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大廈:世界中心的貧民窟

香港有一座叫重慶大廈的樓宇，仿佛香港的香港，又如全球化的孤島。其名揚海外，先由《Lonely Planet》推介，後有王家衛拍成電影《重慶森林》，幾成香港地標之一。

香港大學人類學教授麥高登(Gordon Mathew)從2006到2009年間，每周一至兩晚住在重慶大廈，親自記録並了解內裡的商人、店主、政治庇難者、臨時工，以至妓女的生活，最後描繪出大廈人群的民族志。這裡是「第三世界國家成功人士俱樂部」，它不一定令他們致富，郤能提升社會階梯。這裡有南亞裔印巴人、非洲人及少數華裔商人等，他們通過這幢大廈進行貿易，據估計，從重慶大廈出貨的手機，大約佔撒哈拉以南手機交易的20%。這種與中環所代表的香港全球化樞紐角色反差極大的角色，被麥高登稱為「低端全球化」。

《香港重慶大廈：世界中心的邊緣地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通過引人入勝的故事，展現了大廈居民與國際商品、金錢、理念之間錯綜複雜的聯繫。以下是部分書摘。

如果你已讀過，不妨再讀一遍。

重慶大廈：世界中心的貧民窟

作者：麥高登（Gordon Mathews）

翻譯：楊暘

來源：《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重慶大廈是一棟十七層高的破舊大樓，內有大大小小的廉價旅店和商鋪，與周邊的旅遊旺區形成鮮明對比。這棟大廈可謂是世界上最全球化的大樓，南亞和非洲撒哈拉以南的生意人及臨時工來此淘金，也有國際避難者來此尋求庇護，遊客則來找廉價住宿和探險。各種社會背景的人在大廈裡休憩，在食品攤檔旁爭搶座位，在手機鋪講價，在走廊過道間穿行。每晚大約有4,000人留宿於重慶大廈，我在不同旅館邂逅了129個不同國籍的人，從阿根廷到辛巴威，包括不丹、伊拉克、牙買加、盧森堡、馬達加斯加，甚至有馬爾地夫的人。

重慶大廈位於彌敦道的黃金地段，某著名旅遊書籍稱它「擁有從遊客兜裡吸金的能力」。如果你從馬路對面望過去，會見到令人眼花繚亂的樓群，底層各色各樣的商鋪，包括假日酒店、電器鋪、商場門面、時裝店、牛排店，還有一些酒吧。尤其當你夜晚來欣賞著名的彌敦道霓虹燈美景時，就跟香港明信片相差無幾了。然而，耀眼奪目的高樓中有一棟樸素、甚至可以說是雜亂和腐朽的樓宇：儘管它的底層商場似乎已經脫離大廈本身，與其他豔麗的商場無異，但入口開在外面。在這些底層商場之間有一個不可言喻的黑暗入口，一乍眼看上去好像另屬別處，你跨過馬路走近這個入口，看見那附近站了許多跟一般香港人不一樣的人，他們也不像是彌敦道的購物者。假如你是華人，進入大樓後可能反而覺得自己是少數民族，茫然不知所措。假如你是白人，也許會下意識地捂緊錢包，不安之中還帶有第一世界國家的愧疚。假如你是女人，可能還有點不自在，因為你周圍有一百多雙虎視眈眈的男性的眼睛。

如果你從附近麼地道（Mody Road）的港鐵出口出來，轉一個街角來到重慶大廈，會對大廈有一個更加全面的了解。你首先見到一家7-Eleven，那裡晚上總有一大幫非洲人站在過道中喝啤酒，或是聚在店門口。附近還有一些印度女人穿著燦爛奪目的莎麗，假如男性瞄她們一眼，她們就會報價，然後跟著走幾步以確定該男子是否對她們的性服務感興趣。當然，招引來的還有其他諸如蒙古、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國家的女人。還有一些南亞的男人，他們會向你兜售西裝訂製服務，「特價西裝，只給您這個價」。然後後面可能跟上來一群賣假表的人，提供各種名牌手錶的膺品，價格僅為正品的一小部分。一旦你流露出一絲興趣，他們就會帶你走進附近大廈的陰暗小巷。

