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香港吃過兩次燒鵝，印象深刻。那時香港人的收入和消費水平比內地高數倍十數倍，我們去香港確實不太吃得起燒鵝，少不了當地人宴請。去一次香港回來說，「吃香港燒鵝啦！」會令人刮目，更何況吃的是馳名的深井燒鵝和鏞記燒鵝，這可是香港本埠人都不輕易吃得到的。當然，今時不同往日了，畢竟燒鵝在粵菜中的地位，也就普普通通，在百姓的餐桌上再尋常不過。
第一次是一九九四年九十月間，具體時間記不太清楚了，那個時候去趟香港不容易，我和珠海的髮小從九洲港坐船到港，香港的朋友請吃深井燒鵝。那些年，港式粵菜風靡大陸，廣州的大街小巷通街都是深井燒鵝的招牌。深井是條村子，在九龍的西北方向，朋友開車拉著我們在彎彎曲曲、上上下下的快速路奔跑了二十多分鐘，天黑時分到達，店裡早已人滿為患，門口的地堂上也擺滿臨時桌椅，一片燈火通明，很有就餐氣氛，我們就入座地堂上。看得出食客大多從港島和九龍各處來，豪車擺了一地。
吃燒鵝的過程沒有留下什麼印象，只記得先來了一碗「碗仔翅」，香港飯前喜歡吃碗仔翅，就真的是魚翅，許多時候是價格相對便宜的裙翅，用雞湯煨好，稠稠的，碗面飄著幾片翠綠的芫茜，吃時用勺子滔一小勺浙醋進去，提鮮效果明顯。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為我們平時不易吃到，鮑參翅肚乃屬珍饈之列，不落尋常百姓家。對內地來說，碗仔翅那怕說不上矜貴也絕不平常，一年到頭難得吃到幾回，一輩子沒吃過也屬正常。
香港這位朋友也是個食家，滯港幾日，我們去鯉魚門吃海鮮，去避風塘吃炒蟹，去四季火鍋打邊爐，還去廟街吃大排檔。他很注意我們的感受，太過豪華場所不怎麼去，廟街、通菜街、西洋菜街，還有旺角、油麻地什麼的就逛了個遍。我還記得，廟街大排檔尊容實在不敢恭維，但鑊氣十足，人氣也十足。朋友問我們，「燒鵝什麼部位好吃？」他認為胸腔肺部的位置最好，皮脆、肉嫰、骨香，肺葉吸足了配料香味，濃濃鬱郁，又不至於太過肥腴，魅力沒法擋。而我就覺得燒鵝腿最好，平日裡叫外賣，就要個燒鵝肶飯。
第二次是一九九七年元旦期間，差不多香港要回歸了，內地人去香港的特別多起來，我們一行六七人訪問太平山半山上的香港大學，接待的港大教授是老熟人，經常來內地做學問，他帶我們去蘭桂坊旁邊的鏞記吃燒鵝。當年鏞記很有名，鏞記燒鵝更有名。正是午間飯點，座無虛席，好不容易才覓得空桌，就在逼仄的門廳上，單獨的一張加檯，牆上是民國時期著名作家林語堂題寫的「天下第一家」五個大字。鏞記的燒鵝，是連鵝雜一同上碟的，滷熟的鵝肝、鵝肫、鵝腸與燒鵝肉拼盤，濃妝淡抹、相得益彰，賣相最好。鏞記給我最深印象是代客泊車，食客抵達，棄車魚貫拾級入內，自有侍者泊車，飯畢侍者已在原地候客，食客只管登車揚長而去，服務體貼，很是方便。這一點，幾十年過去內地還沒學到。
前後兩次吃香港燒鵝的體驗對我來說，並不覺得特別地好，蓋因省港飲食同源，幾無差別。經歷文革，粵地飲食文化荒廢，港島得以引領潮流，反哺內地，但源頭畢竟在省城。我的一個朋友專事活鵝供港，所在服務單位正好在我工作單位附近，也設餐廳對外營業，我們有時十天半月，有時一兩個月，會去吃燒鵝，出品當然無得彈，比燒鵝更受青睞的還是鵝雜，論斤賣的𠧧水鵝腳翼，整個啃，不斬件的；鵝腸是不會剝去肥油的，白灼和豉油皇都正，各來一碟。當時也覺得，供港的品質還是在內地市面之上。
鏞記後來也來廣州了，離我家不遠，我是一天路過偶然見到店門口的招牌的，當時就想什麼時候去試試看，但一直都沒有機會。後來就聽說香港鏞記也消沉了，令人稀噓。再後來，我在城裡也不怎麼吃燒鵝了，原因很簡單，出於環保不允許用傳統方法製作燒鵝，改用電爐燒制。電爐能和柴火比嗎？廣州人吃得奄尖，「奄尖」就是挑剔、講究。比較之後，還是覺得柴火燒鵝好，從此去鄉下吃飯，愛吃燒鵝，有時還打包帶回家。這也算是燒鵝的興衰輪迴罷。
記起一件更早的往事，那時我住東山，廣州有「西關小姐，東山少爺」一說。在新河浦的三號車總站有一家燒臘檔，我們也時常吃這家的燒鵝。有一年，大年三十的下午，我早早就去斬料過年，「斬料」就是買熟食。檔口未開門有幾個人在等候，閒聊中一位老者說他專程從香港來，他們家老爺四九年赴港，但每年過年都要吃這裡的妙棧燒🦢鵝，幾十年不綴。眾人聽之無不動容。這檔口是一個淺窄的臨檔，旁邊有個公廁，街坊習慣稱「屎坑雞」，都知道白切雞做得好，卻不曉得燒鵝名聲在外。香港來的老者細說一番此店的威水史，令人恍如隔世。眾人朝老者指點的對面騎樓望去，斑駁陸離的老牆上，隱約可見「妙棧燒臘」四個大字，確實是有年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