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突然地暴發，讓武漢這座城市陷入了一種集體焦慮，人們試著從武漢音樂人的作品中尋找情感投射，這讓武漢不同時期的音樂人，衝破代際的隔閡，共同完成特殊時期的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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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報記者 湯博 編輯 田偲妮 校對 李世輝
2020年4月8日，因疫情封城76天的武漢，離漢通道重啟，這座城市停擺的日常，宣告回歸。就在這天，人們又一次在朋友圈裡刷到SMZB樂隊《大武漢》，或許因為現實生活不可能機器般的即開即動，才更需要精神上的儀式感用作緩衝。
音樂是解讀城市的一種密碼，音樂人構成城市風貌的局部。以音樂探究武漢，朋克是一個重要的關鍵詞。上世紀90年代末，一群朋克樂隊開啟了這座城市熱血與叛逆的一面，掀起另類的聲浪，幾乎與同時期北京的朋克浪潮形成分庭之勢。
隨著網際網路將音樂審美變得直接與扁平，朋克，甚至搖滾樂都漸漸被邊緣化，音樂的私人體驗徹底取代表達的公共性，武漢的朋克歷史因此顯得遙遠且模糊，不過後來無數樂隊與原創音樂人從這裡走出，在某種意義上也讓這座城市曾經的朋克精神得到了延續。
▲此前武漢live house演出地標場所VOX中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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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樂迷青春坐標」VOX老闆朱寧
「城市堅固的東西永遠不會消散」
朱寧是武漢live house場地VOX的創始人，也是武漢朋克時代的代表人物之一，兩個身份讓他親歷了這座城市原創音樂發展的重要脈絡。在過去的20多年裡，朋克和VOX相繼代表了武漢的部分氣質，甚至，很多年輕人對武漢的認識，是從這兩個標籤開始的。對武漢的年輕樂迷來說，VOX更像一個青春坐標，成長的經緯多少會在上面留下痕跡。朱寧有時在VOX碰到最早的那批觀眾，現在都帶著孩子來看演出，這是讓他覺得溫暖的瞬間。
4月8日武漢「重啟」當天，朱寧去外面走了走，感覺這座城市似乎沒有什麼變化，一切還是熟悉的樣子。整座城市數月來的壓抑與緊張，似乎也在重啟日常這天找到了情緒的出口。
在武漢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朱寧告訴新京報記者，「武漢最艱難的時刻你不在，就很難真正理解武漢經歷了什麼」。他更沒有想到自己會是這座城市特殊時期的「缺席者」。
因為春節前朱寧先回了老家處理事情，恰好躲開了封城，原計劃在大年初二後回去的妻子和女兒，因為封城留在了武漢。他每天和妻子女兒視頻，家人安康，心理就踏實了一些。在朱寧看來，儘管「重啟」後的生活仍充滿未知，但經歷過生死考驗之後，一段時間之後，武漢人民會重新把生活掌握在自己手裡。
▲朱寧。
VOX位於魯磨路，並不屬於武漢的中心地段，但它是國內最早一批專為演出設計的live house，硬軟體和場地環境在行業裡也屬上遊，因此頗受原創音樂人的喜愛，但凡有過巡演經歷的國內樂隊，幾乎都不會錯過VOX這一站。VOX也以演出密集著稱，平均每年會有200場左右的演出，最多一年達到250多場，朱寧早期身兼VOX現場調音工作，每場必到，幾年過後，耳朵受不了了。
VOX有個慣例，每個來這裡演出的樂隊都發幾塊木板，隨意籤名塗抹留作紀念，朱寧去年數了數籤名木板的數量，已經超過了三千多塊，像是國內原創音樂的一個歷史縮影，朱寧把這些帶到重慶的分店做了一次展覽。
