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血的遊蕩者:查理·羅賓遜與荷印混血社群身份認同的塑造與流變

近代殖民統治，讓第三世界出現了大量的混血社群；在二十世紀的歷史動蕩下，生存危機讓他們在不同文化之間的融合與衝突中，不斷尋求新的身份認同。查理·羅賓遜，便是這類「混血的遊蕩者」之一。

2020年12月18日，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在國際合作部「海外名家講學計劃」的支持下舉辦線上講座，主題為「查理·羅賓遜與荷印混血社群身份認同的塑造與流變」。主講人傑羅恩·德伍夫（Jeroen Dewulf）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日耳曼研究系講席教授，兼任伯克利國際問題研究所和歐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為荷蘭殖民與後殖民文學及歷史、跨大西洋的奴隸貿易、低地國家文化、日耳曼文學及歐洲政治等。

此次講座，是德伍夫教授在北大舉辦的「殖民、去殖民與後殖民：荷蘭視域中的全球史與世界文學」系列的第三場，將視線從歐美轉向亞洲的荷屬東印度群島（今印度尼西亞），從作家查理·羅賓遜（Tjalie Robinson）的作品切入，探討後殖民背景下印歐混血社群的身份構建及超越民族國家邊界的「跨民族主義」（trans-nationalism）。

近年來，「國別與區域研究」迅速興起，各高校的區域與國別研究中心如雨後春筍般成立。許多項目以現代民族國家作為研究對象與基本分析框架，在強調國與國之間互動關係的同時，卻忽略了民族國家形成前後的人員流動、跨境網絡及跨區域聯動。在有關世界近現代歷史的敘述中，學者又習慣性地採用「殖民-被殖民」的二元對立視角，對介於兩者之間的灰色地帶鮮有探討。鑑於此，此次系列講座旨在荷蘭視域中的文學及全球史為切入口，對「殖民」、「去殖民」與「後殖民」等概念的複雜性進行更為深入的探討。

「二戰」後，印度尼西亞在當地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中獲得獨立，持續數百年的荷蘭殖民統治戛然而止。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印尼政局的劇烈變動，迫使大量華僑青年「回到」中國。他們當中有很多人在印尼出生長大，對國內情況知之甚少，在努力適應國內環境的同時，保留了很多在東南亞養成的生活習慣，也帶來了極具異域風情的印尼文化，使得《星星索》、《梭羅河》、《哎喲，媽媽》等民歌在國內廣為流傳。老一輩南方人大多對當地歸僑工作的「華僑農場」略知一二，卻很少關注這一群體「夾在兩個世界間」的複雜情感。幾乎同時，大量在印尼出生的荷印混血人士「回撤」歐洲，第一次踏上了陌生的「故土」，經歷了類似的掙扎與彷徨。

德伍夫教授的此次講座，從荷印混血作家查理·羅賓遜（Tjalie Robinson）的作品切入，探討了後殖民背景下印歐混血社群的身份構建及超越民族國家邊界的「跨民族主義」（trans-nationalism），對研究華人離散、身份認同和民族國家構建的我國學者頗有啟示。

以下為德伍夫教授講座紀要整理。

「姘居與種族：殖民時期的荷印混血社群」

早在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VOC）向亞洲派駐的職員與當地女性進行姘居的現象就已屢見不鮮。起初，東印度公司為了避免由這種姘居導致的不可控後果，鼓勵僱員只娶一位本土婦女，並讓其皈依基督教，同時為他們的子女提供基督教教育。但很快，當局發現這項規定實行起來困難重重，遂放棄了抵制姘居。因此，殖民者在東南亞踐行著與在宗主國時完全不同的道德規範。在荷蘭，姘居是不道德且受到大眾唾棄的，在殖民地卻並不罕見。德伍夫教授指出，由這種姘居關系所誕生的混血孩子，大多得不到父親的認同，他們在法律意義上仍屬於原住民的孩子。

雖然姘居在荷屬東印度社會已經是一個非常常見的現象，但對於殖民政府的高級官員來說，一份體面的婚姻仍然十分重要。因此，一些位高權重的東印度公司僱員會娶皈依基督教的本地婦女為妻。簡·泰勒（Jean Gelman Taylor）在其專著《巴達維亞的社會生活》（The Social World of Batavia）中指出，這種高級官員與本土婦女的婚姻，催生了混血社群中的精英階層，他們往往能在殖民社會中獲得較高的地位；更有一些該階層的佼佼者，赴歐洲接受了正統的荷蘭教育。正因如此，他們與荷屬東印度政府之間的聯繫尤為緊密，在感情上對歐洲社會也更為認同。

