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雅各布·索爾
2008年9月,我剛剛寫完一本書,那本書講述的是法國國王路易十四(Louis XIV)手下廣為人知的財務大臣讓-巴普蒂斯特·柯爾貝爾(Jean-Baptiste Colbert)。我發現了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柯爾貝爾接受委託,為太陽王(Sun King)提供微型的金制帳簿,以方便國王放在大衣口袋裡隨身攜帶。從1661年開始,路易十四會每年兩次收到這類帳簿,了解自己的開銷、收入和資產狀況。這是歷史上首次君王對會計核算表現出如此大的關注。因此,這看起來就成了現代政治和問責的發端:
一位隨身攜帶會計記錄簿的國王,隨時可以對自己的統治疆域進行推算。
隨後我意外得知,這場實驗是如此短命。1683年,柯爾貝爾一死,路易十四就把這些帳簿拋在了一旁。由於他好大喜功,經常發動戰爭,軍費支出不菲,他大興土木,修建凡爾賽宮等的花銷驚人,國家財政收支一直處於赤字狀態。路易十四並不認為會計帳簿是實施有效管理的財務工具,而認為這是自己為君失敗的切實證明。他曾經創立了一套會計記帳和可靠誠信的帳簿體系,而後來,他又開始破壞王國的中央集權。其後果就是沒人能夠將各部門的帳戶記錄整合起來,形成一套清晰、集中的會計帳簿,而此前的柯爾貝爾曾經做到過這一點。這種做法的後果還不止於此,沒有哪個部長可以評論國王的財政狀況,更不用說要把它搞清楚了。
好的會計記錄意味著,當情況不妙的時候要勇敢面對現實。
對路易十四來說,看起來他更喜歡懵懂無知。作為曾經說出「朕即國家」(L』Etat c』est moi)這句名言的人,他顯然確實是這麼認為的。再也沒有任何勢力能夠幹涉他的個人意志了。1715年,在臨終之時,路易十四承認,他實際上已經把法蘭西揮霍一空了。
有關路易十四的起起落落,並不是歲月流走的殘垣斷壁,對我來說,在我研究太陽王的黃金帳簿的過程中,這段經歷更像是一段熟悉的過往。也正是在 2008年9月的那一周,隨著雷曼兄弟銀行(Lehman Brothers Bank)的倒塌,一段同樣令人詫異的類似故事正在上演。
作為美國乃至世界資本市場的象徵,雷曼公司突然之間看起來就如同海市蜃樓一般虛幻。
路易十四曾經扼殺政府治理中好的會計記帳舉措,以此牢牢抓住統治的權力,與此類似,美國的這些投資銀行也曾經積聚起無數的財富,但採取的手段是通過那些估值過高的次級抵押債券和信用違約掉期產品交易,偽造會計記錄,因此給公司帶來了滅頂之災。這套曾經被會計師和監管者等認為健康穩健的金融體系,如今向人們展示的,卻是從制度設計上就天然存在缺失。
如果說路易十四更希望不去了解真相,那對於華爾街及其監管者來說,看起來他們選擇性地忽視了那些可能危及整個金融體系的風險根源。說到紐約聯邦儲備銀行(New York Federal Reserve)主席蒂莫西·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人們認為他至少應當具備金融市場的專業知識,但看起來,他不知道或者至少不完全知道,距離自己幾個街區之外的地方正在發生著什麼。對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簡寫為 SEC)來說,其職責是把優秀的企業會計實踐推廣開來,但人們發現它同樣毫無知覺,正如當時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德勤(Deloitte)、安永(Ernst&Young)、畢馬威 (KPMG)和普華永道(PricewaterhouseCoppers)一樣。從表面來看,沒有人曾經對銀行帳戶實施過有效的審計。他們都沒有發覺那些一眼望去就能看到的事實,即雷曼兄弟公司利用會計舞弊來操縱會計記錄,使公司表面上滿足了償付能力的要求。
就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倒閉後不久,其他幾家美國投資銀行也開始倒塌,世界金融體系面臨著崩壞的威脅。2008年10月,布希政府介入,對銀行實施救助並為金融體系提供支撐。之後通過的問題資產救助計劃( 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簡寫為 TARP),為那些出現問題的銀行提供了大量資金,為美國的資本主義經濟打上了政府支撐的烙印。2009年,貝拉克 ·歐巴馬(Barack Obama)成為總統,任命蓋特納為美國財政部部長(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但是,儘管歐巴馬呼籲推動美國進入會計誠信的新時代,華爾街依然瀰漫著免受懲罰的不良心態。
