王晴以:我大概在2010年加入國賓影城,那個時候國賓影城把老的臺北長春戲院承租下來,重新裝潢,然後變成公司的一個品牌重新開張。我是負責全臺灣13所國賓影城排片的部分。
因為臺北長春戲院在2000年左右就已經在放一些藝術電影了,已經累積了自己的客群,雖然之後戲院被收,但這個客群依然在。所以我們接手後依然保持著商業片和藝術片一定的排片比例,來維護之前的客群,這是我們的排片策略。我們也想把這個策略用在臺南的據點,那裡有12個影廳,在其中排一些藝術片。
所以我們在2011年-2012年期間在高雄和臺南也排一些藝術電影,結果一年試驗下來票房非常不理想。每一場大概不到10個人,好一點的可能一場20幾個。老闆當時就讓我們收手了,但因為我們已經放了一年的藝術電影,累積了一些喜愛看藝術片的觀眾,所以我們就想到一年辦一次影展,9月底到10月初會在臺南辦一次「光芒影展」,這是我們公司自己的品牌。
Prashant:The Projector成立5年了,最開始我和我的團隊找到一個廢棄的劇院,當時我們以眾籌的方式為影院開幕獲得資金,一開始我們獲得了7萬美元的眾籌。如果你捐100美元,就可以在影院的座椅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新加坡在當時是沒有藝術影院的,而現在我們也是新加坡唯一一個藝術影院,我們的定位不是商業而是藝術的,我們也會舉辦一些和電影主題相關的活動,比如一些現場音樂活動,還有把音樂和電影相結合起來的活動。我們致力於創造一個文化空間,因為過去的新加坡藝術影院都沒有存活下來,所以我們在舉辦活動的時候會更加多元化、娛樂化,讓觀眾能在The Projector體驗到快樂。
徐匡慈:在當代,我們怎樣做能讓觀眾明白「什麼是藝術電影和藝術電影影院」,大家對這個概念的理解可能也略有不同。現在大家一聽到「藝術電影」,可能就覺得是那種很長很悶的片子,所以藝術影院在做的事也是在幫助觀眾了解到藝術電影也可以是很多不同類型的電影。想問各位,你們在藝術影院工作是如何幫助觀眾了解「藝術電影」的概念呢?
王晴以:因為臺北長春戲院在過去一二十年已經積累了看藝術片的老顧客了,所以我只能說我運氣很好。因為老長春戲院的地理位置就在捷運站附近,你看完晚場電影趕得上末班車就可以回家,所以方便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以前的經營者受過日式教育,所以他對日本電影特別喜歡,會排很多日本電影,這就造成喜歡來這裡看日本電影的人就特別多,我們也觀察到日本電影,尤其日本古裝電影賣的特別好。日本電影在國賓影城票房的佔比,在整個臺北同期排日語片的電影院裡,我們就可以佔到40%。
「藝術電影」我們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像臺南舉辦的「光芒影展」的選片策略就和臺北國賓影城不一樣,國賓主要是日本片、影展會放的藝術片,女性電影等。在臺南我們就不會放那些生冷的電影,但比如像《綠皮書》這樣比較小品、比較劇情化的電影,就可以幫助我們拉進與觀眾的距離。因為臺北地區的觀眾他們會主動去搜索電影資訊,但臺北市以外的觀眾,你就要去引導他,這是需要時間的,我們不能一開始就把人家嚇跑。當然標準的藝術片我們也會有,但那個光譜就更大。
徐匡慈:我知道國賓除了在臺北有,其他地區也有,比如彰化。
王晴以:彰化是後年才開。臺中我們也會多一個據點,然後我們現在臺北、新北市、桃園、高雄有據點,我們還有一個非常偏遠的據點在金門。
徐匡慈:其他那些影院也會放藝術電影嗎?
王晴以:我們試過。這幾年不是很流行老片的修復放映,這類電影我們在臺北、臺南、高雄、金門都放了。我們當然知道外點的票房會很差,但沒想到這麼差,單場不到30個人。我記得那時候金門店有一個客人買了預售,我很好奇這個顧客是做什麼職業的,會預購我們的電影,後來知道她大概是50歲左右的老師。
Prashant:我們並沒有把藝術電影、商業電影和主流電影很大區分起來,只要是好電影不論來自哪裡我們都會放映。但是我們做宣傳活動的時候會做以下的事情,比如我們會做一些與電影主題相關的食品和飲料,舉辦電影主題相關的音樂現場來吸引觀眾。
Prashant(左)王晴以(右)
徐匡慈:從剛才兩位嘉賓的回答可以看出,社群對藝術影院是非常重要的,即便只有一個觀眾,也關乎於我們如何和觀眾產生聯繫。想問Prashant,在新加坡你們具體是如何運營影迷群體的,是否也有會員制?
