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心海︱大戰勃發,我輩將不能生存——鬱達夫遺札兩通釋讀

有位老朋友，戲謔我費老大勁鉤沉文學史料，寫出的文章多半不是大眾耳熟能詳的作家，讓我打起精神，找找名流大家的佚文軼事，不但嘉惠學林，一般讀者也愛看。話雖如此，大作家的研究者眾多，時間跨度也長了，要有新的發現，談何容易？不料，這話說出沒過多久，還真找出來一個讓他擊節不已的發現來！

這一發現，就是湮沒在民國故紙堆裡的鬱達夫的兩封佚函：無論是1996年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千秋飲恨：鬱達夫年譜長編》、2007年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十二卷《鬱達夫全集》，還是2017年海豚出版社出版的《鬱達夫全集補》，都沒有看到這兩封信函的蹤影。

在1946年上海《和平日報》上，有一篇署名「貞淮」的《由鬱達夫先生遺札所想起的》書信體文章，不長，照錄如下——

某某弟，（前略），達夫先生之死，餘雖未睹其遺容，然其生前之音容笑貌，每一回思，餘痛彌深，一代才人，闃然而逝，如此寂寞，豈夕陽衰草所可概耶。餘僅於今春在南昌時，偶於某雜誌中獲讀趙景深先生悼文一篇，餘頗驚怪，何世人對鬱公淡寞若是耶？鬱公一生貧困，貧而至於不能贍養妻子；憶餘初婚時，鬱公履函勗餘努力工作，以盡仰事俯蓄之責；孰意才名塞天之鬱公，終其身而不顯達，能不為之一哭。況鬱公之死，在於異邦，死於敵寇之手，節義凜然，國人對之竟毫無表示，而鬱公埋骨之處，半年後始於蘇門答臘發現。鬱公死時之悲戚，死狀之慘澹，又豈吾人今日所堪想像者。以太白少陵微之樂天放翁諸先輩之身世概鬱公，良非過譽。日前整理舊時書牘，得鬱公遺札兩封，亦因寇氛滋擾，遷徙無常，散失頗多，然當時並未料及亂離一別，竟成永訣，而於鬱公之書札，未能善加珍藏，深為餘憾。茲並寄吾弟，如滬上文化先進其有為鬱公編輯遺稿者附刊其列以志不忘。亦以聊示個人對鬱公一片哀惋之忱。餘心中有無限言語，然忉怛不能置一詞。明年如重遊富春江上，當往嚴陵恁吊。

和平日報，將近半月不曾寄達，未審系報社停發，抑郵局有誤，仍祈設法續寄。如有其它刊物，亦盼選寄一二，以啟聾瞶，餘候後敘，專此，即頌撰安。                 

                                                                                    貞淮十月七日

1946年10月25日《和平日報》，貞淮《由鬱達夫先生遺札所想起的》

從信的最後一段看，很顯然，是作者投寄給上海《和平日報》某位編輯的。據《上海新聞志》（賈樹枚主編，《上海新聞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年）介紹，《和平日報》上海版，1946年元旦創刊，是國民黨軍隊系統的報紙，其前身系國民黨軍方控制的《掃蕩報》。作家劉以鬯、馬漢嶽（即馬彬，有筆名馬兵、南宮博等）、鳳子、易君左、徐淦等，都先後在《和平日報》（上海版）工作。遺憾的是，信札發表後隱略了收信人的名字，只有一個「弟」字，顯示其為男性，但其姓氏名誰及真實身份，時隔七十餘年，目前囿於所掌握材料，難以推斷。

