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臺灣，當時所感受到的斷裂，在每一個層面都加深了。斷裂的兩岸，民族主義激情都已高漲。對於中國大陸的抗拒，正在演變成整體的敵意。文明、民主成為最重要的價值，新的身份認同，建立起區別於對岸的優越感。更重要的是，當臺灣排斥內在的中國因素，靠否定的方式，不斷提純自身，提純歷史，就越來越變成一個同質性很強的地方。溫柔的臺灣，也是文明壓力巨大的臺灣。
重返臺灣
文 | 郭玉潔
1
回到臺灣，是為了再次告別。
說「回」——十年間，臺灣從一塊遙遠的陌生之地，漸漸移動至我的內心，它喚起的情感類似鄉愁，親切，惆悵，街道和人事浮現，在時間中微微地飄移，時或起了返歸的激情。
最先浮現的，必定是溫州街。1947年，臺北建立起新的街道命名系統，日本時期的町通消失了，以中國各地重新命名。依據地理方位，這條街對應了遼闊大陸東南海岸的一座城市。數十年過去，那個城市已經成為中國最富有、最擅長商業冒險的城市，但街道全然不理，繁衍出截然相反的活力。這活力，來自鄰近的臺大。從紅磚牆圖書館、椰林大道，校園擴散出一條馬路，穿入誠品書店旁邊的小路，經過一家專賣簡體版的書店，一家鍋貼店，面前長長的陋巷，就是溫州街了。
街角的入口，突然塌陷，露出一個黑暗的洞口，沿著陡峭樓梯向下，你可以到唐山書店，尋找最新的文學、社科書籍。街道深處，另一個洞口，則要往上攀登，在同樣陡峭的樓梯上等著的，是專攻性別議題的女書店，某一類遊客的朝聖之地。
咖啡館五步一個，左右錯落。通常都是小小的，有美麗的窗。寒暑期末，咖啡館突然爆滿，趕作業的大學生，對著電腦和一杯咖啡，痴坐一日。有人走出來，在窄窄的屋簷下抽菸，呆看著雨中閃閃發亮的路面。
臺北的天總是灰的，欲雨時透明的灰，下雨時低低的濃陰。即使天晴了，天空中也總是有大片的雲，午時太陽奮力從雲後擠出，在地上製造出陰影，人們像夢醒一樣察覺，今天是晴天。
濃重的溼氣，陰潤了路邊的灰色小樓，牆上流著雨水的漬。再新的建築，也會迅速被浸溼，發黴，蒼老於實際年齡。不過，也幸有雨水，每家陽臺上、門口，都生長著茂盛的深綠色植物。臺北，真正是一座森林。
溫州街上，有一間叫做Picnic的咖啡館，菜單做成書冊的樣子，碎花布做封面，內文是可愛的手寫體。這種風格，人們會毫不猶豫地稱為：小清新。我曾在這裡，採訪過小說家駱以軍。他說，溫州街的小巷、咖啡館像褶皺，「一代一代文青在這些褶皺裡孵夢、耍頹廢、延後進入社會大機器。」
駱以軍講話，和他寫文章很像，放煙花一般，一連串詞語劈劈啪啪竄出去，一個句子結束的時候，距離點火的地方已經很遠了。他講起他這一代臺灣小說家，生於1960年代，成長於現代化的、都市的臺灣，第一本小說都極其相似，都是一個孤獨的密室，一個瘋狂的神經質的人，是「內向世代」。
駱以軍壯大身軀，面龐黝黑，絡腮鬍子，像戴眼鏡的張飛。但他和善柔軟，一旦開口，就全盤託出，每個句子裡都有的「媽的」，卻一點不兇狠，更像是日常的標點。他曾在文章裡寫道，有一次，他開車撞到了一個騎機車的學生。他下車站在路邊，等著太太處理。太太對學生說，你不要看這個伯伯很兇，其實他心裡比你還害怕。
駱以軍一邊講話，一邊抽菸，抽幾口，就把大半根煙按滅在菸灰缸，再抽出一支點燃。一會兒，菸灰缸裡插滿了長長的煙，好像白色森林，金色濾嘴的樹冠上，有焦黃的火災證明。
我問他為什麼要這樣。駱以軍說，抽菸對身體不好，但是只抽前面一段，可以把傷害減到最低。我心想，那不是自欺欺人嗎？但我沒有說出口。也許我說了，那時我還是一個毫不懂得含蓄的北方人。我總記得這個場景，它是一個小說家的悖論，在自毀和生存之間達成了妥協——一支吸了五分之一的煙。
大約一兩年後，我在溫州街看見駱以軍。他和朋友邊走邊講話，我高興地站住，像採訪、通信時那樣叫他：以軍！他站住立正，眼神下垂，對我點頭哈腰：是！是！他客氣，惶恐，一定不記得我了。我茫然地向前移動了。
溫州街的盡頭，是另一間著名的咖啡館，「路上遇見一隻貓」。吧檯後面，留著長發的男咖啡師挑起眉毛看著我。我站在那裡，苦苦回憶，上一次來這裡時，喝的是什麼咖啡？那次一別，我收到一封信，最後一句是：在一個可以喝到XX拿鐵的城市，我又怎麼會孤獨呢？這XX到底是什麼？我怎麼也填不了空。
咖啡師沒有表情地說，菜單在那邊，你可以參考看看。
我已經看過了，門邊的黑板上，白色粉筆寫著菜單。有原味拿鐵，杏仁拿鐵，白巧克力拿鐵。是杏仁拿鐵嗎，還是巧克力拿鐵？不對，應該要更特別才對啊。
我靈機一動，能不能把杏仁和白巧克力放在一起？即使總是懶洋洋、處變不驚的咖啡師，臉上也出現了微微的困惑。他用猶豫的聲調說，可以啊。