Prashant:我們會員制一共有三種。第一種是學生會員,比較便宜。第二種是55歲以上的老年人會員,收費是一年45新加坡元,每年有4張免費電影票,普通會員每年60新加坡元的會費。我們的會員制始於今年7月,目前已有3000名會員。
我們主要通過網上和海報宣傳會員制,有時候也會邀請觀眾來免費看電影,以此吸引觀眾。前面我提到如何塑造一個觀影群體,像現在的流媒體Netflix,大家喜歡在家自己看電影,但是我們有時候會把Netflix的電影在我們的影院放映,我們能塑造一個共同觀影的環境。
徐匡慈:我想臺上嘉賓所講的意思就是,藝術影院不應該只是放映電影的地方,還是影迷和影迷之間交流的地方,是一個推廣電影文化的集中地,所以我們才叫「電影中心」。大家來這裡看電影,跟其他影迷有一個溝通。那在香港的情況的是怎樣的?請胡芷晴為我們介紹一下。
胡芷晴:我可以從二十幾年前開始講,因為剛開始百老匯電影中心是建在一個很荒蕪的地方,周圍沒有房子交通也不便利。基本上那邊的觀眾是沒有接觸過藝術電影的,他們平時看片可能都是看成人電影,因為那附近有一個成人影院。當時我們有4個廳,都在放藝術電影,票房非常慘敗,儘管我們的票價非常便宜,還是很少人去看。這也是我聽說的,因為我當時還沒加入團隊。
之後團隊還想過一個方法就是4個廳保留一到兩個廳放藝術電影,其他廳就放商業電影,加上電影票比較便宜,就慢慢開始吸引一些看好萊塢大片的人到我們影院看電影。同時,藝術電影也在放映,我們建立的社群就習慣性的來我們影院看電影。因為我們沒有很固定的觀眾,我們就想了一個「吃到飽」的策劃,就是你付一個年費,全年你什麼時候來看電影都不要錢。那個時候的年費是500港幣。
這個策劃就養成了一群固定的觀眾會來我們影院看電影。通過這個策劃,那些觀眾也看了很多不同類型的電影。與此同時,我們的會員機制也在慢慢建立,現在我們大概有幾萬的會員。
藝術片的定義其實我們也沒有明確地去區分什麼是商業片什麼是藝術片。對於我們來說,就是「別人沒有做的」,我們就把它當成藝術片。比如說在美國,對於他們來說藝術片就是外語片,那些片其實在當地是非常商業的。在香港也是這個狀態,比如剛講到的《綠皮書》,在香港其實是一個商業片,對於我們來說,我們不會覺得是藝術片,如果同期我們看到別的影院在排這部片,我們就會排別的片,我們會做一個另類的選擇給觀眾,這也是我們影院的定位。
關於社群的問題,以前的總監會常到影院和觀眾聊天,他甚至會找一些熟面孔約咖啡,問他們「你喜歡我們影院什麼」、「你想在我們影院看什麼」這類問題。我們和觀眾有這種交情後觀眾就會更「忠心」(笑)。其實重點就是真人的交流和接觸,這是電影院可以給觀眾一個特別的體驗。
徐匡慈:香港電影中心剛開的時候還有一個公告板,是給影迷留下自己的名字用來交朋友的,那個時候讓影迷有了很多交流,所以當時的電影中心真的是電影文化的集中地。
王晴以:臺灣金馬影展也有這樣的公告板,影迷會用此換票,交朋友,還有人因為互相留言而結婚,最後他們結婚的時候還來金馬影展這邊拍婚紗照,就蠻感人的。
徐匡慈:楊洋你可以分享一下北京這邊的觀眾對藝術電影,藝術文化的了解嘛?
