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佩真姊妹簡史(二)

汪佩真姊妹簡史（二）

（接續上篇文章）

關於汪佩真姊妹的身世,及其一生經過,謹承汪佩真姊幼妹高汪杭蓀所述,略述於後:

汪佩真姊妹是中國安徽省休寧縣人,生於主後一八九九年四月間。汪姊妹的祖父汪公鴻庭,在清朝時官至一品,做過提督、欽差等大臣,也當過湖北省漢陽兵工廠的督辦，曾被派往西歐諸國（英、法、德、荷、西班牙等）充任公使，並攜帶眷屬及僕傭同往。汪姊妹的父親汪楚生先生，是汪公長子，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回國以後，曾在保定軍官學校執教；並任駐日大使館特派武官。後棄武從文，轉入政界，歷任浙江一帶十餘縣（杭州、嘉興、諸暨、臨海、溫州等）縣長。國民革命軍興，復到南京重任軍職，官至中將。抗戰期間避居滬上，因患高血壓而半身不遂，病中接受主，逝世於主後一九四八年春。汪佩真姊妹是汪公長房的長孫女，出生前祖父弄孫心切，生下來雖是女孩，但祖父寵愛一如孫兒，送給她起名為「亦蓀」（「佩真」是她蒙恩後所改）。老人家不準家人給她裹腳，並且送她進學校與男孩子們一起受教育。當時上流社會的女子，出門必乘轎子，但祖父要她學射騎，外出必騎馬。

汪姊妹的生母僅生養汪姊妹和她的大弟汪雲蓀弟兄。生母早亡，病故時汪姊妹還很幼小，姊弟二人是由日籍繼母澤氏一手撫育的。

汪姊妹天賦聰穎，但幼小時並不愛讀書；她喜歡裝飾，愛看戲並訪客出遊，過著富家小姐的優逸生活。當時女性都以纏足為美；祖父雖任其天足，要她過男孩子的生活，汪姊妹卻常在夜間私下自己纏裹。繼母見了加以禁止，她甚為不服，暗忖非其親生，所以不肯讓她「美觀」。蒙恩以後她才覺悟，並告訴她的小妹妹高汪杭蓀姊妹:「如果我真的纏成了小腳,哪還能夠到處奔走傳道?」

汪姊妹年少時曾由父親做主，許配給浙江省諸暨縣徐姓富家子弟。徐君學業優秀，品貌也很不錯，他畢業於同濟大學機械工程系後，又留學德國，是一位卓越的機械工程師。當時國內所製造的機車頭，全系他負責監製。

後因汪姊妹在基督教設立於杭州弘道女中求學期間信了耶穌，一心獻身為主，就對父母表示不願結婚。畢業於弘道後，男方即將迎娶，女方也已將妝奩和首飾都準備齊全。但汪姊妹不願履行婚約，曾流淚痛哭，堅決反對，不但未得父親同意，而且對她嚴加監視，防她出走。然而，汪姊妹心志非常堅定，夜間乘人不備，潛行到屋前圍牆邊，先脫下長裙拋出牆外，然後越牆出走，前赴南京入了金陵女子神學院。當時父親以為她的行為有損汪家顏面，非常氣憤，聲言一旦見她回來，定要將她置於死地。不得已乃商洽男方同意，由堂妹（即汪姊妹三叔之女）頂替，與徐君結婚，並贈以全部妝奩。因此徐君就成了汪姊妹的堂妹婿。他們婚後夫婦間偶有齟齬，汪姊妹還從中勸解，使他們和好。

汪姊妹的繼母澤美代子姊妹，是日本貴族的後裔，為父親任職駐日大使館時所娶。繼母對汪姊妹及她的同母胞弟雲蓀弟兄,愛如己出，曾帶往日本求學，後因東京大地震而攜回上海，繼母除督促學業外,還教汪姊妹各種女紅，所以汪姊妹亦擅操家事，且是縫紉、編結、車繡和烹飪的高手，可一手自辦筵席。汪姊妹離家出走後，主藉著她的繼母從中勸解，不久父親氣亦漸消，於是汪姊妹也可在假期中返家省親。