你穿過距離重慶大廈大門大約三十多米的麼地道，如果來的是時候，會見到一群販子替大廈內幾十個咖喱餐館當託兒，類似中介。你最好要麼不理睬他們，要麼趕快決定跟著一個託兒去其餐廳，不然會被販子黨團團圍住。如果你是白人的話，會有一個年輕男人神不知鬼不覺地湊到你耳邊小聲問：「來點大麻？」你若想再問下去，說不定還能問出其他的什麼藥來。到傍晚時分，你踏上重慶大廈門口的臺階，一些南亞裔的旅店託兒會跑來說「我能給你一間好住處，才150港幣」，另一個中國男人馬上背對著南亞人說：「這些印度旅館很邋遢的！來我這邊住吧！我們這裡乾淨得很。」——乾淨或許是乾淨，價錢也高了一大截。

你終於逃離了這些夾攻，然後發現自己掉進了重慶大廈的人流漩渦，也許你一生都沒見過這麼多人簇擁在這麼一小塊地方。眼前的景象非同尋常：穿鮮豔長袍、嘻哈服裝或不合身西裝的非洲人，頭戴無沿平頂小帽的虔誠的巴基斯坦人，穿伊斯蘭教黑色罩袍的印度尼西亞婦女，穿中短褲挺著大啤酒肚的老年白人，還有一些仿佛是來自上一個年代難民的嬉皮士。奈及利亞人大聲喧譁，年輕的印度人把手搭在彼此的肩膀上談笑風生，還有一些中國內地人看起來掩飾不住對這一切的驚訝。你很可能還會見到南亞人推著手推車，搬運三四個標有「拉各斯」或「奈洛比」的大箱子，非洲人拉著塞滿了手機的行李箱，還有掌柜們販賣著各種各樣地球上能找得到的東西，從咖喱角（samosa）、手機卡、剪髮服務、威士忌、房地產、電源插頭、自慰器到鞋子。排隊等電梯的人什麼膚色都有，他們都等著去一百多家不同的旅店。

看到這種景象，你也許覺得奇怪：「這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那麼多人來重慶大廈做什麼？他們過著一種怎樣的生活？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地方？」這些正是我研究重慶大廈的初衷。1983年，我作為一名遊客第一次來到重慶大廈，逗留了幾個晚上。1994年，我搬到香港居住，每隔幾個月來重慶大廈吃一次咖喱，試圖去了解另一個世界。2006年，我開始正式對重慶大廈做人類學的研究，盡己可能去了解這棟大廈的一切人和事，理解它在全球化進程中的角色。過去三年半中，我至少每個星期在重慶大廈睡一個晚上，一有時間就鑽到此處（這裡離我所在的大學大約三十分鐘火車車程），為了解答以上的問題，更為了思考重慶大廈在世界上的重要意義。

我在過去幾年裡找到了一些答案，以一次典型的半夜經歷為例。那個時間，印度性工作者已出來招攬生意，她們對我不加理會，因為她們知道我不是顧客，只有幾個新來的性工作者一見到我是白人就想抓住機會撈一筆，老一輩的則告訴她們別費力氣了。一位兜售假表的販子透過墨鏡向我打招呼，他由於在南亞遭遇警察的緣故已經半盲了。他說那邊的警察把他的眼皮貼起來，逼迫他盯了一天的太陽。他擔心國際難民署（UNHCR）在仲裁其案件和命運的時候會不相信，因為他手裡沒有證據。他在此非法打工，盼望攢夠錢以支付角膜移植手術。他一邊留心附近有沒有便衣警察，一邊儘可能地招攬生意，他說：「白人是最佳顧客，他們買得比誰都多。」但這個月生意不太火，他連付房租的錢都賺不到，更不用說手術費了。不過他的眼睛究竟是被家鄉的警察弄瞎，還是先天性，或是其他什麼意外，尚無定論——畢竟他說的話我無法核實，但今晚遇見他算是一件好事。