我從他的表情裡，迅速明白了這是一個愚蠢的想法。杏仁加巧克力，是什麼樣的怪味道呢？算了，我各要一杯，一杯杏仁拿鐵，一杯白巧克力拿鐵。
我坐在窗前，一張彈簧壞掉的單人沙發，一盞綠色燈罩的檯燈，面前一杯杏仁拿鐵，一杯白巧克力拿鐵。我喝了一口這個，又喝一口那個，恍然大悟，信中所寫的，必然是其中一個。但是，到底是哪一個，已經不重要了，它們對我來說，都太甜了。
有這麼多回憶的地方，我稱之為故鄉。
2
回到臺灣，我的朋友們都在競選。
溫州街所在的大安區，是範雲的選區。為什麼選在大安？因為這裡有臺大，很多文青、知識分子，就像……範雲想到她僅知的北京地名，就像三裡屯！但是，選了一半她才發現，文青、知識分子只是在這裡讀書工作，戶籍並不在大安，沒有投票權。她要面對的，並不是咖啡館裡的咖啡客，而是灰色小樓裡起煙火的人們。
距離選舉還有兩天了。範雲坐在競選總部，看著手機，大拇指焦急地划動屏幕。你平常喜愛和朋友聊天的她，顯然沒有時間寒暄。她正在閱讀一則關於她的選舉新聞。
範雲的競選總部，在大安森林公園（那裡有肥胖的松鼠，溼潤濃重的青草味）對面，左邊便利店，右邊奶茶店，是典型的臺北街景。門口林立數十麵粉色的旗子，上面印著範雲的卡通形象——短髮、戴眼鏡的小人。總部，是大約三四十平米的長方形開間，門口的電視機永遠在播送選舉新聞，沙發上，幾個鄰居阿伯一邊看電視一邊用閩南語聊天。長桌上堆了很多文宣。牆壁上同樣刷了粉紅色，穿壘球服的範雲微微笑著，伸出右手，豎起大拇指。
範雲是臺大社會系副教授，但她更重要的身份，是野百合學生運動的領袖之一。1990年3月，臺灣的大學生聚集在中正紀念堂廣場（已改為自由廣場）靜坐，反對獨裁統治，呼籲臺灣民主化。22歲的範雲，是學運決策小組成員及總指揮，也是學運世代中少有的女性。在仰角拍攝的照片中，一個短髮、圓臉的女孩，手拿麥克風，站在行駛的宣傳車上。
這一以臺灣特有植物命名的學生運動，是當時全球民主浪潮的一部分。但是，和大部分學生運動不同，野百合學運身處歷史機遇中，難得地實現了自身的政治訴求。時任國民黨主席、臺灣領導人，也是臺灣政治轉型的關鍵人物李登輝接見了學生代表，學生和平退場。在之後的政治改革中，野百合學運的訴求陸續實現。
野百合一代就此贏得了歷史位置。2000年，陳水扁贏得大選之後，起用了很多昔日的異議人士、NGO工作者，其中也包括一些野百合的學生領袖。然而，陳水扁在任內爆發了貪腐案，「進步人士」也紛紛受到質疑。現實政治的權力場裡，並不容易保留理想的光環。
範雲於1990年代赴美國耶魯大學留學，畢業後在臺大教書。傳說陳水扁也曾邀請範雲「入閣」，她拒絕了。她始終密切關心政治，是國民黨堅定的反對者，也有很多民進黨的朋友，但是不曾擔任任何官職，讓她保持了相對超然的批判立場，也留住了野百合運動帶來的歷史聲譽。
但她終於還是決定從政了。2014年3月18日，反服貿運動爆發——後來被命名為另一種植物，「太陽花」學生運動，各校學生紛紛罷課，前往立法院附近靜坐。範雲組織各校老師，在靜坐現場上課，命名為「民主課堂」，朋友稱她「範校長」。在廣場上，街道上，很難說教學的效果如何，但是它有效地組織師生停留在現場，讓運動的聲勢持續下去，支援了立法院的佔領者。
「太陽花」落幕的晚上，有人組織了吐槽、惡搞太陽花學運的視頻直播「大腸花」論壇，年輕學生們輪流走到桌子前，操著臺語，罵著髒話，幹了很多人。大學老師範雲排隊出場了，她痛斥運動中的性別歧視，說只有女性才有資格說「幹恁娘」，她自信，幽默，不甚熟練地說著髒話。現場一片掌聲、笑聲。直播頁面的評論中，跳躍著範雲的名字。Facebook上，很多人轉發她的現場發言。範雲的聲望，在野百合學運之後，再一次達到高峰。
「太陽花」運動結束那天，上街遊行的人數大約有五十萬。它召喚出了強烈的社會情緒，風暴已經形成。如此強大的情緒，該如何轉變成政治力量？「太陽花」運動裡的一些重要人物組成了一個政治組織「公民組合」，但是很快，「公民組合」分裂成為兩個政黨，一個是黃國昌領導的「時代力量」，另一個是範雲領導的「社會民主黨」。有人戲稱，一個男生黨，一個女生黨。
社會民主黨，這一參考自西北歐的政黨，提出的主要是福利政策，老年照顧、勞工保護、徵收證所稅、同性婚姻，等等。2015年8月，社會民主黨和主要致力於環保領域的綠黨結成聯盟，簡稱綠社盟，參與2016年的政黨競選。
「時代力量」也好，綠社盟也好，看準的是這樣一個政治機會：人們已經厭倦了國民黨、民進黨的兩黨政治，他們渴望新的政治力量。在2016年的大選中，除了最高領導人，還會進行立法院和政黨選舉。最高領導人固然無法企及，但是選上立法委員、贏得一定比例的政黨票——假如得到3.5%的政黨票，就會得到政府補貼的補助款，繼續經營政黨，得到5%，就可以送一人進入立法院——進入現有的政治格局。
