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館和夫在自己的東京家中。他把在日本海軍當飛行員的經歷寫成了《神風特攻隊回憶錄》一書。
60多年來，大館和夫(Kazuo Odachi)一直保守著一個秘密：他17歲時當上了神風飛行員，成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快結束時的最後掙扎中，被派去執行自殺式任務的成千上萬名日本年輕人之一。
隨著他建立了自己的家庭，開始了在東京的警察職業生涯，他幾乎從未向任何人透露過這個秘密，就連他的妻子也不例外，只知道他曾是一名日本海軍飛行員。他覺得，很難向社會解釋那段經歷，因為社會上大多數人將神風特攻隊員視為自願做出一種不可思議犧牲的粗暴狂熱分子。
但隨著時間的流逝，日本與「二戰」的複雜關係也發生了變化，大館和夫漸漸開始把他的故事講給一小群朋友聽。2016年，他出版了一本回憶錄，講述了他怎樣在每晚入睡時都在想，明天是否會輪到他去為一件沒有希望的事情送死。這本回憶錄的英文版在二戰結束75周年的時候，於今年9月出版。
現年93歲的大館和夫是從未打算活下來的一群人中的最後倖存者之一。他說，他希望紀念那些年輕的飛行員，他們的英勇和愛國精神被利用了。「我不想讓人們忘記，日本今天成為一個了不起的國家，是建立在他們死亡的基礎之上的，」他最近在家中接受採訪時說。
神風特攻隊是「二戰」中的日本最強有力的象徵，是狂熱民族主義和軍事狂熱主義危險的生動例子。但隨著經歷過「二戰」的那代人逐漸消逝，日本政治的對立各方正在如何向一個仍對這場戰爭的遺產存在分歧的公眾重新解釋「神風特攻隊」方面展開激烈競爭。
在右翼眼裡，神風特攻隊是傳統美德和自我犧牲精神的象徵，他們認為現代日本可悲地缺乏這種精神。在左翼眼裡，神風特攻隊是被日本軍國主義毀掉的那代人的一部分，是對維持日本戰後和平主義重要性的有力提醒。
「神風特攻隊作為一個歷史事實，作為一個象徵，有非常大的潛力被爭論的雙方利用，」靜岡大學(ShizuokaUniversity)教授M·G·謝夫塔奧(M.G. Sheftall)說，他著有《風中的花朵》(Blossom in theWind)一書，該書收集了對神風飛行員的採訪。
大館和夫本人對政治不感興趣。這些日子裡，他在自己位於東京郊區的家中歡迎訪客時，喜歡生動地再現舊時的戰鬥場景，用力地踩著想像中的飛機油門，使勁地拉著假裝的飛行操縱杆。
他的故事無法用日本保守派和自由派經常使用的簡單刻板印象來解釋。
他自願報名參加了一場他認為他的國家不會贏的戰爭。他準備好了為保護他所愛之人而死，但並不想白白放棄自己的生命。
如今，他堅定地反對戰爭，認為維持日本的和平憲法是最好的選擇，但他依然堅定地倡導日本的自衛權利。他對自己的入伍決定一點兒也不後悔，並為安慰死於「二戰」朋友的亡靈，每年幾次去靖國神社(Yasukuni Shrine)參拜，那裡供奉著日本世世代代的陣亡將士，以及一些最臭名昭著的戰犯。
大館和夫在一個空軍基地附近的村子裡長大，一直對飛機著迷，他在「二戰」開始時做出決定，有朝一日要當飛機員。1943年，他報名參加了日本軍隊，並加入了「予科練」，這是一個將一群精英青少年訓練成海軍飛行員的項目。
穿著飛行員制服的18歲的大館和夫。
大館和夫指出，予科練與其他神風特攻隊不同，後者由那些從學校徵來的、幾乎沒有準備或經過訓練就被派去送死的學生組成。儘管如此，大館和夫及其所在項目的年輕人，在日本絕望地轉向自殺式行動之前，就已經做好了在空戰中犧牲的準備。
學員們被贊為櫻花，櫻花的短暫飽綻更讓其生動美麗顯得突出。櫻花的圖案甚至印在他們制服的鈕扣上，作為對他們時刻可能在戰場上死亡的提醒。