楊洋:我覺得北京的觀眾基本上對我們不太了解。因為中國大陸是唯一一個對於外國電影有進口限制的。別的地方你想放什麼片,一般是當地已經有發行商買了片子的版權到香港、臺灣放映,如果沒有的話可以自己找國外的片商去發行代理。但在大陸對外國進口的限制,有人可能知道分帳大片34部,就是好萊塢那些超級英雄的電影。剩下的可以有批片,就不是分帳的,就是由中國的版權公司和外國的片商一錘子買賣把片子買進來,再找國內的發行宣傳在院線上映。往年批片的數目在三四十部左右,近兩年可能多一點。
這些引進的電影不是馬上就能上映的,中國只有兩家公司管引進,就是中影和華夏。外國電影允許到大陸進行商業發行,就必須對我國經濟有貢獻才行,只有有比較好的商業收益,我們才會同意這些片子引進。並且同意你引進的同時,我們要留一個押金,這個押金是200萬。所以買這個外國片子的中國商人就要考慮扣除所有宣發成本,你的票房收益會不會比200萬高。如果沒有200萬高的話那買這個片子一定是穩賠的。
因為這個原因我們在大陸院線看到的批片也都是以娛樂性的商業片為主。所以我的工作遠沒有到幫大家去甄選哪些是藝術片或商業片,我的工作還停留在在大陸的電影院裡,幫大家把那些外國片以正版、合法的方式放映出來。
在百老匯電影中心大家看到的影展是這樣的,畢竟我們是一個開放的國度,我們歡迎外國電影人和其作品來中國進行交流,所以電影主管部門是有這樣一個法規,允許地方舉辦單一國家對等影展。所以大家能在我們這裡看到日本影展、法國影展等等,導演回顧展也是以單一國家對等影展進行報批的,我們地方機構是無權進行多國家影片集結起來變成影展的形式的。
還有一個是票務系統。剛才我們講到在中國拿到影片放映必須有公映許可證,公映許可證上有一個號碼,叫排次號。這兩年大家買電影票都是線上購買,各家電影公司都有自己的APP,但在這裡我要說一下中國沒有一家影院有權擁有自己的票務系統,國家只批准7家票務系統公司可以上線賣票,所以每家影院票房的埠都是選擇的7家公司之一,然後再把票務系統接到國家專資辦,等於說大家每買一張電影票,就有5%的電影發展稅,這個稅有專資辦統一管理。
徐匡慈:其實聽楊洋剛才的講述,我們知道運作一個藝術影院有很多的挑戰,有很多的「樂與怒」。剛才她也說到藝術影院比較重要的活動就是各類影展,比如他們原創性的北野武導演回顧展和日本動畫大師電影回顧展。在場嘉賓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們自己是如何發展自己影院主辦的影展的?
王晴以:剛才說到我們影院放了一年小品藝術片效果很差嘛,然後我們就挑個時間做,在2012年辦了第一屆「光芒影展」。我們的策展形式和北京這邊不太一樣,我是直接找在臺灣買下這些電影版權的片商,我跟他說在這個期間我要放映這些電影,影展在9月底,我會去和片商談7月到11月的片子。
王晴以
我們的片量一開始只有十幾部,現在大概到三十幾部,我們每年想一個主題去包裝那些電影,從主視覺到預告片,以及和臺南當地的文創小店和有名的街區合作,舉辦一些有意思的活動,比如放一些露天電影,這些活動也豐富了臺南地區的觀影形式,我們前五年的票房成績都比較好。
但是今年我們第九屆的票房就不太好,不太好的原因是因為去年2月真善美這家影院在臺南也開了,它有6個廳,一個廳放2部片,一個禮拜相當於放將近20部影片,對觀眾來說好像每天都在看影展,就不會等到「光芒影展」來看片了。但我們的影展除了放映以外,重在活動,我會請影人來交流,我覺得這是影展的價值。
徐匡慈:對,不只是放映,其他的活動也是很重要的。Prashant能不能和我們分享一下你是如何去策展,和其他文化機構是如何合作的?
