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是中國古代極特殊的長篇小說。
幾十年來，學人們無不力求尋找其特殊性及其原因所在。或從政治視角分析它，說它是一部暴露政治黑暗的傑作；
或以道德尺度衡量，認為書中沒寫一個好人；或從哲學視角透視，眼之所睹無非「酒色財氣」之性惡；
或從美學角度評判，認為這是一部善於「寫醜」的「黑色」小說等等。
然而以上研究的理論視域尚未越出農耕文化的範圍，依然在運用農耕文化的價值觀總攬這部發生文化質變的文學巨著，故而不免給人「只緣身在此山中」的感覺。
而用貨幣文化的視角重新解讀這部小說，看到的則是另一番面貌。
《金瓶梅詞話》（香港太平書局出版）
一
在中國古代小說中，《金瓶梅》極特殊處之一，是通過人物形象表現出錢喜流動，且在流動中增值的貨幣觀念。第56回「西門慶賙濟常時節」，寫應伯爵與西門慶的一段對話，耐人尋味。
「應伯爵道：「幾個古人，輕財好施，至後來子孫高大門閭。把祖宗基業一發增的多了。慳吝的積下許多金寶，後來子孫不好，連祖宗墳土也不保。可知天道好還哩。」西門慶道：「兀那東西是好動不喜靜的，曾肯埋沒在一處？也是天生應人用的，一個人堆積，就有一個人缺少了，因此積下財寶，極有罪的。」」
應伯爵說的是奉承話，本非真心，況且所講家業的興衰似意在說明「報應」的「天道」。
但遭到善報、「基業一發增多」的是由於「輕財好施」、「散漫花錢」，而遭到惡報「連祖宗墳土也不保」的卻出於「慳吝」，無意間流露出一種提倡「輕財好施」，卑視「慳吝」的消費觀念。
而西門慶的話似乎是在為自己的行為做解釋，其解釋道出了貨幣「好動不喜靜」、「天生應人用」的性質。
「應人用」的「好動」，可以單指慷慨解囊救人於危難的支出（賠錢）。也可指用之於生產和交換流通領域可以增值的消費。
如何理解西門慶這兩句「好動不喜靜」、
「天生應人用」的具體內涵，不應靠我們的主觀判斷，而最好從他本人的行為中尋找答案。
西門慶花錢的途徑有三個：情場以錢買愛；、商場經營投資（擴大再生產）；官場人情投資。
西門慶用之於情場的錢表面看來是毫無增值的純消費，如奸娶潘金蓮，包佔王六兒，通情宋蕙蓮、賁四嫂，梳籠李桂姐，包佔鄭愛月兒等。
但事實上，上述花銷數量與娶李嬌兒、孟玉樓、李瓶兒所帶來的金銀財富數量相比則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情場投資總體說來是賺錢贏利的。
戴敦邦繪 · 西門慶熱結十兄弟
西門慶在商場經營的投資獲得的利潤更加驚人。先看下面的幾個數字：
藥鋪原投資1000兩，最終為5000兩；典當鋪投資為2000兩，最終為20000兩；絨線綢鋪投資500兩，最終6500兩，綢鋪投資2000兩，最終9000（5000+ 4000）兩；段子鋪投資5000兩，最終50000兩。
五個鋪子淨賺80000萬兩。放高利貸所賺利息單是李三、黃四一宗就有500兩，以他臨死前向女婿交待的數字為據估測，贏利當以千兩計。
西門慶在官場的人情投資，同樣收入遠大於支出。為宰相蔡京過生日送壽禮花費了不少金銀，卻換來了山東省理刑副千戶的活的無形資產。
在蔡狀元、安忱、宋喬年、翟謙處投資，獲得利潤更加豐厚，僅蔡御史為他提前一個月支鹽引一事，便獲利30000兩。
宋喬年為西門慶弄得買古董的批條，一宗就有10000萬銀子的賺頭（後因西門病危，買賣未做）。
西門慶10萬多兩銀子的家資正是從交換（錢貨交換、錢權交換、錢色交換）中獲取的利潤。
由此可知，西門慶並非一個隨意揮霍的敗家子，而是一位善於投資賺錢的商人。
他所說的貨幣「好動不喜靜」、「天生應人用」指的是用於商品交換，在金錢的流動（交換）中，獲得利潤。