「我們都知道，『從此過上幸福生活』是一個不太可能的結局，」大館和夫在他的《神風特攻隊員回憶錄》(Memoirsof a Kamikaze)中寫道。「我們本來註定活不長。」
1944年8月，他被派往日本佔領下的臺灣時，「二戰」已進入尾聲。
日本軍隊已被美國的技術優勢和美國戰爭機器壓倒性的生產能力快壓垮了。盟軍的勝利似乎越來越不可避免，而日本的戰術則開始要求更多人做出犧牲。
飛行員在空戰中接到的指令是「以用自己的螺旋槳打掉敵人為目標」，大館和夫寫道。「當然，如果這樣做，那會必死無疑，但至少我們能拉上敵人做墊背。」
這種戰術基於一個信念，即日本飛行員比敵人更願意去送死。
這個信念的力量在1944年10月受到了檢驗。當時，日本海軍決定，在後來被稱為雷伊泰灣戰役(Battle of Leyte Gulf)的行動中，不惜一切代價阻止美國對日本駐菲律賓部隊發起的攻擊。
日本軍官向大館和夫及其同伴們解釋了使用自殺行動的計劃，並讓他們自願報名。軍官們得到的是震驚的沉默。
大館和夫寫道，只是在軍官開始對他們大聲訓話時，才有了幾名默默地自告奮勇的首批飛行員。「我們實際上是被誘騙去自殺的，」他回憶道。
10月25日，大館和夫親眼看著成功執行出擊任務的首批自殺式戰機從菲律賓被炸毀的跑道上起飛。而他和戰友們很快就發現，他們被困在了這個島國，因為美國的轟炸機摧毀了他所在中隊剩餘的多架戰機。
大館和夫在「二戰」中執行任務時戴的絲巾。它是用降落傘布做的，上面繡著他所在部隊的象徵：櫻花和藍貓。
幾個月後，他和其他人一起從菲律賓逃到了臺灣。1945年4月4日，他接到命令，去執行他當上自殺式飛行員10個月以來的首次任務。
大館和夫駕駛的零式戰鬥機是曾在「二戰」初期主宰太平洋空域的行動靈活的日本飛機，但在這次任務中裝載了一枚500公斤的炸彈，機身變得重到讓他不可能靈活地應對敵機。當他的飛機被美國戰機發現後，他把炸彈丟棄到海裡，才得以脫身。
下次出擊時，他的機組沒有找到目標。接下來的六次任務也都以失敗告終。
每次任務之後，他會等上好幾周才接到新的命令。每個夜晚，軍官會宣布誰將在第二天執行戰鬥任務。「感覺像是被判處了死刑，讓人胃裡有一種翻騰的感覺，」他寫道。
但後來，他說，「我們變得對生死漠不關心。我們唯一關心的是在最後的時刻成功。」
但是，那個時刻始終沒有到來。在去執行他的最後一次任務的飛機正準備起飛時，一名地勤人員跑上跑道，大喊著揮手讓飛行隊停下來。大館和夫得知，天皇剛剛宣布了日本投降。他要回家了。
在回家途中，他乘坐的火車從廣島被炸毀的廢墟中穿過，讓他真正感受到戰爭已經結束。回到東京的家中後，他把作為神風特攻隊身份紀念的禮儀短配劍扔進了爐火裡，熔化成了一個鋼塊。
他從「二戰」帶回來的為數不多的紀念品包括幾張照片，以及他在臺灣遇到的一名年輕女子送給他的禮物：一條用降落傘布做成的絲巾，上面繡著予科練的象徵：櫻花和藍錨。
大館和夫從未把這名女子的身份告訴過任何人。這是他仍拒絕談論的為數不多的有關「二戰」的事情之一。
他說，人們經常談論神風特攻隊「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他希望他的回憶錄不僅提醒人們那場衝突的代價，也提醒人們那些為衝突犧牲了生命的年輕人的人性。
「我們當時就和今天的高中生和大學一年級新生差不多年紀，」他說。「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會自己決定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