Prashant:我們和駐新加坡的一些大使館有密切的合作,比如歌德中心、法國大使館和日本文化基金。他們會給我們一些影片的發行權,然後由我們負責影片的市場營銷,比如我們會請當地設計師設計這些影展的手冊。我們還舉辦過瑞典電影節,邀請到了新加坡的製片人來策展,所以這個影展既包含了瑞典文化的元素也包含了新加坡文化的元素,這也是我們擴大觀影群的方式。
我們的影展主題不僅以國家為主,比如我們以前做過以環境和LGBTQ為主題的電影展,所以我們與這些大使館合作的影展是跨越語言和國家地區的。
徐匡慈:做一個電影節最主要的就是和發行商的交流,香港百老匯電影中心有些不一樣,因為它的母公司安樂就是一個電影發行公司,胡芷晴可以介紹一下影展選片和香港亞洲電影節交流的具體情況。
胡芷晴:發行是後來才做的,因為現在香港的狀態是你有場地就是王,如果你買了片但沒影院給你放,你的片子就一定會虧。所以老闆會覺得既然我們有影院,那不如就排一些片在我們自己的影院放。一開始是老闆說有一些片和藝術家能夠把百老匯電影中心的招牌打好,我們也會有一些百老匯電影中心推薦的片目讓他去買。這樣的過程就可以省掉中間代理機構的費用,可以直接和片方拿片,在自己的影院裡獨家發行。
對香港百老匯電影中心來說,我們競爭的對象不只是其他影院,還有其他娛樂活動,所以「獨家」對我們來說是挺重要的,意味著你不用和其他片方談,能夠完全獨立地進行管理。
因為我們香港還有一個收費的電視臺,開了有六七年的時間,它的路線有點像Netflix,但它的業務是不限於網絡的。它的誕生讓發行方可以買更多片子,以前買片要上影院才可以回本,但現在不僅可以上影院,還可以賣到電視臺去。有很多片但沒有這麼多影院給它放,所以我們電影院會積壓很多不同類型的片子。比如有些電影沒有到發行的規模,但是會做6場以內的放映,像這樣的片子我們就會把它們組成一個組織性的節目或者有些時候會在電影節放映。所以就會產生不同的合作模式。
當時百老匯電影中心舉辦香港亞洲電影節也是希望能夠做一些獨家的項目,因為以前在香港只有兩個主要的電影節,一個是香港國際電影節,一個是法國電影節,都已經有四五十年的歷史。所有人一提起電影節就會想到香港國際電影節,所以香港亞洲電影節剛開始的時候就會有人說百老匯要攻佔電影節市場。但我們一開始這樣做的願望就是希望每年有一個固定的盛事在影院獨家發生,來擴大、穩固觀眾群。
徐匡慈:我了解到香港亞洲電影節開始的目的也是推動本地獨立藝術電影工作,想問問四位策展人藝術影院在各個國家對獨立藝術電影發展來說擔任著怎樣的角色?
王晴以:說到選片,除了票房會很好的電影我一定會選之外,還會考慮到臺灣電影。因為臺灣電影大部分都比較小品比較劇情,商業性沒有那麼足。如果不是很冷門的情況,基本上我們都會選。一是因為我們的廳多,而是我覺得作為臺灣本土電影院線必須要做這樣的事情。比如臺北地區的華山還有光點(電影院),它們是半政府單位,所以一定會放這些片子,包括像金穗獎也是專門扶持學生和新導演的一個獎項。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不收場租所以他們不一定會來,但我們一定會做的就是放映本土電影。就像我剛才說的,影展是一定要有活動部分的,所以我們臺南的「光芒影展」,如果放到本土電影,那我一定會邀請導演和影人下臺南。像前幾年的《醉·生夢死》,裡面的男主角李鴻其和鄭人碩都還是新演員,那一年我們就邀請他們和製片來臺南和觀眾交流,這樣的經驗對臺南的觀眾來講是很難得的。
徐匡慈:在新加坡你們會和本地影人有什麼合作,你們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Prashant:我們新加坡的影人群體是非常小的,所以我和他們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他們的電影如果在主流影院上映的話可能只有兩周時間,但在我們電影院可以放映更長的時間。雖然我們只有三個影廳,但會保證他們電影的放映時間。有的時候我們也會邀請電影人來參加映後談活動。比如最近我們放了一部電影叫《I dream of Singapore》,是關於移民的題材。我們的放映不僅僅是讓觀眾過來看電影,也會做一些圍繞電影的活動。
徐匡慈:之前我們也說到香港亞洲電影節的初衷是推廣香港獨立電影,現在情況是什麼樣的?香港百老匯電影中心和香港獨立藝術導演的關係是什麼樣的?