不單是西門慶，其他人物身上也體現出這樣的貨幣觀。如第7回，張四舅說西門慶家「裡虛外實，少人家債負」孟玉樓卻回道：
「常言道：世上錢財淌來物，那是長貧久富家；緊著香來，朝廷爺一時沒錢使，還問太僕寺借馬價銀子，支來使，休說買賣的人家，誰肯把錢放在家裡？」
孟玉樓的話「世上錢財淌來物」「買賣的人家，誰肯把錢放在家裡」與西門慶的「好動不喜靜」可對觀，進一步證明錢那東西「好動不喜靜」的真正內涵是用於「買賣」，在流動中增值，而並非單指只出不人地揮霍、花光。
戴敦邦繪 · 孟玉樓
持這種錢能生錢、積攢有罪貨幣觀的人，在對生活消費的看法上，必然走向節儉積蓄消費觀的反面——尚奢快樂消費觀。
而這種轉變——由多掙少花的節儉消費觀轉向能掙多花的快樂、尚奢消費觀——正是《金瓶梅》在中國古代小說中第二個極特殊之處。
一部《金瓶梅》中的人物無論錢多錢少未見有苦行僧、吝嗇鬼，都是尋求快樂有了錢就花掉的主兒。
錢多者的「尚奢」在交往上花錢「散漫」、豪氣大方，在衣著日用方面是無視等級不顧忌「僭妄」的競豪奢。
西門慶（五品小官），上任那天，竟繫著一品大員王招宣的「四指寬，玲瓏雲母犀角鶴頂紅玳瑁魚骨香帶」，價值連城，「東京衛主老爺玉帶金帶空有，也沒這條犀角帶」（第31回）。
小說第15回「佳人笑賞玩燈樓」，寫西門慶幾位妻妾越級的裝束，招來市民一番「公侯府位裡出來的宅眷」或「貴戚皇孫家豔妾來此看燈」的議論。
至於在交往上的「散漫」大方，往往令受惠者大喜過望。
初會蔡狀元、安進士，奉上的禮物：「蔡狀元是金緞一端，領絹二端，合香五百，白金一百兩。安進土是色段一端，領絹一端，合香三百，白金三十兩。」
令兩位新進士眼亮心跳，連聲道：「此情此德何日忘之」（第36回）。朋友有求於西門慶，他也往往求一送二。
常時節為買房須35兩銀子，西門慶先已送他12兩，此次又拿出50兩，剩下的讓他開鋪子過日子用（第56回）。
幾天無米下鍋的常時節，旦借得 12兩碎銀，僅一次買衣服就花掉了六七兩；宋惠蓮有了體己，便指使丫環小斯買瓜子、花粉、首飾，以至於西門慶的跟隨玳安認得出每塊碎銀子的來歷。
王六兒自打與西門慶往來後，買丫環，添家什，置房屋，煥然一新，令街坊鄰居側目。他們所追求的是奢侈消費，快樂消費。
二
《金瓶梅》在中國古代小說中的極特殊處的另一表現，是小說中人的價值觀念由以德禮為中心的重義輕利，轉向了以「金錢崇拜」為中心的重利輕義，文學的表現則是實際利益的入主與道德觀念的淡出，人生的故事赤裸裸地就像沒有任何妝飾的河水那樣自然流蕩。
《金瓶梅》的價值觀念雖與傳統觀念還有些聯繫，但是畢竟已從根本上移出了舊文化舊觀念的範圍。
雖寫了曾孝序的正直大義、「王杏庵仗義周貧」、孟玉樓與吳月娘的善良、韓愛姐的守節等，表現出對傳統道德觀念的依戀，但一來這些文字在全書中所佔比例微乎其微，二來即使這些在作者看來善良的人物，也染上了許多並不善良的因素，
如吳月娘貪財失義（收了李瓶兒描金箱珠寶，卻阻止西門慶娶珠寶的主人），孟玉樓改嫁失節（取利失德），韓愛姐一路操皮肉生涯（以色易財），因財失節等等。
戴敦邦繪 · 韓愛姐
由此看來，作者肯定的善良人物，也是重利輕義之輩。這表明作者本來就是著眼於實實在在的生活，而好貨好色自私重利從書中的描寫可以看出正是人的生活的主要內容，所以傳統的善良人物的不善良在作者眼中是自然而然的事。
這說明《金瓶梅》的作者和他筆下的人物的價值觀念發生了根本變化——重義輕利轉向重利輕義。
