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跟著莉莉看歷史，今天和大家講一講《禹貢地域圖》和《佛國記》——地圖、地理學上的傑作。
西漢末年以後，天竺(今印度).的佛教逐漸傳人中國。天竺和西域(今新疆一帶)的僧侶不斷東來傳教。但他們傳譯的佛經，或經本不全，或轉譯失真，在佛學研究中常常發生一些無法解決的問題。魏晉時期，中原經常戰亂，佛教開始盛行，中國僧侶為了深入研究佛學和廣泛傳播佛律，希望親赴西天—天竺留學，到佛教聖地求法取經，形成了西行求法的運動。最早開始西行求法的，是曹魏末年的朱士行，但他只到了當時的於聞(今新疆和聞)，井未到達天竺。兩普時期，西行求法的僧侶一時湧起，但是先於法顯到達天竺的人也極少。為了使佛教戒律(法規)「流通漢地」，法顯決心「乘危復險」親去天竺「求戒律」。
三九九年(後秦姚興弘始元年，東晉安帝隆安三年)三月，年已六十多歲的法顯開始踏上西行求法的徵途。他和慧景等五人從長安(今西安市)結伴出發，行至張掖(今甘肅張掖)，寶雲等五人又隨之同行。他們從敦煌西走，經過「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長達一千五百裡的戈壁流沙，到了鄯善(今新疆若羌縣)、烏夷(今新疆焉者縣)。又經過「中無居民，涉行艱難」的塔克拉瑪千大沙漠，到了於聞。然後沿著崑崙山北的古道前行，越過險峻的蔥嶺高原(今帕米爾)，渡過新頭河(今印度河)，經過北天竺、西天竺(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到達中天竺、東天竺、南天竺(今印度、尼泊爾、孟加拉國)。法顯在中天竺、東天竺、南天竺共住了五年，從事「學梵書、梵語，寫律」，「寫經及畫像」等求律取經、研究佛法和巡禮佛教聖跡活動。
在天竺求律取經結束以後，法顯就取道海路東歸。他從多康梨帝國(今孟加拉國)乘船經海上西南行，到了師子國(今斯裡蘭卡)，在這裡停住了二年，繼續求律。他在這裡看到無畏山僧伽藍的青玉像前供奉的一把白絹扇子時，便不禁流出懷念祖國的熱淚。四一一年(義熙七年)，他乘船東歸，到了耶婆提(今印度尼西亞爪哇一帶)，停住了五個月，乘船準備回到廣州。但是，途中忽然遭遇「黑風暴雨」，船在海上隨風漂流，漂 過臺灣海峽、長江口，一直漂到青州長廣郡(今山東即墨)的牢山(今青島勞山)。四一二年(義熙八年)七月，崇信佛教的長廣郡太守李疑，知道「沙門持經像乘船泛海而至」的消息，派人迎接法顯登陸。次年七月，法顯從這裡由陸路南至東晉都城建康。
法顯西行求法從陸路跋涉山川西行，從梅路漂洋過海東歸，歷時十五年，行程數萬裡，遍遊中亞、南亞和東南亞三十四個國家和地區，成為我國僧侶西行求法的著名先驅者。東晉時期的人就稱讚他說:「自大教(佛教)東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法)顯之比」，「感嘆斯人，以為古今罕有」。唐代高僧義淨稱讚說:『觀，失自古神州之地，輕生殉法之濱，(法)顯法師則創闢荒途， (玄)獎法師乃中開王路」。法顯確實是「創闢」了陸去海回的「荒途」，並是後來唐代玄獎(俗名唐僧)西行取經的先驅者。他從印度和斯裡蘭卡帶回許多重要的梵文佛經、佛律，回國以後，就在建康道場寺進行翻譯和傳播。大約在四一六年(義熙十二年)，他和覺賢等共同譯出《摩訶僧抵眾律》一部，《方等般泥洹經》(也稱《方等大般泥逗經》或《大般泥道經》)六部。他是馳名中外的佛教翻譯家，對中印特別是中斯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貢獻。由於他到了斯裡蘭卡住了二年，他的名字就成了中斯友好的代名詞。迄今斯裡蘭卡還有一個「法顯洞」，就是當年法顯曾經住過並保存下來的古蹟。
法顯在翻譯佛律、佛經的同時，又把他的西行經歷寫成了一部九千五百多字的《佛國記》(又稱《佛遊天竺記》、《歷遊天竺記傳》或《法顯傳》等)。這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中外長篇旅行傳記，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長篇旅行記之一，在文學和地學上:都有重要價值。
《佛國記》以精煉明暢的文筆，樸實簡明的語言，生動具體地記述了當時中亞、印度、斯裡蘭卡等地的地理面貌和風俗人情。它記述了當時印度阿育王建立的石柱及其銘文、雕刻藝術，是我們研究印度阿育王時代歷史的珍貴資料。它對中亞、印度、斯裡蘭卡的山川形勢、物產氣候、經濟生活等情況，作了簡明真實的描述。如描寫蔥嶺高原地帶的地形、氣候及物產等情景說:
「蔥嶺冬夏有雪……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阻，崖岸險絕。其山唯石，壁立千切，臨之目眩」。「自蔥嶺已 前，草木果實皆異，唯竹及安石榴、甘蔗三物與漢地同耳。」描寫印度河平原的地形是「兩岸皆平地」，中印度的氣候是「寒暑調和，無霜雪。」斯_裡蘭卡「其國和適，無冬夏之異，草木常茂，田種隨人，無有時節。」這些關於中亞、南亞自然地理景物的描述，在開闊中國人民的地理視野和豐富中國人民的世界地理知識等方面，起了十分乘·要的作用。這部著作，在我國歷代的佛教經錄和經藏中都被收入，除了我國學者外，外國學者也紛紛從事翻譯、整理、研究。它已被先後譯成法文、英文和日文，成為研究亞洲歷史和歷史地理等的重要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