胡芷晴:我覺得百老匯電影中心一直在起到領頭的作用,比如會員制度和節目放映就是我們先開始,其他院線再慢慢模仿,讓整個香港在商業院線多了很多另類的作品,這是香港百老匯電影中心努力做出的成果,讓香港電影圈多了不同的作品可以被觀眾看到。
關於和本土電影的關係,一開始我覺得聯繫是沒那麼強的,因為百老匯電影中心最初的定位是更靠近歐洲的藝術電影,引入的電影也主要集中在歐洲。因為當時的香港電影還處在黃金年代,他們根本不需要一個小的藝術影院來幫助他們推廣。但那時我們也和很多香港獨立創作者有過合作,比如吳彥祖自己拍的電影我們也幫了很多忙,就像新加坡一樣給他的電影排期很長,讓他有機會和觀眾見面。也有很多其他獨立電影和香港百老匯電影中心籤了獨家放映,那時我們的獨立電影的關係是比較緊密的。
現在整個香港電影圈慢慢有點變得「小片」的感覺,大片的數量變得非常少,整年香港電影的數量從190多部變到只有30多部,這是很明顯一個滑落的狀態。因為票房不是很好,所以一些影院寧願去排好萊塢大片也不願意排香港片。
所以我們電影中心的重點也會有一點轉移,希望多排一點香港電影去幫助它們。這幾年的香港亞洲電影節我們也會推薦儘可能多的香港片,比如你們在北京看過的《淪落人》,在香港上映的時候我們也會努力幫忙推廣。我不會說我們在一個多麼重要的位置,但是會努力去啟蒙,推動本土電影。
徐匡慈:我知道北京百老匯電影中心已經是很多獨立導演的好朋友,很多電影都會在這邊宣傳、放映,你和他們的關係是怎麼樣的?
楊洋:昨天我們辦生日夜,請到了很多業內嘉賓和電影人,在列嘉賓名單的時候我突然發現自己好像所有的導演都認得。尤其是在電影中心開業前幾年,對青年導演或者作者性比較強的比如章明導演,那個時候他們的電影還沒有發行方願意投資在大銀幕上映,百老匯電影中心是全國唯一一個願意把這些作品帶到觀眾面前的影院。
剛才也講到影展外國片子報批的時候會受到報批的限制,但國產片一旦拿到許可證的話就怎麼放都可以,只是當年沒有人願意去發這些片子。早期我的上一任有過推薦國產新片新導演的欄目叫做「青年導演新影像」,從2010年就開始了,第一期的片子就是萬瑪才旦導演的《尋找智美更登》。
這些年來,看著萬瑪才旦導演的作品從只在百老匯電影中心長線放映,到能在藝聯專線放映,再到我估計未來《氣球》這樣的片子是能在全國進行公映的。以前有很多片子可能除了在電影中心放幾個月之後就沒有人能看到了,這樣在行業生態在2014年-2015年有一個變化。
第一是刁亦男導演的《白日焰火》在柏林電影節獲了金熊獎,大家印象中刁亦男還是個藝術片導演,《白日焰火》不僅有很強的藝術性,也有一個類型片的商業外殼,再加上廖凡、桂綸鎂這樣眼熟的明星,這個片子在內地上映後票房有過億。
大家意識到原來藝術電影票房也可以這麼好,所以刺激了很多作者性強的導演、製片人包括一些宣發公司對這個領域蠢蠢欲動,所以後來出現了一些專門做小眾國產文藝電影的公司。在只有百老匯電影中心放映這些電影的年代,我壓力還是蠻大的,每個月都要推薦一部質量不錯的導演的新作,上一個月的片子則會長線放映直到每場只有一兩個觀眾的時候我們才會下線。但這种放映和全國公映的票房體量肯定是沒法比的,可能最好的一部片放半年也只有二十幾萬的票房,分到導演手裡可能不到十萬的樣子。
但院線會有一個狀況就是如果你的首日票房不好,影院經理會大幅減少你的排期,所以大概有兩年的時間這些片子上了院線但觀眾還是看不到。但這些片子在電影中心和百老匯系的影院的票房表現就是要比其他商業影管公司好,我記得《推拿》上映的時候在電影中心佔了所有排片的一半以上,票房表現力也差不多在六、七成的樣子。也就是說我們排了這麼多給它,它的票房產出也確實有這麼好。我們當時主動去延期了《推拿》的密鑰,然後在電影中心連續排了兩個月很好的排期,這個在全國都是沒有的。
但在這個過程中我也遇到了一些困惑,我覺得也可以和幾位同仁交流一下。我們一直在努力把電影中心往愛電影、懂電影、文藝的方向打造,大家會默認來這樣一個電影院看電影的會是怎樣的一群人。
因為在國內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一家商業影院探索出了如何在商業院線推廣、發行這些作者電影,他們只能借用現在商業片的模式,因為宣發是投入很大但不一定能收回成本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影院也不願意去探索,仍然用路演或者直播這種很商業的方式推廣藝術片。
我遇到很多情況就是對方要發行的是一部作者電影,我這個影院是一個藝術影院,他會刻意地要和藝術影院撇清關係,路演要繞著藝術影院走,希望片子不會被人當成一個文藝片。不知道同仁有沒有遇到過這樣的尷尬?