範雲是社會民主黨的召集人，同時，她在競選臺北市大安區的立法委員。為了吸引中間選民，突破藍綠對立的政治傳統，範雲的競選口號之一是，何必泛藍，何必泛綠，只要範雲。
傍晚六點四十，範雲出門掃街了。今晚的日程是跟垃圾車。扔垃圾，是臺灣人的一件大事。尤其是臺北，有一套嚴格的垃圾回收系統，為了限制人們亂丟垃圾，街上很少有垃圾桶，人們必須在固定的時間下樓，等待巡街的垃圾車，把分好類的垃圾扔到不同的車上。常常有人聲稱不能出門聚會——因為要丟垃圾。而人們全體出動，站在街邊等待垃圾車的場景，則像一場更大的聚會。
第一站是成功國宅，這是國民政府修建的住宅，住的多是公務人員、軍人、教師，傳統上的藍營。單調的魔音《少女的祈禱》傳來，黃色的垃圾車已經到了。範雲披上寫有自己名字的紅色綬帶，別上麥克風和小音箱。另外兩組候選人也已經到了，在小區門口站好了位置。
人們從小區裡跑出來，手拿粉色垃圾袋，衝向垃圾車。在短短的路途上，有三隊候選人在等待他們。
如何攔住一個扔垃圾的人？在臺灣選舉中，這已經是一門成熟的學問。首先，要有禮品——印有競選信息的面巾紙、扇子、杯墊，面巾紙最佳，因為它有用。其次，快速說出候選人最重要的訊息，比如，「臺大老師範雲」，很多人聽到之後，會愣一下，工作人員立刻說，範雲本人在那邊喔。這句話像二傳一樣，把球顛到範雲面前。範雲對經過的每個人半鞠躬，遞過禮品，重複地說道，臺大老師範雲，本人拜託喔。如果是老人，範雲會握住對方的手，說，特別關心老人照顧喔。再贏得一瞬，範雲會說，換年輕人做做看喔。她的競爭對手，現任「立法委員」蔣乃辛，已經快70歲了。
老人多半都會接過，尤其是年長的女性，一邊接過，夾在指間，一邊微微點頭示意。有的攤開手，示意手很髒，不方便拿。年輕人則從老遠就捲起肩膀，一張冷臉切過工作人員的手指。也有人跑過來說，範老師加油！我們全家五票都是你的！
半小時後，垃圾車離開了。三組候選人也分別鑽進自己的車，抄近道趕去下一個小區。今晚還有兩個地方要跑。距離選舉，還有兩天了。
在我心裡，範雲是一個開朗、溫暖的朋友。我在臺灣的時候，有時借住在她家。夜裡，我常坐在她家的陽臺上，看淡水河流向太平洋。深夜的河看似平靜，卻從不停留。我們一起談論共同關心的話題，兩岸政治，性別運動，文學，歷史。像臺灣的很多知識分子一樣，範雲沒有架子，沒有居高臨下的師長氣，她對很多事充滿好奇，也是一個認真的聆聽者和提問者。我也曾數次目睹範雲的公共演講，那時我想，她如此有親和力，又邏輯清晰、有政治頭腦，應該是適合從政的吧。
但是這天晚上，身在競選的現場，我覺得很沉重。這種沉重不僅是為朋友擔憂，更是親身體驗政治的艱難。原來競選，並不是我原來想像中的講政見、理性辯論、說服選民，而是攔住扔垃圾的人，用一秒、兩秒投擲語詞的炸彈——多半都悶聲死火了。大安區人數超過31萬，候選人共有十二個。人們會依據什麼來投票呢？除了舊有的藍綠立場，首先，得是自己認識的名字。因此選舉中最有效的方式是做廣告，在這個季節，電視廣告、電臺、路邊的廣告牌，四處是含笑抱胸、握拳、豎大拇指的男女形象。可是，廣告需要大量資金。於是沒有錢的政治新人、小黨候選人只好掃街——垃圾車、菜市場、夜市、公園、宣傳車，一隻手一隻手地握，上萬次地重複自己的名字。
原來一人一票，是這麼困難。
在追逐垃圾車的路上，範雲說，未來希望能改革臺灣的政黨制度和選舉制度。她提到德國，為了支持小黨和新的候選人，電視臺會有公共的廣告時間，讓候選人輪流播放廣告，路邊也有免費廣告牌，供候選人介紹自己。假如不改革，臺灣的選舉將會一直有利於既得利益者——財團、兩大黨，而無法誕生新的政治力量。
車裡瀰漫著焦慮的情緒。選舉開始之後，範雲和綠社盟的缺點就暴露了，她/他們的知名度都在知識分子、社會運動圈，很難進入主流。除了做廣告，另一種最有效的傳播方式，是上新聞。但是臺灣的媒體早已墮落，追逐名人的巧語和蠢話，擇立場而居，很少談論嚴肅的政策。作為政治的新生力量，要想上版面，最便捷的方式就是藉助名人了。
2015年12月，出現了一則新聞：範雲和蔡英文一起做便當。她們穿著圍裙，並排站著，戴眼鏡、短髮、知識女性的樣子頗為相似。這張照片出現在很多媒體上，卻也在綠社盟內部遭到批評。很多人長期參與社會運動，對國民黨、民進黨都沒有好感，他們批評範云：原本聲稱要做第三勢力，現在和民進黨走得這麼近，以後真的能監督嗎？
在選舉現實和黨內同志的批評之間，範雲左右為難。人生總是要面臨選擇，但是政治要求人們更迅即地進行判斷和行動，然後用漫長的時間承擔後果。