每年3月最後一個周末都是VOX的周年演出，今年是VOX的第15個年頭，最後一個周末恰好是3月28日，與15年前同一天。這場周年演出春節前就已經做好了籌備，原定六支武漢本地樂隊加兩支外地樂隊共同參演，但疫情到來，VOX停業，外地樂隊進不來，3月28日當天晚上，把六支武漢樂隊演出放到線上做了場直播。取消的演出不止這一場，從2月到4月，原定的53場演出都被迫停止。
這是VOX第一次長時間演出停滯。這段期間，朱寧開始與音樂平臺合作，將一些活動搬到了線上，不過從質量到收益，距現場演出還有不小差距。VOX的場地屬於私宅，不在相關補助範圍之內，房主主動減了一部分房租，在朱寧看來，這種很民間的情義，有這個城市的氣度。
▲2007年VOX演出後的一次DJ聚會。
回看VOX最初成立時，那時整條路晚上非常冷清，經常演出結束後，走很遠都找不到吃宵夜的地方，幾百人就這樣四散在街頭，反倒為冷清的夜晚帶來了很多生氣，漸漸有人發現了商機，開始售賣小吃和冷飲，那些消耗於音樂現場的體力，在現場外得到了迅速的慰藉，如今，魯磨路的夜晚已經非常熱鬧，只要時間允許，大可在這裡享受一個豐富的夜晚。只不過由於疫情的影響，這些場景被忽然抽空，人們如今期待著將這些重新找回。
朱寧一直相信，如果人們不喜歡搖滾樂，只是因為還沒有聽到。或許武漢人究竟對搖滾樂有多喜歡，永遠都是未知數，但魯磨路的商家，大多對VOX有一定的感情。這是負責VOX周圍轄區片警告訴朱寧的，很多商家入駐這裡是因為VOX的存在。
▲受訪者供圖。
疫情期間，朱寧聽說其它城市的幾家live house因為經營壓力而被迫關門，從經營的角度來說，這種最壞的結局或許也是最好的選擇，做生意，盈利和止損同樣重要，不過朱寧沒想過停止，「VOX有的員工已經在這工作了十幾年，大學畢業就過來了，到現在娶妻生子，你不幹了他們怎麼辦？他們的家庭怎麼辦？」。朱寧說，「今年賺錢是不可能了，希望能做到保本」。
朱寧經歷過困難的時期。2002年，朱寧接手了一家酒吧，試著做成專門讓樂隊演出的場地。第一支來演出的樂隊是舌頭樂隊，那時沒有什麼宣傳，朱寧把海報貼在大學和琴行，沒想到演出當天，來了六百多人，酒吧完全處於滿員的狀態。後來的半年，痛仰、腦濁、木推瓜等樂隊接連到來，酒吧一共做了一百多場演出，大多數票房很好，但總是賺不到錢。在朱寧的回憶裡，那段時期沒有經營上的經驗，除了演出，沒有其它盈利方式，連酒水供應商都沒找。看現場的樂迷想要一個啤酒，他們就去附近小賣店買，買的都是600毫升以上的大瓶。半年後，酒吧停業了，短暫的歷史在過去的樂迷那裡只剩下一個名字——VOX。三年後，這個名字重新出現在武漢，並在隨後十五年裡見證了中國搖滾樂和一代熱血青年的成長。
朱寧認為武漢對叛逆有著很大的包容，或許，叛逆也是這座城市的底色。在VOX出現之前，武漢一直沒有可以正式演出的地方，樂隊多在迪廳和酒吧裡表演。朱寧記得有一次談好了一個酒吧，老闆覺得搖滾樂隊能吸引客人，結果演出時太吵，酒吧沒招來生意，原有的客人也跑了。這種演出條件延續了很多年，但武漢朋克在這種環境下卻形成了一種另類的聲浪，拓展著城市的姿態。
▲受訪者供圖。
從2013年開始，VOX每年都會製作一張武漢音樂人的合輯，很多已經解散的樂隊為此重新排練，為曾經的創作留下一個紀念，朱寧說，這些作品與VOX有關，也與每個創作者的青春有關。VOX名字的意思就是年輕的聲音，自由的聲音。
「一座城市有這麼個場地，不僅僅演出，還要讓年輕人覺得和這裡產生聯繫」。朱寧偶爾想起VOX最初那幾年的現場，覺得那時的樂迷簡單純粹，現場荷爾蒙飛濺，一個音符就能點燃所有人的熱情。那是屬於朋克的黃金時代，他自己的樂隊做過國內國外的巡演，但武漢樂迷在他心裡始終無法被替代，「武漢樂迷比其它地方更躁」，朱寧感慨，「最近幾年，來VOX看現場的年輕人通常含蓄冷靜，真的是來欣賞音樂的」。有時因為少有互動，一些質量不錯的演出，也讓他覺得有點乏味，似乎如今的年輕人，已不像過去一樣充滿熱情。不過，一件小事讓他推翻了自己的看法。
