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是俠客手中標誌性的武器,「仗劍獨行遊」的傳奇形象就是人們心中的俠客形象,劍在我國武術文化裡具有濃厚的底蘊,而劍俠是尚武精神和急公好義的結合體,也可以說,劍文化與俠文化之間存在著許多共同文化特徵和精神內涵,他們都有尚武精神。
對於劍俠這個形象,我們現代人多是從武俠小說中了解到的,例如,金庸、古龍、梁羽生的小說集;但早在春秋戰國時期,韓非子就已經將「劍」與「俠」聯繫起來了。
《韓非子·五蠢》記載「犯禁者誅,而群俠以私劍養。」《莊子·說劍》中提到「劍士」形象「形象不雅,舉止怪誕,……鎮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
韓非子認為俠客就是私養的劍士,《莊子》中提到的劍士與韓非子所說的群俠都屬於遊俠私劍一類的,他們大多都是諸侯上卿們私養的士人,這些遊俠劍士與權貴傾心相交,為私養他的主人排憂解難;還有的是志同道合之人,俠肝義膽,不惜為知己者死。《史記·遊俠列傳》「楚田仲以俠聞,善劍」,這是最早的俠客傳奇結合古劍奇美傳世的故事。
劍術在春秋戰國時期得到很快的發展,出現了眾多武藝高超的劍術高手,例如《說苑·指武》中,記載的越女和魯石公等。
《說苑·指武》「魯石公劍,近則能應,感則能動,變無形象,……如影與響,……用兵之道,其猶然乎!當敵者也。」《莊子·劍道》中描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發之以至。」
由以上文獻可知,魯石公的劍法,變幻莫測,氣壯山河,讓人看的盪氣迴腸,可見當時劍術已經達到很高的水準。
《莊子·劍道》中所描述的是武術戰略戰術理論,鬥劍高手交戰時,要故意漏出破綻給對方,轉移對方注意的,同時引誘敵人進攻,乘其不備,以速度之快搶先擊倒對手。這也是中國武術理論中精華所在,以不變應萬變,以靜制動的完美闡述。
越女劍,越女被譽為女俠,是春秋戰國時期民間武術家,她精通劍術,其武術理論精闢,對後世武術理論產生深遠影響。
《吳越春秋》中記載,越女曰「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步形候氣,與神俱往,查之若日,偏如滕兔,追形逐影,光若佛仿,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橫逆順,直復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
越女的武術理論精闢地闡述了鬥劍要動靜結合,快慢結合,攻守平衡,虛實相倚,內外兼顧,呼吸協調等辯證性的內涵關係。同時文獻也記載,越女是一位武功高強的劍術高手,她使出的劍,迅如光電,不可捉摸,威力無窮,以靜制動,出奇制勝,已經達到了至高境界。越女將劍和人融為一體,進入無我狀態,這也是我國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至高境界。
由此可見,古代文獻中,俠客的外部特徵主要有,倚天把劍,武功卓越,獨行江湖,並以俠義忠膽聞名於世,劍就是便於攜帶的短劍,這以便於這些飛簷走壁俠客攜帶。在春秋戰國時期,仗劍行俠義之事,持劍獨行江湖是一種很「時尚」的事,久而久之,俠客的精神特質與劍的文化內涵珠簾合璧,逐漸形成了「劍俠」一詞。
俠客的武俠文化中國武俠文化的三大精神支柱是具有「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義」,「不既信,不倍信」的「信」,「士為知己者死」的「忠」字,即「義」、「信」、「忠」三字不僅成為俠客的人格精神,也是我國倫理文化的理想的人格模式。
史學家司馬遷認為「俠客」思想有三個明顯特徵,講信用,願捨己救人,施恩於義而不求回報,這也體現了春秋戰國時期俠客思想的道德價值取向。武術家們講究以德立武,德藝兼修,武術的真諦在於重德,習武的目的追求內在與外在的完美統一,俠義精神主要表現在崇禮、尚武、重義氣、有膽量等英雄氣概。
俠客的「忠」
「忠」在我國道德體系中是一個非常厚重的道德修行,那麼俠客中「忠」是什麼樣子呢?例如,豫讓在行刺趙襄子失敗時,並沒有接受朋友勸其投奔趙襄子門下的建議,他在報智伯知遇之恩時,保持了自己忠義名節;而刺客聶政行刺成功後,為了保全事主和自己的家族,大義凜然地自裁,這種義舉也是忠。
「忠」有很多內涵,對自己主人忠誠,一士不投二主,也可以進一步引申為對自己的國家也要忠誠。在武術界,忠的人格思想歷來被傳承,俠客們一定要忠於自己的師傅,自己的門派,在師徒關係中,講究的是「一日為師,終生為父」。
俠客的「義」
梁啓超認為中國民族武術,俠客所具有的俠義精神是俠客文化內核。義就是俠客人格精神特徵的概括,俠義傳統在中國民間具有獨立而完整的精神體系,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有血性,有強烈的正義感、責任感,代表對社會公正、公平最樸素的願望;言行舉止、為人處世深得人心,有一定的群眾基礎,是民間社會道德系統所認同的;有超人的武藝,敢說敢為,言行如一的人格精神。
俠客這種公正、正義、敢說敢為、能夠伸張正義的「義」舉,在法紀薄弱的社會裡,一定程度上能為下層遭受苦難的百姓主持公道,伸張正義;真正的俠客以「義」和「利他」為人生追求。這也是江湖上或者小說中武林社會所倡導的「義」,簡而言之就是「濟困扶危、抑惡揚善」。
俠客的「信」