王晴以:因為2010年底是一個膠捲跨數位的分界,膠捲時代的話臺灣一年大概有300多部電影,數位化之後就開始逐年攀升,像今年大概已經有700多部,就是兩倍增長。但是影院還是這麼多,所以其實它們能夠排到院線的話都心懷感激,所以它不會在意是排到哪個影院,只要能演,即便只有一場它都很開心。在臺灣的獨立片商真的很可憐,所以我沒有你的困擾(笑)。
胡芷晴:我們也沒有你的困擾,只要我們答應放他的片子他們會非常開心,他會有被認同的感覺。因為有些觀眾會覺得百老匯電影中心會放的電影就是有品質的,觀眾也會直接問片方百老匯電影中心會不會放。我覺得這個品牌是高尚的,所以我們給它們這個機會他們都會接受。
王晴以:我有點好奇,那些導演想要撇清關係,不想來你這邊放,可是如果他真的沒地方放怎麼辦?
楊洋:在早期我自己找片,只能在我這邊獨家放的時候,我就直接找導演或者製片人,也這樣認識了很多人。等到他們有了一些宣發公司願意介入的時候,我即便認識這些導演,這些導演也什麼都不能決定了,因為創作結束後所有的發行權都不在手裡了,他只能去建議能不能和百老匯合作,但實質上沒有任何話語權。
他的宣發公司會問這個片子你是想賺錢還是不想賺錢,你要是想賺錢就要聽我的。發行喜歡找那種很大的電影院,一天路演就可以跑上千個觀眾,像百老匯的地理位置、廳的大小和停車諸如此類的因素,發行就不太願意在這裡辦活動,覺得從成本角度來說是完全不值的。
Prashant:我們影院是有自己的品牌的,觀影環境也很時髦,因為其他主流電影院都是在商場,但我們的電影院是很注重設計的。電影院也可以營造出一種小眾的群體氛圍,所以電影人也喜歡在我們這裡放映電影,覺得我們是一個很好的平臺,能夠給電影增加附加值。
徐匡慈:如果電影院的品牌和影展有關,是對電影放映有幫助的嗎?
王晴以:因為我們這個影展是在臺南地區放而已,它很年輕而且很地區性。但電影很少有先在臺南放再在臺北放,當然影展的東西還是會對電影有一些加分。比如今年的影展,有一部和移民有關的電影,因為男主角自己就是臺南人,所以「光芒影展」的時候就特別邀請導演和男主角來臺南,結果這部片意外變成今年票房還不錯的電影。這種電影如果直接上院線的話可能成績不會太好,但是透過影展有交流的機會,就可以放大它宣傳的點,在票房上才會有這種表現。
徐匡慈:就像剛才說的,我們的觀眾批判能力是很強的,所以現場觀眾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四位?
觀眾1:想問四位策展人在做主題策展的時候,是怎麼考慮票價和受眾群能夠帶來的收益的。
楊洋:我還想說一下就是今天我們的主題包括我們四位嘉賓的身份,除了要策劃影展之外,我們也是藝術影院的運營人,所以剛才才談了這麼多產業的問題。內容策劃只是我們工作中的一部分而已,你說的影展票價可能只有國內才會有這個問題,因為商業片都是正常定價的。
王晴以:我們光芒影展可以分享一部分,因為我們影院也是有會員制度,我們的會員票和其他票種比起來就真的很便宜,大概會便宜三成的樣子。商業電影的話,臺南的票價大概會比臺北再低一成,但是像藝術片的話我們當然希望能用一個友善的票價吸引大家,所以到現在我們影展的票價一套是6張票900臺幣,這個也是和片方商量之後的結果。如果是正常商業片的話這種價格片方一般是不會同意的。
徐匡慈:在新加坡的話影展票價是什麼情況呢?
Prashant:我們商業和藝術片的定價都是差不多的,大概是13新加坡元,因為我們選的電影質量都是很好的。但是我們有一個特別的放映系列票價會貴很多,比如倫敦的皇家歌劇院系列,票價會定在18-30新加坡元。
徐匡慈:那香港這邊的情況呢?
胡芷晴:我們和新加坡的狀態差不多,但也會有一個套票的形式,裡面會有打折或者贈品。我們沒有因為成本增加票價,反而是希望因為影展能給影院帶來更多的關注。你剛才說的成本問題,我可以和你說影展對我們來說一定是一個虧的東西。
因為每場的租金、人力和宣傳完全是不成比例的,但可以為影院帶來很多曝光和品牌的打造,也有利於建立和電影圈的聯繫,所以影展的部分我可以把它的費用當做影院的宣傳費使用,所以不會因為額外的費用增加票價。
觀眾2:想問一下四位作為藝術院線是否有考慮過短片的策劃?如果有的話,是用什麼樣的思維在考慮,在組織放映上和長片有什麼區別?