簡·泰勒所著《巴達維亞的社會生活》（The Social World of Batavia）

直到19世紀，嚴格意義上由荷蘭政府推進的殖民化進程才在東印度展開。除「宗教」之外，「種族」的概念和歐洲推動的教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也開始大行其道。這種進程，進一步鞏固了荷蘭人在殖民政權中的優勢地位，同時為區分殖民地居民的高低貴賤提供了標準。正如安·斯託勒（Ann Laura Stoler）在《肉慾知識與帝國權力》（Carnal Knowledge and Imperial Power）一書中所說，歐洲種族理論在這一時期被不斷強化，蘇伊士運河開通後大量歐洲女性的到來，也讓東印度社會的種族關係更為複雜。

與英國在印度的殖民政策不同，荷蘭政府並沒有賦予東印度社會的混血群體明確的法律地位。換言之，在法律意義上「荷印混血」群體根本不曾出現，更談不上是否「被承認為」歐洲人或土著居民了。殖民當局號召混血群體，通過接受殖民教育來獲取「歐洲人」的地位，但在實際操作中，即便一個混血兒獲得了法律上的「歐洲人」地位，他也無法真正獲得社會意義上的平等——在殖民社會中，混血人種依然會在方方面面受到純種荷蘭人的歧視。

安·斯託勒所著《肉慾知識與帝國權力》（Carnal Knowledge and Imperial Power）

德伍夫教授強調，荷印混血群體的社會地位不能一概而論，因為並非所有混血居民都置身於水深火熱之中。儘管歐洲血統的荷蘭人在殖民社會享有諸多特權，但部分精英混血階層也通過努力構建了發達的社會經濟網絡，並因此獲得了較高的社會地位。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在小說《阿爾邁耶的痴夢》（Almayer’s Folly）中提到，膚色並非決定殖民地個體命運的唯一要素，財產、語言與教育同樣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對荷屬東印度社會同樣適用。

為了彌補種族劣勢，荷印混血群體中的大多數人傾向於用誇張的方式「扮演荷蘭人」，即對荷蘭懷揣一種近乎瘋狂的「愛國熱情」，同時與本地土著居民劃清界限、保持距離。20世紀初，荷蘭政府在東印度社會推行「道義政策」（ethical policy），規定土著群體可以通過接受荷蘭教育的方式躋身中上層階級。這讓混血群體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於是更加積極地投入荷蘭的懷抱。20世紀30年代，數千位荷印混血加入了荷蘭納粹黨（De Nationaal-Socialistische Beweging in Nederland, NSB）。

荷屬東印度社會的種族關係與社會環境，遠比傳統二元對立的「殖民-被殖民」範式更為複雜。早在19世紀末，部分混血新聞工作者就意識到了自己所屬群體在殖民地的尷尬處境，以弗雷德裡克·弗納曼（Frederik K. Voorneman）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希望效仿新加坡族群混居的經驗，將東印度社會的混血族群聯合起來，但這種嘗試卻以失敗而告終。

「走向流散：跨洲越洋的身份再造」

在1942至1945年間，日本佔領了東印度群島，日軍希望當地混血社群能夠向日本效忠，認可他們作為亞洲「兄弟」的身份。包括查理·羅賓遜在內已取得歐洲人身份的混血知識分子，大多拒絕效忠日本，因此被日軍發配到不同的集中營裡進行勞動改造。在日本短暫的佔領結束後，混血群體並未重獲自由與寧靜，蘇加諾（Sukarno）在1945年宣布印尼獨立，狂熱的印尼青年發起了針對歐洲人的暴力清算，原先親近荷蘭的混血群體也自然而然地成為了其重點打擊的目標。

