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937年納粹德國慕尼黑「墮落藝術展」代表了納粹毀謗現代藝術的頂峰,而展覽現場是理解這次行動的重要歷史空間。本文節選自馬裡奧- 安德烈亞斯·馮·盧第西奧的文章,《1937慕尼黑「墮落藝術展」——展覽重構》(EntarteteKunst, Munich 1937——A Reconstruction),根據歷史材料分析展覽過程並對其進行圖表式的重構。此次翻譯節選了其中對1937年慕尼黑「墮落藝術展」二樓分展廳的介紹性文字,並刪減了部分史料分析。院外此後還將推送完整版以及相關材料。
文|Mario-Andreas von Lüttichau 初譯|舒星 校訂|立群 責編|BAU
1937慕尼黑「墮落藝術展」展覽重構|節選|1991
本文4000字以內
第一展廳
展覽開始於二樓,觀眾需要通過一條狹窄的樓梯。緣級而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路德維希·吉斯(Ludwig Gies)的《基督受難像》(Kruzifixus)。這尊雕塑尺寸比真人更大,主宰了整個二樓平臺。其背後牆面上覆蓋著紅布,整體布置極具戲劇性,使得雕塑具有一種壓迫感。雕塑矗立在布包的底座上,上面釘著呂貝克大教堂的內景照片。照片顯示了1921年這件雕塑剛放置好的樣子。由於後來發生了公眾抗議,藝術家擔心雕像可能會受損,便將其借調到了呂貝克博物館。
第一展廳展出的是宗教主題的作品。在埃米爾·諾爾德(Emil Nolde)的紀念性雕塑《基督的一生》(Leben Christi)下方題寫著嘲弄性的評論,「中心派原則下的瀆神」。這段評論是對藝術與博物館雙方同時進行的控訴。
圖1 | 基督受難像 | 路德維希·吉斯
第二展廳
第二展廳比第一展廳面積小很多,裡面只包含猶太藝術家的作品,譬如楊科爾·阿德勒(Jankel Adler),馬克·夏加爾(Marc Chagall),還有拉薩爾·塞加爾(Lasar Segall)。所有作品都不論主題混置在一起 ,放在「對猶太種族靈魂的揭露」這一標題下。這間小房間盡頭的牆面上大段引用了希特勒與羅森貝格的言論。這些引用斬釘截鐵地宣告了元首及其「文化戰士」領袖的決心:從「運動」的開始,他們就將對「無能者和江湖騙子」、「猶太人和馬克思主義者」,也就是這些展出作品的作者,絕不留情。在展出畫作的對面,即房間的南牆牆面上,張貼著一系列評論、引用、名單和照片。這其中包括了一張題為「文化布爾什維克的戰鬥命令」的名單,其中包括許多名人、藝術家和建築師的姓名。每一個名字後面都附有解釋性的注釋,比如猶太人、建築師、包浩斯教師等等。展覽方惡意引用了1933年以前的帝國藝術專員埃德溫·斯洛布(Edwin Redslob),喬治·格羅茨(George Grosz),庫爾特·艾斯納(Kurt Eisner)這些藝術史家的言論,和 A. 奧多(A.Udo)的「布爾什維克行動宣言」,以此來揭露所謂的「德國文化的對手和破壞者」的思想。此外,魯道夫·貝林(Rudolf Belling),馬克思·佩希施泰因(Max Pechstein)和莫裡茲·梅爾澤(Moritz Melzer)的照片都被釘到了牆上。這些照片至今都沒有被找到。
圖2 | 基督的一生 | 埃米爾·諾爾德
第三展廳
