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日， 66歲的山西長治退休醫生王衛國，把女兒送離了家。
36歲的女兒王婷，是長治醫學院附屬和濟醫院呼吸內科的主治醫師，也是一個8歲男孩兒的母親。作為山西第二批援鄂醫療隊的一員，王婷在這天 「出徵」 馳援武漢。
送女兒登上大巴的那一刻，王衛國想起了17年前母親坐著輪椅送別自己時的情景。2003年5月14日，他以長治唯一一批49人組成的救援醫療隊成員的身份，坐上汽車，前往疫情嚴重的太原。
17年過去，在非典前線的細節已經有些模糊，但當初隨身攜帶的行李箱，仍被王衛國完好保存至今。2月1日，女兒出發的前一晚，他把那個樣式早已落伍的箱子找了出來，叮囑女兒務必帶去，也千萬帶回。
以下是新京報記者與王衛國的對話：
2月2日，山西省長治市援助湖北醫療隊合影。圖片來源：長治衛健委官網
撂了17年的箱子又派上用場了
新京報：女兒去援鄂，你支持嗎？
王衛國：姑娘這次是第二批去的，但我知道，第一批她就想報名了。
我們出身軍人家庭，我父親是軍醫，解放後轉業去了地方醫院。我弟弟是當兵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他是所在部隊裡第1批駕車衝進震中救災的，拼了40天後火線入黨。
疫情發生後，我跟姑娘說，你就應該去，一點猶豫都不應該有。因為第一，咱們是幹這個工作的，第二，你是共產黨員，黨齡已經15年了，你不去誰去？
新京報：武漢疫情嚴重，你擔心女兒的安全嗎？
王衛國：要說我一點都不擔心，那是瞎話。但我們家都是搞醫的，大家對危險什麼的都太清楚了，姑娘的單位又是個三級甲等醫院，條件有保證，另外，我也關注新聞，電視上醫療隊員們的裝備比起我們當年抗非典那會兒，真是換了一個天地了。
好比說，我們當時穿的防護服還不是連體的，進隔離病房，套的是市面上買的長筒雨靴，又笨又重又悶，一天下來累得腰酸腿疼，你再看現在？再比如，我們當時連面罩都沒有，就用普通眼鏡抵擋飛沫，後期給我們每人發了一副烏克蘭援助的護目鏡，大家都稀罕得不行。
新京報：為什麼要讓女兒帶上你當年的行李箱？
王衛國：2月1日，援鄂醫療隊出發前一天，姑娘值了個24小時的班，晚上11點才回來，說第二天早上6點半要走。臨行前，我交代她拿上我2003年抗非典時用的行李箱。其實我們家也有好箱子，但我明確告訴姑娘，這是我抗非典時用的，就帶著它。
我們一批去的醫療隊有49個人，當時單位給我們一人發了一個行李箱，大概24寸，布做的，灰白色，裡頭放了些防護用品和日用品。說老實話，因為是匆忙趕製的，質量並不好，上面啥標誌也沒有，就貼了一張紅紙，寫的好像是醫療隊專用。
從太原回來之後，我就把它當個紀念品，撂到庫房裡邊，再也沒用過了。一放就是17年，沒想到這回又派上用場了。
之所以讓她帶這個箱子，就是希望她記住，你父親抗過非典，你現在去抗這種新型冠狀病毒，應該有信心，肯定能凱旋歸來，不怕。我還特地囑咐她，你回來的時候，其他東西都可以扔掉，但這個箱子哪怕它再破再爛，都必須給我帶回來。
17年前，母親說，你走吧，注意點安全
新京報：你當年為什麼要去抗非典一線援助？
王衛國：那會兒我是我們醫院（長治醫學院附屬和平醫院）放射科的副主任。當時北京、太原、廣州三地疫情最嚴重，太原病人多，收治不過來，省衛生廳發電令，命令我們醫院在24小時內組建一支49人的醫療隊，我記得從報名到出發不超過20個小時。情況緊急，我又是放射科的投照技師長，就主動請纓，帶著我們科另一個技師和大夫去了。
新京報：去的時候是什麼心情？
王衛國：大家都不輕鬆。疫情初期，由於對病毒認識不足，防護不夠，省裡醫院犧牲了一位急診科的主任，還有兩個放射科的同行感染了。
新京報：什麼時候告訴家人這個消息的？
王衛國：我報名時沒和家人商量，當晚到家才告訴我愛人，第二天就要走。當時我姑娘還在上大學，我去了太原以後她才知道。
我母親退休前也是我們這所醫院的醫務人員，和我們住在同一個家屬院，當時時間倉促，她身體又不好，我怕她擔心，就沒和她說。第二天出發前，我們單位搞了個簡單的歡送儀式，沒想到，我母親坐著輪椅，被我們院小兒科的鄧主任推過來了。起初母親埋怨我，這麼大的事兒為什麼不告訴她，我說來不及了。母親說，那你走吧，注意點安全。對話很簡單，因為都是搞醫的，大家心裡邊都明白。
