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本土主義者和地方保護主義者而言，疫情的爆發可謂是一份被贈與他們的「政治禮物」，其根本原因是疫情將會對人員和貨物的自由流動產生長期影響。
時至近日，多數政治家和投資者仍然對新型冠狀病毒擴散對經濟的潛在影響有所輕視。事實上，直到2月底，多數人仍錯誤地認為疫情只會對中國經濟產生短暫且有限的影響。一方面，他們意識到這次疫情可能會演化成為全球性的政治經濟衝擊；而另一方面，大多數人依然預期這種衝擊將會很快結束。但是，如果經濟停滯對全球產生持久影響，各國政府又應該如何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的流行又是否會為當前的全球化時代畫上句號？
對於許多國家而言，新型冠狀病毒的蔓延加劇了本國人民對於外國入境者的擔憂，這也為這些國家限制全球貿易和人員流動的舉措提供了合法性。在經濟方面，各行各業突然意識到依賴複雜的全球供應鏈將會為企業帶來巨大的風險，這些供應鏈不僅與中國息息相關，而且更與特定地區，例如武漢有著直接聯繫。在出入境方面，各國政府都急於發布旅行禁令，頒布額外的籤證要求和實施出口限制，美國總統川普3月11日宣布的針對來自歐洲多數入境者的旅行禁令引起了巨大爭議，但美國並非唯一頒布入境限制的國家，而所有這些政策都使國家的政治經濟前景變得更加民族主義化。
2020年3月19日，新加坡樟宜機場出發大廳內空蕩蕩。 新華社 圖
在很大程度上，這些政策的破壞可能是暫時的；但是，新型冠狀病毒危機可能會對全球帶來持久影響，加劇破壞全球化的趨勢。針對國家的全球化經濟發展，病毒危機可能會進一步打擊相關的國際供應鏈，減少全球商務旅行者的出行，並為偏愛貿易保護主義和移民管制的民族主義者提供政策支持。對西方公司而言，他們依賴的以中國為中心的複雜全球供應鏈正面臨著巨大風險，隨著近年來中國變得更加富裕，勞動者工資飆升，在中國生產的成本優勢也逐漸減弱。在2018年和2019年，美國總統川普更是對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徵收懲罰性關稅，由於其強調了將中國作為供應鏈中心的風險，導致許多企業爭相尋找可以替代中國的供應商。儘管一月份的貿易協定標誌著中美貿易戰的暫時停火，但美國政府對於「中國製造」的敵意依舊存在，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都越來越將中國視為需要加以遏制的長期戰略對手。
今天，新型冠狀病毒的爆發對全球生產和貿易產生了嚴重幹預。與上年同期相比，許多中國工廠的長期停產使今年中國前兩個月的出口下降了 17％，並打亂了如歐洲汽車，iPhone和其他消費品的生產。許多國家的企業仍然習慣於依賴中國製造，而且中國製造依舊具有很多優勢，例如規模化的生產管理和高效的物流。但是，本次新型冠狀病毒危機可能標誌著一個轉折點，促使許多企業重塑其供應鏈，並轉為投資更具彈性的本地化生產模式。對於決定調整供應鏈的企業來說，他們可以作出三種不同發展選擇。一種選項是將業務細分，並轉移至越南或印度尼西亞等其他亞洲經濟體。另一種選項是縮短供應鏈，例如美國公司將生產轉移到墨西哥，歐洲公司將生產轉移到東歐或土耳其。第三種選項則是建議發達國家的企業選擇投資機器人和3D列印，使消費者與本地生產距離更近。
在供應鏈與進出口之外，新型冠狀病毒危機的第二個持續後果是商務旅行的大幅減少。長期以來，技術專家們一直認為視頻會議和聊天應用程式將取代大多數商務旅行，並讓許多人轉為居家辦公。然而，直到新型冠狀病毒危機爆發前，商務旅行仍在持續增長，並且似乎沒有減少的趨勢。現在，無論是由於政府禁令，商業決定還是個人的謹慎考慮，除最重要的國際旅行外，其他所有的出行都被取消了，人們也越來越多地選擇在家工作。得益於這種強制性的要求，企業發現通過線上等方式替代面對面會議也不失為一個好的選擇，線上會議的成本更低，耗時較少，且對於員工的家庭生活有益。另一方面，在人們日益關注飛機排放對氣候影響的今天，許多企業也熱衷於提倡環境意識和堅持對於可持續性發展的承諾。因此，企業進一步縮減商務旅行決定的背後可能既有環境因素，也有經濟原因的考慮。
第三點，也許是最重要的一點，新型冠狀病毒確實迎合了支持更嚴格的移民控制和貿易保護主義的民族主義者的觀點。該病毒在全球範圍內的傳播速度和傳播範圍使人們意識到自己在面對看似遙遠的外國威脅時的脆弱。新型冠狀病毒不僅在倫敦和紐約等全球中心城市內傳播，它更是直接蔓延至韓國第四大城市大邱等省級城市、西雅圖郊區的療養院，直至義大利倫巴第地區的Castiglione d'Adda這樣的小鎮，這座僅4600人的小鎮在今年2月被義大利政府首次隔離。
面對疫情帶來的前所未有的共同威脅時，國際上主要國家的領導人強調了跨界合作的必要性，但他們的行動卻與他們的說辭並不一致。許多「表面上的」自由派政府都對旅行和貿易實行了更為嚴厲的限制，這些限制甚至比川普在去年中美貿易衝突到達最激烈時所施加的限制還要嚴格。紐西蘭左翼總理傑辛達·阿德恩（Jacinda Ardern）迅速禁止了來自中國的非紐西蘭公民身份的旅客入境，雖然這種地毯式禁令未必會成為公眾健康的保障，但該禁令以控制疫情為由，使關閉邊境這一政策獲得了更大的合法性。即使在歐盟這樣明面上「暢通無阻」的單一市場內，法國和德國也禁止出口口罩。考慮到法國總統馬克龍和德國總理默克爾對於歐盟所做出過承諾，這樣的政策對於擁抱自由國際主義的歐盟主要成員國有著不同的意義。更令人震驚的是，在中國對義大利伸出援手後，其他26個歐盟政府都沒有回應義大利對醫療援助的緊急呼籲。
當然，新型冠狀病毒危機也暴露了本土主義者主張的「反移民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使人民更安全」這一觀點的空洞性。由馬泰奧·薩爾維尼（Matteo Salvini）等極右翼同盟黨以及民族主義聯盟領導的倫巴第省政府並未成功地保護該地區免受新型冠狀病毒的侵害。同時，川普政府也未能阻止新型冠狀病毒入侵美國。儘管川普本人仍可能因為他的考慮不周和對公共衛生危機的管理不善而付出代價，但總體而言，新型冠狀病毒危機是一份「送給」本土主義者和保護主義者的政治禮物。它可被利用使本國人民產生外國人日益成為一種威脅的認識，並強調處於危機中的國家不能總是向鄰國和親密盟友尋求幫助。同時，由於印度限制了其龐大的製藥部門出口救生藥物，那些希望基於國家安全理由將各種產品本地化的本土主義者獲得了支持。從更廣泛的意義上來說，新型冠狀病毒危機所帶來的本土化與民族主義化趨勢可能會鼓舞那些相信強大政府，將社會需求置於個人自由之上，將國家行動置於國際合作之上的人們。
基於這些變化，新型冠狀病毒危機可能會帶來一個全球化程度更低的世界。而當疫情的傳播和恐慌減輕之後，擁護開放世界和自由貿易的人們將不得不尋找更新穎和有說服力的理由為全球化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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