對美國銀行體系3500億美元的注資,成功避免了金融體系的崩壞,消除了對世界經濟的拖累威脅。但是,國家對這些注資並沒有什麼約束,對於銀行如何使用這些資金,也從來沒有實施過任何審計。美國經濟磕磕絆絆,但對這些銀行來說,至少它們逃避了一次帳目清算。
6年之後,因不良會計記錄影響導致遭受金融危機衝擊的,已經不再限於銀行機構了。對於美國、歐盟和中國等大的經濟體來說,它們發現,在會計演算和誠信記錄方面各自面臨著更大的風險。
從希臘、葡萄牙、西班牙和義大利的遮遮掩掩的銀行記錄和主權債務問題,到世界範圍內的政府救助,對於資產負債表和各類報告中的負債水平和養老責任,其可信程度越發令人懷疑。
人們對私人審計師和公共監管者的信心也在不斷削弱。就在我們最需要細緻審計以便對資產負債表進行評估的關鍵時刻, SEC卻面臨著費用不足的問題,同時,政府監管機構也在限制當時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對公司實施過度審計。
不管是在私下還是在公眾場合,對於極度脆弱的財務問責制度,人們都很少甚至根本沒有什麼抗議之聲。
一方面,人們會聽到對銀行免責的抱怨,另一方面,對於政府對華爾街自由運作實施的幹預,人們又會對這些預料之內的措施表示憤慨。
但是,人們也從來沒有認真討論過,到底什麼是財務問責制度,其運作機理如何,其源頭來自何方,現代社會為什麼會在金融體系和政治誠信兩方面都面臨著誠信危機,政府和市民為什麼都既不能也不願讓公司和自己保持誠信。
《帳簿與權力》這本書試圖探尋這種背離的源頭,通過回顧 700多年前財務問責的歷史發端,挖掘財務問責難以實現的根源。
會計核算是企業、國家和帝國建立的根基。
它曾經幫助眾多領導者制定大政方針,衡量權力的威懾。但是,如果操作不當或者對其視而不見,會計核算也會助紂為虐,正如我們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所清楚看到的一樣。從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到西班牙帝國,從路易十四統治下的法蘭西到荷蘭共和國、大英帝國以及早期的美國,有效的會計核算和政治問責,正是社會起伏興衰的原因所在。
歷史一次次地重複著,好的會計核算行為能夠增加信息可信度,對政府的穩定和資本主義社會的運行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而糟糕的會計核算以及隨之而來的誠信缺失,則會導致金融業亂象叢生,引發經濟犯罪和形勢動蕩,甚至帶來更壞的影響。
這些情況,不僅可以解釋如今我們所面對的天量債務數據和巨額財務醜聞,也同樣適用於佛羅倫斯的美第奇家族(Florence of the Medici)、荷蘭的黃金時代(Dutch Golden Age)、大英帝國的盛世華章,當然還有 1929年的華爾街。
一路走來,貌似只有在財務問責真正發揮作用的有限時間裡,資本主義經濟和政府運作才能夠實現繁榮富強。從人們知道如何恰當地進行會計核算至今,已經有近 1000年的歷史,但眾多的金融機構和政權組織往往與此背道而馳。歷數那些成功的政權和社會,不僅僅需要具備堅實的會計核算基礎和濃厚的經商氛圍,還需要努力構建其良好的道德文化框架,才能妥善應對這樣的現實:
人類往往習慣於忽略、扭曲以及難以達到誠信核算的要求。
這本書所要探究的正是,面對這樣一個簡單的道理,為什麼人們卻遲遲難以學會。
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成功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定了會計核算制度和相應的財務和政治誠信體系。1340年,熱那亞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Genoa)在其政府辦公室裡設置了一本大型帳簿。它通過複製記帳法將該城邦國家的財務狀況記錄在冊。伴隨會計核算而來的,是有關政治合法性的全新思維:
分類帳目記錄的,不僅僅是商業經營的繁榮,也有政府治理的穩健。
當時,這個海上共和國既能了解自身的財務狀況,還能針對未來的問題提前做好安排。熱那亞人(Genoese)、威尼斯人(Venetian)、佛羅倫斯人(Florentine)和其他商人聯盟,或者說至少這些城邦的統治者能夠維持一定的誠信水平。這就是我們理想中的現代政府治理的發端:較為理性、秩序井然而且總體誠信。