與此同時，從「公民組合」分裂出的另一個政黨「時代力量」，用盡了綠社盟的朋友們不屑的方法：他們「貼著」民進黨選，找民進黨的大佬站臺，利用明星效應（其中一個候選人是搖滾明星），製造鮮明的形象——甚至他們的政黨名字「時代力量」，也更像一個樂隊。他們是綠社盟最強有力的競爭者，召喚著年輕的中間選民，「太陽花」學運中上街的五十萬人。很多人預言，「時代力量」會大贏。綠社盟和範雲又將如何？
好在，再有兩天，這一切都結束了。
2014年3月30日，數十萬人參加了臺灣反服貿運動的閉幕晚會。這次運動也被稱為太陽花學生運動。圖片來自視覺中國。
範雲的競選車。 攝影：郭玉潔。
3
紹文也上街拉票了。早上七點的菜市場，他拉住買菜的阿嬤講自己的政見：他是來宜蘭種地的年輕農民，反對農地自由買賣……講了一分鐘後，阿嬤問，那你是男的還是女的？
這真的是一個不容易說清的問題。紹文去北京時，我的一位同事見到他，她挖空心思形容這個令人驚訝的人：他好像個鋼鐵工人啊！這大概她能想到的最陽剛的比喻。紹文瘦高，像一株細細的直木，沒有胸、沒有屁股。短髮，皮膚又黑又粗，穿著每個中年男性都有的咖啡色粗布夾克。自從到宜蘭務農之後，他總是穿雨靴，只有一副眼鏡暴露著他的出身。
從生理上來說，紹文是女性，但是他從小就喜歡做男孩打扮。長大後，他發覺自己喜歡被稱為「他」、「he」、「哥哥」、「叔叔」……但是，他也並不想真的變成男人。他決定了，自己是「跨性別」——不男不女，超越性別。
一次去夜市拜票時，一個阿伯拉住義工，用臺語問，他是男的還是女的？義工來自臺北，她很自然地說，他是跨性別。阿伯傻了，啥？跨性別？義工慌了，她不知道該怎麼跟宜蘭的老農民解釋這個時髦的概念，慌忙說道，哎呀我不知道，你問他啦！
紹文這次參選宜蘭縣「立法委員」，提出的政策主張都是關於農業，但是沒有人要聽政策。拜票隊伍走過之後 ，一堆阿伯交頭接耳，他是男的還是女的？紹文聽到了，站在街上回頭大叫：我是女生！我是女生！我是女生！
2015年12月23日，競選抽籤，決定每個候選人的號碼。紹文抽到7號，他站在臺上，拿著抽到的號碼，左邊有人舉著大幅競選海報，右邊舉著宣傳板，上寫四個字「我是女生」。臺下的記者笑翻了。對身份的調侃，意外地為紹文加了分。這張照片上了新聞，很多人都記住了，7號候選人，就是那個「女生」。
紹文曾經在臺灣南部山區的NGO工作。在那裡，他形成了自己的理念：長期以來，臺灣的經濟發展，是以城市對農村、工業對農業的剝奪為代價，因此今天農村凋蔽，一方面無人務農，另一方面農產品嚴重依賴進口，還導致了食品安全危機、環境汙染等種種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回到農村，進行鄉村建設。
2011年，紹文和三個女性組成了一個多人家庭，以務農和性別平等為主要志向，取名「土拉客」。她們在臺灣北部包了一塊地，開始學習耕作。2013年，「土拉客」遷到宜蘭縣員山村，那裡已經聚集了一些從事有機耕作的朋友。他們都是離開都市、返回鄉村的「新農」——和當地的「老農」相對。
從臺北開車一小時，就可以到達宜蘭。這個距離，使得宜蘭成為臺北人的後院。原本用於耕作的農地被賣掉，水田中建了一座又一座別墅。耕地破碎、減少、被汙染，地價卻越來越高。
2015年，宜蘭有志於有機農業的小農、學者、NGO工作者一直在努力推動修法，遏止這一現象。這當然遭到了地產仲介公司、建築公司的反對。宜蘭縣長期由民進黨執政，被稱為全臺灣最進步的地方政府，但是，他們不敢得罪財團，政策左右搖擺。
8月，幾方正在進行激烈的角力，紹文做出了政治判斷：接下來半年，所有媒體關注的焦點，都會是選舉，如果不介入選舉，農地的議題就被淹沒了，不僅如此，甚至會輸——一位地產仲介已經宣布參選，藉助選舉宣揚農地自由買賣的概念。於是，紹文決定加入綠社盟，競選宜蘭縣立法委員。
他當然不可能贏，從一開始，他就知道。宜蘭縣只有一個「立法委員」的名額，最大的勝算是現任立法委員、民進黨代表，第二名是國民黨代表。兩大黨擁有最大的競選資本，金錢、人力，他們的競選旗幟插遍了宜蘭。宜蘭人也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投票習慣，或綠，或藍。但是，紹文和朋友們認為，重要的不是選上，而是在選舉中宣傳、辯論有關農業的理念，說服選民，監督即將全面執政的民進黨政府。
此前，紹文從未競選過，一切從新學習。他也去掃街拜票，和人握手。早上五點去菜市場，碰到的是白領，她們那時去買菜，然後回家叫小孩起床，送小孩上學。七點去菜市場，碰到的就是阿嬤。他更喜歡去夜市，因為夜市不用早起，而且夜市有小吃，有遊戲攤。