在「清河」那樣一個商品經濟發達的市鎮，人們所要滿足的現實利益幾無不與金錢相聯繫，從書中人物身上，表現出一種濃重的「金錢至上」的觀念，很多人將獲得金錢作為人生追求的目的，主人公西門慶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西門慶心中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擁有錢財就是擁有自由，就是想幹什麼就能幹什麼，就能幹好什麼，一切禁區都可衝破，一切困難都不在話下。
吳月娘勸他「貪財好色的事體，少幹幾樁兒也好」，西門慶大覺逆耳，說她的話是「醋話」，隨即便有一大串反駁：
「咱聞佛祖西天，也止不過要黃金鋪地，陰司十殿，也要些楮鏹營求。咱只消盡這家私，廣為善事，就使強姦了嫦娥，和姦了織女，拐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女兒，也不減我潑天富貴。（第57回）」
這段文字是西門慶在發脾氣時說出的「沒遮攔」的掏心窩子話，也是他人生觀的自白：人生只要有了錢就無所不有。佛祖崇尚的是黃金，陰司也是要錢的，更不要說現實生活中的人了，天地間最有用的不過金錢二字。
金錢把佛、神、人拉向平等，有了錢，高不可攀的嫦娥、織女、西王母女兒等也可在其掌握之中。
這聽起來是一番「浪話」，而事實上西門慶在日常生活中的確表現出有錢者目空一切的傲氣和不斷佔有更高檔次女人的「雄心」。
小說第78回寫朝廷行下文書，要每省置買古器，東平府「坐派著二萬兩」，商人李三急著要西門慶做這宗中間有一萬兩銀子賺頭的大買賣，而西門慶的競爭對手張二官人已花200兩銀子先下手，要「弄到這宗批條。」
李三當下要西門慶封禮寫書，若晚了行到府裡，「乞別人家幹的去了」。西門慶卻不以為然，「笑道：不怕他，設使就行到府裡，我也還教宋松原拿回就是」。
他自信一省巡按會按他的心思行事，根本不用求府尹，更不會把任何競爭對手放在眼裡。那是因為宋松原上任的當天，就用一飯千金將他搞定了。
而在情場，他已不滿足於縣城裡的名妓，當他輕易地佔有了王招宣府的貴夫人林太太之後，就將目標瞄向了六黃太尉的侄女兒藍氏（第77回）和何太監的侄兒媳婦——畫兒一樣的美人（第78回）。
西門慶這種「傲氣」、「雄心」來自金錢的勢力，與他的上述「浪話」所表現的「金錢至上」的價值觀念是一致的。
「金錢至上」的價值觀念在全書中還有更具體充分的表現，西門慶結交「十兄弟」的排序，依據的不是身份地位，不是年齡長幼，而是金錢的多少，「眾人見西門慶有些錢鈔，讓西門慶做了大哥」（第11回）。
常時節得了西門慶借給他的十二兩碎銀，便在妻子面前盛氣凌人，
對著銀光閃閃的銀子，發出了一番無限崇拜的感慨；妻子對有了銀子的丈夫先倨後恭，家庭生活的氣氛也由冷而熱（第56回）。
孟玉樓改嫁時，面對有權有勢有功名前程遠大的尚推官的兒子尚舉人和「刁鑽潑皮」、「眠花臥柳」品德有虧的商人西門慶（她並未與這兩人見面），她不顧張四舅的力勸，毅然選擇品德有虧的商人（第7回），說明與權力相比孟玉樓更看重金錢。
這種喜商厭官、重錢輕德的觀念也是重利輕義價值觀在婚嫁問題上的突出反映。
《許建平解說<金瓶梅>》
三
《金瓶梅》在中國古代小說中的極特殊處則是其審美趣味的新變——以自由快樂為美的生活情趣。
一般認為《金瓶梅》一書沒有表現理想，事實上《金瓶梅》中的人物都有自己的人生追求。
譬如，西門慶對於錢財、權勢、女人的追求，李瓶兒對性慾滿足與擁有子女的追求，潘金蓮對於性慾與群釵中地位的追求，宋惠蓮「婢作夫人」的願望等等，雖每人的具體追求各不相同，但追求的目標卻不約而同地趨向生活的快樂與快樂地生活，一句話趨向於快樂主義。
潘金蓮在嫁武大郎後，面臨著兩種人生選擇，一種是屈從於命運的安排，逆來順受甘願做那位「三寸丁」的陪葬品，在痛苦的煎熬中默默死去。