但是,儘管曾經有過成功的記錄,事實證明,誠信社會和政府往往難以為繼。16世紀,隨著義大利共和國的式微和君主制的興起,人們對會計核算的興趣也逐漸消退。雖然商人對複式記帳法日益熟稔,但作為政治管理工具的會計記帳已經銷聲匿跡,瑞士和荷蘭也只是將其作為君主制浪潮下守衛民主制的工具。1480—1700年,在文藝復興達到高潮以及隨之而來的科技革命期間,統治者也關注過會計核算。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七世(King Edward VII)、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King Philip II)、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偉大的奧地利皇帝、法國國王路易十四以及德國、瑞典和葡萄牙國王都曾認真查看帳戶記錄,並設置了司庫和會計帳簿。但是,沒有人曾經成功做到或者最終希望設立這種穩定、統一的複式記帳制度,這與 14世紀的熱那亞人和義大利北部聯邦曾經的做法大相逕庭。實際上,設置良好的財政帳簿,意味著國王要遵從資產平衡表的邏輯。儘管管理者也曾經試圖改革管理制度,但他們最終發現,自己需要向上帝負責,而無須理會記帳員。
這種政治權力與財務可信度之間的內在衝突,是導致歐洲長達幾個世紀出現金融危機的因素之一。
王權統治認為,清晰透明的會計核算行為是危險的,而事實也的確如此。
在法國大革命爆發前 8年的 1781年,作為路易十六(Louise XVI)的財務大臣,韋爾熱訥伯爵(comte de Vergennes)發覺,自己的國家因北美獨立戰爭(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負擔債務而步履維艱。他警告說,這些債務絕不能公開,因為一旦把皇家帳戶的收支公布於眾,就會嚴重動搖人們對君主統治的信仰:君主統治必須諱莫如深。最後,韋爾熱訥對法國已經所知甚少了,實際上,當時法國也已經臨近破產,但是,他對君主統治看法的正確性毋庸置疑。
攤開這些會計帳簿,也就打開了會計問責的閘門。
在18世紀 80年代,人們在政治辯論中首次對皇家帳戶以及皇室的財務困難程度進行公開討論時,路易十六君權統治的神秘性就開始部分褪色了。再加上其他一系列因素的影響,他隨後頭顱落地。
但是,即使19世紀那些表面上公開、民選的政府逐漸出現,會計問責依然並非能夠輕易實現。19世紀時,大英帝國疆域無限,英國正是世界金融中心,其財政管理仍然不時受到腐敗和專制的侵擾。19世紀時,美國精心設計了財務問責機制,但同樣,面對眾多財務會計欺詐、醜聞以及鍍金時代(Gilded Age)因強盜貴族(robber baron)而引發的危機,它也難以脫身。世界上從來沒有持續可靠的完美問責機制。即使在民主國家,公司和政府層面的財務問責制度仍然難以把握。
面對持續不斷的金融危機的衝擊,正如我們如今所處的形勢一樣,看起來到了回顧一下財務問責歷史的時候了。奇怪的是,幾乎沒有歷史學家選擇從事這項工作。他們歷數了各國的金融史,卻很少意識到會計核算和問責制度在大國崛起和衰落過程中的核心作用。作為真正屬於西方發明的事物,複式記帳法被置於歐洲和美國經濟史的核心位置,看起來是再自然不過了。
通過對會計核算和問責制度的研究,我們就會明白,從根本上來說,各種制度和各類社會形態是如何成功,又是如何失敗的。我們會認識到,美第奇銀行(Medici Bank)、荷蘭商業和大英帝國都曾經成功過,當然它們現在已經煙消雲散了。因此,如果說這些制度都曾見識過燦爛的輝煌,那它們也都曾經歷過衰落和消亡,在這個過程中,會計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回顧財務問責的歷史長河,資本主義的發展,既非簡單的上升前行,也不是繁榮與蕭條的單純重複。實際上,資本主義制度和現代政府存在內在的缺陷:危急時刻,會計核算和財務問責制度的崩塌,即使並非金融危機和政治危機的導火索,也會起到火上澆油的效果。
一種社會形態要想取得成功,至少從經濟方面來看,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熟練運用會計核算和財務問責制度,並隨後對其成功地實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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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布·索爾 著
侯偉鵬 譯
中信出版集團
來源:《帳簿與權利》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