封城尾聲，朱寧從四川老家回到武漢，居家隔離，有記者聯繫他，請他談談魯磨路志願者救援隊的情況，他表示自己並不知道這個團隊，對方告訴朱寧，這個自發組織的志願者救援隊全部成員，都來自VOX樂迷微信群裡。朱寧再次表示不知情，並叮囑記者，文章不要提及自己，自己沒有組織也沒有參與。事後，他非常感動VOX這群年輕的樂迷做了這樣的事情。
這是新一代年輕人參與這個社會的方式，因為這次疫情，大家將重新調整審視生活的視角，這座城市無論經歷了什麼，堅固的東西並不會煙消雲散，一代人並未老去，一代人正在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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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老牌朋克樂隊SMZB
「碼頭文化和文藝交融的市井江湖」
疫情暴發期間，SMZB樂隊的歌曲給很多人帶來了不言而喻的力量，這支成立24年的老牌朋克樂隊，以一種最意想不到的方式被認知。幾乎每隔幾天，朋友圈裡都會刷到《大武漢》《海鷗之歌》的分享，這些歌就像是一個共同的情緒出口，人們從中找尋屬於自己的共鳴。
SMZB於1996年在武漢成立，最初名為生命之餅，2002年正式改名為SMZB。成立樂隊之前，主唱吳維沒做過正兒八經的工作，在他的音樂作品中，也常有江湖的直覺，批判和讚美有時略顯簡單粗暴，卻又不失準確。由於態度鮮明，樂隊絕大多數唱片都選擇獨立製作發行，在某種程度上，這更像一種朋克的立場。
▲1997年生命之餅樂隊。
作為武漢人，吳維一直在武漢租房生活，每次搬家，一個大包加幾本書就是全部家當，樂隊的衣服、布標也都是自己製作。吳維在三年前搬到陽朔生活，如今回武漢只是因為演出和工作，很多樂迷認為SMZB代表了武漢，很多人通過SMZB向武漢投射自己的情感。
吳維認為疫情期間，樂隊歌曲在社交平臺上大量傳播，並沒有太大意義，人們只是在困境中需要一些鼓勵。貝司手馬繼亮表示，傳播最廣的那首《大武漢》，由於編曲比較平，樂隊已經很久不演了，他自己之前也並不是很喜歡這首歌。疫情期間看到朋友圈裡有人轉發，便點開重聽了一次，忽然覺得歌寫得很牛。
在加入SMZB樂隊之前，馬繼亮是北京朋克樂隊腦濁的成員，每次腦濁武漢演出，SMZB都作為開場樂隊，這是兩個人淵源的開始。2009年，馬繼亮離開腦濁樂隊，吳維邀請他加入，被他拒絕。三年後，因為要幫吳維在一場演出裡彈貝司，馬繼亮認真聽了SMZB作品，隨後決定加入。樂隊第一次排練時，馬繼亮給很多老歌重新編了貝司線，吳維在排練間歇對其他成員說，看看人家老馬，第一次來就排出了這些。馬繼亮至今記得當天排練的感覺，那個階段，SMZB的樂手在音樂素養上與之前腦濁樂隊完全不能相比，然而就是這樣一群樂手，在吳維的帶領下做出了SMZB的音樂，讓他非常佩服：「過去樂隊裡成員三教九流都有，吳維把這些人聚到一起，其實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
▲樂隊2005年至2009年之間的成員。
吳維喜歡在音樂裡致敬英雄，從革命先驅到抗日戰士，歌裡的英雄多與武漢這座城市有關。吳維說整個疫情期間，讓他感動的是奮戰在一線的醫護人員，和民間自發的志願者團隊，「他們幫助了很多人。」
吳維春節前去了歐洲，之後疫情暴發，武漢封城，幾位武漢的親戚患病去世。如今，歐洲疫情緊張，吳維過著相似的自我隔離生活，吳維表示正好有了時間，可以好好回憶下樂隊和武漢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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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