多走幾步，一個飯館的託兒熱情地迎接我。我已經兩個月沒見過他了，他一直以遊客身份在香港非法打工，不久前回了一趟印度老家加爾各答。他自豪地掏出上個月出生的寶貝兒子的照片給我看，但同時表示自己很高興能回到香港，「畢竟我要供養整個家啊！雖然……我很想念家人，但香港的薪水高很多……所以……」。他感慨道，自己掙來的錢好多都花在用手機打電話回家上。

在重慶大廈入口，我遇到一位已經六個月沒見的奈及利亞商人。他說自己沒能早日返港是因為匯率實在是貴得離譜，兌換不到需要的美元數額，「不過我現在終於回來了，之前訂下四千部手機，還以為自己不能過來拿貨，還好終於趕上，我又能賺錢了。」他過兩天又要飛回家，走之前會仔細檢查每一部手機。我第一次結識與他同行的朋友，那個人即將去中國內地南邊，他拿到中國籤證後說：「在中國內地買衣服比在香港划算得多，我能按自己想要的款式訂做三萬件衣服。」這兩個奈及利亞人都很擔心波動的匯率會削損利潤，更不用提他們祖國海關變化多端的關稅，以及在重慶大廈等地被騙的風險了。他們說「賺錢難啊」，其他很多商人也都這麼認為。

再走幾步，我見到一位印度朋友站在警崗附近，他白天在一家香港的大公司工作，晚上回到重慶大廈幫家人打理旅館。他現在的煩惱不僅是時間不夠，還有他的香港女朋友，他的家人根本不肯接受這對情侶。他不知道該怎麼辦，應該選擇女朋友還是家人——此時此地，除了等待別無它法。接著我邂逅了一位來自西非的朋友，他最近在中國內地南方做起了生意。與其他我見過的非洲商人不一樣，他以20萬美元的在港投資申請到了香港身份證，精明的他把這20萬用來租用和翻新一家位於重慶大廈的電子產品店鋪，希望其他的非洲兄弟和穆斯林朋友會來光顧。他的妻兒最近也搬到香港，他認為香港是一個他們能紮根的新家，「香港值得信賴」。當然，我不清楚他能否把那二十萬賺回來，特別是現在低迷的經濟已經影響了包括重慶大廈的全球市場。但這個人虔誠地相信，只要自己一直做一個誠懇的穆斯林，就一定能在大廈裡功成名就。

再走幾步，我見到一位只見過一次面的年輕南亞人，他說自己已經失業並陷入絕望了，「我還能做些什麼？我一點兒錢都沒有，家裡的人還都指望著我啊！」我不知道他說的是否屬實，不過他確實看上去驚慌失措。我不了解這個人，但還是塞給了他100港幣並祝他好運。我並不想扮演上帝的角色，但還能怎樣？好多人都有跟他相似的遭遇。我再來重慶大廈的時候，就沒見到這個人了。事實上，我從此都再未見到過他。

以上所述的人們都是重慶大廈的常客，也是本書主角。在第一章，我將重慶大廈作為一個地點來進行探究：包括它為何存在，它所代表的意義，其建築風格和歷史，以及相關組織架構。在第二章，我將詳細描述重慶大廈中的不同人群，包括非洲和中國內地的商人、南亞掌柜、國際難民、性工作者、癮君子、遊客，還有我追隨其中的一些人所進行的訪問和記錄。第三章會描述經轉這棟大樓的貨品，以及商販和買家如何通過自己的全球網絡銷售這些貨物。第四章將探討約束大廈內所有事物的法律網絡，特別是那些過著邊緣生活的避難者。最後，我試圖找出大廈對裡面的人和對世界本身的價值，並預測其未來的發展變化。

這本書講述重慶大廈以及其中的人們，但此書也與「低端全球化」相關。重慶大廈作為這種全球化的中心支點，連接著世界上許多其他類似的支點，包括曼谷、杜拜、加爾各答、加德滿都、坎帕拉、拉各斯、奈洛比等等。低端全球化與多數讀者心中聯想到的「全球化」一詞很不一樣——低端全球化並不涉及像可口可樂、諾基亞、索尼、麥當勞這類大型企業，也沒有所謂的辦公大樓、律師，或宏偉的財政預算。相反，低端全球化中的商人很可能只是用自己的行李箱，或是租用一些貨櫃和貨車去運送貨品，他們越過邊界，儘可能地躲避法律和版權的幹涉，他們的世界由金錢主宰。這些個體離鄉背井去其他地區尋求更好的機會，不論是通過打臨時工，還是以避難者和性工作者的身份。這就是今時今日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全球化的主要形式。