當時（約在主後一九二一年），父親在杭州任縣長，暑假中適逢王載弟兄去杭州講道，會後汪姊妹邀請王弟兄到她家中去傳福音，庶祖母聽後先受感動而信了主，汪姊妹的繼母不久也信了，並且向著主的心也很絕對：毀掉家中的佛堂及祖宗牌位，除去所有偶像和一切有關迷信的東西，而父親也不再反對。接著，汪姊妹的四個弟弟和兩個妹妹及弟婦（雲蓀的繼室帥小亭），也一個個都悔改相信了，且都有新生的樣式。父親雖然直到抗戰期間才信，但當汪姊妹到處傳道時，汪老先生曾幽默地發過感慨：「我做了一輩子的官，名氣可還沒有我女兒大哩！」可見汪姊妹的父親，早已由反對而漸以女兒為榮了！

汪姊妹最小的妹妹高汪杭蓀，比汪姊妹年幼十餘歲。杭蓀（姊妹）在襁褓中時，曾為佩真姊妹誤放在一個將熄而未燼的火爐上；不料火焚全身，倉惶中將她浸入水缸始得熄滅，以致臀部有些灼傷，當時汪姊妹非常恐懼，甚至想引咎自盡。幸而自縊時繩索中斷，因此得免一死，感謝主暗中的保守！

汪姊妹非常愛杭蓀（姊妹），出外傳道，每到一地，必將行蹤和生活情形函告杭蓀（姊妹），並附寄隨地所攝的照片（可惜抗戰期間，自各地寄回上海的照片，大部份都因怕日本人來搜查而毀掉了）；為主忙碌中尚設法貼上各地比較珍稀的郵票，供其幼妹收集。而於杭蓀（姊妹）的覆信中，也可得知家中平安的消息。汪姊妹事繼母至孝，而幼妹杭蓀對長姊也敬侍若母。繼母病逝於主後一九四五年，汪姊妹披麻戴孝，重逾兩個已嫁的妹妹，在教會中做了美好的榜樣。

當家中人住在杭州的時候，汪姊妹假期回家，常攜帶幼小的杭蓀妹妹到麻瘋醫院、監獄和瘋人院等處去傳福音；她原很膽小，但靠主既不怕犯人和神經病患者,也有膽量與患有惡疾的人接觸。汪姊妹約二十二歲畢業於金陵女子神學院，就開始出外傳道。她的行蹤大概如下：

抗戰前（九一八事件）後由上海啟程而往青島，經煙臺，天津，北平，長春，哈爾濱而抵海參崴。旋又南下經錦州，四平街，旅順，大連，普蘭店而到北平、天津。以上是「九一八事件」以後,至抗戰開始時的行蹤。後來有人告訴汪姊妹，當她奔走各處為主做見證時，曾有兩名日本便衣警察奉命一路跟蹤監視，調查她的行動，直到她回返關內，他們才放棄追蹤。

當汪姊妹在青島講道時，各公會及基督教團體中許多弟兄姊妹都前去聽道；而且有的還離開他們原來聚會的地方，來參加汪姊妹所領的聚會。因此引起當地的一些牧師及傳道者的氣憤，齊來向汪姊妹聲色俱厲地責問：「你這女傳道，是用什麼花樣來騙取我們的羊群的？」他們想用兇猛的恐嚇手段來威脅她，使她無法駐足於青島，當時汪姊妹一面往後退，一面從容而柔和地對他們說：「不要擔憂失去你們的羊，哪裡有青草，哪裡就有羊群……」他們聽了，就一個個面紅耳赤的退去了。

當汪姊妹赴煙臺講道時,報載有一位年輕貌美的官家小姐出來傳教,許多人是懷著好奇心而去,卻受感蒙恩而歸。當時李常受弟兄，就是這樣得救的，那時候雖然有西國姊妹來中國傳道，但是中國女子比較保守，都不敢像汪姊妹那樣在大庭廣眾中宣揚神的福音。後來她與家人談起，自己也不知道何來如此膽量和口才。

抗戰開始時，汪姊妹在天津工作，戰後自天津出發，經太原，開封，商邱，重慶，萬縣，成都，桂林，翻山越嶺而至越南海防。此後來到香港，再由香港往新加坡，吉隆坡，檳榔嶼，泰國南部及其首都曼谷，後來也到沙勞越，北婆（沙巴）等地（以上兩處為英國人所控制，抵制外人去傳道，將汪姊妹驅逐出境）。世界第二次大戰前，由新加坡回到上海。數年前有弟兄（張晤晨）去新加坡及東南亞一帶，曾有人告訴他：「此間教會系三十年前一位汪姊妹來撒的種子。」

