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七君子審判》(以下簡稱《七君子》)重現的是美國歷史上的一起真實案件。1968年全美民主黨代表大會舉辦一年後,七名被告人被控訴在反越戰的抗議活動中串謀掀起暴亂。
這部影片的最大看點是你來我往的法庭戲,艾倫·索金用他擅長的人物描寫手法,將對立雙方的人物刻畫得極為到位。
電影本應今年登錄院線,但受疫情影響最終上線流媒體平臺網飛。目前,影片在爛番茄上影片的新鮮度高達91%。
《七君子》擁有如此之高的討論度,關鍵在於案件緣起、政治內因與當下混亂的美國政治生態形成觀照,黑人人權與美國大選兩個關鍵問題既是歷史又是現在進行時。
時間調回到1968年,美國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在芝加哥舉行,他們要選出總統候選人。大會之外,來自美國各地的反戰人士聚集在了一起,大搞示威活動。
「我們要去芝加哥,帶著和平而去。但如果我們在那裡遭受暴力,我們回應暴力的方式會是……」影片借用一個疑問句開啟全篇。正如艾倫·索金在他導演處女作《茉莉牌局》中開門見山的提問,「在體育界發生什麼事情最糟?」公認的回答是「在奧運會得了第四名。」而對於這次的故事,答案並不確定。
雖被冠以「七君子」之名,實際上法庭審判涉及的是八個人,這便透露了事件的第一個焦點。
相差的這一人是黑豹黨主席鮑勃·西爾,這是一個黑人青年,他和他的組織主張以暴制暴。庭審中,鮑勃·西爾因發表觀點而被多次判決藐視法庭、遭受人身攻擊。
這不禁讓人想到今年上半年,美國黑人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扼死事件,不同時代卻有相似遭遇,這也是影片在美國本土獲得關注的原因。
影片中段,法庭迫於反對種族歧視的輿論壓力,才宣告西爾與本案完全無關,他這才離開了被告席。
剩下的七個人還分成兩派。「小雀斑」飾演的湯姆·海登和倫尼·戴維斯是美國反戰運動的代表人物,他們把追隨者帶到了芝加哥。艾比·霍夫曼和傑瑞·魯賓則是「異皮士」(Yippies)組織的代表。
三波人各有主張,但他們卻被指控煽動暴力而被共同起訴,這正是這一事件的弔詭之處。
即使是一同被控訴的海登和霍夫曼亦有摩擦。
在海登看來,「異皮士」的那套是過激的,最初他並不贊同,但不可否認霍夫曼是控制輿論和傳達信息的天才,這從之後七人庭審辯護的精彩過程可見一般。
霍夫曼從浪蕩不羈的形象,到逐漸為人接受用了一部電影的時間。在這個過程中,他可以大呼「拜託」,用鬆弛擊退法官的嚴肅刻板,輕而易舉調動旁聽觀眾的情緒。在同僚討論時,他亦可用「剪髮」調轉海登對眾人「不嚴肅」質疑的「炮火」。
「和平抗議演變成暴力衝突,誰該為此負責?」在不同立場的人眼中,答案各不相同。
就像對衝突爆發前的關鍵時刻——「人群裡有人喊……」的描述,臥底警察、「異皮士」代表艾比·霍夫曼和公訴人理察·舒爾茨都陳述了各自視角的觀察。
與自由而充滿張力的被告相比,由美國政府高級代表組成的指控方則顯得嚴肅刻板。比如,主審法官朱麗葉斯·霍夫曼帶著先入為主的偏見,不停打斷被控訴人的陳述。
如果全是如此「問詢—打斷」的套路,影片大體是索然無味的。但艾倫·索金能把容易枯燥的法庭戲寫得高潮迭起、反轉不斷。
檢察機構、律師和證人的幕後運作與衝突現場的閃回記憶交織,臺詞信息量極大。比如,由馬克·裡朗斯飾演的辯護律師是分量頗重的角色,他堅定地站在七君子一邊,與控訴方唇槍舌戰。
相對於法庭戲,一場庭外偶遇的交談更有意思。
「異皮士」們與公訴人理察·舒爾茨偶然相遇,前者斥責對方以臥底女警察騙取證據的方式不地道,「那就偷聽我們的手機,你別派女人來蠱惑我,卻讓她碾碎了我的靈魂」「我們知道您只是儘自己的職責……」
相較於朋友的激動,艾比·霍夫曼則看得明白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知道您只是儘自己的職責,而且您不認為我們是罪犯。」對此舒爾茨回應說「我不帶強烈情感也沒有偏見。」當再被追問「您認為我們該(為此事)負責?」他回答,「你們得到了你們想要的結果。」
事實上,被控訴的七個人確實偏離了自己反戰的初衷,以反戰為目的的活動最終演變成過激衝突。一年後這場曠日持久的法庭對決實際上演變成了一場表演,一場行為藝術秀。
即使後來證明這八人被控告可能只是因為新任總檢察長想藉助芝加哥衝突事件除掉激進人士,又或是只是想向前任司法部長施壓——時值總統換屆選舉之機,共和黨的尼克森剛剛取代了民主黨的詹森成為新一任總統……無論如何,這場審判從一開始就是不對等力量之間的博弈。
前總檢察長克拉出庭作證,證明了當天的暴動是警察先動了手,但因身份涉及機密,他的證詞不能被採納,也不能為陪審團所知。
即使克拉克不能挽救局面,但麥可·基頓飾演的這一角色戲劇張力十足。面對主流施加的壓力,他依然對上門尋求幫助的海登等人表示,「如果約翰·米切爾想把我撕成兩半,他完全有能力也不會猶豫,所以我要他們在這裡聽我說,『你們要我什麼時候出庭?』」克拉克的豪氣已經是案件輿情翻轉的風向標了。
《七君子》的華彩段落要數影片結尾海登高念在越戰中死去戰士姓名,片內與片外的觀眾激情都被點燃。
電影結尾需要華彩段落,畢竟七君子在第二年才被判無罪,可是對於史實本身而言,一場高潮戲並不能化解所有疑惑。被告七君子未能對暴亂錄音做出合理解釋,雖然影片最後有字幕交代後情,但前因的缺失會引發後續觀感的斷裂。
與《紙牌屋》「不憚以最壞的惡意去揣測美國政客」的陰謀論手法相比,艾倫·索金總是以理想主義的手法去書寫,這也難怪有網友表示希望可以活在他的劇本之中。
在國內,艾倫·索金最為人知的作品是《新聞編輯室》,在國外恐怕是《白宮風雲》。前者藉由現實中的重大新聞事件,穿插進形形色色人物的情感糾葛,在網際網路時代叩問嚴肅新聞的價值;後者則描寫認真工作的普通人,聚焦白宮政治圖景。
正如一位作者的評價,艾倫·索金具有強烈的精英意識和對民主理想的追尋。時值2020年美國大選之際,選舉結果或許還有待明確,但當下紛繁複雜的美國社會與其在上世紀60年代的社會狀況頗為相似。
彼時,美國的民權運動風起雲湧,如今大選前後的美國社會也面臨巨大的撕裂,無論哪方獲勝,都有另一半人強烈不滿。而《七君子》正是把尖銳矛頭對準美國的司法體系、總統選舉,它的複雜性還有待觀眾去發現。
【文/文朔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