要麼選擇一條快樂生活的路，一條與傳統和命運抗爭的路，她無論是對武鬆動心還是接受西門慶都說明她選擇的是後一條路，然而這是一條在那個時代走不通的死胡同，但潘金蓮從沒後悔過。
她所以不後悔是因為她奉行著快活了一日是一日的快樂主義人生觀。自她落了個「擺布死漢子」的名聲後，便索性放手做了，西門慶死後與陳經濟更沒多少忌諱。
第85回寫她與陳經濟的「美事」被吳月娘隔斷，心中悶悶不樂。龐春梅幾句勸解的話導出了她二人的心腸：
「古昔仙（賢）人，還有小人不足之處，休說你我……人生在世，且風流了一日是一日……」
「因見階下兩隻犬兒交戀在一處，說道：『畜生尚有如此之樂，何況人而反不如此乎？』」
第46回「妻妾笑卜龜兒卦」，吳月娘說她可惜來遲了，潘金蓮卻不以為然擺著頭說：「我是不卜他，常言：算的著命，算不著好……隨他，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溝裡是棺材。」
她把死看得很輕，是因為追求的是將死置之度外的快樂。
戴敦邦繪· 潘金蓮
西門慶、李瓶兒、龐春梅、宋惠蓮、孫雪娥都死於情慾，也說明她（他）們所追求的是不顧「持盈慎滿」之度的不懼死亡的快樂。
在《金瓶梅》中，這種追求不懼死亡的快樂往往都是尊重個性、自己把握命運航船的人。
同時對於快樂追求的過程也是對個性自由嚮往的過程，而這種對個性自由的追求、嚮往對於書中的女性來說多限於情愛生活，對於男性來說多表現為對錢財的熱望，想在錢財的佔有和消費中獲得自由。
本文所言人的自由，是指個人與他人以及個人與物的關係由直接的主觀性關係演變為間接的客觀性關係。
當個人與他人（特別是指配者）直接發生關係時，這種關係往往是一種個人對支配者的依附關係，其依附性依賴於支配者的主觀態度，這種主觀的依附關係是不自由的。
「實物經濟時代的人與人之間是一種打上了個人印記的脈脈溫情的關係，這種主觀性的關係需要付出代價：過於緊密的關聯束縛了人身的自由。」
當一種東西充當個人與他人關係的中間物時，人與中間物發生關係，中間物可與更多人發生聯繫，於是人與物的關係便成為客觀性的了。
在商品經濟時代，這一中間物是由貨幣來充當的。
「貨幣使人與人關係客觀化，這正是保證個人自由的前提。同樣地，貨幣轉化了財產的性質和擁有方式，使個體從與有形實物的外在維繫和外在局限中解放出來。」
人與他人的關係便因中間物的存在而變得間接、疏鬆了，於是人獲得了相對更多的自由。
譬如《金瓶梅》寫西門慶家的兩個夥計——來保、韓道國在鄆王府當差（力差），需每天到鄆王府上班，如是，一僕不能二主，他們難以再為西門慶跑到千裡之外經商。
而當西門慶向鄆王府主管說情，每月只向鄆王府交三錢多銀子的差錢（由力差變為銀差），就不必到鄆王府上班，銀子充當了他們與鄆王府的中間物，來保、韓道國的人身就自由了。
在商品經濟時代，普遍的物乃至人都可以成為商品，貨幣支配的商品範圍日益擴大，於是用來交換的貨幣可以滿足人需要，從而使人獲得自由。譬如西門慶用「白米500石」（暗指500兩銀子）疏通資政殿大學土兼禮部尚書楊邦彥，將人犯「西門慶」改為「賈慶」，而使西門一府逃避連坐的懲罰而獲得自由（第18回）。
人的關係的客觀化是人類文明的進步。
「在實物經濟時代，役務者與主人、領臣與領主之間牢不可破的人身依附關係幾乎沒有給前者留下任何自由活動的空間。只有當貨幣租稅決定性地取代了實物役務和租稅時，義務租稅才徹底地去個人化，承擔義務的人才獲得了人自自由」。
「客觀化的程度就意味著文明發達的程度」。
再者，自由是指人與人關係的活動空間而言，人佔有的貨幣量越大，交往的勢能便越大，交往的範圍越廣，人的自由度就越高。