拜票的過程中，紹文逐漸形成了自我介紹的方式：我是在宜蘭種田的年輕農民，請給年輕人一個機會。在菜市場、夜市，人們並不會聽政見，但是他們聽到是競選者「本人」，會認真看他一眼——大黨的候選人，很少「本人」來——看到他腳上的雨鞋，眼神裡似乎更有點讚許。當然，問得最多的，仍然是性別。一個阿嬤問，你是誰的媳婦？紹文說，我是宜蘭人的媳婦！
有時候，紹文會在街頭短講。他站在路口，等紅燈一亮，摩託車在斑馬線前停了下來。紹文就開始對著摩託車上的人演講。他很喜歡這個方式，紅燈有60秒，他要在60秒之內，講清楚自己的政見，又要能夠被理解，這是很大的挑戰。而且，「每個紅燈，路口會有大約一百臺摩託車，有一百個人聽你講耶！」
一次，他在街頭短講的時候，一個撿垃圾的人走了過來，對他說，你選舉又不請人家吃東西！（有的參選人會開酒席，請選民吃飯）紹文說，我沒有錢啊。撿垃圾的人說，沒錢你選什麼選！
下一個紅燈，紹文講道，剛才有一位大哥說你沒錢選什麼選，我就是沒有錢哪，種田的人哪有什麼錢！他講著，突然覺得心酸：我們就是一群年輕人白手起家，沒有拿父母的一分錢，哪像人家，家大業大……突然有人在摩託車上說，加油！投給你！紹文發現，「白手起家」、「沒有拿父母錢」的演講效果特別好——臺灣人的文化裡，勤勞、獨立仍然被看作重要的品質。
在宜蘭的新農裡，有兩個藝術家。他們花了一個半月，把紹文送菜的藍色小貨車改造成鹹粥車。原先敞開的後車廂，加了蓋，裡面可以放桌椅、鍋碗，停下就是一個小吃攤。從11月底開始，紹文開著鹹粥車，出現在宜蘭的很多地方，邀請人們喝粥，談農業問題。熬粥所用的米、菜，都是小農自己耕作的；改裝貨車所用的木材，是二手木料；盛粥的碗，借自宜蘭民間的碗盤博物館。
移動的鹹粥車，也是一個農業議題的宣傳隊。這種新穎的競選形式，象徵了貼近民間、與選民對話的理念，再加上網絡的放大作用——每次鹹粥車出去，回來之後紹文都會在Facebook上寫一則日記——鹹粥車一炮而紅。
在2015年12月5日的《鹹粥車日記》中，紹文寫道：
「今天晚上我開著鹹粥車，來到羅東拜票。我避開明亮熱鬧的羅東夜市，來到羅東車站後站首都與葛瑪蘭客運的下車處，想為回家的宜蘭人奉上一杯貓小姐食堂炒制的黑豆茶，以及深溝國小媽媽們今早做的手工黑糖粉圓。
「意外的是，我的第一個『顧客』是附近工地裡的工頭大哥。他說想跟我買東西吃，我說我們是來奉茶的，我們想請工地裡的大哥們吃粉圓。大哥推辭了半天才接受，吃完以後把碗都洗好還給我們，十分鐘以後又小聲地來跟我說：『小姐，謝謝你誒，我們因為這個趕工，到現在都還沒有吃晚餐。』
「我看看手機，當時已經是晚上九點了。」
12月11日深夜，鹹粥車開到了海邊，看望捕鰻魚苗的漁民。紹文為漁民送上稀飯和檳榔，漁民一陣歡呼，說這是第一個親自到海邊的立委候選人。
鹹粥車所到之處，聚集的最多不過幾十人，但是這些舉動感動了在鍵盤前打字的年輕人，他們驚訝，臺灣還有這樣的地方，而竟然有候選人去了這樣的地方！
紹文在大學裡學習了社會運動的理論，畢業後進入NGO工作，能夠講很多理論術語，算是一個知識分子。但是，他是我見過的最能深入群眾的知識分子，他可以很快地和各種底層人搭話，說他是個鋼鐵工人，原住民，農民，都是可以的。
在宜蘭，紹文常常和老農聊天。他站在老農的立場，理解了他們為什麼賣地：他們的老年生活沒有保障，也沒有年輕人可以繼承土地。因此，他認為，儘管農地是一種特殊資源，不應該自由買賣，但是不應該止於簡單的反對，必須整體考慮農民、農村、農業問題。經過長期的討論和思考，紹文和他的競選團隊參考德國、日本等國的經驗，擬定了一個完整的農業政策，包括立法制定農業預算、設置耕地紅線、老農退休金制度、土地續耕等一系列的政策，讓農業經濟活絡、永續，而不是作為憐憫救濟的對象。
已經是選舉前最後一天了。在細雨中，紹文的宣傳車隊行駛在宜蘭的鄉間公路上。車隊是兩臺小貨車，兩臺小汽車，紹文站在貨車車廂上，穿著繡有自己名字的紅色馬甲，兩邊是印著綠社盟和紹文照片的旗子。路邊沒有什麼人，偶爾路過小商店，紹文和工作人員呼嘯起來，拿起喇叭喊：7號吳紹文！拜託拜託！店裡老闆見慣了這種場景，回喊道：凍蒜（當選）！凍蒜（當選）！想必他們對每一個經過的候選車隊都是如此高聲祝福。
這天十點以後，就不能進行任何競選活動了，臺灣將在夜裡安靜地等待第二天的投票。十點以前，各派候選人都在遊街，進行最後的造勢。範雲和社民黨的其他競選人一起，站在臺北街頭的宣傳車上。而蔡英文浩大的車隊，已經結束了南北各地的巡迴，在眾人的歡呼中進入臺北。臺北照例在下雨，天照例是灰的。夜裡民進黨最後的集會上，據說有幾十萬人到場，幾十萬把傘在空中擾攘，提前慶祝勝利。
