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與教育研究學者崔樂:恐同影響性少數學生學業及心理健康

2021-01-08 澎湃新聞

高校教材應該如何定義同性戀？

9月14日，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發布了《敗訴「同性戀是病」教材案原告提交上訴狀：放棄意味著認同》一文引發公眾關注，有關「同性戀是否屬於性心理障礙」的爭辯此起彼伏。

澎湃新聞注意到，2016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北京大學社會學系與北京同志中心協作發布了《中國性少數群體生存狀況：基於性傾向、性別認同及性別表達的社會態度調查報告》。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駐華代表文靄潔（Agi Veres）在該報告前言寫道，在亞太地區（包含中國在內），性少數人群往往是社會中最為邊緣、最為弱勢的群體之一。歷史告訴我們，除非我們對少數族群加以認真清點，否則他們就根本「不作數」。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我們一向以終結不平等和對少數人群的排斥為使命。切莫忘記，可持續發展目標計劃的根本原則和使命，就是「不讓一人落伍」。

文靄潔總結認為，在中國，性少數人群依然生活在陰影當中，只有 5% 的性少數人士公開了他們的性身份。絕大部分 LGBT（性少數群體）人士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遭受歧視，尤其是在家庭內部；來自家人的排拒和凌辱是最為根深蒂固、刻骨銘心的。不過，另一方面，該報告也展示了一系列意義重大的進展。絕大多數受訪者都認為，性少數理應受到平等對待，充分享受各種社會服務。大多數受訪者同樣贊成制定和推行專門政策，尊重 LGBT 人群的地位，保護他們免受歧視。更為重要的是，這份報告描繪了一個正在轉變中的國家。

可見，社會的包容度會對性少數人群的身份認知產生影響。性別與教育研究學者崔樂認為，恐同教材在教學過程中會對師生帶來多重負面影響。對於異性戀學生來說，恐同教材可能會誤導他們對同性戀的認知，進而導致偏見、歧視甚至霸凌；而對於性少數學生來說，教材本身的權威性可能會阻礙他們接納自己的身份，增加心理健康風險。

崔樂曾在中國、俄羅斯、紐西蘭等國家的高校任教，同時他也是一位同性戀者。目前他在紐西蘭奧克蘭大學教育與社會工作學院攻讀博士，並擔任學校助教。

以下是崔樂的自述：

七年前，當我還在廣東一所大學任教時，有次我在性別議題的教學中提到了同性戀。下課後，一個女生站在教室門口怯怯地問我：「老師，你看到同性戀不害怕嗎？」

她並不知道她面對的是一個同性戀教師，那時的我還不敢出櫃。

我的學生對同性戀的恐懼並不值得意外，日常的校園生活中看不到任何真實的同性戀，大量教材以「性變態、精神疾病、心理障礙」來定義這一身份。

對同性戀心懷恐懼的不只是學生，用於師資培訓的恐同教材還會塑造恐同的教師。在我2013年入職高校前，根據廣東省教育廳規定參加了崗前培訓。指定教材《高等教育心理學》（廣東省高等學校師資培訓中心組編、高等教育出版社） 羅列的「大學生常見的心理疾病」中，「同性戀」被認定為「性變態」之一，「應該對他們進行心理治療，幫助他們改變病態行為，而不是將他們簡單地除名了事」。

還好有一些學生在推動改變。2016年，大學生秋白因恐同教材起訴教育部，以敗訴告終。2017年，大學生西西因恐同教材起訴高校出版社，歷時三年，於2020年一審敗訴。儘管世界衛生組織早在1990年就將「同性戀」從精神病名冊中剔除，西西案中的法院仍然認為教材中「同性戀是病」不屬於「知識性差錯」，大量教材中病理化、汙名化同性戀的話語仍然存在。

恐同教材在教學過程中會對師生帶來多重的負面影響。對於教師來說，照本宣科會強化同性戀汙名，被認為發表歧視言論，可能遭到學生的反對；不按照教材的立場教學，或發表支持同性戀權利的言論，可能會被保守的高校領導層認為違反教學紀律。對於異性戀學生來說，恐同教材可能會誤導他們對同性戀的認知，進而導致偏見、歧視甚至霸凌；對於性少數學生來說，教材本身的權威性可能會阻礙他們接納自己的身份，增加心理健康風險。

2017年，華中科技大學的兩名學生在校園舉起「讓同性戀遠離大學校園」的標語。本文均為受訪者供圖恐同的校園環境會對性少數學生的學業和心理健康造成負面影響。由公益機構「同語」2016年發布的一項針對2077名中國性與性別少數學生的調查顯示，只有11.07%的學生在校園完全出櫃，23%的學生報告在過去一年因性與性別少數身份而成績下降。由北京師範大學學者2019年發表的一項針對732名LGBT學生的調查顯示， LGBT學生存在嚴重的心理健康風險，約有85%的學生感到情緒低落，40%的學生有過自殺想法。另一群在校園裡需要隱藏身份的是同性戀教師。我的博士研究訪談了40位中國高校的男同性戀教師，他們大多數需要以異性婚姻或虛構女友來偽裝異性戀。一些教師認為他們需要比異性戀教師更加努力工作，以出色的研究產出應對身份暴露可能帶來的風險。在進行同性戀議題的教學時，許多教師只是一帶而過，或有意保持「客觀中立」的立場，以避免身份暴露、學生反對或違反教學紀律。一些從事同性戀研究的教師為了避免暴露身份有意保持低調，有的則出於對學術發表與申請資助的顧慮而放棄研究。

近年來，越來越多學者指出，校園中的恐同事件不應只是被視為孤立的個案，而應檢視導致恐同事件發生的環境，推動校園環境的改變，包括頒布反歧視的校園政策等。對於中國高校來說，這些建議也許並不現實——如果我們的教材還不能承認同性戀不是病。

性別與教育研究學者崔樂，紐西蘭奧克蘭大學教育與社會工作學院博士生。(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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