胡芷晴:短片我們是有做的。一是和不同的影展合作,比如香港有「鮮浪潮」,會付錢給香港新導演拍短片,這個節目會放映國際的短片。其他的合作模式,有些時候我們會在長片的前面放一個短片。比如其他藝術中心可能會推廣一些短片,我們就會和他們合作,在放映前面加一些短片。因為短片比較難宣傳,只能用主題影展去吸引關注。有些時候我們也會做一些免費的放映,我們也會按照主題和導演免費放映給觀眾,有點像北京的BClibrary那個狀態。
王晴以:臺灣一般院線也是很難放短片,通常出現都是在大型的影展,像金馬、臺北電影節、高雄、金穗獎這些競賽型的獎項,大家都會去投,觀眾也只會在這樣的時間點看到。
影展之後,政府部門的電視才會陸續播放。但是今年在臺南的影展我們做了一個之前沒有做過的事,我們把一個影城的閒置空間重新整修成一個40人左右的自投影廳,找那些還沒有拍過長片但短片有好幾部的導演,去放他的片子,觀眾看完之後還可以跟導演有一個交流,這個是免費的, 是我們的新嘗試。17天的影展跨了三個周末,第一個周末只有三四個觀眾,第二周人多一點,第三周人終於坐滿了。
Prashant:我們其實也是要考慮盈利的,所以也沒有做短片的電影展,但是在未來我們想做,做的話我們會以主題為主。過去我們做過跟建築相關的電影展,我知道很多學生也做過與這個主題相關的短片,可能以後我們也會放映。
我們放映應該也會採取在長片之前。原來我們也做過一個關於移民的電影展,有些香港的移民也做過一些短片,我覺得我們也可以在電影放映前放。可以給他們提供一個很好的平臺。
楊洋:短片在大陸的情況還是最慘,因為在大陸,短片不是電影,大陸沒有短片電影,只有微電影。微電影是在網絡上進行傳播的,所以我們這邊放短片的話也是在圖書館進行,用投影做免費的放映。
這次的日本動畫大師電影回顧展,我把5部手塚治虫的短片集成一部差不多90分鐘的長片來賣,但是當初授權給我的時候,人家每部短片都算是一部單獨電影給我的,加在一起版權費就很貴了。
其實我是覺得短片有很多是學動畫或者是學電影的青年導演拍的短片非常好看,你用很好的主題把它包裝起來的話,至少我覺得通過影展的方式,這個不是在商業上不能成立的東西。
觀眾3:想請問是否有可能將藝術影院建到高校裡?因為我從郊區來不是很方便。
楊洋:影院進校園基本是被「21世紀校園電影院線」壟斷的。
Prashant:我們是一個小國家,所以沒有想把影院引入校園,不過我們會與校園進行合作,舉辦特別放映。
王晴以:電影院一般還是要考慮營收,不太可能為了學生進到校園,而且現在年輕人的觀影習慣跟我那時也不太一樣,因為網絡更發達。
胡芷晴:跟新加坡有點像,因為我們交通非常方便,他們非常願意出來去別的地方看電影。但學校確實是我們蠻想發展的地方,所以我們在影展的時候會跟學校合作,放映或辦論壇這種討論。
觀眾4:我想問的是北京這邊有沒有考慮過引進一些紀錄片的影展?另一個問題是,有沒有考慮過做影迷發起的那些比較老的片子在電影院放映的活動?
楊洋:關於紀錄片影展,其實我也很想做,而且我們做過,但是沒有在影廳裡,是在圖書館,而且圖書館的一畝三分地紀錄片放映活動是每周六都有兩部紀錄片的免費放映。而且主題式的小的紀錄片影展我們在圖書館也做過。
為什麼不能在廳裡放映,就又回到那個問題,我們所有的影展,只要這部片子沒有引進就必須進行報批。
關於老片,先不說報批,DCP數字拷貝的普及也就十年吧,在這之前,全世界從1895年開始所有的電影都是膠片拍的,膠片是物理實體,對環境要求比較高,在長時間的保存過程中可能會產生物理變化,比如黏在一起拆不開,所以經典電影的修復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要修復一個電影可能少則五、六十萬,如果想要更精細的修復可能需要花費上百萬。
全世界有多少部你想看的老電影,它們都還沒有被修復,大家在各大電影節看到的4K高清修復版電影是有幸被個人或者組織投錢進行修復的,除此之外還有太多電影沒法看。
觀眾5:我想了解臺灣會不會覺得自己電影院的覆蓋率比較低?再一個問題就是在臺灣所謂的藝術片比如像《必是天堂》這種影片,會不會在商業院線的排片量比較少,或者說排的場次時間比較差,國賓這邊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政策?