汪姊妹事奉主的初期，常是單獨一人到各處上講臺傳揚福音，各地教會和大學都競相邀請，往往一時南下福州、廈門，一時北上天津、北平。後來蒙主啟示，得知女人應該蒙頭，不可在會中講道，她就全心順服，不再站講臺，只在女性集合的場所講道，或在姊妹聚會中出面帶領。

珍珠港事變後，英、美人士（其中有不少基督徒與傳教士）被監禁在上海的集中營。汪姊妹自東南亞返回上海，每隔三周就冒險輸送食物及衣物去接濟他們。汪姊妹的父親及兩個弟弟都身材高大，不亞於西國人；汪姊妹曾將他們剩餘的衣服整箱整箱地載往集中營，皮裘也毫不吝惜地送給那些年老體衰的西國弟兄禦寒。當時她一方面也仍在南京、青島及煙臺諸地來往，供應教會屬靈的需要。

有一次她去煙臺，見弟兄姊妹們正在痛哭流涕，為李常受弟兄禱告，因為李弟兄病危，他們在那裡一意求主給他醫治。汪姊妹就嚴厲地指責當地的負責弟兄妹妹們說：「你們在神面前這樣是對的嗎？煙臺的教會是李常受弟兄的嗎？還是神手中的工作？你們簡直以李弟兄當做教會的偶像了！如果你們再不認罪痛悔，神也許會拿去你們的偶像來復興煙臺的教會。」那些負責弟兄姊妹聽了就醒悟過來，大家認罪悔改，不再禱告求醫治。

不久汪姊妹就離開煙臺，而李弟兄的病也好了。這是一位在煙臺張姓的姊妹當時目擊的情形。這位姊妹因丈夫（也是弟兄）往馬來西亞經營橡膠園有成，抗戰勝利後（一九四九及五○年間），就帶著獨生的女兒取道香港，前往馬來西亞團敘，而適逢汪姊妹在香港，她又目擊香港教會因汪姊妹前往看望而得復興的盛況。後來這位姊妹自馬來西亞來臺探望在臺大求學的女兒，在主奇妙的安排下，得有機會在杭蓀（姊妹）家中小住月餘。當張姊妹得知杭蓀姊妹與汪佩真姊妹的關係後，她就不勝驚喜，且在為讚賞汪姊妹而向主獻上敬拜時，逐一將她在煙臺與香港所目擊的見證告訴了杭蓀（姊妹）。

汪姊妹素來半夜三時即起身禱告，年輕時雙膝就已跪成黑色。汪姊妹獻身給主，憑信心過著專一靠主為主的生活，但並非完全不顧家庭中人，她常在父家近處賃屋居住。奉直之戰，舉家自杭州遷避上海（那時她認識了倪弟兄），她就在父母弟妹的附近，租下新閘路庚慶裡的房子，與李淵如、張耆年諸姊妹同住，開始有聚會，這也是在上海的教會最初聚會之處。（三八）事變，父母避居福熙路，她就賃居於哈同路。每當她的住處尚未興起聚會，亦無姊妹同住時，汪姊妹必招喚幼妹杭蓀為伴，而兼施教導。但若家中有事需她照顧，她也隨時趨前盡孝。

抗戰前曾有一年，父親在上海罹患傷寒症，汪姊妹將幼弟妹們安頓在她自己的住處，以免驚動父親，自己則兩月之久，在病榻前日夜看顧，隨侍在側，而分擔繼母的憂勞。她深愛諸弟妹及弟婦小亭，他們也都很敬愛她。汪姊妹自己不要過生日，從不告訴弟妹們她是何年何月何日生的（杭蓀只知是四月間生的，日子則無從查考了）。

汪姊妹自奉至簡，她說為了出門方便，衣箱永遠只許有一隻，帳棚生涯不可為行李而妨礙了工作；內衣至多只可有三套；衣服鞋襪一多（若有人送她而有餘），即分送出去，決不積攢財物在地上。她往往不顧自己下一小時的需要，而為主傾囊奉獻。有一次，她身邊原有關金若干，大約可維持一周的生活；但忽然有一個姊妹的孩子病重必須住院，汪姊妹就將全部所有的都給了那姊妹。又有一次曾以僅有四十多個銀元，全部為一需要奉獻出去，翌日中午幾乎斷炊，而那天中午還需招待幾位姊妹吃飯。但是主不誤事，她感動一位姊妹，忽然在上午十時左右送來一枚金戒指，及時供應了她所需要的。