17年前，王衛國的母親坐在輪椅上送他去太原抗擊非典一線。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當初在太原抗擊非典有什麼難忘的經歷？
王衛國：在太原，我們支援的市第四人民醫院是一個傳染病醫院，當時太原各大醫院都有非典病人，但是它是個重點醫院，人手非常緊張。到了那兒，我的工作就是給ICU的病人拍胸片，每個非典病人隔2-3天就要拍一張片子，以觀察病情的變化，調整用藥。
我們的工作其實危險性很大。但凡住進ICU的病人，生活都不能自理，拍胸片的時候，為了減少醫護人員的感染，通常就投照技師一個人在裡邊操作。患者是仰臥位，我就得臉對臉地幫病人擺正位置，碰到胖點的病人，要幫他坐起來，在脊背後邊放好X光片，再幫他躺倒挪動，可累了。
每當結束一天的工作，離開了病房我們就得消毒，衣服一層一層地脫，因為防護服密不透氣，每個人都是滿身大汗，回了住處必須得洗個澡。
新京報：那一個多月拍了多少張片子？
王衛國：我真記不住了，也不能瞎說，反正不少。17年了，我也沒想到17年後有人會問我這個數字。
新京報：當時覺得害怕嗎？
王衛國：也沒什麼害怕的感覺，我們隊的49個人，不管男女，包括我們年輕的小護士，大夥每天下班開著玩笑就走了。這次疫情來了，有很多醫院系統外的朋友問我怎麼辦，我安慰他們說不怕，但是這個不怕不是讓你隨心所欲，你勤洗手戴口罩不串門，怕啥？
「不能這邊再兒女情長吧？」
新京報：你去送女兒了嗎？
王衛國：姑娘出發前一晚，我其實一宿沒睡。2月2日一大早，因為我愛人要在家裡看小外孫，我和女婿一塊兒送的姑娘。6點多出發，天還黑著，開了車燈，一路上大家都沒怎麼吭聲。我是個感情不外露的人，頂多囑咐她多注意防護，其他也就不說了。
7點到了姑娘單位，院領導舉行了簡短的歡送儀式，我們再繼續把姑娘送到集合點，差不多9點，姑娘就坐上大巴去太原了。聽說有的護士凌晨還上著班，早飯都沒吃就出發了。
直到臨行前，我和姑娘才互相囑咐了兩句。我說，你多注意。她說，你在家跟我媽保重身體。我說，沒問題，給你看好小孩子，安心走吧。他們都著急著趕去太原和省裡其他的醫療隊會合，告別的時間很短很短。
臨上大巴，姑娘突然轉身抱住我，哭了起來，我都來不及反應，安慰她，別哭，堅強點。當時現場亂鬨鬨的，喇叭、發動機都在那兒響，她的同伴也催她快走，姑娘再說了什麼我也沒聽清。目送他們離開後，我和女婿才回家。
我們家是很傳統的中國家庭，起碼成年以後是沒抱過的，連結婚時也沒有。
2月2日，王婷臨行前和父親擁抱告別。
新京報：送女兒走的時候，你在想什麼？
王衛國：我的想法很單純，就希望姑娘快去快回，但要說是不是後悔讓她去，沒有，從來沒想過，到現在也沒有。
新京報：女兒到了武漢後，跟你們聯繫了嗎？
王衛國：姑娘下了飛機，給我發了個微信，說她到了，一切都挺好。凌晨1點，姑娘說他們在賓館，馬上要培訓了，至於幾點結束的我也不太清楚。我理解，疫情這麼緊張，哪還有心思四平八穩睡覺？肯定是連軸轉的嘛。
這兩天，姑娘信息發得更少了，偶爾吃飯的時候拍個吃的照片丟進家人群，一句話都不說，看得出來他們時間很緊張，吃完就得走。
新京報：你們會主動給她打電話嗎？
王衛國：姑娘跟我們約法三章了：不能主動給她打電話，不能主動跟她視頻，只有她閒了才跟我們聯繫。我也理解，你在有病毒的病房裡邊，有可能接手機嗎？
2月4日那天，有記者來採訪我，要求我跟她聯繫一下，我說我不敢。記者自己撥通了她的電話，話沒兩句，姑娘說我現在馬上要進病房了，就掛了電話。我知道，咱們山西這支醫療隊去了是跟北京的中日友好醫院在一塊兒的，中日友好醫院很有名的，如果來回接電話，人家會低眼看你的：你啥人？來工作來了還是打電話來了？所以她一進病房就關機。
從去了到現在，別說10分鐘，姑娘1分鐘的電話都沒跟我們打過。也對，既然去了那兒，不能這邊再兒女情長吧？
新京報記者 張惠蘭
編輯 王婧禕 校對 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