至於文章作者「貞淮」，是一個相當陌生的名字，此前從未聽說過。坊間不下十本《鬱達夫傳》，也都沒有提及他。因此，剛開始看到「貞淮」在信中稱「整理舊時書牘，得鬱公遺札兩封」，而實際上「鬱公」給他的書札尚有不少，因為「遷徙」「亂離」以及「未能善加珍藏」，已「散失頗多」，加以他把鬱達夫書札寄給編輯的目的，是希望「滬上文化先進其有為鬱公編輯遺稿者附刊其列以志不忘」，頗以為此人和鬱達夫不過泛泛之交，如此這般說來，抬高自己罷了。不過，此文以插圖形式附錄了鬱達夫兩封遺札，當即費了一番工夫加以釋讀，此時，我對作者和鬱達夫關係的看法有了很大改觀。

貞淮兄：書到久不覆，因在趕寫一篇小說也。大約三兩日後，小說可以脫稿，今天偷閒寫此信。

龍泉山水很好，青田石門，麗水仙都，都是名勝地界，諒兄已遊過，我則因地方不靖，前此過境，不曾遊得者。承賜鋼劍，當乞一柄小小的劍形匕首，可以裁書，可以做小擺設，以之插入司梯克，未免太俗矣。若需刻字，可刻上一句成語，曰「劍不虛施細碎仇」。

令堂大人及夫人，想均安好，又有半月餘不見了，他日去湖濱，當去看看他們。

你於何日回杭，我們當再請你們夫婦過來吃便飯。秋氣滿天地，今年年歲豐收，入冬匪必能減少，若能早日回杭，尚能去西溪看蘆花也。

此信不至能否送達，若信到而你人未行，乞賜一覆。匆告，並頌旅綏。

                                                                                      弟 鬱達夫上

鬱達夫遺札（10月1日致貞淮）先看貞淮文中排列在先、落款為10月1日的鬱達夫信函。從「你於何日回杭，我們當再請你們夫婦過來吃便飯」看，此信顯然是在杭州所寫，而對方應是離杭外出（龍泉等地）。而「再請」二字，則說明鬱達夫和貞淮之間走動頗多，關係密切。後面說如果去「湖濱」（當是貞淮住所所在），會去看對方的母親和夫人，更是明證。

貞淮去了龍泉等地旅行，大概是寫信給鬱達夫，要送他一把當地特產的龍泉寶劍。鬱達夫表示笑納，但他對於當時十分流行的手杖劍（插入司梯克）認為「太俗」，肯定也是形狀較大，想要的是「一柄小小的劍形匕首」，目的是「可以裁書」。這裡「裁書」，自然是裁毛邊書了。所謂毛邊書，魯迅先生曾有一個解釋：「三面任其本然，不施切削」，並自詡「毛邊黨」，鬱達夫也是民國眾多「毛邊黨」的一員，他出了不少書，都是毛邊本，據說北新書局所出的七本《達夫全集》也是毛邊本。不過，就我目力所及，鬱達夫本人談及毛邊書，要劍形匕首以便裁書，此信還是唯一！

「貞淮」在文中沒有說明兩封鬱達夫信函的寫作年代，只能根據信函內容和落款的時間，剝絲抽繭，儘量去推斷出寫信的時間。由於貞淮文中排列在後、落款為3月15日的鬱達夫信函寫於「應陳主席之招」去福建，很容易確定是寫於1936年，那麼10月1日的信函寫於杭州，時間自然是在1936年之前。

那麼，這個10月1日，究竟是1935年，還是更早的1934年？其實，信的第一句就有交代：「書到久不覆，因在趕寫一篇小說也。大約三兩日後，小說可以脫稿，今天偷閒寫此信。」鬱氏創作，三十年代之後小說不多，而在當年9、10月份趕寫一篇小說，應該有跡可循。但鬱達夫1934年和1935年的日記，都沒有把10月1日包括進去。此時，鬱達夫小說《出奔》引起了我的注意，這是他生平所寫的少數幾部中篇之一，也是目前所知他創作的最後一篇小說，作為「特約中篇」，刊登在1935年11月1日出版的上海《文學》雜誌五卷五期，無論時間還是出版周期，均符合鬱氏所說「趕寫一篇小說」的概念。不過，我找到這一期《文學》雜誌，翻看小說《出奔》，並沒有找到寫作地點與時間。但正所謂「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在王自立、陳子善編寫的《鬱達夫研究資料》（智慧財產權出版社，2010年）上，查詢到1935年10月24日上海《社會日報》上發表有《鬱達夫的出奔——從夏初到深秋》，並按圖索驥，找到這則署名「柳婷」的消息原文，文中透露「十一月份《文學》（現未出版），將登有一篇鬱達夫的「特約中篇」，題目是《出奔》」，並有如下表述——