還有一次，汪姊妹自哈同路到虹口去講道，有幼妹杭蓀隨往。當天汪姊妹僅有二人來回的車資。但上車後她也為另一位姊妹購了車票，回程的車費就不夠了。散會後汪姊妹命幼妹先去車站候車，自己過了一陣才趕到，原來她把手錶當了四角錢，才得購買回家的車票。當一隻手錶本來不止四角錢，但她只要當那麼多，並且相信第二天就會有錢贖回的。而到了第二天，果然有人奉獻，得以贖回。這樣奇妙的故事是常有的。

汪姊妹在泰國傳道時，一方面受到外界的逼迫，但愛主的弟兄姊妹為她奉獻的卻是特別豐厚,如金質銀質的腰帶,鑲嵌珍珠的拖鞋,和鑽的鈕扣等等,都是貴重值錢的東西。但汪姊妹將那些貴重物品，暗中全部賣掉，而為當地貧苦的弟兄姊妹奉獻了。自己另購一些玻璃球，和泥制的玩具等物，帶回送給幼妹杭蓀，且見證了此事。

珍珠港事變前，當汪姊妹由新加坡回到上海時，當地教會為她預備的是一艘豪華郵輪的特等艙票，特別關照她在船上晚餐時，必須換上講究的服裝。汪姊妹卻於行前悄悄改換了三等艙票，將餘款悉數奉獻給當地貧苦的弟兄姊妹們。回到上海後，她將此事密告幼妹，甚為喜樂！

汪姊妹對孤兒寡婦也很有照顧。抗戰期間她收留了三位年老為寡婦的姊妹，和一位有八個小孩的粵籍寡婦（也是姊妹），她非但長時期供應她們生活必需品，且商得繼母同意，把他們母子九人收留在家居住，還設法使那些孤兒有的去學手藝，有的到商店裡去學生意，有的給他們安排工作。刻苦耐勞，默默無聲地在神面前負擔著許多無助者的需要。但不知勝利後，姊妹身入囹圄，那些受她看顧的老姊妹和孤雛的下落如何了！

汪姊妹言行非常嚴謹，或坐或站，都非常端莊，且也教導幼妹效法。她的住處若無其它姊妹同住，必要杭蓀與她做伴，若有弟兄來訪，就要妹妹在旁陪著，即使是在夜間，幼妹已經就寢，汪姊妹亦必喚她起來陪坐在旁。

然而，汪姊妹卻是主裡面一位最勇敢的姊妹。她不但曾在抗戰期間，冒險去接濟集中營中的西國弟兄，在鄉間工作時，日行百裡乃是常事，腳底起了泡仍然繼續步行。為了主的工作，她甘心在窮鄉僻壤吃最髒的膳食，過最艱苦的卑微的生活。但是主的恩惠慈愛，也一直隨著她：一次她騎著駱駝到張家口，高大的駱駝經過長途跋涉肚子餓了，到達城門看見一個餅攤子，它就縱身去搶餅吃，把汪姊妹摔倒在地上。汪姊妹站起身來，竟意外地一點也沒有受傷。

還有一次是遇到老虎，當她在馬來亞與同工的姊妹穿過一個叢林的時候，因為不認識路旁警告牌上的馬來亞文，猛不及防迎面來了一隻呼嘯著的老虎，當時汪姊妹嚇得腿都軟了。不料老虎忽然掉頭轉了彎，並沒有繼續前來，原來老虎見岔路口有一條大蟒蛇，它與大蟒蛇博鬥去了！真是神奇妙的安排！

汪姊妹每到一個地方，原來沒有教會的,一旦興起了教會,有了擘餅聚會,她就交與當地的弟兄們，縮手離去；若是一地的教會荒涼,藉著她的前去得以復興,她也決不長久逗留在那裡。

一九五○年，汪姊妹自滬前去香港看望教會，那時出境已不大自由，許多人既獲離境，就不願重返原地，但汪姊妹在香港盡了她的職事，就隻身經廈門到福州工作去了。她雖然知道前途相當艱難，甚至有性命危險,但卻毫無顧慮,樂意與主同行,安危禍福，在所不計。當年她在馬來亞曾脫離了虎口，而最後卻為主的道，甘願置身於虎穴之中。她有為主殉道的心志，至終主也照著她的心願為她成全，使她得著那更美的盼望！榮耀歸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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