紹文的選舉，也沒有懸念。對他來說，選舉已經結束了，也終於結束了。四個月早起晚睡，他還從來沒有這麼辛苦過。只有很少的廣告牌、很少的旗子，他和競選團隊走街串巷，開鹹粥車，在Facebook上寫日記，去水利會跟農民演說。他覺得他已經贏了。在競選後期，有四五個候選人喊出了「農地農用」的口號。人們已經接受了這個詞，儘管對它的理解不一。
紹文決定繼續選下去，一邊種地，一邊從政。他說，選舉就像種田，要有耐心，第一年，第二年，只是改良土壤，第三年，才會真的有收穫。選舉，只是一個開始。
紹文和他的競選團隊在競選前一天。 攝影：郭玉潔。
4
去臺灣前，我在朋友家玩了一個遊戲。是那種拿紙牌、代入角色、進入故事情境、在情節推進中定輸贏的桌遊，遊戲名字叫《美麗島風雲》，故事情境是：競選。
首先，每人抽到一張角色牌，牌上畫的人物就是這局的競選者。這些角色，全部是當前臺灣政治人物的變形。比如馬皇，就是馬英九，空心菜，是蔡英文。根據原型的歷史，每個角色也擁有不同的技能。
遊戲開始，莊家可以任選一種競選場景，電視辯論、造勢晚會、地方掃街……每一種場景都有特定的規則。我們輪流摸牌，進行攻防，比如媒體爆料、負面文宣、特偵查弊、有罪宣判……攻擊、防禦的目的，都是為了自己得到票數、減少對方的票數（一些紅點）。第一個得到12個紅點的人，將會贏得這次競選。
四個「玩家」中，只有我熟悉臺灣政治，有時我向他們解釋某個人物、場景是什麼意思，但是大多數時候不用，對其他人來說，這只是一個遊戲，和其他宮鬥遊戲並無兩樣。
一個晚上下來，我最強烈的感受是，設計者一定非常討厭這些政治人物，討厭選舉。這副牌畫風陰暗，黃色的臉上，用黑色橫紋描出醜陋的橫肉。而選舉被分解成了各種招數，角色所擁有的只有招數，無關政治理念，更無關社會現實。
在臺北東區的一家咖啡館，我見到了遊戲的設計者小伍，他白皙清瘦，戴著眼鏡，下巴上有參差的胡碴。
三年多以前，小伍還在一家銀行做放款員，是「不錯的工作」。但是，那年他三十歲，想賭一把，做點不一樣的事情。他喜歡桌遊，也關心政治，於是他辭職，成立了神遊工作室，開始設計《美麗島風雲》。
小伍捕捉到了社會的情緒：人們對政治人物不滿，需要發洩的渠道。而選舉，則是臺灣最重要的政治文化。他選好政治人物，搜索有關他/她的新聞，從這些新聞中歸納出這個人的性格、技能，交給畫師去畫。風格是：惡搞。
半年後，《美麗島風雲》上市。2014年，洪秀柱宣布作為國民黨代表，參加大選。小伍又以IRON LADIES（《鐵的意志》）為名，出了精裝鐵盒版，封面上是當時的兩位女性候選人蔡英文和洪秀柱，哦不，空心菜和小辣椒的對決畫面。這兩個版本，總共賣出了將近一萬套。小伍說，在臺灣的桌遊市場，算是很不錯了。
像典型的臺灣人一樣，小伍非常禮貌含蓄，強烈的情緒總會擋在牙齒後面，當表達「很好」時，他說「不錯」；講到政治問題——臺灣主體意識、對兩岸問題的憤怒，他總會猶豫，並放低了聲音。他問，你覺得，玩這個遊戲，會讓你們認識臺灣的民主嗎？會影響你們嗎？
我說不會，玩這個我只會覺得選舉很無聊，只有鬥，只有計謀。
小伍有點意外，他立刻解釋說，我是希望反諷，不斷地反諷，這樣在選舉的時候，你的眼睛要放亮，你要看到這些人做過什麼——我希望大家了解政治，了解選舉文化。
小伍從小受正統的國民黨教育，他記得有一篇課文，講蔣公小時候就立志做大事，他經常去一條小溪，看魚逆流而上，於是立志要跟那條魚一樣，遇到困難也要往前行。小伍說，這不太可能是真實的事情吧。課本裡的歷史地理，裡面講的都是中國大陸，黑龍江的省會是哈爾濱，京滬鐵路是從北京到上海……那是臺灣主體意識越來越強的時代，和很多年輕人一樣，小伍對課本裡的內容充滿懷疑。
2004年，22歲的小伍第一次有了投票權，他投給了陳水扁。很快，陳水扁貪腐案爆發。2008年，他投給了馬英九。因為馬英九宣稱，要重建臺灣的信心。但是上任之後，馬英九的政策和他本人，都成了臺灣人嘲弄的對象。
在投票——行使政治權利的過程中，小伍似乎對選舉、對政治非常失望。沒有一個政治人物能夠實現選舉時的諾言。小伍說：「我們小老百姓，辨別能力不是很好。」這種對於政治的不信任，正是惡搞節目、惡搞遊戲的心理基礎。
2016年，小伍投給了蔡英文，政黨票則投給了獨派中最堅定的臺聯。
民進黨一向擅用年輕人，他們聘請年輕的設計師聶永真負責蔡英文的競選文宣設計。小伍也為蔡英文團隊策劃、製作了兩個視頻，其中一個是《20歲，去投票吧》。二十年前，臺灣第一次直接選舉，那時出生的小孩，今年剛剛擁有投票的權利。視頻以中學女生爭取不穿裙子的權利為題材，畫面清新美麗，結尾處是蔡英文的選舉口號：點亮臺灣。