第三展廳裡,南牆被從中打斷,突出了一塊較寬的隔牆(可能是為了掩藏幕布後面的石膏像《勝利女神》(The Nike of Samothrace))。臨時牆面上半部分有一排特大號字體的聲明,製造了一種按圖像學或者主題順序分類的觀感。由卡爾·霍費爾(Karl Hofer),恩斯特·路德維希·基希納(Ernst Ludwig Kirchner)、保羅·克萊因(Paul Kleinschmidt)和奧託·穆勒(Otto Mueller)製作的裸像被冠以「對德國女性的(?)」與「理想型——白痴和妓女"之名。更多的此類標語,如「對國防的蓄意破壞」,被用來介紹基希納的《作為一個軍人的自畫像》(Selbstporträt als Soldat)。並且主辦方為了追求煽動性而將其改名為:《士兵與妓女》(Soldat mit Dirne)。此外,「對德國偉大戰爭英雄的侮辱」被用來描述奧託·迪克斯(OttoDix)對戰爭恐怖的控訴之作,《傷兵瘸子》(Kriegskrüppel)和《戰壕》(Der Schützengraben)。在一種刻意編造下,基希納,佩希施泰因和卡爾施密特的作品在「猶太人眼中的德國農民」的標題下被展示。穆勒、諾爾德、佩希施泰因的另一組作品受到的批判則有些令人費解。評論寫道,"猶太人對混亂的渴望反映了其自身——在德國的黑人成為了墮落藝術的種族理想。」同一敘述脈絡下的更多評論,尤其是希特勒和戈貝爾的見解,佔據了牆面上的4個部分,為納粹反現代主義運動的邏輯進行了詳細說明。
在希特勒對現代藝術的「戰鬥」中,希特勒對達達及其圈子給予了特別關注。在1934年的紐倫堡黨集會中,他如此怒斥,「所有的立體主義、未來主義、達達主義還有諸如此類的廢話,不論在種族層面亦或國家層面上都是不可忍受的。」他的這一段評論就展示在「達達牆」的正對面,可見主辦方對其極大的重視。格羅茨(Grosz)的宣言,「要嚴肅對待達達!這是值得的。」橫跨於牆,嘲諷之意溢於言表。其下塗繪著放大過的瓦西裡·康定斯基作品的局部。康定斯基被離譜地歸為了達達派,與庫爾特·施維特斯(Kurt Schwitter)的《紅心教堂圖》(Merzbild)和《戒指圖》(Ringbild),保羅·克利的《沼澤傳說》(Sumpflegende),兩冊期刊《達達》(Der Dada),還有李察·海茲曼(RichardHaizmann)未命名的大理石雕塑混在一起湊齊了全套。主辦方大概打算表明任誰都能創作達達藝術或者是康定斯基的構成藝術,並據此推斷這種作品毫無價值。有一張預展時希特勒、齊格勒、維爾利希(Willrich)、漢森(Hansen)、海因裡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等人在達達牆上前面留影的照片。照片內容顯示,施維特斯、康定斯基和克利的作品本來是被歪歪扭扭地懸掛在牆上。但後來的照片證明最終展覽時布展安排不再如此,也許有人認為這樣的安排意圖過於明顯。
圖3 |第三展廳南牆陳設及達達牆
第四展廳
第四展廳中,作品沒有按照主題或者藝術家分類,牆上填滿諷刺性標語、評論或者元首關於現代藝術的演講語錄。在這裡,主辦方將其行動限制於說明藝術家、題目、博物館還有收購價。從牆上各分區的照片看,這種描述不算是脫離了這裡的語境——這裡的展示方式更加「冷靜」,更少煽動性。此處展示的作品大都屬於青騎士畫派——埃裡希·黑克爾(Erich Heckel)、基希納、諾爾德、佩希施泰因、施密特·羅特盧夫(Schmidt-Rottluff),還有克裡斯蒂安·羅爾夫斯(Christian Rohlfs)。這個展廳還有另外兩件著名的繪畫,貝克曼的《海灘》(DerStrand)和科柯施卡的《暴風雨》(Die Windsbraut)。
圖4 | 第四展廳
第六展廳與第七展廳
二樓最後兩個展廳的內容和布置在展覽開幕後不久就改變了,所以無法還原其細節。
第六展廳中的作品沒有題目。只有很少幾件展品向觀眾提供了作品信息。整個系列也沒有附上展籤。而關於展品之前的收藏歷史,主辦方強調的重點是齊格勒和委員會沒收展品時的情況:「1937從慕尼黑國家畫廊陳列移除」,「1936從漢堡藝術館陳列移除」。有趣的是,諸如「1936交換獲得,柏林國家畫廊」或者「1934科隆獲得」等內容表現出這些博物館即使在1933年納粹上臺,且在違抗納粹黨會議上宣布的一系列文化政策情況下依然在收集當代藝術。