重慶大廈在一個狹小的空間裡展現出無窮的經濟力量和人力物力，但與周圍發達國家的經濟規模相比，還是小巫見大巫了。離大廈僅僅十分鐘車程以外，香港尖沙咀和中環商業區集中了財富和高端全球化成果，殘舊不堪的重慶大廈相比起那些辦公樓，可謂兩個世界。這本書不僅僅講述重慶大廈的故事，也講述世界關係網的非凡之處。

世界中心的邊緣地帶

重慶大廈是一個令許多香港人卻步的地方。這裡有幾則從中文博客和聊天室摘錄的典型評論：「我每次路過（重慶大廈）都好緊張……總覺得自己進去就會迷路或者被人綁架」；「我也不敢去，裡面好像有許多色狼流氓」；「我看見一群黑人、印度人站在一棟大樓前，我抬頭一看是『重慶大樓』，如傳說中那樣真的是黑成一片，因為全是一團黑的人在裡面」；「今日我和同學去吃咖喱，是我第一次去重慶大廈，好像去了另外一個國度。咖喱還不錯，但是我剛進去還是很怕……因為爸爸警告過我不要進去」。如以上評論所指，一些香港華人，特別是年輕人，對重慶大廈的興趣主要是為了光顧高層的咖喱餐廳，不過更多人還是害怕走進這棟大廈。

這種恐懼心理可以放大至整個香港地區，在許多發達國家的評論家話語中也顯而易見。以下幾段話摘自一些歐美記者的網絡評論：

有些家長的孩子們在亞洲背包旅行，家長最擔心害怕的就是重慶大廈……世界上最錦繡繁華的一個城市，卻有這樣一個藏汙納垢和魚龍混雜的廉價住處，更不用提它裡面有多少潛在的火警和健康問題了。

重慶大廈是獨一無二的地方，我能在一個戴眼鏡的喀什米爾老闆那裡同時買到性玩具、周杰倫的盜版光碟、一本全新皮質封面的《可蘭經》，他居然還能用五種貨幣找錢給我。我還能在重慶大廈的走廊過道和樓梯間，買到飛往孟買的打折機票、兩千支Tag Heuer牌子的偽劣手錶，或買一張能不限時長致電奈及利亞拉格斯的電話卡……你能消失在這個地方。

重慶大廈為背包旅行的人提供非常廉價的住宿，同時也是許多非法活動的庇身之所，包括容納非法逗留的人。這是個罪惡滋生的溫床，有毒品交易、性交易等等，世界上所有的醜惡行徑你都能在重慶大廈找到……就個人來說，我只會去那裡吃咖喱。

重慶大廈的昭彰惡名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它曾經是許多西方嬉皮士和背包客的逗留地。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這個惡名繼續蔓延。1994年王家衛拍攝《重慶森林》，講述了發生在重慶大廈裡的後現代愛情故事，再次加強了大廈的黑暗象徵，扭曲了其真實面貌。實際情況是，香港華人在九十年代初一般不會來重慶大廈，即使到了那種地方也不可能有電影所表現的行為。然而，這部電影準確地抓住了那個年代重慶大廈的面貌特寫，而這種惡名延續至今，主要因為後續不斷有大批南亞人和非洲人來到重慶大廈，在有點種族主義的香港華人和某些發達國家的人眼裡，與那些來自窮國的同胞打交道還真是讓人為難。