達夫開始寫這篇東西，是在夏天，所以，這篇東西的中間，有著以後一節附白：

「寫到這裡，已經有八千多字了。而主題還沒有寫出，假使要寫出主題，大概非再寫一萬字不可；現在，天熱頭暈，決計寫不出來，所以，就匆匆結束了，請讀者原諒。」

但後來《學文》（疑似《文學》——心海注）是要他做中篇，他就把那段附白塗去，然後再繼續下去。

1935年10月24日《社會日報》，柳婷《鬱達夫的「出奔」》此消息刊登之時，《文學》尚未出版，能夠透露如此細節（包括看到鬱達夫手稿），想必和鬱達夫或《文學》編輯熟悉，或者就是《文學》編輯中人。結合此文和鬱達夫寫給貞淮的信，基本可以推斷鬱達夫所說趕寫的小說為《出奔》，如此，寫信的時間也可以確定為1935年10月1日。

再看鬱達夫落款「三月十五日」寫給鬱達夫寫給「貞淮」的這封信——

貞淮兄，來函拜悉，承賜馬尾松與洋槐，謝謝。此次來福建，本系應陳主席之招，半為遊玩，半為轉換轉換空氣，並非有意來做什麼官，而滬杭京各報，似各驚為異事，競載菲薄之辭，可氣亦復可笑。此間事情不煩，日夕亦復執筆為文，不過應酬較杭州更多一些，要分去許多時間耳。杭地沉悶，久居寫不出東西來，且版稅一文收不到，生活艱難，來此做點小事，總算有了一定的俸給，可以安心讀書，自問亦並無什麼了不得的轉變，不過在旁人眼裡，恐將談為奇異。秦威尚在東京耶，鬱風似已大改從前習氣，與秦不復有戀意。秦威來信中亦談及吾兄。夫人新生小孩，負擔必將加重，望勉力做事，可以盡仰事親之責。時勢難，吃飯更難，萬一有世界大戰勃發之一日，我輩將不能生存。《論語》極歡迎外稿，有作乞逕寄上海邵洵美處，我實只擔任一名義上編輯耳。杭州聞雨雪奇寒，此間已桃李開盡，氣候懸殊若此，真想不到。大約暑假前後，將回浙一行，屆時當有接談機會，有暇乞以杭城近來告我。舍間房子，似為天候所阻，現在尚未完工，想要遲至五六月方能搬住也。匆復，順頌春祺。

弟 鬱達夫上
三月十五日

鬱達夫遺札（3月15日致貞淮）

1936年2月初，鬱達夫應當時國民政府福建省主席陳儀的邀請抵達福建，先後出任省政府參議及省政府秘書處公報室主任。無疑，鬱達夫此信應該寫於1936年3月15日。根據信的內容，可以將其大體分為五個部分。

首先，針對滬杭京各報「可氣亦復可笑」的不實之詞，鬱達夫標明自己「並非有意來做什麼官」，只是「半為遊玩，半為轉換轉換空氣」。鬱達夫認為「競載菲薄之辭」的滬杭京各報的具體篇目有那些，目前無從得知，不過，我所寓目的1936年2月16日上海《世界晨報》署名「周明」的《鬱達夫的躊躇》一文，就明顯含有譏諷。當然，在杭州生活不易，版稅拿不到，生活成問題，肯定也是閩遊的關鍵，畢竟到了福建，「有了一定的俸給，可以安心讀書」。不過，他緊接著又說在福建「應酬較杭州更多一些，要分去許多時間耳」。