「西美爾認為，金錢也成為個體在社會關係網絡中的潤滑劑，為他擴展交往和生存的空間創造了便利」。
《貨幣哲學》
《金瓶梅》產生於貨幣地租徭役取代實物地租與徭役的萬曆九年之後，它所表現的人與人的關係已由主觀化趨向於客觀化，故而較之以前的文學作品所描寫的人的關係更趨向於個體性與自由。
《金瓶梅》中人的自由突出表現於西門慶身上。西門慶在與地位高於他的人交往中，表現出了超常的自由。
這種自由表現在他曾遭遇不少吃官司的案件，特別是三件足以將其鋃鐺投獄的案子（武大郎命案、苗青命案、楊戩誅連案）最終皆平安無事，法律並不能奈何他，他成為為數不多的逍遙於法律之外的自由人。
過去論者認為是他結交了當朝宰相蔡京，有了最硬的政治靠山。事實上比之更深的原因是他與官場上司的關係並非主觀的關係而是已經客觀化了。
這種客觀化表現在四個方面：
其一，他用金錢作為他與上司關係的中介物，這種物質屬性的中介物，在給予者與收受者中間發生第一作用，在於將二者間的關係拉近了，似乎更主觀化了。
其二，當對方接受了這一中介物後，原來的關係性質便發生了質的轉換，即原本的管與被管的行政隸屬關係、執法者與受法者的主受關系統統轉換為一種互利的利益關係，即具有商品交換性質的交換關係。
其三，由於商品交換內含著等價的平等原則，所以，互利將上下關係拉向平等關係，官銜的大小、法律的界線、是非曲直等統統被互利的利益關係擺平。
其四，這種拉向於平等的互利關係，使地位低下的一方獲得了自由，西門慶通過金錢這一中介物，使對方獲得利益，自己換來了自由。
這說明那時可以交換的商品不僅僅是市場中的生活必需品，而是擴展到了市場之外的政權領域，權力與金錢成為了可以自由交換的商品。
同時也從有形的商品擴展到了無形商品，攻入了貨幣最難以攻破的堡壘——仁義道德的精神領域，貨幣成了無所不能的萬能物了。
於是貨幣的擁有者就像用貨幣換取自己的需求品一樣，換取實現自己欲望滿足的一切，體現交換者的自由。
西門慶擁有貨幣數量愈大，他在運用金錢實現自己生活欲望的能力便愈強，他的交往也隨之愈加廣泛，自由的空間愈大，自由度也愈高。
「『貨幣形式』的財產錢財最大程度地縮小了對人的存在的影響，賦予人以最大的自由。」
「個人的自由是在人際關係的互動中的自由，人與人交往的可能性越多，交往圈子越大，就越擁有自由。」
《金瓶梅》中的核心人物西門慶所以擁有相對較大的自由，是由於他佔有金錢愈來愈多且能得以有效使用的緣故。
四
商業文化的「求新尋變」的變革精神在《金瓶梅》中呈現兩個層面的展開。
一是書中人物不安於現狀的求新尋變的變革意識。
在與西門慶有性愛關係的女性中除吳月娘外，沒有一位是安於現狀的，她們總是尋找改變生活的新途徑，一有機會便不肯放過。
李瓶兒擺脫花子虛、寄身於西門慶，當改嫁西門慶受阻後又委身於蔣竹山，驅逐蔣竹山，再投入西門慶懷抱，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滿足強烈的性愛生活的願望。
龐春梅受寵於西門慶，得愛於潘金蓮，西門慶這個靠山倒塌後，她又與潘金蓮開始了與西門慶繼承人的新生活，當吳月娘將她像釘子一樣拔掉後，她入了守備府，一步步躍入周守備夫人的高位。
《西門慶與龐春梅》
而孟玉樓的兩次改嫁更顯示出一位女子尋求新生活的膽識與智慧。作為男子漢典型的西門慶，更是一位野心勃勃的商人。
他最大的特點是從不服輸的自信與從不滿足地攀躍，生財之路一條條地鋪開，鋪子一個個地增加，經營品種不斷擴大，經營方法日趨多彩，官場關係網一天天鋪展……所有這些正是對他開拓意識、尋新求變的變革精神的最好註腳。
另一方面作為一部文學作品所體現的「求新尋變」精神則是與農耕文化的淡去、商業文化人主而引起的表現形式上的新變化。