許多香港人和發達國家的人對重慶大廈感到害怕，主要因為他們覺得好多來自發展中和落後地區的人想來香港搶奪財富。文初所徵引的文字誇大了重慶大廈的危險性——有些香港警察向我坦言，比起許多其他同樣大小的本地樓宇，重慶大廈裡面的犯罪率小得多，因為重慶大廈位處中央，而且那裡經常有保安和警察出沒。但那些引言仍然反映了部分事實，即重慶大廈位於香港，但它不屬於香港。它仿佛是一座來自發展中地區的外星孤島，降落在香港的中心地帶，這才是令大家畏懼的地方，而並非什麼犯罪問題所導致。這也是我為什麼將此書取名為「世界中心的邊緣地帶」。

邊緣地帶（Ghetto）一般定義為「由於社會、法律、經濟壓力的原因，一群少數民族集中居住在城市中的一個地區」 。然而，重慶大廈只是一座大樓而非地區，其中的居民也不僅僅屬於一個少數民族，而是包括了各種各樣民族背景的人。當然，重慶大廈在某種意義上也算是邊緣地帶，特別因其居民都是非白人及非香港華人的少數民族，並且在一定程度上被香港主流經濟排除在外。本地人由於對發展中地區所知甚少而產生懼怕，所以重慶大廈也因社會歧視而被隔離開來。對許多像上文引述過的人來說，重慶大廈是香港社會的他者。而對居住在世界上一個最富裕社會的本地人來說，重慶大廈就如香港的一顆「黑色的心臟」。

可是重慶大廈就算被看作是一個邊緣地帶，也不算典型。大廈中多數人作為低端全球化的工人和零件，其生活樣貌還是十分資產階級的，他們代表了南亞和非洲發展中國家的努力奮鬥的中產階級。香港人或許覺得重慶大廈是一個連地獄都不如的危險之地，一些來此住宿的遊客說不定也這麼想，但是對於許多工作生活在大廈裡的人來說，「世界中心的邊緣地帶」是他們的希望之光，是逃離發展中地區窮苦生活和通往錦繡前程的機會。在重慶大廈工作或做買賣的南亞人及非洲人，不論持什麼宗教信仰，不論是穆斯林、印度教徒、錫克教徒，還是福音基督教徒，都在這裡活脫脫地體現了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辛苦工作，努力攢錢，加上多多少少一點運氣，一定能讓他們買到幸福之號的船票。

但究竟為什麼重慶大廈這樣一個「世界中心的邊緣地帶」，一個位於香港的發展中國家孤島，會存在於世界上呢？

重慶大廈為何存在以及為何值得關注

對於這個問題有三個答案：第一，這座大廈價格低廉；第二，發展中國家居民能比較容易進入香港；第三，中國南方漸漸成為以製造業為主的重要地區。

第一個關於重慶大廈為何存在的實際原因是，那裡的飲食起居都很便宜。許多發展中地區來的人都會對香港的高物價發出感嘆，但位於市中心的重慶大廈的住宿價格卻格外廉價，一間單人房一晚上才100港幣，在這裡吃飯和購物也算是香港最便宜的了。為什麼這裡與外面的物價差這麼大？

一方面，重慶大廈的物業所有權並沒有統一，長期以來物業管理機構十分薄弱，令大廈一直處於修繕不佳的狀態，直到近年才有所好轉。但這並不是充足的理由，因為香港有太多樓宇在過去幾十年裡都沒有統一的物業所有權，卻沒有出現像重慶大廈這樣破破爛爛的景象。所以說重慶大廈的廉價在某種程度上受到歷史因素的影響。

下文將詳細探討重慶大廈的歷史背景，現在先列出幾個因素。這棟大樓一開始就有許多南亞人，其人口逐年增加，而由於香港社會對南亞人有許多偏見，所以這個地方在香港人心中被貼上了黑色標記，於是大樓物業價格一直很低迷。上世紀七十年代，大廈因為被寫入《孤獨星球》（Lonely Planet）而突然開始小有名氣，許多嬉皮士和背包客前來入住重慶大廈的廉價旅店，於是許多本來住在大廈裡的華人開始將物業改建成小旅館，每個旅館有十幾間狹小的房間。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大廈裡經常發生火警和停電。2000年初，非洲商人開始大批抵達重慶大廈，和以往的嬉皮士一樣，在最廉價的住處扎堆。這些因素使物業所有者能夠以便宜的單位價格獲取最大利潤。正因為重慶大廈「腐朽」，才能如此廉價，才能與周圍的發達區域共存，而且還不分伯仲。你隨便去加德滿都、加爾各答、三蘭港問問香港哪裡最便宜（我親身試驗過了），都能很容易得到「重慶大廈」這個答案。