新京報：最近比較觸動你的新聞有哪些？
吳維：看到一些好朋友在做志願者之類的工作，好幾撥人都在做，他們有互相認識也有不認識的。都是民間自發組織，給醫患人員募捐資金和醫療物資等等，幫助了很多人，還有那些在一線的醫護人員都讓我很感動。也有像「蜘蛛猴麵包」這樣以記錄為主的。
新京報：武漢這座城市的樣貌在最近十年變化非常大，這個城市的精神是否也有改變？
吳維：變化確實很大。隨著這幾十年經濟上帶來的發展，武漢和其他城市越來越統一化，每個城市的特點都在逐漸消失或退化，界限越來越模糊。
新京報：武漢消失或退化的是什麼？
吳維：隨著包括大學生在內的外來務工或居住人口的增多，這個城市的各個方面都發生著變化，甚至包括飲食和方言口音這些。在城市建設商圈開發等等各個方面可以看到，變得和其他城市一樣，特別是那些大城市，變得越來越像。我近些年發現有一個現象比較有意思，很多城市（特別是在南方）的一些有了小孩的朋友，他們大部分時候跟自己的小孩都是說普通話，而且都是帶著各自城市方言口音的普通話。我對這個沒有褒貶，只是很好奇為什麼，因為我們小時候不是這樣。
新京報：現在會經常回憶過去的武漢？有哪些是關於樂隊的記憶？
吳維：武漢幾個朋克樂隊初期大概在98年左右，那是一個別說能有專業的演出場地，就連酒吧都很少有的年代。我們就去每一個看起來能演出的酒吧、迪廳、溜冰場之類的場所跟老闆談在他們場地辦演出。
武漢幾個朋克樂隊大部分成員都是當年生活在武昌的在校大學生，而且有很多都是藝術類專業。武昌是一個充滿文化藝術氛圍的高校林立之地，而漢口是一個商業氣息碼頭文化濃重的所在，大部分出生長大在漢口，像我這個年紀的一代人，基本都是初高中畢業就踏上工作崗位。要是有人考上了高校繼續學習是讓人很敬佩和羨慕的，哪戶人家要是出了個大學生那可是要擺酒席宴請親朋好友的。
生活在漢口武昌兩地的武漢人，其實在生活中很少接觸往來，也相互不太了解，飲食方言都有些許差異，猶如兩個城市。我正是在做樂隊之後才開始接觸和認識武昌的一些大學生並結交為朋友，跟他們相比我在心裡一直覺得自己是個來自漢口的市井而有些自卑。好在自幼喜好學習中國傳統書畫，也有一點藝術天分和氣質，並且在音樂上和他們有些共同語言，這些都讓我把那一點點自卑給埋在了心裡深處。
新京報：你覺得電影《南方車站的聚會》對武漢的市井江湖表述準確嗎？
吳維：因為據說是在武漢拍的，所以特地去看了。就像導演說的那樣，其實這個電影跟武漢沒什麼關係，只是武漢的一些自然環境比較適合所以選擇在武漢拍，而且因為群眾演員眾多所以也要求主要演員用武漢話去對話，都是電影的需要。
▲SMZB樂隊現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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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後期武漢朋克代表花倫樂隊
「苦難會說明個人的品性，城市也是」
從SMZB（生命之餅）開始，武漢又接連出現了很多朋克樂隊，在新世紀前後，文學和朋克，是當時許多文藝青年對武漢的認知。武漢也因為這些朋克樂隊變得更加色彩豐富。
武漢朋克的中後期，很多新樂隊名字都以紅字開頭，比如當時有支流行朋克樂隊叫「紅蜘蛛」，吉他手蜘蛛喜歡拍攝，自己設計製作了介紹武漢音樂人的網站「朋克城市」，留下了很多記憶。後來VOX成立了公司，蜘蛛加入了團隊，負責設計工作。紅蜘蛛樂隊解散後，「朋克城市」網站也停止了維護，吉他手蜘蛛仍然喜歡拍攝，武漢封城期間，蜘蛛拍攝了系列視頻記錄了武漢疫情期間的市民生活，「……很多人的人生軌跡甚至都會因為這場疫情改變，誰也說不上是好還是壞」。這句話在微博上屬於一個廣為人知的ID——蜘蛛猴麵包。
與紅蜘蛛同期的樂隊還有花倫，彼時他們都在現任VOX老闆朱寧的租處排練，朱寧說那時候覺得花倫樂隊未來會不一樣，「他們特別鑽這事，排練一回能超過十小時」，很少有樂隊有這種強度的日常。後來，花倫樂隊離開武漢發展，紅蜘蛛樂隊解散，但大家始終保持著穩定的聯繫。