在《美麗島風雲》之後，小伍又以大埔案中陳為廷丟鞋事件為原型，設計了《讓鞋子飛》。但是社運類題材並不適合做桌遊，它不像競選一樣，天然具有宮鬥的遊戲性質，普通玩家也並不熟悉其中的人物。
但是他們的第三款遊戲大獲成功。這款遊戲以國民黨的內鬥為故事原型，以眾籌的方式在網上預售，原本籌集的目標不到十萬臺幣，但上線不到一個月，已經達到了兩百八十萬。
小伍一一向我解釋國民黨政治人物的形象，馬英九、洪秀柱、朱立倫……他們聽取了人們對競選遊戲畫風的批評，這次的美術風格是塑造英雄，讓每一個人物都有各自的魅力。洪秀柱處於畫面的中心，身材火辣，左手持刀，這是模仿《殺死比爾》中女主角的造型，吳敦義有大塊的肌肉，朱立倫像是超人，手揚在頭頂，正在飛奔。非常奇特地，小伍的政治理念和商業操作分裂了。小伍在現實中厭惡、懷疑的人物，個個化身為救世英雄。我問小伍，這種風格不會美化了國民黨嗎？
有可能，小伍笑了一聲，有可能我幫到了他們。
桌遊《美麗島風雲》的角色牌之一，它所影射的政治人物為前臺北市市長郝龍斌。
桌遊《美麗島風雲》的角色牌之一，它所影射的政治人物為國民黨政治人物林益世。
5
選舉前，一切都和選舉有關。
四年一次，這是臺灣最大的權力變動。每一個年滿20歲的臺灣人，都通過一個具體的行為——投票，參與了這一權力變動。投票被賦予了如此重要的意義，它決定了臺灣的命運，決定了歷史進程，它使得人們前所未有地，感受到自己對政治的影響。於是，在選舉前，個人的情感與利益、對臺灣未來的想像與恐懼、對歷史的記憶，全部被調動起來，投入選票箱，成為一個筆劃，計入最後的數字。
在選舉實行的早期，這種激情是最強烈的。在專制統治下生活了數十年的「順民」，體會到了選票的威力，位於高堂的政治人物也要降尊紆貴，「拜託」一張選票。不難想像，這會使人感受到，自己是這塊土地的主人。但是，誰更應該是這塊土地的主人？在選舉中，政治人物有效地挑起了省籍矛盾，這一矛盾又通過選舉，滲入了日常生活，使得人們互相拷問。本省人認為，外省人長期佔據高位，壓迫本省人。外省人則相信，如果民進黨當選，會把外省人扔進臺灣海峽。小學生在學校裡形成藍綠陣營，進行「代理人戰爭」，重複著父母的政治立場。如果家庭中各持藍綠，戰火就燒入家庭。紹文的父親是杭州人，幼年隨父母遷到臺灣，母親是本省人。每到選舉，母親就會發脾氣，大罵外省人。父親總是沉默，一言不發，背地裡向紹文訴苦：你媽媽為什麼要這樣？
2007年，我第一次到臺灣，作家朱天心跟我講起族群政治對社會的撕裂：如果還想做朋友，最好不要談政治。那時，陳水扁貪腐案已經爆發，百萬紅衫軍在總統府前靜坐。第一個本省人政權，貧苦、進步的臺灣之子，沒能經受住權力的誘惑。臺灣社會經歷了一次巨大的失望。
那時，臺灣作為民主的象徵，吸引了許多大陸的知識分子。一個使人免於恐懼、可以憑選票決定自身命運的體制——我也帶著這樣的想像前來。這當然是真實的，臺灣人為此而感到驕傲，但是很快，他們又開始了對自身民主的嘲弄。我覺得困惑，也覺得沉重，原來建立民主制度之後，人們仍要面對如此多的難題。身處此岸和彼岸的裂隙之間，我失語了。
多年以後我終於明白，曾經在選舉中投注了巨大激情的人們，或多或少意識到，其實自己的選擇不多，不是國民黨，就是民進黨，不是馬英九，就是蔡英文，不是朱立倫，就是蔡英文。兩黨格局已經形成，四年一次，通常連任一屆，八年之後，政黨輪替。時間久了，人們投票，更可能是因為厭倦，失望，而不是出於信心。
而現實的困難重重，兩岸局勢、國際博弈、經濟停滯、貧富分化、臺灣主體意識的呼聲……很難想像，得是如何有手腕、有經驗和政治想像力的領導人，才能在這些困難中開闢出一條路。然而，全民選舉，更可能選出一種「形象」——草根、奮鬥的陳水扁，清廉、斯文的馬英九，而不是具有政治能力的領導人。一旦上任，百廢難興，只會越來越快地讓選民失望。
這種無力感——不再真的感覺到自己參與、並影響了臺灣的未來，讓人們逐漸對政治冷漠，投票率日趨低迷，到2016年，是66.2%，歷史新低。而另一些對選舉失望的人，決意挑戰這樣的政治格局，包括2002年開始主張人人參政的左翼組織人民火大行動聯盟（曾名為工人行動立法委員會），以及綠社盟的朋友們。
紹文從小受媽媽的影響，是本土認同強烈的臺灣人。在選舉中，他一直投民進黨。直到2012年，姑姑向他拉票，要他投馬英九。紹文提出了一個交易，他投馬英九，姑姑把政黨票投給綠黨。姑姑同意了。得知這件事之後，很多朋友譴責紹文，不該出賣自己的政治立場——社會運動的參與者通常都更痛恨國民黨。但是這場交易，正說明了紹文對兩黨政治的懷疑。無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都有可能成為既得利益者，服從於現有的競技發展政策，而無法解決他關心的土地、農業問題。必須有新的政治力量，進入臺灣的政治體制。加入綠社盟，投入選舉，就是這一理念的延伸。