重慶大廈之所以能在香港存在的第二個原因，是因為香港有較為寬鬆的籤證條例。在大多數發達國家，來自發展中國家的訪客必須在抵達之前申請籤證，不然坐不上飛機。即便他們到達了目的地，如果被發現沒有申請籤證，也會被立刻遣返回國。香港比較特別，訪客即便沒有籤證，也可以在港逗留十四天、三十天或是九十天。於是，許多亞洲和非洲國家的商人來香港並不事先申請籤證。即便只有三十天甚至是十四天的逗留期限，他們也足以來重慶大廈查驗貨物，購買商品和進行貿易，在時間充裕的情況下回國。

一些商人只在香港逗留，還有更多人會去中國內地。他們在香港能很快申請到內地籤證，如果找中港旅遊中介就更加快捷。進入內地後，他們造訪各類批發市場，購買貨物，返回香港。貨物通過他們的行李箱或者經轉海運和空運送回老家，運送方法取決於貨物的質量及價格，運輸過程不過幾天到數周而已。來往香港的國際航班比來往內地的要頻繁一些，儘管近年來內地的國際航班越來越多，但是許多商人還是寧願先到香港，再轉車去其他地方。重慶大廈既廉價，又是一個結算和信息交流的主要地點，所以自然而然就成為商人的第一站了。

最近幾年，香港政府加強了入境管制。奈及利亞、巴基斯坦、孟加拉、加納和尼泊爾等國家的公民，入境時都須出示籤證。這個變化主要由於有些人頻繁地在港進行毒品交易和其他違法活動，其他則是由於出現太多來自這些國家的人申請國際避難。類似的管制對重慶大廈有很大的影響，最近幾年大廈內的奈及利亞人、加納人和孟加拉人少了許多。然而，許多留在重慶大廈等著申請聯合國難民署或是香港政府避難待遇的人，只好無限期地逾期逗留。因為香港有越來越多的國際避難者，政府受到各界壓力，因而再次收緊入境規定。不過直至今日，此類規定還未見實施，所以重慶大廈仍然受惠於這一項不尋常的政策：香港這個發達地區的政府向許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人敞開大門，雖然只是幾天，但已經讓重慶大廈之存在獲得足夠動力了。

第三個原因是中國特別是南方省份的經濟崛起並成為世界工廠。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商人蜂擁而至，在重慶大廈或在中國內地購買中國製造的貨品，包括二手和偽劣仿冒的手機、衣裳、建築材料、家具，甚至是漩渦浴缸（我聽說東非的有錢人和政府官員特別喜歡買這種浴缸），還有蛋白石精品（它們在澳大利亞被挖掘出來，通過重慶大廈運往中國內地南部進行雕琢，然後再運回澳大利亞，賣給中國遊客）。正如歷史上的角色，香港仍然擔當著中國對外貿易的門戶，現代國際商人既能去中國內地購買商品，也能通過香港的中間商買中國製造的貨物，這些貨物的價格和質量普遍比較低下，卻是發展中國家消費者能夠負擔得起的貨品。

重慶大廈因上述三個原因而存在，但它為什麼值得我們關注？為什麼我要寫一整本書討論它？最簡單的理由在於它囊括了世界上各種背景的人物。這些人如何互動交流？甚者，重慶大廈如何教會我們今日全球化社會的運行法則？

如之前所說，我是一位人類學家，而人類學的學科特點就是民族志——一種針對一群人們互動和生活方式的記錄，這些詳細的記錄往往基於幾個月至數年的田野考察。全球化作為一種龐大和抽象的領域，常常成為經濟學家的研究對象，但是人類學家也作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譬如Arjun Appadurai和Ulf Hannerz，他們的功勞主要在於通過民族志表現出全球化的抽象性，如何在特定的地點形成了特定人群的生活方式。