這種新變化就是「平俗化」與個體自由化的形式表現。「平俗化」是貨幣經濟的必然產物，它「作為衡量社會經濟價值乃至個體價值的標準，以客觀化、量化和平均化的導向滲透經濟、文化和精神生活。」
這種滲透是通過交換來實現的，貨幣在交換中體現出了它特有的等價性質，從而使一切商品在等量貨幣面前一律平等。
「貨幣使一切形形色色的東西得到平衡，通過價格多少的差別來表示事物之間的一切質的區別。」
「它平均化了所有性質迥異的事物，質的差別不復存在。」
正因它具有抹平所有事物質的差別的功能，所以極易將社會形成的尊卑富貴之等級通過交換而拉向平等，同時也將高貴典雅的文化在商品經濟環境下拉向平等化、平民化、通俗化。
再者，在商品經濟時代，當商品的交換成為每一個人離不開的生活的一部分時，貨幣也就像商品一樣充斥於生活的每一個角落。
這種貨幣的普遍化也支撐著反映城市（經濟）生活的文學走向市民化、通俗化了。《金瓶梅》的平俗化突出表現於五個方面：
其一思維視角的下移，以往的帝王將相和英雄退出視線，凡夫俗婦、市井小民成為關注的新群體，聚焦於一個被農耕文學長期卑視的商人家庭，從此開拓出了文學表現的新綠野。
其二，故事的平俗化，常見於農耕文學中的朝廷興衰、軍事徵戰、忠奸鬥爭的故事被轉換為「市井之常談，閨房之碎語」。
其三，表現材料的平俗化，藉以敘事抒情的不是士大夫們熟悉的「四書」、「五經」、「子云」、「太史公曰」，而是市井平民愛聽樂見的戲曲、豔詞、小調，俗講、燈迷、酒令。其四，語言的平俗化，不僅完成了文言到白話的歷史性轉變，而且將書面語言與口語合流，方言、俗語、俚語、歇後語被自如地運用於人物對話中，洋溢著清香的泥土氣息與鮮活的生命力。
其五，審美趣味的平俗化，創作者、書商都有一種適應讀者趣味的心理趨向，易聽、易懂、好奇、多變、好玩、快樂成為作家表現的興奮點。
而西門慶及其身邊人的愛財好色以及故事情節的離奇多變正是迎合市民心理的產物。
平俗化與個體、自由化是個體與他人關係的一種表述，個體與他人關係由商品交換規定著，交換本身首先是為了滿足持幣者個體的願望，在滿足個體願望的同時也滿足了他人的願望。
在這裡個體是第一位、第一性的，他人是間接的第二位的。正因個體是第一位的，所以敘述者將個體放在了關注的核心。
於是，敘事出現了如下轉移：一是敘述視角由群體轉向個體，由編故事轉向寫人，由寫性格轉向寫人性，再到通過心理描寫顯示人的個性。
《金瓶梅》中的許多情節是從人的性格生發出來的，刪去它不影響故事的連貫。如第27回，寫潘金蓮向西門慶討一朵瑞香花突出其愛「掐個先兒」的個性。
不少用來寫人的素材與手段也與情節的發展關係並不很大，如寫夢境，寫小曲兒、寫演戲等等。
正因個體處於第一位，正因持幣者買商品首先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所以持幣者在滿足自己需要的同時也獲得了個人的自由。
在滿足別人需要的同時，也給別人帶來了自由，故而個體的自由同樣是處於第一位的，他人的自由是間接的第二位的。
正因個體自由是第一位的，故而在敘事思維中也成為了第一位的。其結果是以人物為描寫中心，構成故事鏈、情節線，所寫的人物也多是自由的人物，如王六兒、西門慶、李瓶兒、龐春梅等。
而要使主要人物的個體自由得以表現，又需要情節敘述有相應的方法，這些方法歸根結蒂是思維方法，於是造成思維方法和結構的如下變化：其一時空思維由粗獷到精細。
《金瓶梅》（齊魯書社出版）
具體說空間思維由過去小說的以跳躍式為主變為以空間的相對集中為主，以清河縣和西門府為舞臺展現人物故事活動；由單一的現實空間轉變為象徵性空間，如玉皇廟和永福寺相輔相成的對立象徵意義以及妻妾房層位置前後的象徵意義等。