可惜，她們輸了。馬英九在任時，實行了一系列舉措，改善兩岸關係，向大陸靠攏。這激發了臺灣年輕人的恐慌。於是所有的社會矛盾，世代危機、貧富分化，都歸結到了中國大陸這個敵人身上。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就是這種社會情緒的總爆發。突如其來的周子瑜事件，更強化了民族主義，兩岸仍然是臺灣最重要的政治問題。儘管綠社盟被稱為政策最紮實的競選政黨，但是重心並不放在統獨立場，種種原因，她們只得到2.5%的政黨票，遠低於預期。
我為我的朋友們惋惜。我也清醒地看到了，我認識的臺灣是多麼有限，只有2.5%。但這2.5%的臺灣，在我看來，卻是最珍貴的。
在臺灣歷史上，總有這樣的挑戰者。「白色恐怖」時期的左翼人士，《自由中國》，黨外運動，一波又一波的社會運動……這是離我最近的一次。十年來，我觀察著臺灣朋友們在各個領域為了平等、正義而努力，敢於行動，又充滿智慧。我們跨越各自的身份、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誼，也分享著共同的政治理念。
政治是困難的，但是必須參與政治——為了更好的生活。而民主，不是簡單的一張選票，一味百靈丹，民主是一種精神，是人們起而參與管理共同的事務，協商、尊重，設計制度，是在漫長道路上一次次具體的行動。
2016年1月15日，競選前夜，民進黨的造勢大會上。人們預測蔡英文必定會當選。圖片來自視覺中國。
6
中央山脈有落雪的消息，但是在臺北盆地，只有雨，落在房屋的鐵皮屋頂，落在鞋襪上。這是臺北的冬天，無論穿得多厚，皮膚表面總貼著一層涼氣，而手指總是溼潤的。
最好的旅行，是戀愛，其次，是採訪。總得與人交談，凝視人們的面孔，聽得懂言外之意，看得懂微妙的表情，才算了解這個地方。在臺灣待了很久，我才明白了臺灣人過分的委婉：「我們之間的認知有落差」，意思是我不同意你；「還有進步的空間」，意思是你做得不夠好。
2008年，臺灣對大陸開放旅遊，很多大陸知識分子湧入臺灣，包括作家陳丹青和韓寒。在人們的想像中，臺灣有兩個重要的象徵，一是民主體制，二是保留了中華傳統，所謂「溫良恭儉讓」。最初，我也擁抱了這樣的想像，但是隱隱地，我感受到更大的斷裂。臺灣正在大規模地「去中國化」，建立起新的身份認同。而所謂「溫良恭儉讓」，也不過是此岸出於歷史空虛而發生的一廂情願，一種誤解。
重返臺灣，當時所感受到的斷裂，在每一個層面都加深了。斷裂的兩岸，民族主義激情都已高漲。對於中國大陸的抗拒，正在演變成整體的敵意。文明、民主成為最重要的價值，新的身份認同，建立起區別於對岸的優越感。更重要的是，當臺灣排斥內在的中國因素，靠否定的方式，不斷提純自身，提純歷史，就越來越變成一個同質性很強的地方。溫柔的臺灣，也是文明壓力巨大的臺灣。
作家唐諾說，臺灣，是一個大國的靈魂塞進了一個小島。曾經的經濟奇蹟、文化奇蹟，都誕生於這段夢一樣的歷史。現在，夢醒了。今天的臺灣人，要創造出新的臺灣，用詩歌，小說，政治文明，而不是想像中的優越感。
而我，在被辨識、被排斥的過程中，無可避免地成為了一個中國人。一次次的指認，朝向一百多年來在戰爭、變亂中反覆出現的深沉疑問：要做什麼樣的中國人？做什麼樣的人？
2014年3月30日，太陽花學運落幕。我在臺北車站，準備乘火車回花蓮。忠孝東路對面，穿著黑衣的太陽花支持者正在退場，浩浩蕩蕩，像黑色的海洋。馬路這邊的廣場上，有兩三百穿著白衣的人，喊著反對太陽花運動的口號。和黑衣人相比，他們如滄海一粟，而且，很少年輕人。幾位老人，坐在輪椅上。他們的白襯衣很舊了，不白，也不時髦。他們的牙齒都已掉光，嘴唇緊閉著。沒有喇叭，沒有叫喊，只是靜靜地坐著，手裡握著青天白日旗。他們的人生，不僅在現實中被遺忘，也在書寫中被遺忘了。
就在那個下午，我知道自己必將離開。臺灣，作為一所學校，我畢業了。我要回家。而家，是你選擇建設的地方。
題圖：2016年1月16日，新北市，蔡英文一早現身新北永和區投票站。當日，第14任臺灣地區領導人副領導人與第9屆「立法委員」選舉正式投票。Ulet Ifansasti/Getty Images/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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