疫情期間，回湖北過年的花倫樂隊困於故鄉，自救於生活，也關注著武漢的情況。樂隊主創明康說武漢早已刻在了樂隊的基因裡，當他們離開武漢後，這些基因開始與外界產生反應，讓他對這座城市產生了更清晰的感情牽絆。離開武漢發展的十年，明康一直反感樂隊被標籤化，但接受人們仍將他們看作一支武漢樂隊。
疫情期間，花倫樂隊收到幾家國外媒體的採訪邀請，明康和丁茂商量後，決定不發表看法。明康認為疫情期間的記憶和感知，只能是私人的，不該也無法成為公共人格的一部分組成。
由於不能出門，家人給明康找了一把紅棉吉他打發無聊，吉他是上一輩人留下的，缺了一根弦，明康改造了一下午，恢復到能彈的狀態。像一根稻草，保留了武漢在他生活中最後的詩意，同時也像一個暗示，一個人以什麼樣的姿態延續生活，取決於怎樣看待現實。
春節前，明康回湖北宜昌過年，到家第二天，武漢宣布封城，明康問武漢的朋友，情況怎樣，對方的回覆都很嚴肅。幾天後，宜昌交通禁行，機場停飛，整個湖北省在疫情地圖上成為一片紅色，那些原本還在置辦年貨的人們，全部禁足在家，城市忽然空了，又被緊張的氣氛填滿。與此同時，朋友圈裡一些疫區之外的「歲月靜好」，讓他感到網絡社交的虛無，人們永遠不能感同身受，人與人之間的割裂，已遠遠超過物理距離。
困在家裡的時候，他和丁茂邀請另幾位樂隊成員做了一次視頻排練，丁茂說，什麼也排不了，就是大家視頻看一下，說說話。丁茂家在宜昌五峰，情況同樣不樂觀，剛回到家時感覺發燒了，進行自我隔離，每天量幾次體溫，自我隔離一周後，發現虛驚一場，但那種緊張，仍讓丁茂心有餘悸。明康說，疫情期間經歷的都是不可逆的感受，是對任何一個個體精神上的消磨。
▲2019年丁茂和明康在家中。
丁茂和明康是第一批出城的人，他們所辦理的手續流程，成為了當地的官方標準操作。他們如今都在深圳工作生活，從湖北到深圳，路途需要24小時，丁茂說半夜在休息區休息時，一車人睡在長途巴士上，巴士的車門車窗都開著，以便空氣流通，他睡不著，上下車幾次，他將回到自己熟悉的生活裡，那會與疫情期間的生活截然不同。
回到深圳之後，明康和丁茂面臨的第一件事又是隔離，明康說，自己忽然理解了李安電影《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裡的表達，從一個封閉戰場回到正常社會裡，是有應激反應的，會在各種生活細節中體現，更重要的是情緒，憤怒和恐懼不會隨著遷徙而消逝，在一個新的生活環境裡，這些或許並不合時宜，但又不可或缺。在明康看來，這段經歷要經過時間沉澱，保持一定的距離感，才能看到在自己身上引起的變化，就像他們對武漢的感情。
原本計劃年後開始新專輯工作，由於疫情的影響，樂隊決定把計劃推遲半年，暫定十月份開始開始錄音。「上半年就徹底浪費掉了，不光是自己，身邊至少三分之一的人都受到影響」。丁茂說。
由於無法進行線下演出，很多音樂人開啟了網絡演出模式，「客廳音樂」成了這一段時間音樂圈的流行詞，明康表示自己對這種表演形式持保留態度，「它是音樂行業在特殊時期的變種，但不應該變成流行趨勢」。音樂成為直播表演的路徑，是一種偽概念。他和丁茂唯一欣賞的線上演出是坂本龍一在快手的那場直播，新京報記者問他們是否源於審美品位上的差別對待，丁茂表示，坂本龍一的那場表演，在音樂上確實屬於高階玩家，更讓他欣賞的是內斂，不為音樂附加更多，他看過一篇坂本龍一的採訪，坂本龍一清楚音樂擁有的力量，因此知道節制。那天演出中，坂本龍一用到的吊鈸，上面寫著「中國武漢製造」。
▲2019年樂隊在排練時。
花倫樂隊這兩年在音樂上做了許多嘗試，從一個標準的後搖風格變得實驗和豐富，受到國外音樂媒體的歡迎，也擁有穩定的垂直聽眾，他們期待與更多實驗色彩濃厚的創作人合作，但現階段，只能將合作計劃延後。明康覺得音樂應該是向前走的，停滯下來就是重複自己。