時間思維細密化，由以年月的跳躍性為主，變為以逐日記事為主（特別是逢年過節），跳日跳月為輔。
其二，由單一線性思維到多維發散性思維。
多維原於對個體人的關注，關注的人多、類型多，就易形成思維的多元多維。
書中主要人物如潘金蓮、李瓶兒、孟玉樓、應伯爵等都形成自己的性格史和故事鏈，穿插交匯於西門慶故事的主流之內。
或以西門慶為主線，以官場故事、商場故事、情場故事為輔線，由西門慶及其隨從玳安、蔑片、媒婆等貫穿於其間，循著因果報應的鏈環而形成環式網狀結構；
由平面線性結構變為以西門府為核心向清河縣、山東省、全國層層輻射開去的明暗結構相映的立體發散性結構，從而形成《金瓶梅》新敘事模式。
至於一件事拆散分多回插敘，一個空間敘述多件事，多事多色雜間，多線交纏，草蛇回線、前伏後映以及意象組合智慧、長於捕捉人物心理、營造聲音形象等都顯示出作者手法的靈活、心智的機巧，處處體觀出一部書「求新尋變」的變革精神。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金瓶梅》作者通過「看官聽說」和回前回中或回後韻文體現出對書中人物的好惡臧否態度，標明他有著明確的勸善懲惡的創作意向。
然而，在對故事的敘述中又往往流露出對好貨好色者的豔羨讚嘆，常常形成理性與非理性的不一致乃至矛盾狀態（譬如小說第82回「陳經濟畫樓雙美」一段的敘述等）
然而動人處在於故事本身而不在於貼上去的說教，在理性與非理性二者之間，人們更相信非理性的真實。
同時，我們不得不承認作品滲透著作者的善惡有報的因果報應思想，然而細心分析其所謂的報應最終並不能體現惡有惡報的公理，相反，西門慶、李瓶兒、王六兒、韓愛姐等都有了好的去處。
作者並未讓西門慶家庭徹底慘敗，這也足以說明作者的同情心還是在於男女主人公身上。
正因如此，我們的分析以人物形象與故事本身的客觀敘述為依據而不是作者的表面說教。
由以上分析而知，《金瓶梅》一書非但沒寫以積攢為命的慳吝鬼、看錢奴，相反卻表現出對這種看財奴的卑視、厭惡，且鮮活地描寫出了能花能掙的商人形象，表現出錢是活的、在交換流通中增值的嶄新貨幣觀，完成了農耕文化觀向商業文化貨幣觀的轉變。
伴隨這類貨幣觀念的轉變的是消費觀念（奢侈、快樂消費的消費觀）、價值觀（以「金錢至上」為中心的好利輕義的價值觀）、審美觀（以自由、快樂為中心的審美觀）等一系列觀念的變化，從而體現出與「重義輕義」的穩定性的農耕文化的根本不同的「重利輕義」的「尋新求變」的商業文化的精神面貌，完成了由「發乎情，至乎禮義」的農耕文學到發乎情，至乎利益，尾乎禮儀的商業文學的歷史轉型。
本文作者 許建平 教授
註：[1]《金瓶梅詞話》，香港太平書局1982年版。[2]（德）西美爾《橋與門——西美兒隨筆集》，涯鴻、宇聲譯，三聯書店1991年版。[3]（（德）西美爾GeorSimmel）著《貨幣哲學》（《PhilosophiedesGeldes》）陳戎女《譯者導言》，華夏出版社2003年版。[4]許建平《金學考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文章作者單位：上海交通大學
本文由作者授權刊發，原文刊於《金瓶梅研究》第八輯，2005，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轉發請註明出處。
（數據採集 黃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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