王晴以:臺灣影院的數量大概有120家左右,臺北會放這種影片的店頂多有8-10家,這就已經是很多了,桃園可能有3家,臺中有3家,南部可能有4家,所以大概是六分之一的比例,場次的部分一定是很少。比如說正常的商業片可能是一個廳的場次,像這種片大概1天排4場就非常多了。
更多的情況是,臺北的真善美影院只有兩個廳,但是它一個廳可能會放2-3部片,最近有部片叫《燃燒女子的肖像》,真善美第一周只有給它1天1場,而且還不是那種主要的時間,我也是進了電影院之後才知道第一周是可選最多最足的時間。
我以前也是,我不會在電影一開始上映的時候就衝到影院去看。因為影院通常都是周五上映新片,其實五、六、日這三天的票房就是決定下一周這部影片能不能活下去的關鍵,所以片商都會非常緊張,呼籲觀眾第一周的周末去影院支持。因為它的滿廳率起來之後,它才有繼續第二周、第三周的機會,這是藝術片在臺灣的一個狀況。
像國賓長春影城因為我們有15個廳,演的好的電影我可能會排差不多將近2-3個月。以新竹這個地區在臺灣來講要排到藝術片的機會真的比較少。
楊洋:最後我想問一個問題,我覺得可能大家都遇到,我們做實體店線下放映的一個社交感和流媒體的衝突。最近幾年Netflix和坎城的這種大戰也是愈演愈烈,各種各樣的問題也都起來了,也想跟各位包括展望一下我們的未來,我自己覺得也許在未來五十年之內影院就真的大規模的消失了,但是我總覺得樂觀一點想藝術影院是一直都會有,我們可以把它當成一種「奢侈品」或者「高定」那種東西吧(笑)。
Prashant:我認為影院並不會消失,影院會因為不斷適應和流媒體的衝突而進步。隨著科技的發展,現在很多人喜歡在流媒體上看電影,但是我認為還有一群人是渴望去電影院看電影,喜歡這種互動的模式。我並不認為流媒體對我來說是一個競爭對手,因為我們影院有放過Netflix的電影,我認為如果我們把Netflix在影院放映,也可以給這些Netflix電影增加一些附加值。
王晴以:我講一下目前的狀況和經驗。臺灣有一個紀錄片的線上平臺叫「Giloo」,上面放一些紀錄片,你可以付月費也可以單部付費點播,有一些片是沒有片商去代理的,所以基本不可能在大銀幕上看到。
但是有一些影片很有趣且有商業價值,所以我們會去找Giloo,問他們可不可以把臺灣院線的版權談下來,跟我們影院合作大銀幕的放映,可能就是限定一、兩場。但是這場的放映就是要求要有影人映後座談,這個就是你在家看和在影院看的不同的點。
另外一塊就是,比如說所有的片,只要你想談你都可以談得到,那你要怎麼創造出你和其他家影院的差異性。
胡芷晴:簡單說一下我覺得線上線下的影響。我覺得線上的影響是肯定有的,但是對藝術影院的影響其實是非常低的。我這樣說是因為之前Netflix在全球很紅,它確實是影響到很多國家,因為我今年去歐洲的論壇的時候,他們講很多關於Netflix對他們的影響,都是有恐懼的。大部分藝術影院的運營人覺得他們不會直接被Netflix影響,但商業院線的就會有那個危機感。
原因就是那些消費的人他們只是要娛樂,他們的娛樂是可以在家裡看,也可以在影院裡面看,所以如果他們不出門就可以看到的話,他們選擇一定是在家裡,喜歡藝術電影的人普遍喜歡戲院大銀幕的這個狀態,所以他們一定會去影院看。
我覺得藝術影院還是繼續的發展,香港現在很多的影院也在慢慢的發展。但是像漫威那種大片的話,如果線上線下同時放,那線下的票房肯定沒有現在這麼好。
徐匡慈:可能這個就是商業片有,藝術片也有的好處吧。主流影院面對的壓力可能對我們這種(藝術影院)就小一點。當然我們面對的挑戰也是有的,我們還是依賴觀眾的支持和信任,很謝謝你們今天能到場參加這次論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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