同一時期，荷蘭本土也剛剛擺脫納粹德國的佔領，亟待重建。荷蘭政府本希望殖民地的混血群體能夠自然而然地成為新印尼的公民權，並永遠留在他們生長的熱帶家園，但暴亂卻讓擁有「歐洲人」身份的混血群體痛失家園，無處可歸。雖然荷蘭政府迫不得已接納了無家可歸的混血群體，卻並未給予他們熱烈的歡迎，「撤回」到荷蘭的混血人種感受到了來自當地居民的排斥。對他們來說，戰後的荷蘭是一個令人陌生的白人國度，因此膚色再次成為混血群體需要面對的棘手問題。儘管荷蘭政府想盡辦法希望他們融入當地社會，許多人卻因為無法適應選擇二次移民至加拿大、澳大利亞、巴西和美國等地。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前往美國的新移民大多是美國官兵在亞洲的配偶，卻也有約25000名荷印混血憑藉難民身份前往新大陸。1953年2月，一次嚴重的洪災讓荷蘭政府找到了處理荷印混血人群問題的新辦法。在賓夕法尼亞議員弗朗西斯·沃爾特（Francis E. Walter）的積極運作下，數千荷印混血登上了荷蘭外交官呈遞給美國移民局的難民名單，沃爾特本人也因此獲得了荷蘭皇室授予的殊榮。

此後數年，荷蘭政府以歐洲的天災人禍為由將一萬多荷印混血送往美國。這些「難民」中的大多數定居在南加州地區，那裡有著與印尼群島相似的溫熱氣候。值得一提的是，這些顛沛流離的「難民」，迅速在美國找到了生財之道；約三分之一的荷印混血，在五年內就在居住地購置了地產。

德伍夫教授指出，查理·羅賓遜親身經歷了這些輾轉三大洲的移民浪潮，對這種跨洲越洋的體驗有著異常敏銳的感知能力。這也成為了他日後倡導荷印混血社群身份認同再構建的一個重要特徵。

「查理·羅賓遜：「兩堆乾草垛間的小毛驢」」

查理·羅賓遜，原名吉恩·伯恩（Jan Boon），1911年出生於荷蘭小城奈梅亨（Nijmegen）。他的父親是荷屬東印度軍隊（Koninklijk Nederlands Indisch Leger, KNIL）的一名軍官，母親是則一名英國—爪哇混血。伯恩在芝馬墟（Cimahi）和巴達維亞（Batavia，現雅加達）度過了他的童年時光，與大部分享有歐洲人身份的荷印混血不同，他在印尼獨立後依然選擇了留在當地。

查理·羅賓遜（Tjalie Robinson，1911-1974）

留在印尼的伯恩，用筆名查理·羅賓遜進行創作，開設了一個名為「遊蕩者的沉思」（Piekerans van een straatslijper）的專欄。專欄從一個孩子的視角切入，用嘲諷而無奈的語氣，描寫了雅加達這座城市在印尼獨立之後發生的變化，從「巴達維亞」到「雅加達」，不只是名字的變更，也意味著生活方式與文化環境的劇烈震蕩。

德伍夫教授認為，在另一個專欄《一頭小毛驢的故事》（Verhaal over een klein ezeltje）中，羅賓遜更加鮮明地展露了出了其內心的矛盾——他就像故事的主人公一般，好似一頭徘徊在兩堆乾草垛之間的小毛驢，選擇一方的同時不得不放棄另一方。

《遊蕩者的沉思》（Piekerans van een straatslijper）

對羅賓遜而言，荷蘭文化與印尼文化只有聯結在一起才有意義。他無法同印尼文化割裂，也無法同荷蘭文化徹底告別，這種對文化聯結共存必要性的強調，也成為了他作品的重要特徵。在作品集《狩獵心靈》（The Hunt for the Heart）中，他努力顛覆了荷蘭殖民文學對歐亞混血的刻板印象。在《狩獵心靈》中，歐亞混血不再是懶惰與柔弱的化身，轉而通過摩託競速、吉他彈唱、拳擊和狩獵等活動凸顯混血群體的陽剛之美。他的小說在1958年獲得了「阿姆斯特丹文學獎」，但彼時許多荷蘭文學批評家卻認為，羅賓遜小說中的混血男子漢形象有矯枉過正之嫌。

印尼獨立後，蘇加諾政府同荷蘭就紐幾內亞（巴布亞）的主權問題展開了激烈的政治對抗，與對抗相伴的是印尼境內日益高漲的反荷情緒，聲名鵲起的羅賓遜也因此站在了文壇論戰的風口浪尖。他用荷蘭語進行創作，同時也有諸多印尼語譯作問世，這也使得他的作品比一般荷蘭語作家具有更大的影響。羅賓遜認為，許多印尼作家的創作態度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們主張去除荷蘭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他們的寫作範式卻都是植根於西方範式。此外，羅賓遜認為，印尼民族主義作家過度關注爪哇島上的大城市，忽視了印尼外島鄉野中的本地元素。這種帶有挑釁色彩的批判，自然激起了軒然大波，羅賓遜與這些作家間的矛盾也日趨尖銳。