「信」是俠客為人處世的立身之本,「言必信、行必果、諾必誠」也是俠客最基本人生觀和價值觀的體現。「信」在商業中是不可或缺的,對於「受僱於人」的俠客也一樣,「信」是俠客最進步的行為準則。俠客把自己看成是「替天行道」的執行者,「重諾守信」始終貫穿於他們的人格理想和立身處世的核心。
《史記·遊俠列傳》記載「今遊俠,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諾必誠,……,既已存亡生死矣,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裡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司馬遷把俠客「言必信,行必果,諾必誠」的信,看成是俠客人格理想最核心要素之一。春秋戰國時期,最能代表俠客「信」的人是季布,「得黃金萬兩,不如得季布一諾」,季布答應的事,一定辦成。俠客把「信」看成比生命還要重要,答應別人的事,即使以生命的代價,也要堅定不移地完成。
在孔子的字典裡,「信」被確立為處理人際關係的基本原則,信早就被諸子百家視為極其重要的道德規範。「信」的內涵同樣對歷代武術家影響深遠。諸多的武術學派和歷代武術學家都將信,作為處世原則以及人生價值的追求。在民間,真正的俠客往往是值得信賴的人,也是讓人欽佩的人。
由此可見,俠客思想中的「忠」、「信」、「義」與我國古代文化道德思想是一脈相承的,當俠客與武術文化交融時,碰撞出俠義精神,形成俠義文化時,成為人們追捧的對象。
俠客與武術文化交融
俠客作為春秋戰國時期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深受傳統文化影響,與當時盛行的諸子百家思想、政治格局走向以及後世武俠文學等都發生了內在聯繫,俠文化和武術與其它優秀文化碰撞相融,體現了中國文化的博大的包容性和兼容性。當人們不能滿足理想中的「大俠情節」,卻又鍾情於俠文化時,武俠小說則應運而生;以武俠小說為代表的「俠義」文學,從歷史傳記到文學體裁,俠文化變得更加浪漫神奇;從俠客到武功高手,俠文學變得更加令人神往。
春秋戰國時期為何俠客盛行帶有濃鬱傳奇色彩的俠客,給人們留下的是強烈的尚武精神,特別是在武俠文學被廣泛傳播的形勢下,人們的崇俠意識被激起,於是俠客就成為被追捧的對象。那麼春秋戰國時期為何盛產俠客呢?筆者認為主要有如下幾點:
筆者認為,春秋戰國時期特殊的時代背景,俠客是春秋戰國時期特殊的時代產物,也是我國歷史上特殊的一個階層,從春秋戰國以後,我們幾乎在每個朝代都能找到他們的蹤跡;春秋戰國時期之所以能夠產生俠客,禮崩樂壞,四分五裂的動蕩社會是俠客產生的特殊背景。除此之外,筆者認為還有以下幾個原因造成,春秋戰國時期俠客與武術盛行。
尚武習俗促使俠客產生,春秋戰國時代,是文化思想爆發的年代,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在地域廣闊的中原大地,諸侯國之間風俗千差萬別,形成的所謂「百裡不同風,千裡不同俗」的風氣,但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習俗,那就是尚武習俗,例如齊國善技擊、吳國越國善鑄劍、秦國養劍客等等。
春秋戰國,周室式微,周天子控制能力減弱,作為其支柱的宗法制、分封制逐漸走向崩潰,禮崩樂壞,諸侯國之間,爭霸戰爭此起彼伏,在這動蕩不安的社會裡,武力成為最具說服力的工具。無論是開疆拓土也好,還是保家衛國也好,安身立命也好,這種遠古留存下來的尚武風氣,在各國蔚然成風,這為俠士產生的特殊時代背景。
養士之風促生俠客盛行,在春秋戰國,戰爭頻繁,社會動蕩的年代,一切都在變革,一切都在變化,社會結構也不例外,一些士人由於各種原因被歷史所甩掉,成為一族漂泊不定的遊人,他們沒有地可耕種,沒有職業,沒有收入來源,只剩下高不成、低不就的豪情壯志。
而各諸侯國為了開疆拓土擴充實力,為了爭奪霸權,他們招賢納士,需要籌謀劃策的文士,也需要有膽識有武藝的俠士來輔佐朝政,因此,各諸侯公卿們紛紛爭養士,使得這些漂泊不定的俠客有了用武之地。最為著名的當屬戰國四公子的養士之舉,養士在上層社會成為一種風氣,一種時尚,養士可以提升自己的身份地位,成為與權貴攀比的條件,也可以為己所用,幫自己排憂解難。這些公卿們所養的尚武之士,就是俠客。
養士之風的盛行,為俠客產生拉開序幕,為俠客產生注入了活力,也為俠客們提供實現自我價值額機會,最終使得俠客突破傳統風俗約束,得到人們認可,使得俠客能夠在各諸侯國之間自由流動。
好劍之風與俠客完美結合,春秋戰國時期,好劍之風盛行,與俠客誕生結下不解之緣;對劍的崇拜往往能夠轉移到對俠客的崇拜,劍是當時最先進的防身武器,也是最精美的裝飾器物,深受貴族和平民喜愛,這種劍崇拜心理,自然對好劍的俠客有著天然的好感,劍對俠客,俠客對劍雙方都賦予對方更廣泛的文化和精神內涵。劍能代表俠客形象,俠客需要仗劍遠遊,劍與俠都具有尚武崇義的共同特性,使得劍俠在春秋戰國時期,極受追捧和盛行。劍王朝這部熱播劇正是給廣大觀眾展現了一個有情、有意、有忠、有孝、的武俠情節的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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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劍有雙刃適於戮、刺,而武士刀僅一刃,因此兩人對戰之時,必得用雙手握刀以砍、劈的方式禦敵,武士刀傳奇帶你揭開他的神秘面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