數以百計的民族志闡述了全球化對於世界各地人群的影響，但甚少有文章提及全球化的交匯處。這些交匯處不是國際機場或大都會酒店——雖然這些也是全球化的空間，但其中的人們並不會互動。我所說的交匯處是世界各地來的人們在商貿和娛樂中一定會進行交流的地方，在人與人層面上體現和印證「全球關聯之強化」。描寫全球化交匯處的民族志，能顯示我們耳聞目見的全球化，表現出有血有肉的人如何在文化互動上交流取捨，此等文章較為稀罕。

重慶大廈恰恰是這樣的交匯處。雖然《孤獨星球》聲稱「或許世界上再沒有像重慶大廈一樣的地方」，但我們不一定要把這棟大廈看作多麼的獨一無二。紐約市、倫敦的布裡克斯頓或威爾斯登、日本東京的六本木，還有許多類似的地點，都能反映全球化的方方面面，它們的許多特點在重慶大廈中也能見到。相比之下，重慶大廈不僅僅是全球化的一個中心，它是一種特定的全球化形式的載體，即我之前提到的低端全球化。

我對低端全球化的定義為，人與物品在低資本投入和非正式經濟（半合法或非法）情形下的跨國流動，其組織形態常與發展中國家聯繫在一起。在低端全球化之下，非洲商人提著塞滿幾百個手機的行李箱回到家鄉，南亞臨時工給家裡捎去幾百美元的應急錢以及超乎想像的經歷和故事。雖然跨國公司是各種新聞報紙財經版的主要討論對象，但它們對普通老百姓意識層面上的影響微乎其微。而對於在重慶大廈工作和生活的人來說，許多小商販和非法工作者帶來的貨品、想法，包括媒體都對人們產生了深遠影響。

世界各地有許多低端全球化的市場，比如曼谷、加爾各答、奈洛比，也包括巴黎、倫敦和紐約。有一些市場可能遠在阿根廷、巴西和巴拉圭交界的埃斯特城，也可能在臨近重慶大廈的廣州越秀區和三元裡，亦或是義烏之類的中國內地城市。在本次研究中，我與研究助理去過許多上述地區，花幾天到幾周的時間與當地商人傾談，我們去過廣州、加爾各答、杜拜、奈洛比、蒙巴薩、三蘭港、坎帕拉和拉各斯，在多處地點的民族志紀錄中尋找將重慶大廈與亞非發展中國家相聯的低端全球化網絡。我們的旅程讓我們對於大樓與其中的物品交易和交流有更深層次的理解，推導出它在發展中國家之間有怎樣複雜的聯繫作用。重慶大廈向世界各地延伸出連接線，而世界也就由這一座大樓反映出來了。

重慶大廈仿佛是一個被濃縮的環境，讓我們觀察到世界和它的交流。在這樣的彈丸之地，有如此多樣的族群和多層次的文化交流——從談生意到探討哲學，從印度煎薄餅到性，可以和各種文化背景的人談天說地。從這個層面上來說，世界上實在找不出與重慶大廈類似的地方了，只有它能在很小的空間裡集中表現出低端全球化的特點。我們需要了解重慶大廈和其中的人們，因為這棟大廈中的全球化本質上是世界上大多數人們所經歷著的全球化。重慶大廈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不同社會背景的人怎樣相處？他們如何塑造各自全球化的生活？他們都去哪些地方，做什麼事情？他們的跨國旅程、技巧和方式是什麼樣？他們如何理解自己的跨國生涯？這本書將一一解答這些疑問。

作者麥高登

Gordon Mathews，香港中文大學的人類學教授，著作包括《全球文化/個人身份：在文化超市中尋求家園》（Global Culture/Individual Identity: Searching for Home in theCultural Super market）、《人生的意義是什麼？日本人和美國人如何理解他們的世界》（WhatMakes Life Worth Living? How Japanese and Americans Make Sense of Their Worlds）及《中國香港：培育國家認同》（Hong Kong, China: Learning to Belong to a Nation），併合編過多本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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