第六展室的整個南面牆都是羅維斯·柯林斯(Lovis Corinth)的作品。其作品上方的題詞寫著:「文學、商業目的下的墮落」。藝術家的名字一開始題寫在繪畫旁邊,開幕式以後又被擦掉,或者從照片上能看出,是被紅色貼紙掩蓋,稱其是「以德國勞動人民的稅收購買」。在柯林斯的瓦爾興塞的風景畫下方是一個狹窄的玻璃展櫃,大概於7月23日安裝。根據霍爾辛格所說,其中包含了柯林斯(Corinth)和威廉·勒姆布呂克(WilhelmLehmbruck)的作品照片。勒姆布呂克的《大型的屈膝女子》由其遺孀贈予慕尼黑市立美術館,於7月22日曾在此展出,而一周後由於不明原因被移走。作品在運輸中受到了極大的破壞:「柱基上全是碎片」(霍爾辛格)。在《大型的屈膝女子》下方的照片是勒姆布呂克的《坐下的青年》,這座收藏於曼海姆的雕塑在7月8日被沒收,7月29日運往慕尼黑,頂替了挪走的《大型的屈膝女子》。在西牆上的是一幅著名的作品,馬克的《藍馬之塔》(Turm der blauen Pferde)。旁邊標籤寫到,「從陳列中移除,1936,柏林,太子宮」。從霍爾辛格與漢夫施丹格爾的通信以及勒夫在7月21日與22日參觀展覽後的筆記中,可以了解這個作品在展覽開始頭幾天的遭遇。這幅畫在「德國軍官聯合會」向「德國文化戰鬥聯盟」提出抗議以後被撤出展覽。抗議中指出馬克在大戰中為第三帝國的服役有著卓絕的表現並被授予鐵十字勳章、一等銜,並且在凡爾登戰役中犧牲;不應與如此醜惡的展覽有所牽連。(馬克的其他四件作品,在開幕後很快從第七展廳挪到了第六展廳,繼續展出。)
空曠的牆面被展覽的增補展品,柯林斯和諾爾德的兩幅畫作所填補。曾經懸掛於同一展室東牆的霍弗的《帶蔬菜的靜物》(Stilleben mit Gemüse),也被撤出了展覽。同一面牆上,沃納·舒爾茨(Werner Scholz)的三聯畫與沃爾(Voll)的一件木刻同樣在展覽結束前被撤出展覽。
圖5 | 大型的屈膝女子 | 威廉·勒姆布呂克
在第七展廳的大門上方是如下文字:「他們有4年時間」——這是對希特勒發言的引用。希特勒在1933年2月1日上臺時的發言中總結到:「現在,德國人民,只給我們4年時間,然後就將評判我們。」這個展廳中展出的是學院派教授的作品。這些教授由於作品引起納粹的不快而失去職位,有些甚至早在1933年就已經發生。不幸的是,目前為止只有一張第七展廳的照片,所以不可能有更為詳細的展覽復原。「這就是教育德國青年的教師」的標語寫在這樣一群人的作品上面:佛羅倫斯羅馬別墅的名譽館長——漢斯·普爾曼(HansPurrmann),1937年從慕尼黑學院免職的教授——卡爾·卡斯帕(Karl Caspar),杜塞道夫學院教授——卡爾的夫人瑪利亞(MariaCaspar-Fisher)、保羅·賓德爾(Paul Bindel)、沃納·霍伊澤(WernerHeuser)、海因裡希·瑙恩(Heinrich Nauen),埃德溫·沙爾夫(Edwin Scharff),漢諾瓦學院——弗裡茨(Fritz Burger-Mühlfeld);柏林學院——格奧爾·施林普夫(Georg Schrimpf)。同一個房間裡還有鮑拉·莫的遜-貝克(Paula Modersohn-Becker)和愛德華·蒙克(Edvard Munch)的作品。似乎奧古斯特·麥克(August Macke)的作品一開始是在第七展廳,在另一個軍官的抗議下被移除。麥克也是鐵十字勳章,一等銜的獲得者,死於1914年9月香檳戰役。
根據拉韋所述,有大量展籤和評論被粉刷遮蓋過,儘管它們仍然可見並能夠辨認。他對這種結果上的混亂作出了如下評論:「這些標籤顯然表明了展覽主辦方並不僅僅關注藝術本身,也在向公共藝術體系發起攻擊。他們對於『第三帝國教育部』懷有一種特別明顯的不滿……在題詞發生的諸多改變中洩漏出展覽組織者某種程度上的不確定性。」
版權歸譯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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