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是俠客手中標誌性的武器，「仗劍獨行遊」的傳奇形象就是人們心中的俠客形象，劍在我國武術文化裡具有濃厚的底蘊，而劍俠是尚武精神和急公好義的結合體，也可以說，劍文化與俠文化之間存在著許多共同文化特徵和精神內涵，他們都有尚武精神。
對於劍俠這個形象，我們現代人多是從武俠小說中了解到的，例如，金庸、古龍、梁羽生的小說集；但早在春秋戰國時期，韓非子就已經將「劍」與「俠」聯繫起來了。
《韓非子·五蠢》記載「犯禁者誅，而群俠以私劍養。」《莊子·說劍》中提到「劍士」形象「形象不雅，舉止怪誕，……鎮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
韓非子認為俠客就是私養的劍士，《莊子》中提到的劍士與韓非子所說的群俠都屬於遊俠私劍一類的，他們大多都是諸侯上卿們私養的士人，這些遊俠劍士與權貴傾心相交，為私養他的主人排憂解難；還有的是志同道合之人，俠肝義膽，不惜為知己者死。《史記·遊俠列傳》「楚田仲以俠聞，善劍」，這是最早的俠客傳奇結合古劍奇美傳世的故事。
劍術在春秋戰國時期得到很快的發展，出現了眾多武藝高超的劍術高手，例如《說苑·指武》中，記載的越女和魯石公等。
《說苑·指武》「魯石公劍，近則能應，感則能動，變無形象，……如影與響，……用兵之道，其猶然乎！當敵者也。」《莊子·劍道》中描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發之以至。」
由以上文獻可知，魯石公的劍法，變幻莫測，氣壯山河，讓人看的盪氣迴腸，可見當時劍術已經達到很高的水準。
《莊子·劍道》中所描述的是武術戰略戰術理論，鬥劍高手交戰時，要故意漏出破綻給對方，轉移對方注意的，同時引誘敵人進攻，乘其不備，以速度之快搶先擊倒對手。這也是中國武術理論中精華所在，以不變應萬變，以靜制動的完美闡述。
越女劍，越女被譽為女俠，是春秋戰國時期民間武術家，她精通劍術，其武術理論精闢，對後世武術理論產生深遠影響。
《吳越春秋》中記載，越女曰「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步形候氣，與神俱往，查之若日，偏如滕兔，追形逐影，光若佛仿，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橫逆順，直復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
越女的武術理論精闢地闡述了鬥劍要動靜結合，快慢結合，攻守平衡，虛實相倚，內外兼顧，呼吸協調等辯證性的內涵關係。同時文獻也記載，越女是一位武功高強的劍術高手，她使出的劍，迅如光電，不可捉摸，威力無窮，以靜制動，出奇制勝，已經達到了至高境界。越女將劍和人融為一體，進入無我狀態，這也是我國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至高境界。
由此可見，古代文獻中，俠客的外部特徵主要有，倚天把劍，武功卓越，獨行江湖，並以俠義忠膽聞名於世，劍就是便於攜帶的短劍，這以便於這些飛簷走壁俠客攜帶。在春秋戰國時期，仗劍行俠義之事，持劍獨行江湖是一種很「時尚」的事，久而久之，俠客的精神特質與劍的文化內涵珠簾合璧，逐漸形成了「劍俠」一詞。
俠客的武俠文化
中國武俠文化的三大精神支柱是具有「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義」，「不既信，不倍信」的「信」，「士為知己者死」的「忠」字，即「義」、「信」、「忠」三字不僅成為俠客的人格精神，也是我國倫理文化的理想的人格模式。
史學家司馬遷認為「俠客」思想有三個明顯特徵，講信用，願捨己救人，施恩於義而不求回報，這也體現了春秋戰國時期俠客思想的道德價值取向。武術家們講究以德立武，德藝兼修，武術的真諦在於重德，習武的目的追求內在與外在的完美統一，俠義精神主要表現在崇禮、尚武、重義氣、有膽量等英雄氣概。
俠客的「忠」
「忠」在我國道德體系中是一個非常厚重的道德修行，那麼俠客中「忠」是什麼樣子呢？例如，豫讓在行刺趙襄子失敗時，並沒有接受朋友勸其投奔趙襄子門下的建議，他在報智伯知遇之恩時，保持了自己忠義名節；而刺客聶政行刺成功後，為了保全事主和自己的家族，大義凜然地自裁，這種義舉也是忠。
「忠」有很多內涵，對自己主人忠誠，一士不投二主，也可以進一步引申為對自己的國家也要忠誠。在武術界，忠的人格思想歷來被傳承，俠客們一定要忠於自己的師傅，自己的門派，在師徒關係中，講究的是「一日為師，終生為父」。
俠客的「義」
梁啓超認為中國民族武術，俠客所具有的俠義精神是俠客文化內核。義就是俠客人格精神特徵的概括，俠義傳統在中國民間具有獨立而完整的精神體系，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有血性，有強烈的正義感、責任感，代表對社會公正、公平最樸素的願望；言行舉止、為人處世深得人心，有一定的群眾基礎，是民間社會道德系統所認同的；有超人的武藝，敢說敢為，言行如一的人格精神。
俠客這種公正、正義、敢說敢為、能夠伸張正義的「義」舉，在法紀薄弱的社會裡，一定程度上能為下層遭受苦難的百姓主持公道，伸張正義；真正的俠客以「義」和「利他」為人生追求。這也是江湖上或者小說中武林社會所倡導的「義」，簡而言之就是「濟困扶危、抑惡揚善」。