2018年花倫樂隊因《大象席地而坐》獲得金馬獎最佳原創電影音樂的提名，在頒獎現場遇到了導演胡波的母親。「她表現得那麼平靜，而你知道她經歷了怎樣的痛苦」，丁茂說，有時候面對苦難時的表現，會說明一個人的品性，一個城市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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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什麼野心的「國足」樂隊
「我們應該感謝這座城市的英雄」
Chinese football樂隊是武漢本土的樂隊，樂迷更習慣稱他們為「國足」。事實上，他們跟足球沒有什麼關係，主唱徐波形容自己連球迷都算不上。樂隊名字最初取義中國足球隊的口號——衝出亞洲，走向世界。徐波覺得可以當作樂隊的目標。同時也戲仿了美國著名EMO樂隊American football。
今年是樂隊成立的第九年，樂隊之前做過東亞和東南亞的巡演，兌現了「衝出亞洲」的口號，原計劃今年5月進行歐洲巡演，實現「走向世界」的承諾，但隨著疫情到來，國足樂隊只能禁足在家，戲謔現實又被現實戲謔。
疫情期間，徐波和家人用不同的方式排解壓力，也用不同的標準來判斷世界，這裡面有共識，也有分歧，促使他更冷靜地看待疫情，他也試著理解那些和他立場不同的人。
▲Chinese football樂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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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波自述】
武漢封城最艱難的時刻在前兩個星期，那之後，很多情況都得到了緩解，民間各種自助團體也在起作用，人們的緊張感漸漸弱了下來，也有一種原因，適應之後，武漢人見怪不怪了。
每天在家待著，作息變得特別規律，就開始錄歌玩，每天吃完午飯，休息一會，傍晚開始選歌，編曲，錄下來找朋友剪輯製作，剛開始大概每天一首，有自己的歌，也有翻唱的作品。後來工作量有點大，也不是每天都沒事幹，節奏就放慢了一點，到武漢「重啟」的時候，一共唱了三十多首吧。這些歌都放在微博上，那個階段每天一首，其實在跟關心自己的朋友報平安。
▲以前樂隊在演出時的現場。
我現在更關注音樂產業新聞，疫情對音樂行業影響太大了，如果不能完全恢復運轉，行業難免要暴露脆弱。我們樂隊成立了九年，一直沒有什麼野心，能走到現在，籤公司發專輯，很多時候靠命。我們沒想過要成為什麼樣的一個樂隊，取得什麼樣的成績，大家能長長久久地一塊玩樂隊，更像我們樂隊的目標。現在我在武漢，我們樂隊還有成員在外地沒回來，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恢復排練、演出，這倆事對樂隊還挺重要的。
之前我們平均每個月會在武漢演出一兩場，其它城市演得更多，原定5月份有個歐洲巡演，中途還參加一個英國音樂節，現在都被迫取消了。想把巡演往後推一點進行，不知道可不可行，歐洲現在的情況，估計演出很難。這是疫情帶來的次生傷害，沒有任何事是孤立的，都是一連串的連鎖反應。
音樂人在網上傳一些視頻，或者直播唱歌，跟真正的表演相差特別遠，我一點也不喜歡隔著屏幕演出，觀演關係非常奇怪，但這是現在唯一能做的了，除此之外，就是等待。
我們樂隊到目前為止最近的兩次表演，都是跨年期間的演出，那時候我們很多人都在微信中看到過李文亮和那些醫生的病毒預警截圖。現在想想，所有武漢人都應該感謝他們，他們是這座城市的英雄。
點擊下圖進入"全球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實時地圖"
值班編輯 吾彥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