1950年後，荷蘭文化在印尼遭到更多的排斥和抵制，羅賓遜開始著手準備前往歐洲。1954年，備齊了各種文件的羅賓遜終於決定前往荷蘭，在阿姆斯特丹生活了一段時間之後又搬到了海牙，因為海牙是與印尼聯繫最為緊密的城市，羅賓遜在這裡似乎能勉強找到那種身處兩種文化之間的熟悉感。

1957年，羅賓遜加入《我們的橋梁》（Onze Brug）雜誌社，其出版的月刊旨在留守印尼與撤回荷蘭的的混血群體間搭建起溝通橋梁。1958年，他將這份雜誌更名為《咚咚》（Tong Tong），「tong tong」取自緊急情況到來時敲打空心樹幹所發出的聲音。到1961年，這份起初只有400餘位讀者訂閱的雜誌發行量超過了11000份。

《咚咚》的早期定位是荷蘭唯一的屬於荷印混血社群的雜誌，但在1961年，羅賓遜雄心勃勃地將「荷蘭唯一」宣傳為「世界唯一」。羅賓遜希望通過共同的文化將流散在世界各地的荷印混血群體聯繫起來，而這份雜誌就是他最為重要的發聲平臺。1962年，羅賓遜夫婦前往美國，創立了美國版的《咚咚》，並在南加州生活了四年，之後則因為心臟問題返回荷蘭直至辭世。

「「混血新人類」：去地域化的身份認同」

德伍夫教授指出，羅賓遜在荷印混血社群中提倡去地域化的身份認同（de-territorialized identity），其直接原因是荷屬東印度的消失。印尼獨立後，因各種原因撤回到荷蘭的歐亞混血深刻地意識到他們與本土荷蘭人存在著顯著的區別。在羅賓遜看來，這種意識的產生意味著荷印混血社群逐步走向了一種集體身份的全新認同方式。在政治層面，荷屬東印度的終結意味著混血人群獲得了真正的自由，他們得以從往日對荷蘭文化進行盲目模仿的桎梏中走出來。

為了給這種新的身份認同賦予足夠的歷史厚度，羅賓遜將最早來到印尼群島的殖民者稱作「偉大的先驅」，稱這些人打破了東方與西方的藩籬，是印歐混血的共同祖先，而新時代的荷印混人種則是「另一種荷蘭人」。羅賓遜在知識譜系上借鑑了尼採的「超人理論」，認為誕生於東西方之間的歐亞混血就是屬於未來的「新人類」（new man）。這種將混血群體詮釋為「新人類」的理論並非羅賓遜原創，來自荷屬蘇利南作家阿爾伯特·赫爾曼（Albert Helman）在1926年就已經對外宣稱新人類的時代已然降臨 。

弗裡德裡希·威廉·尼採（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

羅賓遜也從加勒比及巴西文學中獲得了關於混血群體身份認同的啟示。他將巴西社會學家吉爾貝託·弗雷雷（Gilberto Freyre）視作思想導師，將混血身份與殖民遺產視作構建一種全新文化認同不可或缺的要素。巴西與荷屬東印度在種族構成及殖民歷史上有諸多相似之處，卻也存在明顯差異，因此羅賓遜雖然對弗雷雷稱讚有加，但並未照搬他的理論。羅賓遜試圖構建一種超越國家（巴西）與地域（加勒比）的身份認同，在散布全球各地的荷印混血人群中打造出一種「真正普世且國際化的和平」。

在羅賓遜的理論裡，混血「新人類」是沒有家的。消散在歷史煙塵裡的荷屬東印度殖民地，讓這些歐亞混血永遠失去了家園，但他們並不需要為這種無家可歸羞愧神傷，因為混血群體在各地漂泊過程中展現出的流動性與適應能力是他們可以引以為傲的特點。

德伍夫教授提到，與一些同樣主張跨地域混雜性理論的學者不同，羅賓遜對「混雜性」（hybridity）的解釋並不是完全反本質主義（essentialism）的。他的烏託邦，不需要通過消除一切本質主義就能實現——混血群體間的身份認同，並不排斥或壓倒本質主義的存在。在他看來，粘合起這種身份認同的，不是一種特定的膚色，也不是既定的地理疆域，而是帶有一定本質主義特性的「身份標識」（identity markers），例如對荷蘭與馬來世界的基本了解，對混血群體的積極態度，對荷印混血群體文化與政治史的研究興趣，等等。