鬱達夫的應酬究竟多到什麼程度，《閩遊日記》可為佐證，僅以1936年3月15日前後幾天為重點，就能發現他在福建的應酬確實分去很多時間，甚至有一個晚上吃請三次的記錄。不妨精選其中應酬內容，立此存照——

3月10日

昨晚雨，今日未晴，展六時即醒，睡不著了，起來看書。正欲執筆寫文章，卻又來了訪問者，只能以出去為退兵之計，就冒雨到了省府。

看報半天，約舊同學林湘臣來談，至十二時返寓。文思一被打斷，第二次是續不上去的，所以今天的一天，就此完了，只看了幾頁《公是弟子記》而已。

晚上在中洲顧氏家吃飯，飯後就回來。中行吳行長問有新消息否？答以我也渾渾然也。

3月11日

午後有人來，一事不做。

3月12日

今日為總理逝世紀念日，公署會所，全體放假；晨起就有人來訪，為寫對聯條幅無數。午後去於山戚公祠飲茶，汗流浹背。晚上運使劉樹梅來談，先從書版談起，後及天下大事，國計民生，暢談至午前三時。

3月13日

下午又有人來看，到晚上為止，不能做一事。只打了一個賀電給富陽米一山先生，寫送陳些蠢祖母之挽軸一條。

3月14日

午前一早就有人來，談至十時半，去廣播電臺播音，講防空與自衛的話。十二點去省府，下午回至寓居，接霞來信三封，頗悔前昨兩天的空著急。傍晚又接來電，大約雙慶兩日可到南臺。

晚上劉雲階氏家有宴會，去說了幾句話，十一時返寓。

3月15日

晨起接見了一位來客後，即倉皇出去，想避掉應接之煩也。

下午回寓，寫了半天的信，計發上海丁氏、杭州周象賢氏、尹貞淮氏，及家信一。

3月16日

晨六時起床，寫答本地學生來信五封。十時接電話，約於本星期五下午二時去協和大學講演。

中午至省府，為雙慶事提條子一，大約明天可有回音。午後雙慶自杭州來，當於明日去為問省銀行事。

3月17日

晨六時起床，九時至省府探聽為雙慶薦入省銀行事，大約明日可以發表，當即送伊去進宿舍。

晚上應陳世鴻、銀行團、李秘書等三處宴會，幸借得了劉愛其之汽車，得不誤時間，飲至十一點回寓。

3月18日

晨起，宿醉未醒；九時去省銀行看壽行長，託以雙慶事，下午將去一考，大約總能取入。

3月19日

回寓後，沈祖牟君來訪；沈君為文肅公直系長孫，善寫詩，曾在光華大學畢業，故友志摩之入室弟子也，與談至中午分手別去。

午後張滌如君約去喝紹興酒，晚上當在嘉賓吃晚飯。雙慶於今日入省銀行宿舍。

3月20日

午前頭尚昏昏然，晨起入城，訪武昌大學時學生現任三都中學校長陳君毓麟於大同旅舍……

午後，協和大學朱君來約去講演；完後，在陳教務長家吃晚飯，協和固別一天地，求學原很適宜也。晚上坐協大汽車回來，又上福龍泉及嘉賓去吃了兩次飯。
（見鬱達夫《屐痕處處》，湖南文藝出版社，1996年4月，205-209頁）

區區十天，應酬和飯局之多，令人乍舌，結果是「不能做一事」，不得不「以出去為退兵之計」、「倉皇出去，想避掉應接之煩也」。

令人喜出望外的是，其3月15日的日記中，有寄信給杭州「尹貞淮」的記錄。如此，一個原本十分陌生、讓人摸不著頭腦的「貞淮」，頓時成為一個有名有姓的人了！甚而，七十多年前鬱達夫日記之中僅記錄有「尹貞淮氏」冷冰冰四個字的信，此時此刻有血有肉地呈現在我面前！