俠客的「信」
「信」是俠客為人處世的立身之本，「言必信、行必果、諾必誠」也是俠客最基本人生觀和價值觀的體現。「信」在商業中是不可或缺的，對於「受僱於人」的俠客也一樣，「信」是俠客最進步的行為準則。俠客把自己看成是「替天行道」的執行者，「重諾守信」始終貫穿於他們的人格理想和立身處世的核心。
《史記·遊俠列傳》記載「今遊俠，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諾必誠，……，既已存亡生死矣，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裡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司馬遷把俠客「言必信，行必果，諾必誠」的信，看成是俠客人格理想最核心要素之一。春秋戰國時期，最能代表俠客「信」的人是季布，「得黃金萬兩，不如得季布一諾」，季布答應的事，一定辦成。俠客把「信」看成比生命還要重要，答應別人的事，即使以生命的代價，也要堅定不移地完成。
在孔子的字典裡，「信」被確立為處理人際關係的基本原則，信早就被諸子百家視為極其重要的道德規範。「信」的內涵同樣對歷代武術家影響深遠。諸多的武術學派和歷代武術學家都將信，作為處世原則以及人生價值的追求。在民間，真正的俠客往往是值得信賴的人，也是讓人欽佩的人。
由此可見，俠客思想中的「忠」、「信」、「義」與我國古代文化道德思想是一脈相承的，當俠客與武術文化交融時，碰撞出俠義精神，形成俠義文化時，成為人們追捧的對象。
俠客與武術文化交融
俠客作為春秋戰國時期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深受傳統文化影響，與當時盛行的諸子百家思想、政治格局走向以及後世武俠文學等都發生了內在聯繫，俠文化和武術與其它優秀文化碰撞相融，體現了中國文化的博大的包容性和兼容性。當人們不能滿足理想中的「大俠情節」，卻又鍾情於俠文化時，武俠小說則應運而生；以武俠小說為代表的「俠義」文學，從歷史傳記到文學體裁，俠文化變得更加浪漫神奇；從俠客到武功高手，俠文學變得更加令人神往。
春秋戰國時期為何俠客盛行
帶有濃鬱傳奇色彩的俠客，給人們留下的是強烈的尚武精神，特別是在武俠文學被廣泛傳播的形勢下，人們的崇俠意識被激起，於是俠客就成為被追捧的對象。那麼春秋戰國時期為何盛產俠客呢？筆者認為主要有如下幾點：
筆者認為，春秋戰國時期特殊的時代背景，俠客是春秋戰國時期特殊的時代產物，也是我國歷史上特殊的一個階層，從春秋戰國以後，我們幾乎在每個朝代都能找到他們的蹤跡；春秋戰國時期之所以能夠產生俠客，禮崩樂壞，四分五裂的動蕩社會是俠客產生的特殊背景。除此之外，筆者認為還有以下幾個原因造成，春秋戰國時期俠客與武術盛行。
尚武習俗促使俠客產生，春秋戰國時代，是文化思想爆發的年代，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在地域廣闊的中原大地，諸侯國之間風俗千差萬別，形成的所謂「百裡不同風，千裡不同俗」的風氣，但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習俗，那就是尚武習俗，例如齊國善技擊、吳國越國善鑄劍、秦國養劍客等等。
春秋戰國，周室式微，周天子控制能力減弱，作為其支柱的宗法制、分封制逐漸走向崩潰，禮崩樂壞，諸侯國之間，爭霸戰爭此起彼伏，在這動蕩不安的社會裡，武力成為最具說服力的工具。無論是開疆拓土也好，還是保家衛國也好，安身立命也好，這種遠古留存下來的尚武風氣，在各國蔚然成風，這為俠士產生的特殊時代背景。
養士之風促生俠客盛行，在春秋戰國，戰爭頻繁，社會動蕩的年代，一切都在變革，一切都在變化，社會結構也不例外，一些士人由於各種原因被歷史所甩掉，成為一族漂泊不定的遊人，他們沒有地可耕種，沒有職業，沒有收入來源，只剩下高不成、低不就的豪情壯志。
而各諸侯國為了開疆拓土擴充實力，為了爭奪霸權，他們招賢納士，需要籌謀劃策的文士，也需要有膽識有武藝的俠士來輔佐朝政，因此，各諸侯公卿們紛紛爭養士，使得這些漂泊不定的俠客有了用武之地。最為著名的當屬戰國四公子的養士之舉，養士在上層社會成為一種風氣，一種時尚，養士可以提升自己的身份地位，成為與權貴攀比的條件，也可以為己所用，幫自己排憂解難。這些公卿們所養的尚武之士，就是俠客。
養士之風的盛行，為俠客產生拉開序幕，為俠客產生注入了活力，也為俠客們提供實現自我價值額機會，最終使得俠客突破傳統風俗約束，得到人們認可，使得俠客能夠在各諸侯國之間自由流動。
好劍之風與俠客完美結合，春秋戰國時期，好劍之風盛行，與俠客誕生結下不解之緣；對劍的崇拜往往能夠轉移到對俠客的崇拜，劍是當時最先進的防身武器，也是最精美的裝飾器物，深受貴族和平民喜愛，這種劍崇拜心理，自然對好劍的俠客有著天然的好感，劍對俠客，俠客對劍雙方都賦予對方更廣泛的文化和精神內涵。劍能代表俠客形象，俠客需要仗劍遠遊，劍與俠都具有尚武崇義的共同特性，使得劍俠在春秋戰國時期，極受追捧和盛行。劍王朝這部熱播劇正是給廣大觀眾展現了一個有情、有意、有忠、有孝、的武俠情節的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