許多在美國出生的第二代荷印混血只接受了英文教育，不具備荷蘭語和印尼語基礎，因而無法閱讀羅賓遜的作品。羅賓遜也因此感受到了文化消退的危險，甚至主張採取了本質主義的手段去抵制這種趨勢。比如，他主張限制帕薩迪納市荷印混血社群的規模，限制其與非混血群體通婚，希望以此保留當地混血群體的獨特性。這些主張激起了許多情緒化的爭論，也終究沒有達到羅賓遜所期待的結果。

「餘音：荷蘭混血復興運動與羅賓遜的葬禮」

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荷蘭主流社會對荷印混血社群的接納程度遠低於美國，但這一情況在60年代卻發生了轉變。當時，超過50萬名外籍勞工從南歐、土耳其、摩洛哥等地湧入荷蘭，70年代又有約30萬名蘇利南移民遷入荷蘭，這使得荷蘭的人口結構和種族構成發生了顯著變化，荷蘭由一個單一種族社會過渡成為一個多元種族社會，這一轉變也讓荷蘭社會中的多元文化得以蓬勃發展。

另一方面，印尼第二任總統蘇哈託（Suharto）上臺後，荷印之間的政治對抗氛圍得以緩解，兩國關係逐步走向正常化。對荷蘭人來說，昔日的殖民地變成了一個充滿熱帶風情的旅遊目的地，保持並鞏固與印尼的紐帶也變成了荷蘭社會的一種新風尚。多元文化的發展與荷印關係的正常化，讓在荷蘭出生的第二代荷印混血採取了與他們父輩截然不同的生活態度。他們為自己的混血身份感到驕傲，同時批判父輩對同化政策的逆來順受。

這樣的文化變遷，也體現在文學領域。1978年，羅伯特·紐溫豪斯（Rob Nieuwenhuys）創作了文學史專著《東印度之鏡》（Oost-Indische spiegel），第一次將與東印度相關的文學作品作為特定類別進行研究。十年之後，第二代荷印混血作家在荷蘭文壇嶄露頭角，他們的作品展現了他們與父輩之間的認知差異，父輩所經歷的思鄉之情、殖民創傷及在回撤中遭受的冷遇，對他們來說，不過是一場不時聽聞卻從未經歷過的夢。

《東印度之鏡》（Oost-Indische spiegel）

德伍夫教授指出，在這場「混血復興運動」（Indo revival）中，羅賓遜的影子隨處可見。在今天的荷蘭，荷印混血社群身份的文化構成要素幾乎全都是由羅賓遜首倡的。例如，在海牙舉辦的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印歐集市「咚咚文化節」（Tong Tong Fair），就是由羅賓遜主持創辦的。但第二代歐亞混血並不能接受羅賓遜對荷蘭殖民先驅的美化，因為他們已經不需要從數百年前的殖民者那裡尋找自己的歷史根基。此外，他們基本都支持羅賓遜的身份認同態度，贊同在荷印混血社群之間構建值得自豪的情感文化紐帶。

荷蘭海牙一年一度的「咚咚文化節」（Tong Tong Fair）

儘管羅賓遜做出了諸多努力，但荷蘭社會對於混血社群的種種偏見與刻板印象仍然長期存在。在他離世後，一家荷蘭電視臺將他稱作「懷舊的殖民者」，且認為他是西班牙一個反動的荷印混血社區的始作俑者。但事實上，該社區的創立並非由羅賓遜一手策劃，他在提出動議後很快就放棄了。

有趣的是，當羅賓遜的兒子按父親的要求將他的骨灰帶回印尼時，這位「懷舊的殖民者」受到了印尼各界人士的熱情歡迎，並獲得了最高規格的禮遇。1974年7月31日，在印尼機動警察部隊和七艘海軍快艇的護送下，羅賓遜的骨灰被撒進了雅加達附近的海灣之中。

本文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日耳曼研究系講席教授傑羅恩·德伍夫在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國際合作部「海外名家講學計劃」所作的主題為「查理·羅賓遜與荷印混血社群身份認同的塑造與流變」的講座整理，由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溫華翼、謝侃侃整理。原標題為「查理·羅賓遜與荷印混血社群身份認同的塑造與流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