不料，在讀秀、全國報刊索引等大型資料庫搜索「尹貞淮」，所得不多，僅見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曾以「尹貞淮」「貞淮」的名字發表過幾篇文章，比如1932年二卷一期《新時代月刊（無名作家專號）》上的新詩《請醉此一杯》，1934年第三期《浙江保衛月刊》上的小說《霍霍》，1936年第十七、十八期《前哨》上的小說《悔》等。他的具體身份，只有《請醉此一杯》文後所刊通訊處「江蘇省邳縣縣黨部」字樣。此外，1999年10月出版的江西《永新文史資料·第6輯 ·教育專輯》，在「石橋中心小學」介紹部分，有「四十年代因環滸鄉易名洞麓鄉，校名響應改為洞麓小學，尹貞淮任第一任校長」字樣。民國時期，除了為稻粱謀外，還有戰亂因素，人員流動較大，尹貞淮的線索實在太少，只能留以待考。如有師友對他有所了解或能提供線索，希望不吝賜教。

再回到鬱達夫信的第二部分，提及了秦威這個人。秦威（1911-1994），知名電影美術設計師，曾任北京電影製片廠總美術師。秦威1934年畢業於北平大學藝術學院西畫系，和鬱達夫的侄女鬱風同班。鬱達夫信中說「鬱風似已大改從前習氣，與秦不復有戀意」，披露了一段聞所未聞的鬱風情史，雖說尹貞淮和秦威熟悉（秦威來信問及他），但假使如我此前猜想鬱達夫和尹貞淮關係泛泛的話，勢必不會把侄女的感情之事告訴對方。

信的第三部分，是尹貞淮在《由鬱達夫先生遺札所想起的》裡提及的鬱達夫的鼓勵，因為尹太太剛生下孩子，上有老，下有小，「負擔必將加重，望勉力做事，可以盡仰事親之責」。最值得注意的是，是鬱達夫的這麼一句話：「萬一有世界大戰勃發之一日，我輩將不能生存」，聯想到鬱氏在大戰爆發後流徙南洋，在黑暗已盡時死於敵寇之手，真是一語成讖，讓人不禁扼腕！

信的下一部分，應該是針對尹貞淮想投稿《論語》的一個回答，稱自己只是「一名義上編輯耳」。經查，在1936年2月16日的《申報》上，刊登過三個啟事，分別是《論語半月刊啟事》《陶亢德啟事》和《鬱達夫啟事》，中心意思是陶亢德因事忙即日起辭去《論語》編務而由鬱達夫接任。事實上，當時鬱達夫已前往福建任職，《論語》編務只能掛名，所以他希望尹貞淮「有作乞逕寄上海邵洵美處」。

信的第五部分，比較了福建和杭州的懸殊氣候，表示暑假前後會回杭州，希望和尹貞淮有晤談機會，並希望對方有空回信時能轉告杭州的近況。同樣說明兩人的親近關係。

信的最後一部分提及尚未完工的「舍間房子」,當是鬱達夫在杭州買地所建的「風雨茅廬」，鬱氏為此曾寫有《記風雨茅廬》一文，此處不贅。不過，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坊間不少談及「風雨茅廬」的文章，錯訛不少，有說1934年春間落成的（高維生，《鬱達夫的孤影流年》，團結出版社 , 2015年，219頁），也有說1936年初建成的（聶鑫森，《話說名宅》，地震出版社 , 2014年，86頁），無論是從這封信來看，還是從事實出發，都有差距。徐重慶在《有關「風雨茅廬」的一點史實》（見《文苑散葉》，東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156頁）中稱「風雨茅廬」1936年4月全部竣工，與鬱達夫信中所言「想要遲至五六月方能搬住也」，算是吻合的。

鬱達夫遺札兩封，涉及其生活、創作、交往以及對世界大戰的看法，內容十分重要，是研究鬱氏的重要史料。不揣鄙陋，釋讀如上，錯誤難免，期待方家不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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